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美尼亞石榴藝術：絲路文化交流的見證與民族精神建構的符碼
郭茂全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絲綢之路中外藝術交流圖志」（項目號：16ZDA173）階段性成果。
作者：郭茂全，蘭州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摘要：絲綢之路上的亞美尼亞是石榴藝術非常豐富的國家，石榴形象表現在繪畫、雕塑、影視、陶瓷、掛毯等藝術作品和工藝品之中。石榴圖案的藝術載體、組合方式都體現了創作者的藝術觀念與審美理想。石榴藝術是絲路文化交流的見證，也是亞美尼亞民族精神呈現與故土情結表徵的文化符碼，它與亞美尼亞的歷史傳統、宗教信仰、政治語境等文化生產機制緊密關聯。
關鍵詞：亞美尼亞；石榴藝術；絲路文化；民族精神；生產機制
自然物種在絲綢之路上的生長、培育、撒播和交換，社會群體在絲綢之路上的生息、居住、流動和遷徙，共同構成了絲綢之路上豐富的文化景觀。隨著絲綢之路上使者的往來、商旅的貿易、族群的遷徙，石榴、葡萄、無花果、櫻桃等物種開始了跨文化的「旅行」，成為絲綢之路文化交流的「使者」。「小麥」「榴花」「撒馬爾罕的金桃」「安息香樹」「邛竹杖」「茶」等植物及其衍生產品的流播成為絲綢之路文化交流的典型符碼。
石榴屬於落葉喬木，單葉，通常對生或簇生，圖案中的石榴葉多呈對稱圖形。花頂生或近頂生，聚傘花序，多皺褶，藝術作品中的石榴花紋依此生成。石榴每年可抽枝二至三次，每抽枝一次就開一次花，但只在第二次抽枝開花時因熱量、水分、養料的充足，石榴樹才會結出大而甜的榴實。榴的果實近似球形，頂端有宿存花萼裂片，因榴實的甘甜味道與獨特形狀，石榴藝術中的圖案多以榴實為主，石榴的宿存花萼裂片圖形與石榴籽圖形是石榴圖案區別於其他水果圖案的顯著標誌。石榴適應性強，容易繁殖，其繁殖方式為插枝與壓條，用扦插或分株繁殖的苗木，栽植三四年就可結果，用種子繁殖的實生苗結果則需要十多年。插柳可成蔭，插榴可成園。石榴的榴花紅豔、榴實甜美、繁殖容易等特性成為其栽種多、傳播廣的主要原因。目前，全球的溫帶和熱帶地區都有種植。
石榴是人類最早栽培的果樹之一，人類栽培石榴的歷史大約有四千多年。石榴原產于波斯及周邊地區，向西傳播到了地中海沿岸的埃及、利比亞、希臘、羅馬、西班牙等地，向東則傳播到了中亞各國以及中國。在絲綢之路沿線國家民眾的苑囿果園裡或家庭庭院中都會發現栽種的石榴樹，「波斯士兵長矛上的石榴裝飾」、「手持石榴的聖母」、「榴花西來」、「苜蓿榴花遍近郊」等現象已成為絲綢之路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事件與文化符碼。石榴以花朵鮮豔、果實飽滿、栽培容易的生物特性和以食品、藥品、祭品、貢品、禮品、藝術品的文化特性穿行於絲綢之路上，成為絲綢之路東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表徵。
石榴文化是植物生長的社會史與人類欲望的自然史的有機融合，也是豐富的自然信息與深厚的文化檔案的雙重銘刻。植物的繁衍發展為人類的生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質資源，植物不僅具有自然生命，還具有社會生命，石榴與人類現實生活的密切關聯是石榴進入人類藝術世界的前提。可以說，石榴不僅完成了物種的傳播與延續，還進入了人類的文化領域，成為藝術表現的對象與藝術表徵的符碼。「不過，隱藏在植物象徵裡的不僅僅是對它們的藥性與特點的認識。其中還包含著自然科學、宗教、哲學、民族學、文化史與藝術，它們以特別的方式匯成了一種龐雜的混合物。」[1]人們對石榴的文化記憶是多樣態的，對石榴的情感傾向也是多維度的，因此，絲綢之路藝術中的石榴形象及其意蘊具有「混合物」的特點。在人類的認知與情感世界中，栽培石榴的觸覺記憶、觀賞石榴的視覺記憶、品嘗石榴的味覺記憶相互聯通，石榴符號隱含的生命信仰、象徵的故土鄉愁、寄託的宗教情感相互交織。
亞美尼亞是絲綢之路沿線的重要國家之一，有著悠久的歷史與燦爛的文化。筆者在亞美尼亞實地考察時發現，石榴圖案在亞美尼亞無處不在，亞美尼亞可謂「石榴藝術之國」。亞美尼亞的石榴藝術是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和藝術現象，其中承載了亞美尼亞人的審美觀念、宗教信仰與民族精神，同時也顯現了絲綢之路文化交流的特點。亞美尼亞的石榴藝術包括石榴繪畫、石榴雕塑、石榴陶瓷、石榴掛毯以及其他石榴工藝品。
石榴作為「生命之樹」出現在亞美尼亞的文化圖譜中，枝葉茂密繁盛，榴實飽滿鮮豔是這類石榴樹的特徵。這種石榴形象不僅出現故事插圖中，還出現在陶瓷製品的圖案設計之中。亞美尼亞石榴的生命是一種生命的隱喻與象徵。亞美尼亞磚雕中的石榴樹是對稱性兩枝石榴枝纏繞，然後再分開，每枝石榴枝中結著一個大石榴，下面有兩個小石榴，左右對稱，這種圖形是石榴作為「生命之樹」的形象變體。工藝品中的盤子常常在盤面繪製一棵「生命之樹」。亞美尼亞的國家宗教是基督教，石榴符號常常與基督教的宗教藝術符號組合在一起。例如，石榴與亞美尼亞十字架圖案組合在一起，在「十」的夾角處各放一個鮮紅的榴實，使得圖案中的石榴成為「神聖之果」。十字架石體現了亞美尼亞的精神世界。「十字架石的魅力在於純粹的亞美尼亞民族特性，表達了他們的真摯信仰、愛國激情，與建築同步展示了高度文化，集中顯現著審美趣味。」[2]48亞美尼亞十字架石周圍也會雕刻有石榴，現存於亞美尼亞薩爾達拉帕特博物館的一塊十字架石上二十四顆飽滿的石榴。可以說，石榴的宗教象徵意味與亞美尼亞的民族精神交融在一起。
從藝術類型來說，作為「榴實之形」的藝術形象主要出現在亞美尼亞的繪畫作品、工藝品及紡織品中。石榴有時也出現在家居或庭院的鐵藝欄杆中，常在環形飾條頂端點綴紅色的鐵質榴實。石榴形象的變化形式最多，主要是榴實圖形的變化。作為水果的石榴繪畫形象，一些靜物油畫中的石榴是作為「水果」來出現的，其呈現方式或是手工編織的籃子裡盛放幾顆石榴，或是在枝葉扶疏石榴樹上長滿火紅的榴實，或是與葡萄、桃子、蘋果一起組成「水果靜物圖」。例如，亞美尼亞著名畫家赫馬亞克·哈波克揚的靜物油畫中有對石榴、葡萄、桃子、蘋果四種水果的油彩表現。亞美尼亞掛毯、地毯中的石榴圖案多為榴實，榴實或露石榴籽，或者不露石榴籽。在掛毯等織物中，石榴有時以飽滿開裂的石榴果實作為圖案。
從藝術品的材質來說，亞美尼亞石榴工藝品的材質主要是木頭和陶土，如木石榴，常見的石榴工藝品為染成紅色的木製石榴雕刻，側面露出了飽滿的石榴籽。有的製成以半個石榴造型的淺底木石榴盤，有的製成石榴形的小陶盒或小陶瓶。有的石榴陶盒的中間是鏤空的，有的在盒蓋的上繪有石榴圖案，還有的將石榴圖形繪在陶瓶、瓷瓶、瓷盤、陶杯、瓷杯以及各類掛盤上。石榴工藝品中還有石榴掛件與佩飾，紅色的石榴掛飾如十字架一樣可佩戴在人們的胸前。具有亞美尼亞民族特色的織包上不僅有石榴圖案，在線穗、拉鏈上也有小小的石榴裝飾。在色彩方面，石榴形器物以紅色為主色調，也有淺藍、淺綠、銀色等其他顏色的石榴形器物，這種「雜色」的石榴陶盒一般用於廚房裡盛放調味品。在雕塑藝術中，榴實形象採用的是材質本身的顏色，如磚雕石榴、木雕石榴等。在石榴工藝品店，店主與顧客之間的商品「買賣」中傳遞的恰恰是亞美尼亞人對石榴工藝品的普遍的「熱愛」與「紀念」。
影視作品與其他藝術作品中的石榴是一種「互文性」關係。亞美尼亞電影中的石榴形象與石榴情感也是非常獨特的。《石榴的顏色》是亞美尼亞著名導演謝爾蓋·帕拉傑諾夫1969年執導的經典影片。該影片描述的是一位十八世紀的亞美尼亞的遊吟詩人薩雅·諾瓦的故事，呈現了詩人的精神旅程，喻示著宗教、童年、慈愛、死亡對詩人精神的重大影響，作品以標本陳列式的完整呈現方式建構了一座亞美尼亞民族藝術的影像博物館。「該影片給電影藝術帶來了一種全新的審美方式，以其人物形象的構思與聲畫空間的組合方面成為電影藝術史上的經典之作。」[3]354導演帕拉傑諾夫以厚描的形式展現了亞美尼亞的宗教文明，影片成為永恆的生命祭禮的呈現。該影片的一些情節與場景都與石榴有關。一幅畫面是白布上放著三個鮮紅的石榴，鮮血從白布下面慢慢洇開，染紅了白布；一把古舊的匕首放在白布上，鮮血從白布下面慢慢滲出；一群牧師貪婪地吃著石榴，而詩人孤獨地站在旁邊看著經書。石榴的顏色、血液的顏色、生命的顏色、痛苦的顏色、愛情的顏色伴隨每一個人的一生。影片《石榴的顏色》 中的石榴形象有欲望、暴力、殺戮的革命意味，還有生產、獻祭與犧牲的宗教意味。
藝術符號與藝術形象的傳播中，相通性的藝術元素相互借鑑、相互汲取。藝術世界中石榴因物質媒介、表現符號、藝術理想而呈現出不同的形象，即使在同類藝術中也有各種變化的形象。亞美尼亞的石榴符號有變形圖案化存在、擬真圖形存在，還常常與小鳥、葡萄、基督教十字架等組合在一起，從而顯現出多元的文化意蘊。
作為「生命之樹」的石榴樹形象是由石榴樹與鳥兒組成的。石榴樹在中央，枝頭結滿了榴實，數隻鳥兒在枝頭飛翔，幾隻鳥兒飛在枝頭中啄食著石榴。數隻鳥兒落在樹下。葡萄和石榴在亞美尼亞是兩種重要的水果。曾屬於亞美尼亞而現在屬於土耳其的凡湖阿格塔馬爾島上有修建於公元5世紀的聖十字教堂，在該教堂東立面簷壁的「持杯的王公」浮雕上，就雕刻有人們採摘石榴和葡萄圖景，圖畫的下方裝飾著石榴與葡萄組成的環形圖案。[3]70在一些磚雕藝術中，石榴經常與葡萄圖案及鳥兒的圖案組合在一起，一隻鳥兒伸開翅膀，翅膀是由一串串葡萄與一顆顆石榴組成的，石榴對生的葉子則組成鳥兒的羽毛。石榴與鳥兒的另一種組合方式就是石榴樹旁邊一隻直立的鳥兒，有的磚雕中則有石榴、石榴葉、葡萄、葡萄葉交替出現組成的圖案。有些院門上的木雕圖案中，每扇門由四幅圖案與周圍的環狀紋飾組成，其中上下兩幅圖案是十字架的圖案，中間各有一幅石榴圖案與葡萄圖案。亞美尼亞的彩繪陶盤的圖案也有葡萄、石榴的組合。作為絲綢之路上的藝術交流，葡萄與石榴組合的紋飾在壁畫、服飾、雕塑等藝術作品中出現較多。例如，莫高窟第209窟的葡萄石榴紋藻井就是兩者結合的典型例子。絲綢之路是植物栽培、傳播之路，也是藝術交流、融通之路，石榴及其藝術表徵經歷了從西亞到中亞再到中國的傳播，絲綢之路上的石榴藝術因此有相似的文化基因。
亞美尼亞的石榴形象具有生命樹的意義，具有宗教獻祭的意味，也具有故土與家園的意味。亞美尼亞的石榴圖案與中國的石榴圖案有相通之處，亦有相異之處。從色彩上來說，中國畫的石榴是寫意性的，墨色多樣；而亞美尼亞繪畫中的石榴是寫實性的，多採用同成熟榴實一樣的紅色。中國的年畫與文人畫裡，石榴與佛手、桃子組合在一起，寓意多子多福多壽的象徵。亞美尼亞的石榴在藝術化的過程中，較少將石榴與人物相組合，而中國的石榴藝術中常將石榴與童子相配。在亞美尼亞，石榴也作為豐收的象徵；中國畫中的石榴圖形外，常常點綴一隻蝴蝶、一隻蜻蜓或幾隻鳥雀等，畫面充滿生命情趣。石榴以累累多籽的生物特性融入了中國人對自身繁衍的文化建構與藝術想像。中國國內將一些城鎮命名「石榴之鄉」主要源自城市品牌宣傳或旅遊文化建設的目的，而亞美尼亞的「石榴藝術之國」則源自民族的歷史記、情感創傷、故園情結等。
絲綢之路上各國的石榴藝術符號中既有流傳沿襲，也有變異創新。從波斯薩珊王朝裝飾執石榴的安娜希塔女神的銀瓶到撒馬爾罕博物館藏公元6到7世紀的紅色的安娜希塔女神陶雕，從波斯掛毯上豐富的石榴圖案到亞美尼亞織毯上的石榴藝術圖案到新疆維吾爾族掛毯上的石榴圖案、雲南苗族蠟染工藝品中的石榴圖案，都可以發現絲綢之路上石榴藝術符號的流變。「考察比較絲路上的花果紋飾，可以賞鑑從地中海到東亞的廣大地區，包括北非的埃及，歐洲的希臘、羅馬，西亞的波斯、阿拉伯，以及南亞的印度，中亞西域和漢唐中國，因絲路而發生的文明之傳承、互動和流變。」[4]亞美尼亞石榴藝術形象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植物的藝術表徵的獨特風景，也提供了一個考察絲綢之路文化交流的獨特對象。石榴在絲綢之路上跨國「旅行」的地域，也是石榴文化傳播的區域，還是石榴題材藝術得以借鑑與創造的審美空間。
藝術形象的生成既與其藝術本身的規律有關，又與藝術生產的文化機制關聯。石榴以其鮮豔美麗的花朵、飽滿晶瑩的果實、插可成園的繁殖承載著絲綢之路沿線民眾的生命信仰。在亞美尼亞人的日常生活中，石榴可以作為水果食用，可以榨成石榴汁飲用，也可以釀成石榴酒品酌。石榴不僅與人類的日常生活密切關聯，還與人類的宗教生活、藝術創作緊密相關，石榴的形象已經滲入到出生、結婚、死亡等人生儀式及審美活動中。
亞美尼亞人對石榴形象的重視不僅體現在榴形工藝品、石榴油畫、石榴雕塑等方面，還體現在文學敘事與影視敘事作品中。在亞美尼亞的傳說故事中，石榴是眾神選中的「果實」。杏樹、葡萄、梨樹、蘋果樹、桃樹、櫻桃、李樹、橄欖、石榴等所有亞美尼亞大地上的果樹都聚集於神殿裡，各種果實鮮豔而豐富，讓人眼花繚亂，眾神將決定哪一種水果是水果大賽的獲勝者。當其他果樹嘲笑石榴的果實太少時，石榴樹把果實摔在了桌子上，晶瑩甜美的石榴籽如紅寶石般一下子落到水果堆上，石榴最終贏得了大家的欽佩，也贏得了眾神的讚譽。[5]果樹或動物間的「比賽」是文學中常見的敘事範型，然而，「獲勝者」的最終選擇自覺或不自覺地表現出一個民族在特定社會語境中對石榴樹的推崇。古希臘《伊索寓言》的「眾樹與荊棘」中，石榴樹、蘋果樹、橄欖樹為哪種果樹的果實最好而激烈爭吵，荊棘聽到後 讓果樹們不要再爭吵，該故事諷喻荊棘的自不量力。與希臘寓言故事主題相比，亞美尼亞的石榴獲勝的故事既體現了石榴的「神聖性」文化基因，又體現了亞美尼亞人對石榴的情感傾向。
亞美尼亞早在公元301年就率先把基督教定為國教。「亞美尼亞的基督教化決定了亞美尼亞未來的發展道路，並開啟了一個文化藝術發展的黃金時代。它為亞美尼亞藝術的發展提供了題材、機遇和動力，並熔鑄了其審美精神。」[2]7在亞美尼亞的傳說中，諾亞方舟停靠在了亞美尼亞的阿拉拉特山，諾亞走下方舟，並在阿拉拉特山腳種下了第一片葡萄園，而今，諾亞方舟的殘片仍存放在亞美尼亞的埃奇米阿津教堂裡。亞美尼亞的國徽上就有被亞美尼亞人視為聖山的亞拉臘山和諾亞方舟。亞美尼亞因之被稱「諾亞方舟之國」。亞美尼亞的石榴藝術與宗教文化密切關聯，與宗教文化中對石榴作為神聖之果觀念有關。《聖經》中曾多處提及石榴，從列王紀、民數記，再到所羅門王寫下的雅歌中都可以看到它的蹤跡。在以色列文化中，石榴象徵正義，石榴的六百多顆籽代表六百多條戒律。《聖經》中提到，製作大祭司的禮服聖服時要求袍子周圍底邊上，要用藍色、紫色、朱紅色線作石榴，在袍子周圍的石榴中間要有金鈴鐺。在基督教信仰中，石榴在基督教中象徵耶穌的重生，聖母瑪利亞有時被描繪為持有石榴的形象，如義大利著名畫家桑德羅·波提切利的 《手持石榴的聖母》，畫作中的石榴象徵著耶穌經歷的苦難與重生及信仰的種子。亞美尼亞蓋格哈特女修道院門楣上方的外牆就裝飾著葡萄與石榴交叉組成的磚雕圖案。亞美尼亞對石榴藝術的鐘愛中有宗教信仰中「生命」「聖血」「重生」等觀念的影響，四顆榴實與十字架的組合方式就是這種觀念的形象體現。
石榴藝術是亞美尼亞人對民族精神家園的建構。公元前 2 至 1 世紀，亞美尼亞曾有強盛、輝煌、統一的「大亞美尼亞國」時期，但後來逐漸成為周邊強鄰徵服與爭奪的對象。亞美尼亞因的內憂外患使得其疆域不斷變化，現在的亞美尼亞共和國的領土僅僅是古代亞美尼亞東邊的一小部分。這種歷史命運與政治格局與亞美尼亞處在歐亞結合部的地理位置關聯。「同樣的地理特點不僅給商人及其商隊提供了便利，還給從東西兩邊來的入侵者提供了便利。亞美尼亞的政治、文化歷史決定於其地理因素，處在歐亞十字路口的亞美尼亞必然與不斷變化的鄰國發生各種糾葛。」[6]公元3世紀開始，亞美尼亞先後遭受過波斯薩珊王朝、拜佔庭帝國、阿拉伯帝國、蒙古帝國的侵略，公元 16 世紀到 18 世紀又被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統治，後又被伊朗薩非王朝和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瓜分。19世紀被俄國兼併，後成為蘇聯的一個加盟共和國。[7]數個世紀裡，亞美尼亞人或接受奴役，受人宰割，或被迫遷徙，異地求生，一直生活在動蕩不安中，還經歷了數次種族屠殺，國家歷經列強的瓜分。1915~1923年，土耳其對其境內的亞美尼亞人進行了瘋狂的滅絕性屠殺，民族的歷史創傷綿延至所有亞美尼亞民族。[8]40-41 1988年亞美尼亞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大地震，使其城市遭受重創，2.5萬人死亡，2萬人重傷，50萬人無家可歸，170家企業停產。[8]56從過去到現在，從人禍到天災，亞美尼亞國的領土不斷縮小，亞美尼亞人承受了諸多苦難。亞美尼亞的石榴藝術滲透著「阿拉拉特的憂傷」與「故國情結」。
亞美尼亞人非常注重維繫本民族的文化傳統和認同感，其民族發祥地「聖山」阿拉拉特山曾經屬於亞美尼亞，在其文化符號譜系中是民族精神的象徵。阿拉拉特山1923年被蘇聯劃給土耳其，儘管如此，阿拉拉特山一直被亞美尼亞人視為民族精神的象徵。大亞美尼亞王國曾經擁有三大聖湖，如今只擁有塞萬湖，凡湖在土耳其境內，烏魯米耶湖在伊朗境內。「外來物品的生命在這些文字描述的資料中得到了更新和延續，形成了一種理想化了的形象，有時甚至當這些物品的物質形體消失之後也同樣如此。」[9]古代的亞美尼亞的國土上大量栽種石榴，而現在的亞美尼亞疆域土地上並不盛產石榴，常常需要「進口」，但是亞美尼亞「盛產」石榴藝術品，因為石榴藝術中寄託著亞美尼亞「民族情感」。阿拉拉特山、凡湖等既成為亞美尼亞人的「民族創傷」，又在藝術世界中成為亞美尼亞人民族情感表達的藝術符碼。
「看」的凝視方式與「畫」的呈現方式承載著創作者深厚的民族情感，並成為藝術生產的文化機制。藝術的表現具有緬懷過往與追尋理想的意味。亞美尼亞裔美國現代派畫家阿什爾·戈爾基對繪畫與故國關係的理解與亞美尼亞本土藝術家的思想情感是共通的。「我們已經失去了美麗的亞美尼亞，我要在我的作品中重新擁有，……用我的畫筆使它重現於這個世界」「我試圖在我的作品中直接喚起我們祖國美麗的地理和風土人情。」[10]「重新擁有」就是亞美尼亞藝術家在選擇阿拉拉特山、石榴作為審美創造對象時的內在動機與精神訴求，石榴藝術同樣傳達著對民族精神的凝聚與民族情感的重溫。憂傷的基調不僅體現在亞美尼亞的繪畫與雕塑藝術作品中，還體現在民族音樂中。亞美尼亞的民族樂器「都都克笛」的樂曲旋律是蒼涼、悠遠、肅穆的，浸透了濃濃的悲鬱情調，當樂曲響起，聽者會不由自主地進入鄉愁記憶空間與感傷情感氛圍。「故國情懷」「家園情結」永遠流淌在亞美尼亞人的精神血脈中，亞美尼亞的石榴藝術因此具有藝術療治與精神滋養的雙重功效。
石榴的藝術符號化既是藝術創作選擇的產物，又是審美文化選擇的結果。「石榴及其藝術符號的傳播是多種社會文化力量對話、協商的結果，其中有世俗力量與宗教力量間的互滲，有物質能量與藝術精神的互感，還有藝術符號與審美形象間的互鑑。」[11]亞美尼亞人對石榴的選擇還與榴實的顏色有關，石榴的紅色與亞美尼亞人對紅色的偏愛是有關的。亞美尼亞國旗由紅、藍、橙三色組成，其中的紅色象徵著亞美尼亞高原、亞美尼亞人民為了生存和保衛基督教信仰所做的不懈努力以及亞美尼亞的獨立與自由。紅色在亞美尼亞有生存土地、宗教信仰、國家獨立等多重意味，這必然影響到人們在藝術表現中對紅色的選擇及其對石榴的喜愛與崇拜。一個國家的名信片是一個國家形象建構的重要途徑，從亞美尼亞經常展示的名信片來看，葉里溫共和廣場、亞美尼亞歌劇院、埃奇米阿津大教堂、地坑修道院、塞萬湖、加尼神廟等代表性的國家自然景觀與文化景觀圖像之外，還有亞美尼亞的石榴樹的名信片與旅遊手冊的封面或封底中的石榴圖像，可見石榴在亞美尼亞國家形象宣傳與民族精神書寫中的重要地位。「概而言之，跨越地域、國家、民族、宗教、文化的界限而共生共融，審美地表達和平與發展的信念，維護文化多樣和包容差異，和而不同，消弭隔閡，弘揚人類的真善美，矯正全球化和科技主義產生的副作用，是絲綢之路文化藝術表達的精神指向。」[12]亞美尼亞的石榴藝術中不僅蘊含著民族文化內涵與國家政治訴求，還蘊蓄著「絲綢之路文化藝術表達的精神指向。
絲綢之路藝術「構成了人類有史以來延續時間最長、延展空間最大的具有共同體特點的藝術世界和審美對象」。[13]絲綢之路藝術給我們展示的也是一幅藝術交流融合的藝術畫卷，石榴在藝術符號中呈現樣態是豐富多樣的。「榴花西來」不僅包括了作為植物的石榴的栽培歷史、食用歷史，還包含了作為藝術形象的石榴在不同藝術類型中嫁接、再生、繁盛的歷史。亞美尼亞石榴藝術是絲路文化交流的見證與民族精神建構的表徵，為我們了解絲綢之路沿線人們在生活方式的相似性、信仰的相通性、藝術的交流性等提供了一個典型的例證。
[1] 瑪莉安娜·波伊謝特.植物的象徵[M].黃明嘉,俞宙明,譯,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2.
[2] 廖暘.亞美尼亞藝術[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3] GABRIELLA ULUHOGIAN,BOGHOS LEVON ZEKIYAN,VART KARAPETIAN.Armenia:Imprints of a Civilization[M].Milan: Skira editore,2011.
[4]毛民.榴花西來——絲綢之路上的植物[M].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5:4.
[5]ANUSHU GASPARYAN.A Journey in Armenia Through
M-yths and Legends[M].Yerevan,Tigran Mets Publishing Hou-se.2014:32.
[6]M.CHAHIM.The kingdom of Armenia[M].New York:DorsetPress.1987:29.
[7] 王三義.亞美尼亞人問題的起源和演變[J].世界民族,2004,(6)34-41.
[8]ZARUHU ORBELYAN.The Guidebook of Armenian:
Histo-ry,Nature,Religion,Place of interest[M].Yerevan:Zangak pu-blishing house,2017.
[9] 薛愛華.撒馬爾罕的金桃:唐代舶來品研究[M].吳玉貴,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6:30.
[10] 彼得·巴拉基安.晨歌,譯.阿什爾·戈爾基與亞美尼亞的種族滅絕[J].世界美術.1997,(04):24—32.
[11] 郭茂全.絲綢之路上的植物「旅行」及其藝術表徵[J].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2）：17—23.
[12]程金城,馬碩.藝術表達在絲綢之路文化中的獨特價值[J].西北民族究,2015,(4):22-27.
[13]程金城.絲綢之路藝術的意義與價值——兼及「絲綢之路藝術學」芻議[J].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2):6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