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2020年初，習近平總書記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總結大會上首次提出學習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四史)的概念。學習「四史」必先深刻理解認識「四史」學習教育的重要意義。歷史與實踐證明，貫徹落實好「四史」的學習教育，對研判世情、國情、黨情，科學把握黨和國家所處的歷史方位；對批判錯誤思潮，理清歷史脈絡；對汲取治國理政經驗智慧，提高治國理政能力水平；對增強理想信念教育和開展主題教育活動；對發掘利用好紅色文化資源，推動思政課創新，掌握學習研究的敘事權、話語權等，都具有重要意義。
2019年7月31日，中央「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領導小組印發通知，要求把學習黨史、新中國史作為主題教育重要內容，不斷增強守初心、擔使命的思想和行動自覺。[1]2020年1月8日，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總結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把學習貫徹黨的創新理論作為思想武裝的重中之重，同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貫通起來，同學習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結合起來，同新時代我們進行偉大鬥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的豐富實踐聯繫起來，在學懂弄通做實上下苦功夫。」[2]從學習黨史、新中國史到學習「四史」，這是黨中央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際，繼續發揚重視學習、善於進步的優良傳統，加強思想理論建設，將歷史經驗、現實發展與未來戰略相結合，而提出的重要政治任務。
「欲知大道，必先為史。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歷史，在不同場合多次闡述學習「四史」的重要性與方法論，強調「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對我們共產黨人來說，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多重溫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的偉大歷史，心中就會增添很多正能量」[3]。學習「四史」必先深刻理解認識「四史」學習教育的重要意義。2020年5月9日，在中共上海市委「四史」學習教育領導小組會議上，市委書記李強指出：「要回看走過的路、比較別人的路、遠眺前行的路，深刻認識紅色政權來之不易、新中國來之不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來之不易。」[4]回首過往，不忘初心，是為了走得更為堅定、走得更為長遠。因此，學習「四史」，以史為鑑，服務現實，意義重大!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99周年，為迎接黨的百年華誕，貫徹落實好「四史」的學習教育，更具有歷史與現實重要意義。
一、學習「四史」是研判世情、國情、黨情，科學把握黨和國家所處歷史方位的前提與基礎
科學把握黨和國家所處的歷史方位，是黨和國家各項工作與時俱進，避免走入誤區的保證。通過學習「四史」，研判世情、國情、黨情，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原則，同時也是科學把握黨和國家所處的歷史方位的基本依據。
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全球化進程在曲折中不斷推進，全球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遭受重大挑戰，新的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正重塑世界，新型冠狀病毒在全球大流行趨勢明顯。「危機」之中，有危有機，如何利用好這一重要戰略機遇期，未雨綢繆，趨利避害，加快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一個重要命題。習近平同志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強調：「把握國際形勢要樹立正確的歷史觀、大局觀、角色觀。」其中樹立正確歷史觀，就是要求在認識國際形勢的同時，還要思考我們從哪裡來、現在在哪裡、將到哪裡去，善於運用歷史眼光認識發展規律、把握前進方向。[5]
中國共產黨擅長總結歷史經驗，從「四史」中準確地研判世情、國情、黨情，從而為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開展準確指南。
1.1949年3月，在解放戰爭即將取得勝利的前夕，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總結回顧了從1927年大革命失敗到解放戰爭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前夕的歷史，認為由於敵強我弱，黨的工作重心一直在鄉村，且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是行之有效的。而經過三大戰役，敵我力量發生了轉變。中國共產黨面臨著解放全中國、建立新中國的問題，黨的工作重心也應轉變。因此黨中央決定之後黨的工作重點從農村轉向城市。
2.1956年9月黨的八大報告指出，針對國內外形勢的變化，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6]為解決矛盾，就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力，大會作出了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必須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的重大戰略決策。這一戰略決策對改革開放，乃至現今都有重要借鑑意義。
3.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重視認識和把握我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徵，他根據世情、國情、黨情的變化，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人類命運共同體」等重要理念。黨的十九大報告從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出發，從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出發，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論從史出」，這是黨中央再次順應歷史潮流，主動求變，而做出的新時代重要研判。
總之，學習「四史」是研判世情、國情、黨情的前提與基礎，同時也便於每一個黨員深入理解和自覺貫徹執行黨和國家大政方針。「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學習「四史」是解讀世界、讀懂中國的依據和方法。
二、學習「四史」是批判歷史虛無主義，理清歷史脈絡的必然要求
歷史虛無主義是意識形態領域一種錯誤思潮，它的本質在於通過「否定人民革命歷史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進而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馬克思主義指導、社會主義道路和人民民主專政，試圖以亂史而達到社會主義改旗易幟之目的」[7]。就其表現而言，主要有：否定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巨大成就；攻擊和醜化黨和國家領導人；顛覆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打著學術的旗號，以片面或虛假的資料，來達到抹黑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目的；等。新時代以來歷史虛無主義等錯誤思潮藉助微博、微信等新興傳媒等極盡西化、分化中國的圖謀，小則侵蝕共產黨員和群眾的思想，大則威脅「兩個維護」。與此同時，一些「低級紅」「高級黑」言論更具偽裝和欺騙性。
近年來，黨和國家高度重視歷史虛無主義等錯誤思潮的湧動。習近平總書記曾說過，「中國共產黨人是馬克思主義者，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學說，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但中國共產黨人不是歷史虛無主義者，也不是文化虛無主義者」[8]。中國共產黨人必須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面對歷史虛無主義等錯誤思潮的侵蝕，加強黨的政治建設勢在必行。2019年《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意見》明確指出，「要以正確的認識、正確的行動堅決做到『兩個維護』，堅決防止和糾正一切偏離『兩個維護』的錯誤言行，不得搞任何形式的『低級紅』、『高級黑』，決不允許對黨中央陽奉陰違做兩面人、搞兩面派、搞『偽忠誠』」[9]。做到「兩個維護」，必須以「四史」批判歷史虛無主義等錯誤思潮，將發人警醒的歷史案例與先進典型示範教育結合起來，為黨員幹部提供明辨是非和養正氣、祛邪氣的良藥。
以對重要歷史人物的評價為例，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時指出：應該放在其所處時代和社會的歷史條件下去分析。並提出了科學評判歷史人物的「六個不能」：不能離開對歷史條件、歷史過程的全面認識和對歷史規律的科學把握；不能忽略歷史必然性和歷史偶然性的關係；不能把歷史順境中的成功簡單歸功於個人；不能把歷史逆境中的挫折簡單歸咎於個人；不能用今天的時代條件、發展水平、認識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幹出只有後人才能幹出的業績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評價了毛澤東同志的歷史貢獻，並認為其「晚年的錯誤有主觀因素和個人責任，還在於複雜的國內國際的社會歷史原因，應該全面、歷史、辯證地看待和分析」。[10]評價重要歷史人物應堅持歷史唯物主義，任何簡單或者以偏概全的評價都是對歷史的褻瀆。
意識形態領域是一個無硝煙的戰場，學習「四史」就是批判虛無、澄清謬誤的利器。通過對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的重大事件、重要會議、重要文件、重要人物的學習教育；對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艱苦卓絕的鬥爭歷程的學習教育；對我們黨的光榮傳統、寶貴經驗和偉大成就的學習教育，理清歷史發展脈絡，培養和鍛鍊黨員和群眾正確的歷史觀。在配合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領域的法律法規建設的同時，進一步壓縮歷史虛無主義等錯誤思潮的生存空間。
三、學習「四史」是汲取經驗智慧，提高治國理政能力水平的迫切需要
「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一個成熟的政黨必將是一個善於學習、不斷進步的政黨，中國共產黨成立近百年來，正是在不斷的學習和革新中壯大發展起來的。中國共產黨有著學習歷史的優良傳統。
早在1945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黨史重大歷史問題首次作出了系統總結。這是全黨首次系統地學習了黨史。這次學習的效果明顯，提高了黨員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全黨達到空前的團結統一，為黨的七大順利召開、為奪取抗日戰爭和民主革命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新中國成立三十二年來的成功和失敗、正確和錯誤進行反覆比較，實事求是地評價了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在中國革命建設中的歷史地位，《決議》加強了全黨的團結，為改革開放的全面展開凝聚了民心，增強了動力。
2019年10月，黨的十九屆四次會議通過了《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研究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成為本次會議的鮮明主題。[11]從石庫門到天安門，從興業路到復興路，從積貧積弱到屹立於世界強林之中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新時期都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並不斷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形成、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偉大成果。這不僅堅持和完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同時也彰顯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強大的生命力。在今後的發展中，更要有完善的黨內集中教育制度，將「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制度化、長效化。
在黨的近百年創業史中，有過挫折，有過苦難，但是黨強大的自我糾錯能力和自我革新能力保證了大方向的正確性，在此過程中總結了一系列經驗和教訓。這些經驗和教訓正是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智慧源泉。
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得民心者得天下，為保證人民健康，我黨始終把防疫工作看作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同志曾親自調查研究血吸蟲病，充分發揮人民群眾力量，贏得了抗血吸蟲病戰役的勝利。歷史的進程總是驚人的相似。2019年末新型冠狀病毒在華夏大地肆虐，黨中央高度重視，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不惜犧牲經濟增長，在較短的時間內有效控制了疫情，贏來了武漢保衛戰、湖北保衛戰的重大階段性勝利，也推動了我國公共醫療衛生防疫體系的改革與創新。以人民為中心，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權放在首位，這是我們黨一貫的、鮮明的特徵。
四、學習「四史」是堅定理想信念，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的重要內容
理想信念是一個政黨的靈魂，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在於以黨內自我教育，堅定中國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凝聚起黨員群眾的精氣神。理想信念在於對未來美好事物的堅定追求，也在於回首過往，這就是學習「四史」的意義所在。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紅軍長徵勝利8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及，「長徵的勝利，是中國共產黨人理想的勝利，是中國共產黨人信念的勝利。」「在紅一方面軍二萬五千裡的徵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紅軍犧牲。」正所謂：「風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飢志越堅；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於天。」[12]支撐他們前僕後繼、勇敢犧牲的是理想信念，是初心與使命。對理想信念的堅守與追求，是我們黨從最初的幾十名黨員成長為擁有9000萬黨員大黨的關鍵，也是我們走好新時代新長徵路、為中華民族書寫千秋偉業的關鍵。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靈魂，也是保持黨的團結統一的思想基礎。」[13]「理想信念就是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沒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堅定，精神上就會『缺鈣』，就會得『軟骨病』。」[14]在「糖衣炮彈」面前，一些黨員幹部忘卻了遠大理想與共同理想，失去了黨性，不信馬列信鬼神，不為人民為金銀，患上了「軟骨病」。因此必須常態化用科學的理論為共產黨人「補鈣」，用「四史」為共產黨人強骨，避免將「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形式化、口號化。
2010年《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史工作的意見》中就曾提出：把全面了解和正確認識黨的歷史作為對黨員領導幹部的一項基本要求。學習「四史」是黨員領導幹部的基本要求，也是廣大黨員不斷提升自我、淨化自我的方法。為在「四史」的學習中，不斷堅定理想信念，廣大黨員應真正做到「四堅」，即：
1.堅守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弄清楚了我們從哪裡來、怎麼走來、又往哪裡去，我們會發現黨的制勝法寶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堅守初心，是每一位黨員的責任與義務。
2.堅持鬥爭精神，敢於擔當作為。改革開放已經到了深水區，留下來的問題都是「硬骨頭」，共產黨員要敢於鬥爭，善於鬥爭，牢固樹立底線思維，敢於擔當作為。
3.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歷史與實踐證明，黨的領導是廣大人民群眾擁護支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在中國行得通的，這是我們的自信與底氣所在。而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是黨和國家前途命運所系，是全國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4.堅決自我革命，以主題教育為契機，鼓起「改革再出發」的決心和勇氣，將工作實際與理論學習結合起來，以刮骨療傷的勇氣推進自我革命。從而適應時代發展要求，滿足工作任務的需要。偉大的事業需要堅強的黨的領導，而打鐵還需自身硬。只有不斷學習黨在偉大實踐中的經驗，在歷史中檢視自己，才能守初心、擔使命，才能永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永葆黨的青春活力。
五、學習「四史」是發掘利用好紅色文化資源，講好紅色故事，推動思政課創新，掌握學習研究的敘事權、話語權的應有之義
黨史的主題色是紅色。學習「四史」就是為了發掘紅色文化資源，傳承好紅色基因。習近平總書記近年來多次講到，「上海是黨的誕生地」，也是紅色文化的發源地，黨的一大、二大、四大皆在上海召開，黨中央長期駐紮、活動於此。上海在中國革命、建設與改革開放時期都扮演著重要角色，在此過程中留下了諸多珍貴的紅色文化資源，這些紅色文化資源無不蘊藏著偉大的愛國精神與革命精神。
據統計，上海市共有革命舊址遺址共計657處，現存440處，其中國家級愛國主義教育基地7處，省級愛國主義教育基地19處[15]，紅色文化資源豐富。作為上海而言，守護好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家園與初心之地，保存和利用好上海的紅色資源，講好上海的紅色故事，為上海新時代的改革開放增加動力，是重要的命題；作為每一位黨員和群眾來說，保護好這些珍貴的紅色文化資源是時代的召喚，更是義不容辭的責任。
發掘好紅色文化資源，更應利用好紅色文化資源。紅色文化資源是學校和社會探索創新學習形式的重要資源。面對廣大黨員幹部和廣大群眾、學生開展現場教學、情景教學、網絡教學，在歷史的現場，講述「四史」，更能入眼、入心、入腦。
就學習而言，「四史」進入學校思政課堂是深入貫徹學習「四史」的重要一環。作為思政課教師，應理直氣壯地向學生們宣講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以來領導中國人民為了實現「中國夢」而不懈奮鬥的革命史、建設史、改革史。在思政課堂中，注意講好紅色故事、中國故事，以生動的案例打動人，以多彩的形式親近人，以深刻的教訓教育人，以巨大的成就鼓舞人，從而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充分發揮黨史育人的重要作用，使青少年學子在心悅誠服的基礎上堅定自己的政治信仰，真正將自己的命運和國家的發展結合在一起，為成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接班人和建設者奠定基礎。在「四史」入思政課堂中，需適應各階段學生發展特點，不斷豐富、更新教學內容，增添新時代的新元素，探索資訊時代學生人才培養新模式。
長期以來，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中國往往在西方發達國家後面亦步亦趨。面對國內外新形勢、新挑戰，中國和平崛起之路不僅需要強勁的經濟與科技實力，還應在國際哲學社會科學中提升話語權，擁有與之匹配的哲學社會科學實力。近年來隨著國家與社會的重視，以及一大批關於黨史新資料的披露，黨史研究逐漸成為學術領域的「顯學」。學習「四史」更應該研究好「四史」，不斷為「四史」的學習教育提供新材料、新成果、新論據。「四史」不一定由中國人來學習研究，但我們必須牢牢掌握「四史」學習研究的敘事權、話語權。這是關係到宣傳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講好中國故事，創新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為國家貢獻智慧的大事。
深刻理解認識「四史」學習教育的重要意義，是學習「四史」的首要環節，是學懂弄通做實的第一步。我們學習「四史」，既要學習歷史知識、歷史理論，更要學好、用好歷史思維與歷史方法。這也正是學習「四史」的最終目的：不是為了躺在功勞簿上歌功頌德，也不是為了逃避今日的困難與問題，而是為了更好地書寫歷史。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道路上，我們都是同行者。
參考文獻
[1]中央「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領導小組印發《通知》：認真學習黨史、新中國史[N].人民日報，2019-08-01.
[2]習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總結大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20-01-09.
[3]黨面臨的「趕考」遠未結束——習近平總書記再訪西柏坡側記[N].人民日報，2013-07-14.
[4]張駿.深入學習「四史」堅守初心奮發作為[N].解放日報，2020-05-10.
[5]於洪君.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歷史觀大局觀角色觀[N].人民日報，2018-10-08.
[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341.
[7]楊建義.歷史虛無主義的網絡傳播與應對[J].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16(1).
[8]習近平.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講話 [R/OL](2014-09-24)[2020-06-28].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24/c_1112612018.htm.
[9]十九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798.
[10][1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693.80.
[11]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R/OL](2019-11-05)[2020-06-28].http://www.gov.cn/zhengce/2019-11/05/content_5449023.htm.
[12]習近平.在紀念紅軍長徵勝利8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R/OL](2016-10-21)[2020-06-28].http://cpc.people.com.cn/n1/2016/1021/c64094-28798445.html.
[13]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 (單行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63.
[15]「中國共產黨誕生地·上海」標識發布[N].解放日報，2017-12-15.
本文是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黨的誕生地史料挖掘與建黨精神研究」專項課題「中國共產黨建黨精神的時代價值研究」階段性成果
作者陶雪松系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系博士生；忻平系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特約研究員
(來源：《上海黨史與黨建》202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