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帝國更替之際，戰亂紛擾，割據林立，特別是中國北方是戰爭發源地、政權奪取地和統一奠基地，更顯示其具有的重要地理環境特徵和民族衝突融合特徵。無論是已經傾覆的隋王朝還是新建的唐王朝，都面臨著北部突厥汗國的威脅，中原王朝實力強盛時與其抗衡對峙，中原王朝力量軟弱時則與其聯盟和親，從而在北方歷史舞臺上輪換上演著一出出民族互動的活劇。
遠眺唐太宗昭陵
早在李淵集團太原起兵時，即竭盡全力搜集良馬以裝備軍騎，裴寂、劉文靜指出：「今士眾已集，所乏者馬，蕃人未是急須，胡馬待之如渴。」迫使李淵稱臣於突厥，始畢可汗才派柱國康鞘利、級失熱寒特勤等人送馬千匹來太原交市,李淵選擇好馬賒購了五百匹,為其進軍長安奠定了物質基礎。當時割據各地的武裝集團都在千方百計獲取馬匹，隴右的薛舉父子，利用當地「多畜牧」的地理條件，「掠官牧馬」。晉北的劉武周於大業十三年(617)將俘獲的汾陽宮隋宮人獻給始畢可汗，突厥「以馬報之」。河南的李密、翟讓則在運河上奪取送往江都的「華騶、龍廄細馬」。河北的竇建德「重賂突厥，市馬而求援」。洛陽的王世充於武德三年(620)將宗女嫁給突厥處羅可汗,得聘馬千匹。此後,在平定北方群雄的一系列戰役中，唐軍特別注重騎兵攻擊戰術和馬匹的及時補充。但作為統一海內後的唐帝國，其首要對手仍是依賴大批戰馬流動作戰的突厥人，正如李淵所說：
「突厥所長，惟恃騎射；見利即前，知難便走，風馳電卷，不恆其陳。」唐軍的戰馬也主要從突厥人手裡得到。
初唐獲取馬匹主要有四條渠道:
一是外域貢馬。武德元年八月，李淵派遣太常卿鄭元「齎女妓遺突厥始畢可汗，以結和親。始畢甚重之，贈名馬數百匹，遣骨咄祿特勤隨(李)琛貢方物」。武德三年，「時突厥屢為侵寇，高祖使(李)瑰齎布帛數萬段，與結和親」。頡利可汗見厚利大悅，「遣使隨瑰獻名馬」。武德五年四月，西突厥葉護可汗遣使獻獅子皮；八月，遣使獻名馬。武德六年，高祖遣雁門人元普賜金券，「執元普送突厥，頡利德之，遺以錦裘、羊馬」。武德十年，康國「屈術支遣使獻名馬」。《唐會要》卷七二「諸蕃馬印」條記：「康國馬，康居國也，是大宛馬種。形容極大。武德中，康國獻四千匹，今時官馬，猶是其種。」貞觀元年，西突厥統葉護派遣真珠統俟斤與高平王李道立入唐，獻萬釘寶鈿金帶及馬五千匹。安國王訶陵伽又獻名馬。貞觀二年十一月，「頡利可汗遣使貢馬牛數萬許」。貞觀四年，龜茲遣使獻馬；貞觀六年，焉耆遣使貢名馬。貞觀九年，疏勒「遣使獻名馬，自是朝貢不絕」。
二是俘獲戰馬。據《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一記載，大業十二年，李世民初從李淵會合馬邑郡守王仁恭，大破突厥於馬邑，「獲其特勤所乘駿馬，斬首數百千級」。武德四年九月，
「靈州總管楊師道擊突厥，大破之，斬首三百餘級，獲馬一千餘匹」。武德五年，
「突厥頡利可汗率眾來寇，(李)神符出兵與戰於汾水東，敗之，斬首五百級，虜其馬二千匹。又戰於(代州唐林縣)沙河之北。獲其乙利達官並可汗所乘馬及甲，獻之，由是召拜太府卿」。武德八年九月，突厥入寇幽州，王君廓「俘斬二千餘人，獲馬五千匹」。貞觀四年，李靖擊敗突厥，
「遂滅其國，殺義城公主，獲其子疊羅施，系虜男女十萬口，駝馬數十萬計」。「頡利乘千裡馬，將走投吐谷渾，西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擒之以獻。」貞觀十九年，唐太宗派阿史那忠平定焉耆之亂，阿史那忠「銜命風馳，慰撫西域」，「揚威電擊，諸戎瓦解」，「前庭寶馬，驅入陽關」，也把搜尋駿馬作為一項使命。
三是互市買馬。武德二年，
「時大亂之，中州少馬，遇突厥和親，令文恪至并州與齊王元吉誘至北蕃，市牛馬，以資國用」。武德八年正月，
「吐谷渾、突厥各請互市，詔皆許之。先是，中國喪亂，民乏耕牛，至是資於戎狄，雜畜被野」。李淵還專門派官員在北樓關與突厥頡利可汗進行過「印馬」互市。《斛斯政則墓志銘》記其原為隋朝立信尉，投靠李世民後，「蒙拜護軍府校尉，仍知進馬供奉」，負責「市駿」購買「名天之馬」，一直到顯慶二年，「奉敕別檢校騰驥廄，兼知隴右左十四監等牧馬事」，是一個「甑明五馭」的將軍。
四是隋宮廄馬。隋文帝和隋煬帝時期，曾多次接受外域貢獻的名馬，充實皇宮馬廄，如開皇四年，突厥主攝圖及弟葉護內附稱臣朝貢，隋文帝敕之曰:「我欲存立突厥，彼送公馬，但取五三匹」,「攝圖見(虞)慶則，贈馬千匹」。開皇十二年，「突厥部落大人相率遣使貢馬萬匹」。《隋書·長孫平傳》記載，突厥可汗於開皇十四年贈長孫平馬二百匹。大業三年五月，突厥啟民可汗在榆林向隋煬帝獻馬三千匹及兵器、新帳等。大業四年二月，隋煬帝遣司朝謁者崔毅(君肅)使突厥處羅，致汗血馬。隋朝閒廄的御馬被唐朝接收，也成為名馬的來源。《朝野僉載》卷五記唐太宗曾令天下察訪隋末失落的大宛國所獻千裡馬「獅子驄」，同州刺史宇文士及在朝邑賣面家找到，「帝得之甚喜，齒口並平，飼以鍾乳，仍生五駒，皆千裡足也」。
從以上幾條渠道表明，唐太宗昭陵六駿大概皆來自突厥或突厥汗國控制下的西域諸國，北魏以後，「胡馬」通過不同途徑進入中原地區，成為各朝統治集團中軍事將領追求的坐騎。
從昭陵六駿的馬種上觀察，也可清楚其來源產地。「什伐赤」的體質結構是明顯的突厥草原馬，頭大個矮，耐力極強，在阿爾泰青帳突厥(KÖkTürk)巖畫中和回紇壁畫中皆有這種類型的矮馬形象，並有「三花」剪法的鬃毛，與「什伐赤」如出一源，突厥時代這種馬體形與現代哈薩克馬近似，即中國所謂的「伊犁馬」，是良種之一。「青騅」馬形上有著明顯的阿拉伯馬的「雙脊」特徵，即馬的脊椎兩側之上有兩條肉脊，使人騎在馬背上非常舒服，「雙脊」是古希臘時人非常欣賞的，所以「青騅」很有可能是阿拉伯馬系與中亞突厥馬系的雜交種馬。「特勤驃」形體健壯，長腿小腹，是典型的錫爾河流域的大宛馬，這種馬就是漢代著名的「汗血馬」，也是隋唐時期中原人尋覓的神奇駿馬之一。「颯露紫」外觀神立，高大魁偉，頭小臀肥，腿骨勁挺，屬於古代裏海地區的「亞利安」馬種。「拳毛騧」頭部碩大，高鼻梁，母羊式的脖頸，身材不高，蹄大快程，屬於蒙古駿馬種系。7世紀中葉倭馬亞王朝(白衣大食)時，阿拉伯人發現突厥人在吐火羅山區的養馬人中佔主導地位，並由拔野古部族人將名為Birdaun的純種馬獻給大馬士革王廷，這種良騎與「拳毛騧」似乎接近。「Birdaun」一詞源於中世紀拉丁語，與阿拉伯語含義一樣都是「拖馬」(牽引的馬)，有體形不大、身軀粗壯、毛髮茂密的特徵。「白蹄烏」的特點也是頭大鼻高，四肢不長，筋骨強健，毛皮光亮，與蒙古草原馬頗似，奔跑速度快捷。8世紀中葉阿拔斯哈裡發帝國時期，康國使節曾將突厥「山馬」(täg¡)作為禮物進獻給哈裡發，在帝國內部各地進貢的良馬數量中列於首位。突厥täg¡馬據說是由野馬雜交的矮種快馬，在帕茲裡克地毯、米蘭壁畫和吐魯番阿斯塔那出土的雕塑中，都有此類駿馬造型。總之，昭陵六駿中至少有四駿屬於突厥馬系中的優良品種，這也說明其來源地與東西突厥均有關係。
孫機先生指出，西伯利亞米努辛斯克附近及勒拿河上遊希什基諾附近的突厥巖畫、楚雷什曼河畔庫德樂格的突厥墓地出土石刻及骨鞍橋上所刻之馬(均為5―7世紀)，與唐馬之三花的剪法相同，可見，唐馬馬飾曾受到突厥馬飾的影響。有些唐馬長鬃披拂，但細馬多剪成三花；南北朝至隋代的馬俑雖有包鬃的，卻未見剪成三花者，然而一到初唐，在昭陵六駿中已出現三花，在之後的唐代的繪畫和雕塑中，三花馬更屢見不鮮。孫機還認為，唐馬馬鑣與突厥馬鑣有共同點，唐馬使用的後橋傾斜鞍亦來源於突厥，突厥馬具比較輕便，而且一般不披具裝，因而突厥式馬具在唐軍中被廣泛使用。王援朝等也認為，手牽「颯露紫」的邱行恭身上佩帶的彎月形弓韜來自於西域、中亞,大概是突厥人的裝備。
突厥人長於養馬，也善於與西域各國換馬，從其他民族掠奪或勒索良馬更是常事，所以，《唐會要》卷七二載：「突厥馬技藝絕倫，筋骨合度，其能致遠，田獵之用無比。」唐初為奪取天下和北御邊患，自然要學習、引進突厥的良馬，以增強自身的軍事實力，突厥是唐王朝當時最好與最近的馬源地，唐太宗重視馬的作用，深受突厥的影響。他寫的《詠馬詩》云：「駿骨飲長涇，奔流灑絡纓。」他寫的《六馬圖贊》，更是對昭陵六駿與自己的赫赫戰功誇獎不已。茲錄如下：
拳毛騧，黃馬黑喙，平劉黑闥時所乘。前中六箭，背二箭。贊曰：月精按轡，天駟橫行，弧矢載戢，氛埃廓清。《六馬圖贊》言簡意賅，提供了六駿的名稱、毛色、經歷和贊語，但對良馬來源產地、名號含義等均無提及，特別是與突厥的關係語焉不詳。中國古代突厥語言學家馬合木·喀什噶裡在11世紀70年代編定的《突厥語大詞典》是一部提供突厥語範圍地域及新疆、中亞各類知識的百科全書，其中有關馬的詞彙收錄特別詳細，除了公馬、母馬、騸馬、近兩歲的馬等常用詞彙外，還有與形體有關的、與功能有關的、與毛色有關的馬的名詞，共計數十種，並收錄了一些遊牧時期畜牧文化所特有的詞彙、民歌和諺語，充分體現了突厥民族養馬、用馬、愛馬的特點。從語言角度說，突厥有關馬的常用詞彙無疑對隋唐之際中原文化產生影響，但是否對唐太宗的《六馬圖贊》中駿馬名稱有過參照影響，需要進一步探討。
二 六駿名號考釋一般來說，良馬特別是名馬，都有自己的名號。《穆天子傳》卷一述載周穆王
「天子之駿，赤驥、盜驪、白義、踰輪、山子、渠黃、華騮、綠耳」。《拾遺記》卷三載云：
「(周穆)王馭八龍之駿：一名絕地，足不踐土；二名翻羽，行越飛禽；三名奔霄，夜行萬裡;四名越影，逐日而行；五名逾輝，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騰霧，乘雲而奔；八名挾翼，身有肉翅」。《史記》卷二四《樂書》記載：「(漢武帝)後伐大宛得千裡馬，馬名蒲梢。」《漢書》卷九六下《西域傳·贊》也將來自西域的四種駿馬列出：
「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有的學者認為，「奔霄」「蒲梢」都是非漢語語源，來自於古突厥語「bozat」。不僅讀音相近(兩名第一字的聲母都是唇音「b」)，而且證明早在周秦兩漢時中原漢人就與四周的非漢語民族進行頻繁的文明交流。這一見解是非常正確的。
特別是古突厥文《闕特勤碑》與《毗伽可汗碑》(1889年發現)、《翁金碑》(1891年發現)、《暾欲谷碑》(1897年發現)、《闕利啜碑》(1912年發現)等五塊後突厥汗國時期諸領袖紀功碑被中外學者陸續解讀，更證明6—7世紀時期突厥與隋唐帝國的密切關係，其歷史、文化、風俗等問題的原始資料被中外學者經常摘引利用，也對我們研究隋唐史頗有價值。鑑於這一事實，我們有理由認為唐昭陵六駿名號不是中原本土之名，六駿漢文含義應從外來語言角度認真探討。
下面即對昭陵六駿的名號來作考釋。
1.拳毛騧。「拳毛騧」原名「洛仁騧」，是唐代州刺史許洛仁進獻給李世民的坐騎，故曾以許洛仁的人名作馬名。許洛仁後來又進良馬給唐太宗，即「公又於萬年宮進馬一匹，聖情喜悅，乃親乘御。顧謂群臣曰：此人家中恆出好馬」。代州位於山西北部，靠近突厥，也是雙方貿易互市集散地之一，因此這匹駿馬也可能來自突厥人或粟特人。許洛仁死後陪葬昭陵，其墓碑銘文記載
「公於武牢□下進騧馬一匹，□□追風……無以□其神速，每臨陣指麾，必乘此馬，聖旨自為其目，號曰洛仁騧。及天下太平，思其驂服，又感洛仁誠節，命刻石圖像置於昭陵北門」。本作「騧」(音瓜)，義為「黑嘴的黃馬」。後人根據「拳毛」兩字特點，認為應與馬身上有旋毛有關，因為馬若有旋毛被認為是賤醜的，但此馬矯健善走，貴不嫌醜，故用「拳毛」作馬名，取其貴而不掩旋毛之醜的意思，以表彰唐太宗不計毛色，不嫌其醜，善認駿馬的眼光。但上述說法頗令人懷疑，望文生義詮釋「拳毛」兩字似乎能通，實際上恐不可靠，因為作為帝陵前表彰功績的紀念性石刻，一般不會隨意按馬匹毛紋命名。依筆者淺見，「拳毛」音源於突厥文「KhowarKho」；漢文在《北史》中稱為「權於麾國」，法顯《佛國記》中稱為「於麾國」，唐代又譯作「拘衛國」「俱位國」「拘緯國」「乞託拉爾」。只要對「拳毛」與「權於麾」語音對譯稍加分析，便能發現不僅諧音，而且讀音基本吻合，在隋唐古音中極為類似。所以，「拳毛」標準譯名應源於「權於麾」。
拳毛騧(複製品)
從地理位置上看，《新唐書》卷二二一下記載：「俱位或曰商彌」，在「勃律河北」。「商彌」是梵文「奢麾」的轉音，即現今巴基斯坦最北部奇特拉爾(Chitral)與馬斯圖吉(Mastuj)之間以及新疆塔什庫爾幹以西地區，與新疆疏勒相鄰，當時屬於西突厥控制的地域。《冊府元龜》卷九六四稱此地「在安西之西，與大食鄰境」；開元八年四月，其君主被唐玄宗冊封為王，即俱位國王。6世紀中葉建立龐大汗國的阿史那族突厥人，曾長期在中亞腹地及以西地區居住，他們不會不了解「Khowar」即「權於麾國」的情況，將那裡出產的駿馬稱為「拳毛」絲毫不足為奇。但也不能遽然斷定「拳毛騧」就是從「權於麾國」來的，筆者更傾向於這是一匹與「權於麾國」種馬通過人工雜交方式培養出來的良馬。
什伐赤
2.什伐赤。「什伐」對音轉譯為「設發」，「設」(šad)有「殺」「察」「沙」等異譯，其職務在《通典》卷一九七《邊防十三·突厥上》注釋曰：「別部領兵者謂之設」。《舊唐書·突厥傳》記載：
「始畢卒，其子什缽苾以年幼不堪嗣位，立為泥步設。」「(頡利)初為莫賀咄設(Baghaturšad)，牙直五原之北」。「默啜立其弟咄悉匐為左廂察(šad)，骨咄祿(Qutluq)子默矩為右廂察，各主兵馬二萬餘人。又立其子匐俱(Bogü)為小可汗(Qan)，位在兩察之上」。
「登利從叔父二人分掌兵馬，在東者號為左殺，在西者號為右殺，其精銳皆分在兩殺下」。由此可知，領兵別部的將領稱「設」，可以建立牙帳，專制一方，地位在可汗、葉護之下，率領精銳兵馬有兩萬人左右。任「設」的人都是可汗的直系親屬，即所謂「常以可汗子弟及宗族為之」。據統計，突厥第一汗國時期(552—630)，號稱「設」者十六人，出身阿史那氏的有十二人。韓儒林認為，波斯文「沙」(šad)字，華言君長帝王。此字應與突厥官號設(šah)字同源，故此官號不是突厥所固有的。日本學者白鳥庫吉在其《失韋考》一文中指出，突厥官名以「發」字為語尾者很多，「設」也作「設發」，「吐屯」也作「吐屯發」，「俟利」也作「俟利發」等，因此「發」字乃put的對音，突厥「設發」就是突厥文《闕特勤碑》南面第一行的šadaput。關於「設發」的對譯與含義，中外學者有很多不同意見，但大家都公認「設發」或「設」「失」是突厥的高級官號。筆者認為，「什伐」就是「設發」(或失發)的異譯，由此可證，昭陵六駿之一的「什伐赤」是用突厥官號命名的一匹坐騎。
有人認為，「什伐」或譯作「叱撥」(Cherpadh)，都是波斯語「阿溼婆」的縮譯，意即漢語的「馬」，即用波斯語作馬名，應當是一匹波斯馬。這種說法來自於日本原田淑人，他認為「什伐」相當於伊朗語的「aspa」，但美國學者謝弗指出這種說法是根本站不住腳的，「叱撥」又作「什伐」，兩相比較，「什伐」(ź¡əp biwat)第一個音節的齒音同化了第二個音節開頭的唇音。費賴伊(R.N.Frye)指出，「叱撥」這個字在粟特語中的意思是「四足動物」，尤其是用來指馬的。所以，「叱撥」是粟特人對馬的稱呼。蔡鴻生先生也認為這個說法是比較可信的，並論證「叱撥」或「什伐」均為大宛的汗血馬。但「叱撥」是否與「什伐」同出一源，與波斯語似乎無關，更不能誤斷「什伐赤」是一匹波斯馬。
白蹄烏
3.白蹄烏。按《六馬圖贊》漢文意思解釋，「白蹄烏」應是一匹有四隻白蹄的純黑色駿馬，千百年來人們也一直持此說法。筆者
的看法是「白蹄」兩個字來源於突厥語「bota」，意為幼馬或幼駱駝，是「少汗」之意。如果還原對音不誤，則「白蹄烏」應是一匹冠以「少汗」榮譽性專名的坐騎，而且這匹黑馬應是不足四五歲的馬駒。在立有戰功的黑馬名稱前帶有讚美的稱銜或加諸各種高貴的官號，其象徵意義不僅符合突厥人歌頌領袖坐騎的習俗，也符合唐人頌揚聖皇明君的傳統做法。所以，突厥語「少汗」(bota)應該是漢語「白蹄」真正的原意。在疏勒巖畫和阿爾泰山巖畫中，都有一種背部寬大、脊骨彎曲的健壯戰馬，據判斷為突厥時期的大型戰馬，土耳其語稱為büktel,是否與「白蹄」有關，暫且存疑。
特勤驃
4.特勤驃。「特勤」是突厥文「tegin」(也有轉寫為「tigin」)的漢文譯名，漢文又常譯作狄銀、的斤、惕隱等。在唐宋史料中常常訛作「特勒」，或是「特勤」「特勒」混用。關於「特勤」「特勒」之爭，岑仲勉先生根據唐音清濁之異和粵語同音異譯的方法，對其進行過詳細考證。《舊唐書·突厥傳》云：「其子弟謂之特勤」。司馬光《資治通鑑考異》也說：
「突厥子弟謂之『特勒』，諸書或作『特勤』。」最關鍵的是當時所見的《闕特勤碑》碑文中都作「特勤」而非「特勒」，碑刻不會有誤，故「特勤」成為定論。一般來說，突厥多以王室子弟為特勤，是當時突厥汗國的高級官號之一。《隋書·李崇傳》：
「突厥意欲降之，遣使謂崇曰：『若來降者，封為特勤。』」《隋書·突厥傳》中記載有「鞅素特勤」「褥但特勤」「庫合真特勤」「莫賀咄特勤」「特勤阿史那伊順」等，說明「特勤」並非全部由突厥王室子弟擔任，而只是突厥的高官官號之一。例如《舊唐書·張長遜傳》載：
「及天下亂，遂附於突厥，號長遜為割利特勤」，即漢人也可被封為特勤。綜觀各種史籍，隋唐時期獲得「特勤」的突厥人很多，是一個常見的官銜。特勤地位次於葉護和設，只統部落，不領兵馬。唐太宗以突厥「特勤」官號來命名自己的坐騎，不僅僅是讚揚名品駿馬，更重要的是以突厥讚美英雄、勇士的風俗來紀念和炫耀自己的輝煌戰績。芮傳明認為，就突厥官號而言，「特勤」固然正確，但就六駿馬名而言，恐怕仍當以「特勒」為是。其理由是古代馬名與部落名合而為一的情況屢見不鮮，「特勒」即「鐵勒」。這樣的推論是否成立，暫且存疑。
颯露紫(複製品)
5.颯露紫。人們一般依據唐太宗給「颯露紫」所題的贊語「紫燕超躍，骨騰神駿」來描繪這匹戰馬是純紫色的，像「紫燕」一般輕健飛奔。但對「颯露」的語義，卻一直很少解釋。筆者認為，「颯露」不是一般的形容駿馬的修飾詞，也不是描寫良馬毛色的常規遣詞，而是來源於突厥語。「颯露」讀音還原為「sarhad」，即漢文的「娑勒城」「娑勒色訶城」或「(奔攘)舍羅」;如還原為「saragä」，即「沙落迦」，是疏勒之異譯；如還原為「išbara」，漢譯為「沙缽略」「始波羅」。唐代音譯域外的非漢語詞彙時，常將其首音略去不譯，當該詞彙之首音為「i」「y」時，更是如此。「išbara」(沙缽略)多次出現在突厥碑銘中，常被突厥人用作為領袖的榮譽性稱號。《通典》卷一九七記載突厥十等官號中「其勇健者謂之始波羅」。《隋書》卷八四謂突厥汗國雄主之一「號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一號沙缽略」。《隋書》卷三九《竇榮定傳》稱「突厥沙缽略寇邊……」由此可知「始波羅」或「沙缽略」乃是「勇健者」之義，並曾作為突厥可汗的榮譽稱號和官名。至於「išbara」(沙缽略)語源出自伊蘭語還是梵文，芮傳明已作了詮釋，不再贅述。我們只是在「颯露」的三種還原對應譯名中，認為前兩種是地名，頂多說明駿馬的產地；而最後一種則是給唐太宗坐騎冠以榮譽性的稱號，既符合對「勇健者」「颯露赤」的讚頌，又符合唐太宗李世民用突厥高級官名來彰顯自己的豐功偉績。所以，「颯露」的語音與「沙缽略」可以比定轉譯，二者之間的細微差別只在於「缽」字不發音而已。一個旁證是開元二十年七月所立的《闕特勤碑》記載闕特勤與唐朝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將軍第二次交戰時所用的坐騎名為「išbara yamtar bozat」，即「沙缽略奄達灰馬」，從而又印證了「沙缽略」為「颯露」的同名異譯。「颯露紫」的含義就是「勇健者的紫色駿馬」。
《冊府元龜》卷四二《帝王部·仁慈門》記載
：「初，帝有駿馬名馺露紫霜，每臨陣多乘之騰躍摧鋒，所向皆捷。嘗討王世充於隋蓋馬坊，酣戰移景，此馬為流矢所中，騰上古堤，右庫直丘行恭拔箭而後馬死。至是追念不已，刻石立其像焉」。這段話說明「颯露紫」也稱作「馺露紫霜」，顯然是外來語的譯名，「颯」「馺」兩字的中古音可以互用，所以芮傳明推測古代裏海地區有種與xalas差不多的駿馬，阿蘭語稱為saurag，意為「黑背(馬)」，因此saurag是「颯露紫」的語源。筆者認為這種推論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唐初接受外來語更多的恐怕還是突厥語。
青騅
6.青騅。「青」此名中的青並不是古漢語中的藍色或蒼色，儘管青天又叫蒼天，青、蒼有時候混用，但青騅的「青」不是泛指一種顏色，而是來源於突厥文čin或sin，為「秦」字之音寫。「大秦」為「西方」之音寫，已成定論。據岑仲勉先生考證，東漢班勇繼承其父班超之職，任西域長史，居柳中，當時此一帶地方多屬伊蘭族佔有，因而班勇依照伊蘭語稱西方為大秦。隋唐時期，中亞人仍稱中亞以西的西方為「大秦」，中國人又籠統地稱「海西國」以西為大秦國，泛指中亞粟特人居住地以西為大秦。所以大秦類化轉音省略為「秦」，「秦」「青」同音，故「青騅」有可能是指來自西方(大秦)的駿馬。
如果將「青」還原為突厥文「kÖk」，也有青色或蒼色的意思，但對譯發音似乎較遠。突厥語「khara」意為黑色的，讀音與中古漢語「稽落」讀音十分吻合，不與「青」發音接近。「青騅」這種蒼白雜色駿馬，當時被稱為「駁馬」，《通典》卷二○○說突厥之北有「駁馬國……馬色並駁，故以名雲」。此條之末注云：
「突厥謂駁馬為曷剌，亦名曷剌國。」《元和郡縣圖志》卷四說：「北人呼駁為賀蘭。」《新唐書》卷二一七下載：
「駁馬者，或曰弊剌，曰遏羅支。」不管是賀蘭、曷剌，還是弊剌、遏羅支，均為「駁馬」的異釋，國內外學者對此分歧較大，有ala、alaq、qula、hulan幾種復原異譯，都無法解釋「青」的發音，故不能音譯。
當時對大秦了解較多的是粟特胡。儘管早在北周建德五年(576)東羅馬使臣瓦倫丁(Valantin)出使過突厥，貞觀元年(627)，東羅馬和西突厥聯合攻入波斯，但熟悉大秦的人還是足跡遠涉、見多識廣的粟特胡。而突厥汗國中位居高官的史蜀胡悉、康鞘利、曹般陀、康蘇密、安烏喚等人都在隋唐之際與李淵、李世民打過交道，頡利可汗更是「委任諸胡，疏遠族類」，所以也有可能是粟特胡向唐廷販運或進獻「青騅」─大秦馬。
我們對昭陵六駿的馬名與稱號做了音譯還原和考證，因為突厥語的發音具有諧音的特點，而唐人又有借用突厥語的慣例，試圖糾正以前用馬的毛色來論述詮釋的偏差。這類駿馬專稱是漢人在與突厥以及域外長期交往過程中熟悉和使用的，例如《唐會要》卷七二「諸蕃馬印」條中記載了區別牧群的馬印圖形，若將這類官號、地名、馬印移於他處，則可能與駿馬無關，這正說明唐朝初年深受突厥等遊牧民族文化的巨大影響，這種現象在唐太宗貞觀後期則有變化，外域貢獻的良馬完全按漢人傳統給予重新命名。例如《唐會要》卷七二記載:
貞觀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骨利幹遣使朝貢，獻良馬百匹，其中十匹尤駿。太宗奇之，各為制名，號曰十驥：其一曰騰雲白，二曰皎雪，三曰凝露白，四曰玄光，五曰決波，六曰飛霞驃，七曰發電赤，八曰流金，九曰翔麟紫，十曰奔虹赤。這「十驥」是東突厥、薛延陀先後敗亡後由鐵勒諸部之一的骨利幹進獻的良馬，史書明確記載由唐太宗「為之制名」，而不像昭陵六駿只是由唐太宗寫《六馬圖贊》，並不清楚其命名專號的來源。所以，骨利幹「十驥」的稱號含義非常清楚，都是漢語中「騰雲」「發電」等讚美駿馬的形容詞。
不過，骨利幹貢獻的百匹良馬中選出「十驥」，也顯示了唐太宗判識駿馬的非凡眼光，他敘其事曰：
「骨利幹獻馬十匹，特異常倫。觀其骨大業粗，鬣高意闊，眼如懸鏡，頭若側磚，腿像鹿而差圓，頸比鳳而增細。後橋之下，促骨起而成峰；側韉之間，長筋密而如瓣。耳根鐵勒，杉材難方；尾本高麗，掘磚非擬。腹平膁小，自勁驅馳之方；鼻大喘疏,不乏往來之氣。殊毛共櫪，狀花蕊之交林；異色同群，似雲霞之閒彩。仰輪烏而競逐，順緒氣而爭追，噴沫則千裡飛紅，流汗則三條振血，塵不及起，影不暇生。顧見彎弓，逾勁羽而先及；遙瞻伏獸，佔人目而前知，骨法異而應圖，工藝奇而絕象，方馳大宛，因其駑蹇者歟。」這段評判駿馬的論述很像一篇「相馬經」，不識千裡馬者不能發出此等議論，這也反襯出唐太宗對突厥馬、西域馬等種系非常熟悉，說明其深受遊牧民族習俗的影響。
三 六駿陪葬風俗在中國古代史上，馬對遊牧民族而言─尤其是在軍事實力方面，可說是無價之寶。歷史學者們幾乎都承認，古代北方和西域的遊牧民之所以能夠徵服許多定居者，建立龐大的汗國，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擁有機動靈活的騎兵，擁有數量可觀的馬匹。因此，在7、8世紀的突厥汗國時期，作為遊牧民族的突厥人與馬的關係自然非常緊密。實際上，從匈奴到鮮卑，再到突厥及其衰落後的回紇、吐蕃、吐谷渾等民族都與馬緊密相連。所以，北方各民族對馬的喜愛與崇拜是一致的。
拳毛騧（修復前）
拳毛騧（修復後）
唐太宗李世民南徵北戰，深識良馬之重要，特別是當唐軍與突厥雙方均用騎兵相對抗時，了解戰馬的速度和耐力在戰爭中起到生死攸關的作用，這也是李世民對良種馬關注與喜愛的首要原因。李世民與李淵於太原起兵時，就認為要學習突厥「風馳電卷」的騎射長處才能制勝，曾選擇能騎射者二千餘人，「飲食居止，一同突厥」，給予「突厥化」的特殊訓練，他們從始畢可汗那裡得到一批突厥馬後，西突厥的特勤大奈(阿史那大奈)又率眾來從，闕達度設、曷薩那可汗等先後歸唐麾下。東突厥執失善光
「領數千騎援接至京，以功拜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仍隆特製，以執失永為突厥大姓」，更使唐軍深受突厥的影響。僅武德元年(618)到貞觀四年(630)，突厥派遣高官使唐者就有33人次。李世民手下蕃將成群，其中最多的是突厥將領。貞觀四年後，東突厥降唐入朝的酋長
「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遷入長安的突厥人近萬家。當時涼州總督李大亮對此感嘆：
「近日突厥傾國入朝……酋帥悉授大官，祿厚位尊，理多糜費。」據估計，有120萬突厥人和鐵勒人投降了中國，被唐朝安置於河套南北。歸降的突厥上層人物如突利可汗、結社率、鬱射設、蔭奈特勤、阿史那蘇尼失小可汗、頡利可汗、阿史那思摩特勤、酋長執失思力、阿史那忠、阿史那社爾、阿史那道真、阿史那彌射可汗、阿史那元慶、阿史那獻、阿史那步真、阿史那解瑟羅等。這麼多突厥貴族進入唐廷後還被授予左屯衛大將軍、右武衛大將軍、順義王、歸義王、懷德郡王、懷化郡王以及刺史、都督等，而且封賞普遍高於漢將，這對於唐王朝的「突厥化」影響不可謂不大，也不可謂不深。與此同時，大批突厥降眾「全其部落」「不離其土俗」。突厥馬背上的風俗文化自然成為當時長安的流行風尚。
颯露紫(修復前)
颯露紫(修復後)
側面花紋圖
令人注意的是，唐太宗李世民本人對突厥習俗耳濡目染，大概也會講突厥語。武德九年渭水之役，突厥可汗兵臨長安，李世民「單馬而進，隔津與語」，如果不懂一點突厥語，雙方怎麼對話？李世民會講一些突厥語，給自己喜愛的坐騎用突厥語命名自然是合情合理的。間接的證明是李世民之子李承乾愛講突厥語和崇尚突厥風俗。《新唐書》卷八○《李承乾傳》記載承乾「學胡人椎髻」，
「招亡奴盜取人牛馬，親視烹，召所幸廝養共食之。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選貌類胡者，被以羊裘，辮髮，五人建一落，張氈舍，造五狼頭纛，分戟為陣，系幡旗，設穹廬自居，使諸部斂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啗。承乾身作可汗死，使眾號哭剺面，奔馬環臨之。忽復起曰：『使我有天下，將數萬騎到金城，然後解發，委身思摩，當一設，顧不快邪！』」由此可知，身為太子的李承乾不僅會突厥語，熟悉突厥官職，要「當一設」，而且崇尚突厥葬俗，可汗死後要「奔馬環臨之」。這指明昭陵立六駿(其中三匹為奔馬)確實來源於突厥風俗。
《新唐書·突厥下》記載：
「(開元)十九年，闕特勒死，使金吾將軍張去逸、都官郎中呂向奉璽詔弔祭，帝為刻辭於碑，仍立廟像，四垣圖戰陣狀，詔高手工六人往，繪寫精肖，其國以為未嘗有，默棘連視之，必悲梗。」儘管這是8世紀開元年間的事，但仍可印證後突厥毗伽可汗為其胞弟致哀所表現的葬俗，特別是突厥高級官員「特勤」的葬俗，要「立廟像，四垣圖戰陣狀」，以對其生平歌功頌德，這與唐太宗昭陵石刻有異曲同工之處。但史書稱「其國以為未嘗有」，恐非事實，起碼是東突厥葬俗影響到唐王朝，唐又向後突厥傳去的「返銷品」，文化的交流經常是雙向的。
各族王子舉哀剺面圖，敦煌158窟中唐涅槃經變畫
值得指出的是，在發現的古突厥碑文中，每敘述戰爭勝利時，必涉及可汗在戰役中所乘之馬及其技巧，對坐騎冠以榮譽性名號，而且把馬的戰死作為一件大事記錄下來，正是騎射民族的特色與風俗。
據《周書》和《隋書》的《突厥傳》記載，突厥人的喪葬儀式，是死者停屍於帳，子孫及親屬男女都各殺羊馬，陳列於帳前而祭之。祭悼者要繞帳走馬七匝(即七圈)，其中一人至帳門前「以刀剺面且哭，血淚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隨後「擇日，取亡者所乘馬及經服用之物，並屍俱焚之，收其餘灰，待時而葬」。以火焚屍與突厥人信仰火能驅邪觀念有關，但必須連生平坐騎一起焚化，意味著突厥人無論生前還是死後都依然是一位勇敢的騎士。
「葬之日，親屬設祭，及走馬剺面，如初死之儀。葬訖，於墓所立石建標。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殺人數。又以祭之羊馬頭，盡懸掛於標上。」「嘗殺一人，則立一石，有至千百者。」立殺人石有追念其平生戰功之意，反映了突厥以戰為榮、驍勇尚武的風俗。1889年，俄國地理探險隊在蒙古和碩柴達木地區科克辛—鄂爾渾河畔發現的《毗伽可汗碑》南面第12行記錄開元二十二年(734)後突厥第三任可汗死後，以貴重的檀香木為薪火焚，
「許多人剪掉頭髮，劃破了耳朵、面頰，他們帶來了專乘的良馬以及黑貂、藍鼠，不可勝數，並全都留下了」。因為突厥服裝中使用的最高級毛皮原料為黑貂皮、灰鼠皮，所以他們帶來了黑貂、藍鼠。南面第15行還記載了其用石塊和木材豎立的「殺人石」。突厥文稱為balbal。由此可見，馬為遊牧民族生活與徵戰提供條件，以馬陪葬是其民族特點，故突厥葬俗凸顯馬的重要性，可汗或貴族葬儀更重視良馬的象徵意義。
唐韓幹《胡人放牧圖》
突厥葬俗對新建唐王朝的影響很大，除前面所舉廢太子李承乾之例外，李世民本人也非常了解，他曾與侍臣講突厥「其俗死則焚之，今起墳墓，背其父祖之命」。他為秦王時就與突利可汗結拜為香火兄弟，武德七年又與頡利可汗從叔阿史那思摩傾心接，「結為兄弟」，還與西突厥莫賀設「結盟為兄弟」，並曾與頡利可汗「刑白馬」結盟於渭水便橋上。貞觀四年，西突厥統葉護可汗死，唐太宗「甚悼之，遣齎玉帛至其死所祭而焚之」。貞觀八年頡利可汗卒於長安，唐太宗詔令其族人葬之，「從其俗禮(依突厥習俗)，焚屍(於)灞水之東」。阿史那思摩死於貞觀二十一年，「仍任依蕃法燒訖，然後葬」。貞觀二十三年(649)，唐太宗死時，
「四夷之人入仕於朝及來朝貢者數百人，聞喪皆慟哭，剪髮、剺面、割耳，流血灑地」。蕃將斛斯政則「援刀截耳，流血被身」。這種以刀割面劃耳造成鮮血迸流的致哀習俗，與突厥葬俗別無二致。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等甚至請求自殺殉葬，以突厥方式表示悲傷的哀悼。近年考古發掘也證明,突厥殺身殉葬風俗在長安周圍地區存在。因此，唐人在昭陵豎立六駿石像，不僅是模仿突厥遊牧民族愛馬的習俗，更重要的是借駿馬的英姿來謳歌唐太宗的戰功，既為大唐天子，而又「下行可汗事」，這恰恰是突厥喪葬風俗的特徵。
馬是突厥人須臾不可或離的伴侶，正如五次出使突厥的唐朝使臣鄭元所說：「突厥興亡，唯以羊馬為準。」高適詩云「胡兒十歲能騎馬」，無分男女老幼，人出穹廬就須騎馬。作為遊牧民族軍事實力強大的標誌，馬是最主要的裝備工具之一，即使在突厥葬俗中，祭馬、走馬、葬馬都是不能缺少的。日本學者江上波夫考察阿爾泰地區突厥或突厥貴族墓之後，發現三種墓葬：第一種墓葬是圍有石籬的大石冢，封土中常見一匹以上的馬與死者共葬。第二種墓葬石冢不大，下有方形墓壙，武裝或非武裝的屍體仍與馬共葬。第三種墓葬或在陪冢之中，或在大石冢石籬之下，即殉死者還是與馬共葬。這充分說明，突厥喪葬習俗中人與馬不可分離的關係。為祈願死者在陰界同樣有馬騎，是用裝備齊整、準備出徵的馬做陪葬。因此，俄國學者認為墓內放馬是萬物有靈論的簡單反映。我們無須再作過多的贅述，只是想說明唐太宗昭陵六駿確實與突厥葬俗有密切聯繫，正如向達先生在論述貞觀初年教坊藝人學「突厥法」時所說：
「當時突厥勢盛，長安突厥流民又甚多，以至無形之間，習俗亦受其影響也。」唐初陵墓制度受突厥影響不僅僅局限於對馬的崇尚，又如突厥人對高山的崇拜與對祖先的崇拜緊密相連，他們認為祖先亡靈理想的住宅是高地或最好是高山，因為在高山上容易接受天神(即日神)的照耀。所以突厥有拜高山、祭祖窟的習俗，阿史那氏突厥祭祀兜鍪山(博格達山)先窟，漠北突厥多祭祀於於都斤山(今鄂爾渾河上遊杭愛山之北山)的阿史德窟，拜山即拜祖，山神在突厥神靈體系中佔有重要位置。而突厥這種風俗影響到唐，使唐太宗「依山為陵」，「旁鑿石窟」，修建昭陵。中國陵墓制度中「依山為陵」創始於唐太宗，這無疑是受突厥信仰風俗的浸染。《舊唐書·李靖傳》記載貞觀十四年，
「靖妻卒，有詔墳塋制度依漢衛、霍故事，築闕象突厥內鐵山、吐谷渾內積石山形，以旌殊績」。《新唐書·李傳》雲，總章二年，李死，
「陪葬昭陵，起冢象陰、鐵、烏德鞬山，以旌功烈」。阿史那社爾死後，「陪葬昭陵，治冢象蔥山」。阿史那思摩(李思摩)起冢象白道山。曾任夏州群牧使的安元壽死後陪葬昭陵，「祁山構象，夏屋成形」，墓丘之狀象徵祁連山。這些山都是突厥人心目中的神聖之山，可見，唐初受突厥信仰與喪葬風俗的影響。
再值得指出的是，昭陵六駿為什麼要選擇「六」這個數字來旌表戰功？唐太宗李世民身經百戰，騎過的戰馬無數，每次戰役都要換幾匹戰馬，最後卻單單挑選這六匹駿馬，每邊三幅浮雕排列？筆者認為，這大概也與突厥宗教習俗有關。突厥人信仰薩滿教、祆教、景教和佛教，其中起源于波斯和中亞的祆教(拜火教)於518年前後(南北朝時期)傳入中國，唐貞觀五年(631)曾建寺於長安，名「波斯寺」。突厥人何時開始信仰祆教，不得而知，但據唐僧慧立撰寫《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載，玄奘於貞觀初在西域已見「突厥事火不施床，以木含火，故敬而不居，但地敷重茵而已」。段成式《酉陽雜俎》卷四亦載：「突厥事祆神，無祠廟。」既然突厥信仰祆教，而祆教又於貞觀初傳入長安，其祭司穆護有可能參加唐太宗的葬禮。而祆教古經《阿維斯塔》及其他文獻中反覆出現神秘數字「三」及其倍數，含有「無限多」的寓意，如六天神、六季、六節、六橋、六百男女等，屬於瑣羅亞斯德教神話的原型數字，這與昭陵六駿非常吻合。特別是用馬來歌頌「得靈光神助創業立國的帝王」是祆教神光的基本內容，讚頌戰馬具有武士的功能，如果昭陵六駿是祆教祭司共同參與的傑作，將唐太宗歌頌為「永生的聖者」，也是符合祆教進入中國後鼓吹君權神授「靈光說」思想以保護自己切身利益的。這樣的追蹤尋跡恰當與否，有待於繼續探索，但選擇「六」這個數字確實值得深思。
總之，唐太宗昭陵六駿作為陵墓石刻浮雕，借駿馬以謳歌帝王英雄的思想主題，與突厥葬禮習俗、信仰習俗、宗教習俗均有密切關係，頗值得我們深入研究。
（本文原標題為《唐昭陵六駿與突厥葬俗研究》，全文收錄於三聯書店出版《胡漢中國與外來文明》系列叢書，澎湃新聞選刊時未收錄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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