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4月24日，許許多多的亞美尼亞人民遭到了土耳其人的屠殺，事後統計有超過150萬亞美尼亞人在那段時間裡被殺害，包括一些國家領導人、知識分子、作家以及醫生等社會的各界人士。無數的亞美尼亞人不得不離開了自己的家鄉，後來這場屠殺被歷史學家們稱為種族滅絕，不過土耳其人堅持認為他們的目的不是為了滅族。亞美尼亞人的遭遇也受到了美國人的同情，在那個年代同情亞美尼亞人也成為了美國文化的一部分。
當時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領導的美國政府當即決定為那些難民們籌集各種物資和救援力量，美國社會的各界人士都貢獻出了自己的力量去幫助那些難民。美國人還用挨餓的亞美尼亞人作為例子來告誡自己的孩子不要糟蹋食物。但是一戰發生後美國對亞美尼亞人的援助力度減小了很多，戰爭結束後他們又加大了援助的力度，1919年美國政府還通過了一項和近東援助組織合作的議案，史蒂夫科爾的祖父母斯坦利-科爾和埃爾莎-科爾（原名埃爾莎-雷克曼）就是那個時候加入到了援助行動中。紀錄片製作人安尼-霍瓦尼西安說：「那些亞美尼亞人原本和我們沒有任何關係，斯坦利是基督教長老會部長的孩子，那時候他在軍隊裡但不是服役狀態，他在沃爾特裡德國家軍事醫療中心當藥劑師。有人過來說了近東援助組織需要人手去奧斯曼帝國幫助難民，斯坦利毫不猶豫地就去了。」霍瓦尼西安是科爾的高中同學，她的爸爸曾經和科爾的爸爸一起在UCLA（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當老師。
斯坦利和許多有愛心的美國人一起漂洋過海去了那裡幫助難民，當時埃爾莎-雷克曼從威斯康星大學畢業後在土耳其的亞美尼亞大學教書，斯坦利在近東組織裡認識了埃爾莎並且最後相愛結婚，這個組織是專門為了幫助受難的亞美尼亞人的。
1919年斯坦利待在阿勒頗，那是敘利亞最大的城市，斯坦利的主要職務是醫療衛生官員，他要照顧那些在死亡行軍中僥倖存活下來的難民，很少一部分人能在死亡行軍中活下來，他們穿越了敘利亞沙漠經歷了飢餓、缺水、性虐待、非法買賣以及暴力虐待。斯坦利照看的人大多都是女人和小孩，後來他去了赫拉曼馬拉什參加救援工作。1920年2月法國軍方撤離了那裡，留在那裡的亞美尼亞人再次受到了土耳其人的殺害，斯坦利親眼見證了那一切，那些人經歷了持續三周的屠殺行動。1922年斯坦利和埃爾莎一起加入了近東組織的孤兒院，那裡都是亞美尼亞的孤兒，那年斯坦利和埃爾莎結婚了，一位亞美尼亞孤兒當了他們婚禮的花童，第二年那裡爆發了瘧疾，最後他們不得不放棄那裡。最後二人兜兜轉轉回到了黎巴嫩，並且在貝魯特的美國大學裡教書，斯坦利是大學生物化學系的主任，埃爾莎則是女學生的教務長，他們一共育有四個孩子，科爾的父親馬爾科姆就是在貝魯特長大的。1982年馬爾科姆成為了這所大學的總裁，隨著時間的推移，那兩個地區仍然充滿了激烈的獨立戰爭。那時候科爾正在亞利桑那大學讀書，在父親的影響下他的世界觀已經慢慢成形了。
不過年幼的科爾更關心籃球多一點，現在已經53歲的科爾很清楚長輩們對他的影響有多麼大，雖然他已經有八枚總冠軍戒指了，可是這些和父母以及家族對他潛移默化的影響有很大的關係。有段時間科爾一直待在國外，他去過法國、突尼西亞和埃及等很多國家，而他的父母經常在家裡舉行燒烤聚會，來參加聚會的有來自不同國家的人，在科爾看來那就像一個國際節一樣。科爾很清楚自己的祖父母曾經救助過很多亞美尼亞人的故事，但是他第一次切身體會到祖父母的行為有多麼大的影響力，是在一個周六晚上的亞美尼亞學校裡。那天學校的禮堂裡擠滿了很多人，其中包括了祖父母救助孩子的後代以及社會的各界人士，很多亞美尼亞人的後代可以自由地週遊世界完全是因為科爾祖父母當年的偉大行為。那是這所學校的第38屆年度晚會，整個禮堂布置得十分漂亮，因為科爾的到來這場晚會受到了很多人的重視，和科爾一起來的還有他的家人，舊金山的市長布裡德以及女議員傑基-斯佩爾也參加了這次晚會。現在是富國銀行財產抵押諮詢師的瓦漢-德魯尼亞在襯衫外穿了一件亞利桑那大學藍色球衣也來到了現場，74歲的阿納希德-卡奇安從丹佛開車來到了這裡，他的父親當年也受到了科爾祖父母的救助。
科爾作為這次晚會的榮譽嘉賓感受著本應該是祖父母的榮譽，這次晚會超過400人是來致謝的，據不完全統計這是很多年以來致謝人數最多的一次晚會，他們一一向科爾表達著對他祖父母的感激之情。科爾接受著這些人的膜拜，那一刻他代表著祖父母，很多人都和科爾分享了當年的故事，並且多次感謝了科爾的家族。聖荷西大學總裁瑪麗-帕帕齊安說：「現場有一種十分感人的能量，我比較了解科爾家族的故事，他們家族做過很多偉大的事情，那場晚會的意義很特殊，許多人積攢了很多年的感激之情都釋放了出來。」
科爾很喜歡亞美尼亞社區，他也知道家族當年的故事，他記得祖父母有一些亞美尼亞朋友。幾乎每位亞美尼亞人都在家裡掛一張阿勒山的照片，那是他們都十分堅信諾亞方舟最後停留的地方，同時這也是這個國家的象徵。那些詞尾有「ian」的姓氏一定是亞美尼亞人。當科爾知道他十分敬佩的籃球教練傑瑞-塔卡尼安也是亞美尼亞人，他感到很不可思議，並且反覆詢問了父親以確定這個事實。勇士隊助教羅恩-亞當斯出生在夫勒斯諾人，那是加州亞美尼亞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亞當斯在一次客場之旅中和一些人聊起了科爾家族的故事，他們都對此十分感興趣。
科爾的祖父斯坦利還寫了一本書叫《The Lions of Marash》，這本書在1973年出版後成為了亞美尼亞人的必讀著作，書裡有斯坦利對於當年亞美尼亞人被屠殺的一些目擊證詞。科爾祖父母當年為了救助那些人冒了很大的風險，後來那些孩子們成為了各行各業的精英。這場晚會最動人的時刻應該是紀錄片《科爾：和平的勇士》預告片放映的時候，這部紀錄片很快就要完成了。其中有個片段是科爾祖父在信中的一段話被念了出來，在場的所有人都被感動了，科爾也留下了淚水，那天距離科爾的祖父寫下這封信已經過去了99年。
信的內容如下：今天晚上是這個冬天最寒冷的一天，許多倖存下來的亞美尼亞人打算繼續向外面逃亡，他們有很多人都會死在土耳其人的迫害下或是嚴酷的寒冬，我們收留的孤兒和老人會繼續和我們待在一起。也許通過我們的努力，可以幫助一些倖存下來的亞美尼亞人，保住他們的性命。假如土耳其人無視我們的國家和財產，我們會和他們戰鬥到底，過去幾周的屠殺勢必會成為歷史的汙點。無論將來會發生什麼，我已經做好了犧牲的準備，死亡對我來說並不可怕，愛和希望能幫助我戰勝這一切。——斯坦利
這些置之死地而後生的話觸動了全場所有人，同時也喚醒了科爾對於自己祖父的記憶。祖父去世的時候，科爾才10歲，在他印象中祖父的手特別巧，祖父每次從新澤西州普林斯頓走很遠來加州看他時，總會幫助他修建點什麼。科爾記得自己當年和祖父買了木頭和金屬網修建兔子籠的情景，他很清楚祖母埃爾莎是多麼得善良，她總是會給科爾做他很喜歡吃的菜。科爾說：「對那些人來說我的祖父母是英雄，不過對我而言他們就是我的祖父母。」
在宴會結束的時候，科爾和家人以及當年亞美尼亞人的後代一起跳了亞美尼亞的傳統舞蹈，他們一起手拉手享受著生命的快樂。前段時間科爾又一次參加了這樣的活動，前來感謝的亞美尼亞人還給他送了一座諾亞方舟的小雕像作為紀念物。科爾說：「我是在海外長大的，接觸過很多國家的人，對自己家族的背景也很了解，可能是家庭環境讓我學會了用更遠的目光看待身邊的一切，我可以更好地理解人們的行為。其實人們的內心很大程度上都是相通的，大家來自不同文化的國家和教育背景，但這並不阻礙我們可以聯繫到一起，而體育運動就是最好的方式之一。人們可以因為體育的很多東西聯繫到一起，無論是因為某支球隊還是某位球員，兩個人可以通過體育文化建立一種感情上的紐帶。比如史蒂芬-庫裡在全世界都有很多球迷，他們都因為庫裡產生了某種聯繫，還有凱文-杜蘭特也有很多慈善行為，他們對球迷們產生了發自內心的影響。那些受球星影響的年輕球迷們，正在球星的積極影響下朝著更好的方向發展。」
霍瓦尼西安在製作紀錄片的時候，對科爾家族的一些人進行了訪問，她還看了斯坦利和埃爾莎當年寫的很多信，其中有一封信中寫道每當他用打字機寫一個字的時候就可以聽到一聲槍響。正是這些信讓亞美尼亞人當年經受的苦難被更多人所了解，當年的歷史不會被埋沒，他們在失去家鄉後流浪到了世界的各個地方，但這依然改變不了他們身為亞美尼亞人的事實。不過他們國家的文化丟失了很多，亞美尼亞許多的文化遺產都流失了，例如這個國家的語言和教堂。
1991年蘇聯解體後，亞美尼亞共和國成立，但是這個國家以前的土地大多被土耳其佔領了。霍瓦尼西安的名字來源於以前亞美尼亞王國的首都阿尼市，阿尼表示這座城市裡有1001座教堂，那裡的宗教建築曾是世界上最先進的，現在土耳其人成為了這座城市的主人。亞美尼亞宗徒教會的人在阿尼教堂住了有半個世紀，現在以前的那座圓頂基督教堂已經廢棄了。
亞美尼亞種族當年遭遇大屠殺的真實性遭受到了人們的質疑，但是科爾祖父母的信成為了那場屠殺的有力證據，當年的很多故事都在信中被保留了下來，世界應該知道當年的一些真相，這也是紀錄片最大的作用之一，在紀錄片《科爾：和平的勇士》的預告片中，導演從幕後的視角介紹了屠殺一開始的發展。霍瓦尼西安說：「科爾祖父母的日記非常真實也很偉大，他們在各個地方救下了很多人，為了更多人的生命他們可以冒著生命的危險。在晚上他們把自己的經歷都寫了下來，這是他們留給那些亞美尼亞人的財富。我的祖母是個孤兒，在她六個月的時候自己的雙胞胎姐妹被人帶走，從此便失去了消息，我的祖父有8個兄弟姐妹，當他多年後重新回到村裡時，所有人都離開了。像這樣的故事是你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聽了，總有些人覺得這些是編造的，不過幸虧科爾的祖父母給我們留下了最真實的證據，當年是很多像科爾祖父母那樣的美國人幫助了亞美尼亞人。」
原文：Marcus Thompson II
編譯：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