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金融界網站
金融界網站訊 9月16日，主題為「新時代改革開放的新使命」的紀念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暨50人論壇成立二十周年學術研討會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舉行。
財政部前部長樓繼偉在發言中表示，金融業過度混業造成了一系列的亂象，使得風險集聚的同時，也不斷提高資金成本，加劇實體經濟的困難。目前，在治理金融亂象、打好「防控金融風險攻堅戰」的時期，確實到了水落石出的階段，出現了大量的風險，無論是P2P、保險公司的風險期限錯配，還是小銀行的風險暴露。 「這些亂象一方面帶來了社會安定的問題，另外一方面特別是對中小企業融資帶來了很大的困難。我們一邊要降槓桿、去風險，一邊要認真思考，究竟需要什麼樣的資本市場，發展什麼樣的經營模式，才能更好地服務於實體經濟」。 「就我看來，目前這種大混業的模式是絕對不行的，會引發高風險」，他強調說。 談及供給側改革，樓繼偉表示：「中央之所以使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法，我理解主要是提醒大家關注供給側，不要總惦記著需求側的刺激政策」。
他強調說，結構性改革必然發生在供給側，但需要需求側方面的政策進行配合，因為供給側改革有可能出現「短期痛苦、長期見效」的情況，因此，需要需求側方面的一些政策支持、配合。
談及供給側改革的進展，樓繼偉表示，近年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成效逐步顯現，但改革的步伐還有進一步加快的空間。
以下為演講實錄：
謝謝吳老師，謝謝樊綱。吳老師剛才從歷史和改革各方面的維度講了一下當前的使命。我就比較簡單了，我就講一個方面，重點講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問題。其實這並不是一個新命題，改革開放40年來，我們一直進行這方面的改革。但是，問題仍就不斷地冒出來，以不同的面貌冒出來，所以不得不再次強調一下這項改革。而且我們應該在這方面取得真正的實效。
概念我想說一下，經濟發展通常面對總量問題和結構性問題交織的局面，前者可以採取反周期需求管理的辦法應對，後者發生在經濟的供給側，即勞動力、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配置的機制和效率的提升，主要靠改革。因此，經濟學原理和國際比較所稱的「結構性改革」，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求側沒有改。
結構性改革的必然發生在供給側，但需要需求側方面政策的配合，因為供給側改革有可能短期痛苦、長期見效，有的是當期就很快見效，可能需要需求側方面的一些政策支持、配合。中央之所以使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法，我理解主要是提醒大家關注供給側，不要總惦記著需求側的刺激政策。
我們回顧一下世界經濟的發展史，比較典型的是「裡根新政」、「柴契爾改革」等，都是結構性改革，都是危機推動的被動改革，不改革就做不下去。「柴契爾改革」的時候，英國叫做「英國病夫」，「裡根改革」的時候，企業所得稅的邊際稅率超過70％，企業不願意投資，經濟出現危機。近年來，我們著力推動供給側結構改革，改革的成效逐步顯現，但是總體來看，改革還是要完善，改革的步伐還有進一步加快的空間。
「三去一降一補」是針對產能過剩、庫存高起、槓桿偏高、成本過高、短板突出等結構性問題提出的來的工作目標和任務，本質屬性是深化改革，但是現在很多的做法是把目標、任務當手段。「去產能」就下指標，給各省下指標。按說說的是環境標準、安全標準，包括有可能是技術性的這些質量標準，不符合這些要給企業時間改，實在不行就是下指標，就是把目標當手段。
這個就是採取傳統的辦法，靠行政手段，屬於計劃經濟時代的「關停並轉升」的措施，真正的改革做法不多。因此，下一步推進改革核心要破除制約生產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體制機制障礙，要讓市場起作用。
說一下供給側改革的改革，分著說一下勞動力、資本、土地。勞動力方面重點是促進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加快改革戶籍、養老、醫保等制約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制度，這方面談起來太多了，點一點吧。
最近一段時間，個別地方走向了相反方向，一些地方清理低端人口，搶奪高端人才，這是我們勞動力成本提高的重要因素。從國際經驗來看，一名中高收入的城市就業，相應需要四名所謂中低端的人口服務。如果把所謂低端人口清光了，勞動力成本將大幅度提高，所謂高端行業的經營和人民的生活反而更加不方便，甚至會刺激移居、移出國外。
另外，要提高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流動性，在制度上促進勞資雙方的平衡。2015年，OECD測算，我國對於非臨時職工的保護在全球72個國家中排名第二，僅次於委內瑞拉在查維茲極左翼的政府時期制定並沿用至今的相關法令。
我們的實際感覺是我們的排名比歐洲高出許多，但是我們的勞動力市場因這個因素造成了扭曲，還不如歐洲，怎麼回事呢？因為我們不是都依法辦事，在法律層面執行的還不夠嚴格，一方面使合法合規經營的企業更加困難；另一方面對善於靈活變通的企業留下了尋租空間，對社會道德是負激勵。
勞動力要素方面講了很多，我只講一兩點。在資本方面，重點是如何使金融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前段時期，我們過度地混業，造成了一系列的金融亂象，在風險集聚的同時，也不斷地提高資金成本，加劇實體經濟的困難。習總書記強調：「金融要回歸本原，為實體經濟服務。」
目前，治理金融亂象的時候，打好「防控金融風險攻堅戰」的時候，我們確實到了水落石出的階段，出現了大量的風險，無論是P2P，無論是保險公司的風險期限錯配，無論是小銀行的風險暴露，一方面帶來社會安定問題，一方面特別是對中小企業融資帶來了很大的困難。我們一邊要降槓桿、去風險，一邊要認真思考，我們究竟需要什麼樣的資本市場，發展什麼樣的經營模式，才能更好地服務於實體經濟，就我看來，目前這種大混業的模式是絕對不行的，會引發高風險。
在土地方面，重點是加快土地流轉制度改革，土地天然帶有一定的公共性，沒有自由的土地市場，一個國家的土地面積是有限的，錢是可以印出來的，地是印不出來的，所以土地天然帶來的公共性，所以就要有「用途管制」，但是「用途管制」對不同所有制的，要有進入市場的通道，要大力推進土地流轉制度的改革，提高土地配置效率。
三中全會文件提出，在符合規劃、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的前提下，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不要忘記前面還要符合規劃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這方面我是覺得改革有一定的進展，但是容易走偏，注意了後面，沒有注意前面，或者注意了前面，沒有注意後面，所以仍舊處於試點階段，還沒有全面推開。
簡單點一點三個生產要素方面一些改革和重點，實際上就是常說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中的α，這個生產函數Y，就是13個要素，勞動力labour，土地land，加上資本capital，前面有各個回歸係數，所以前面括號之外成立一個α，為什麼成立α？因為這個公式做出來是總供給，但是一回歸歷史發現，得出來不是當時的總供給了，為什麼呢？因為α在變，通常就被解釋為制度創新和技術進步，解釋為α。
我們的結構性改革其實就著眼於這個神秘的α，也只有將結構性改革落實到位，才能真正將α釋放，提高全要素生產力，提升我們經濟的潛在增長水平。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