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8月15日，南嶽衡山抗戰忠烈祠恢復了1949年後中斷的公祭圖片由 周躍華提供
國家文物局建築專家組組長羅哲文認為，忠烈祠傳統在中國古已有之。在他看來，只要是以表揚先人、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為目的而建立的祠堂，都可以歸入「忠烈祠」範疇。
按照這種劃分方式，中國的忠烈祠傳統最早可以溯源到三千多年前，紀念軒轅、大禹的祠堂便屬於忠烈祠。到了唐朝，唐太宗為紀念開國過程中死難的將士，建了不少昭忠祠。昭忠祠的性質就是忠烈祠，只是名目不同。北京現存最早的寺廟法源寺，前身就是昭忠祠。
遲至清朝，「忠烈祠」這一概念才正式出現。清末馬尾海戰、甲午海戰後，清政府便在福建為海戰中戰死的官兵修建昭忠祠或忠烈祠。
羅哲文認為，按照古代禮制，這些祠堂可能也都有著各自固定的祭祀方式和禮儀，但資料缺乏，難以復原。
清華大學建築學系教授樓慶西認為，從建築形制而言，祠堂屬於禮制建築，在近代之前，「忠烈祠」之名很少使用。禮制建築大概分三類。
第一類是封建朝廷祭天地日月、祭社稷的壇廟，比如天地日月壇、社稷壇。
第二類是紀念在歷史上對國家民族有貢獻的名人，就是祠堂。比較有代表性的就是孔廟、關帝廟。除了孔廟有國家典禮以外，這一類祠堂一般沒有固定儀式。
第三類供祭祖用。皇室有太廟；到了地方上，就是家廟、祠堂。這一類祠堂祭祀的對象是集體性的。比如清代的太廟，就把開國後每個皇帝的牌位都放在裡面。祠堂的祭祀對象是家族的各輩先人，如果家族太大，還要分若干個分祠堂，每年有定期的儀式。
大陸：香火中斷56年
落成於1943年7月7日的南嶽衡山抗戰忠烈祠，是國內現存忠烈祠中規模最大的一座。它位于衡山風景區內，據衡陽市南嶽區文物處副處長周躍華說，2004年實行免費之前，每年參觀人數約有三四十萬，現在每年參觀人數大概有50萬到100萬。
1938年10月底，隨著武漢、廣州相繼淪陷，南嶽衡山遂成為國民政府抗戰的核心大本營。在1938年11月的第一次南嶽軍事會議上，蔣介石在報告中提到將士多「暴屍疆場」，視為恥辱。會議隨即決定在南嶽衡山為戰死的將士修建陵園。
其實在全面對日本抗戰之前，國民政府即有設祠奉祀烈士的規劃。1936年，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公布「歷次陣亡殘廢受傷革命軍人特別優恤辦法全案」，其中正式提出「各縣設置忠烈祠辦法」。1940年，由蔣介石指示，國民政府公布「抗敵殉難忠烈官民祠祀及建立紀念坊碑辦法大綱」、「忠烈祠設立及保管辦法」。所奉祀對象涵蓋自辛亥革命以來的抗敵烈士，其中以抗日犧牲官兵為主要對象。
據1942年國民政府內政部統計，當時中國內地已有六百多縣市設立忠烈祠，多由過去的關帝廟、武侯祠、城隍廟等改建，附加祭祀。
衡山抗戰忠烈祠項目由第九戰區司令長官兼湖南省主席薛嶽主持，由國民政府撥專款，仿南京中山陵建造，決定「抗戰以來，各忠烈將士，即日入祀，歲時奉祀」。匾額「忠烈祠」由蔣介石題寫，懸掛於主體建築享堂正門之上。第一批入祀南嶽忠烈祠的有53名將領，包括張自忠、郝夢麟、佟麟閣、趙登禹等人。
享堂正中，是一屏巨大的青石碑，上面刻有薛嶽題寫的「抗日陣亡將士總神位」。碑的四周和底座，為漢白玉石。碑前有大香爐，來參觀、祭祀的人可以在這裡獻花、上香，甚至還可以跟碑位合影留念。除此之外，並沒有額外的祭祀儀式。
新中國前最後一次公祭活動的時間是1949年3月29日的春祭。一直到2005年8月15日，抗戰勝利60周年時，衡山忠烈祠才恢復大型公祭。公祭行禮如儀：由全國政協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務副主席周鐵農擔任主祭，擊鼓九通，撞鐘九響，再由20人組成的公祭隊到主祭臺前，依次敬獻三牲、五穀、鮮果及獻供酒、敬香茶，然後是參加公祭的各界代表到主祭臺香爐前敬獻花籃。緊接著主祭人周鐵農奉上香楮，宣讀祭文，焚燒祭書。全體公祭人員向抗戰忠烈三鞠躬。禮畢後鳴炮。服裝則基本統一為白襯衣、藍褲子，佩戴白花。
周躍華解釋，這種儀式並非憑空編造，而是根據民國時期春秋祭祀大典的程式而來。雖然經歷了戰亂和「文革」，衡山忠烈祠的資料多有毀佚，但留存下來的檔案裡恰好有講述祭祀禮儀的，名稱叫做「忠烈祠祭祀辦法」，很明確地講到第一步如何第二步如何。至於這個辦法依託的又是何種禮制，周躍華則不太清楚，他猜測，那大概用的是傳統禮制裡的最高禮儀。
臺灣：日據時期的神社改建
臺灣作家藍博洲在臺灣苗慄縣念中學的時候是在1970年代，當時蔣介石在臺灣進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講究禮儀，講究教化。於是每年的3月29日（臺灣的清明節）和9月3日，中學生藍博洲都要被學校組織去苗慄縣的忠烈祠，參加春秋兩季的公祭，祭拜陣亡將士。
苗慄的忠烈祠在福星山公園裡，主要是紀念臺灣抗日誌士羅福星。除了羅福星、丘逢甲的紀念碑，忠烈祠的小角落裡還有另外一塊碑，上面刻著在東北死難的某個軍團的官兵名單。這讓藍博洲當時非常迷惑不解，因為他沒有發現這塊碑跟臺灣有什麼關係，「人都是在東北死的，可是紀念碑卻立在臺灣一個小地方的小山頭上，而且還是一個小角落。」
若干年後，藍博洲根據資料猜測，當時福星山的駐軍可能是在東北打內戰的那個軍團，撤退到臺灣後駐守在苗慄，碑也就立在苗慄了。
他還猜測，臺灣不少忠烈祠都有這樣的情況。因為臺灣的忠烈祠大多是在臺灣光復後，直接由之前日據時期建造的神社改建而成。無論交戰方是哪邊、跟臺灣有沒有關係，只要沒有親共嫌疑，陣亡的國民黨將士牌位就會被放入忠烈祠以供世人祭祀。
祭祀的儀式並不繁複。藍博洲參與的公祭，是地方首長在前誦讀祭詞並上香，學生們三鞠躬。到了蔣經國時期，教化意識逐漸淡薄，福星山的公祭活動也逐漸不再舉行。「現在臺灣清明節都不放假了，以前是法定假日。」藍博洲說。
前中國時報記者徐淑卿也是臺灣苗慄人，福星山就在她家旁邊，也許是學校不同，她小時候從未參加過地方的公祭活動。她記憶中，那裡是她經常去玩耍的「公園」。「我不覺得臺灣的忠烈祠有像日本靖國神社那麼大意義。」
陳君天對臺北忠烈祠的看法跟徐淑卿差不多。30年前便已成名的臺灣電視導演陳君天，當學生的時候，臺北忠烈祠還沒建好，而圓山神社已經變成了圓山飯店。他也沒有參加過公祭。他覺得，除了跟烈士有關的人，對於臺北市民或外地遊客，臺北忠烈祠更多是一個旅遊景點。也許很多人是奔著欣賞忠烈祠門口的三軍儀仗隊的換崗儀式而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