1979年12月的一天，龐中華迎著料峭的寒風，從信陽火車站把受命擔任《談談學寫鋼筆字》責任編輯的趙春堂接到了地質隊。風塵僕僕的老趙，披著一件舊棉大衣，北方人特有的寬闊臉龐洋溢著樸實的笑容，這使第一次接觸出版社編輯的龐中華感到十分親切。在地質隊的陋室裡，二人同吃同住。
白天，龐中華到隊部上班，晚上與老趙促膝交談，討論如何修改書稿。從版心尺寸、文字內容到標點符號，逐字逐句地斟酌推敲。有時談到很晚，不免飢腸轆轆，便就著火爐烤兩個饅頭，權當夜宵。十多個夜晚過去，老趙的挎包裡裝著改就的書稿離開信陽，擠上北去的列車。此後，二人又頻繁地書來信往，進一步使書稿完善。
在等待書稿付梓的日子裡，龐中華的命運也發生著微妙的變化。1980年春天，全國職工開始調整工資。在那個乍暖還寒的時節，由於歷史的原因，十年「文革」的幽靈尚在一些角落裡徘徊。在地質隊裡，職工們一致通過給龐中華晉升工資，但個別小有權勢的人卻「左」得出奇，見不得他顯露頭角，說他寫書是「不務正業」，是「資產階級名利思想作怪」，硬要把他從調資榜上刷下來打入另冊。
此事驚動了中共信陽地委書記劉玉齋和市委秘書長魯嘉賓，也使得遠在津門的出版社編輯趙春堂憤憤不平。當《談談學寫鋼筆字》的第一本小樣印出來後，老趙多了個「心眼」，他沒有直接寄給龐中華，而是把它寄給了劉玉齋書記。
劉書記拿著這本樣書，多次利用地委召開各級幹部會議的機會，以龐中華為例，闡釋鄧小平關於「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論述，呼籲人們清除頭腦中「四人幫」極左思潮的流毒，打破藩籬，給人才成長營造良好的氛圍。在信陽地委領導的直接幹預下，歷經了長達半年的折騰，地質隊的領導終於被迫給龐中華晉升了工資。雖然每個月工資僅增加了6元錢，但對龐中華來說，卻是參加地質工作15年來的第一次，更由於其間的坎坷，他把它看作是道義和良知的勝利。
1980年7月，《談談學習鋼筆字》一書終於正式出版。適才從十年浩劫造成的文化荒漠中蹣跚而出的人們，乍一看到這本新穎而實用的小書，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熱情。第一版印行40萬冊，剛擺上各地新華書店的櫃檯，短短兩月內便一銷而光。出版社為滿足讀者，不得不一版再版地加印，並且還組織了專門的郵購隊伍，為讀者辦理大量郵購。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累計發行到1800萬冊。
《談談學寫鋼筆字》一書的出版，龐中華得到了420元的稿費。那時候他正在北京，用390元自購了1000本書，用於分贈朋友。餘下的錢，買了張返回信陽的火車票，又和責任編輯老趙在新街口喝了兩杯啤酒，算是感謝和慶賀。與書的火爆熱銷形成強烈反差的是，他回到信陽，迎來的仍是一些人的白眼。地質隊那個仍沒有跳出「左圈兒」的頭頭，對他不無嘲諷，說他是「名利雙收」——「名」者，是說他一個小小地質隊員，姓名竟上了書的封面；「利」者，是指他一本小書，竟得了相當於當時一個普通工人一年工資的稿費。這在那時尚且閉塞的豫南小城信陽，一時成為人們議論的焦點。有人甚至冷語相向，說：「哼！下次『文化大革命』，當心掛黑牌遊大街！」
龐中華沒有理會這些。因為那時的中國，畢竟已告別了「萬馬齊喑」的年代。些微的暗流殘冰，不足以阻攔大江的奔騰。1980年11月29日，《人民日報》率先刊發題為《書法的新品種——鋼筆字》的文章，對龐中華《談談學寫鋼筆字》一書給予了熱情洋溢的評論。一石激起千層浪。緊接著，《中國青年報》《光明日報》以及河南、江蘇、四川的報刊、電臺、電視臺等，紛紛對《談談學寫鋼筆字》一書和龐中華作了專訪和評論。
龐中華的名字，終於又一次走出了大山。（谷文雨、周亞非。連載06。待續，敬請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