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9月14日，臺灣記者首訪大陸
★ 採訪契機
1987年下半年，臺灣當局對大陸的政策出現重大突破：解除實行了38年之久的「戒嚴令」，並傳出可能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創立於1947年、具有很濃地方特色的《自立晚報》，是頗有影響的臺灣第三大報。老闆吳豐山的腦子裡閃出一個計劃：派記者搶灘赴大陸。
★ 採訪波折
決心下定後，吳社長親自挑選了兩名當家記者，準備經香港由廣州入境，但護照遲遲辦不下來。與此同時，臺灣別的報社也在緊鑼密鼓籌謀此事。不能再等，吳豐山決定重新派人。這次選定的是兩位年輕有為的記者：一位叫李永得，男，34歲，生於高雄美濃，臺灣政治大學政治系畢業，報社政治經濟研究室主任；另一位叫徐璐，女，31歲，祖籍上海，生於基隆，畢業於臺灣淡江大學英文系，政治研究室研究員。吳豐山決定：這次改從日本東京轉道，爭取一舉成功。9月11日，吳老闆親自把兩名記者送到桃園機場。他們分析了多種可能出現的情況，並備好幾種應對的措施。看到飛機升空，吳豐山立即打電話給總編輯陳國祥，「已順利登機，請照預定計劃換版發稿」。下午2時30分，以《本報特派記者李永得、徐璐由東京赴大陸採訪》為頭條新聞的《自立晚報》，出現在臺灣街頭。
面對這一意外狀況，臺灣當局通知報社，要求馬上把兩名記者召回。然而，吳豐山的態度也非常堅定：「我絕不會把我的記者召回來。」
★ 抵達日本
李永得、徐璐當天傍晚5點15分到達日本成田機場。一出機場，他們立即前往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日本大使館。38年來首次接待臺灣記者李永得、徐璐的是專門負責臺胞籤證的二等秘書馬連印。當明白了兩位記者的意圖之後，馬連印說：「如果你們以探親的名義申請入境，我現在就可以發籤證給你們。」但是，兩位記者堅持要在《臺胞探親旅遊入境申請表》上寫下記者的身份和採訪的目的。李永得、徐璐住進了日本東京一家普通旅館。經過32個小時的等待，9月13日上午9點，馬連印通知兩位記者到大使館。一見面，馬連印問：「你們的計劃是否改變？」得到肯定答覆後，馬連印說：「你們的事已獲得批准，而且是非常熱烈的歡迎。」不到半個小時，李永得和徐璐便拿到旅行證；並預訂了第二天中國民航的班機。
1987年9月，臺灣《自立晚報》記者李永得、徐璐衝破臺灣當局的禁令，繞道日本到祖國大陸採訪，成為兩岸隔絕以來首次到大陸採訪的臺灣記者。圖為：徐璐、李永得採訪參觀黃埔軍校舊址。
★ 抵達北京
9月14日，李永得、徐璐途經上海飛向北京。時任中國新聞社港澳臺部主任的陳佐洱於當日稍晚時間即前往首都機場迎接。由於飛機為確保機上重要旅客的安全，在上海多做了一次客貨安檢，所以晚點至15日凌晨0點56分才抵達北京首都機場。兩位臺灣記者走入機場衛星廳時歉意地說：「讓你們久等了。」陳佐洱迎上前去握著他們的手說：「歡迎，歡迎。等你們38年了！」李永得說：「我們終於邁出了艱難的一步啊!」徐璐補充道：「其實路程很近，但周折了快40年！」
陳佐洱是上海人，在福建長大。所以，陳佐洱既會說上海話，也會閩南語。徐璐是上海人，陳佐洱可以用上海話跟她交談；李永得只會說閩南話，陳佐洱就用閩南話和他溝通，「國語」加上家鄉話，彼此的距離一下子縮短了，感覺自然親近了許多。
陳佐洱一面引路，一面問李永得和徐璐：「機場外有50來名中外記者，要不要見一見？」「他們在機場外苦等了4個多小時，不見成嗎？」兩位臺灣記者說。於是，陳佐洱陪同他們走進機場一個早已準備好了的休息廳。兩名記者一走進休息廳，就被「與臺北相比，毫不遜色」的中外記者包圍。採訪結束，陳佐洱又送他們去長城飯店。路上，陳佐洱問他們有什麼要求，需要採訪什麼，可告訴他，他會盡一切努力，滿足他們的採訪要求。到了飯店，陳佐洱給他們安排好房間後才離開。
回到家裡，陳佐洱顧不上休息，連夜翻找通訊錄，根據兩位臺灣記者提出的採訪對象，與助手們分頭一一與他們所在單位或本人聯繫。臺灣記者得到陳佐洱提供的信息後，立即打電話聯繫。
★ 大陸採訪行程
兩位臺灣記者的大陸之行，從9月15日開始，到9月27日結束。先後到了北京、杭州、廣州、深圳和廈門5個城市。在杭州，徐璐還見到由上海趕來相見的姑母和表弟。未曾謀面的親人，見面時，徐璐和姑媽抱頭大哭。在廣州，他們採訪了孫逸仙紀念醫院和中山大學，併到了中山市翠亨村參觀了孫中山故居及黃埔軍校舊址。在深圳，他們看了國際貿易大樓、沙頭角的中英街、海關大樓出入境的檢查關口等。在廈門，他們訪問了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並採訪了東山。當他們抵達廈門後，看到與臺灣鄉村一模一樣的四合院建築，以及幾乎相同的閩南語。
14天的時間是短暫的。兩位臺灣記者自己認為，不管怎樣，它仍「是一個真實的捕捉，一個完完全全透過臺灣記者的雙眼所做的直接捕捉」。
海峽兩岸都關注著這兩位記者的此次歷史性的大陸行。對於他們的報導，臺灣的老百姓普遍「叫好」，因為，38年來，人們第一次看到了由臺灣自己的記者寫出來的有關大陸的報導。
9月27日，李永得、徐璐就要離開廈門，經香港返回臺北，結束這次歷史性的大陸行。相關同志親自去送他們上飛機，因為一定得送他們安全離開祖國大陸。臨別時，兩位臺灣記者熱淚盈眶，黯然神傷。
據臺灣媒體報導，當晚，吳豐山社長在臺北的僑福樓為「滿載而歸」的兩名記者舉辦慶功宴。然而，就在慶功宴上，他們看到晚7點半的第一則新聞———「新聞局」宣布李永得、徐璐的大陸之行為「非法」，採取兩項處分措施。隨後的一個星期，各界聲援的函電，像雪片般飛來。《自立晚報》也請好了律師，等待開庭。10月6日,《自立晚報》創刊40周年。他們在臺北一家大飯店舉行同仁聚餐慶祝大會，場面十分盛大。近千名嘉賓到場慶賀。會上，該報的發行人吳三連，頒獎表揚李永得和徐璐，稱他們此次的大陸探親旅行採訪，「表現傑出，幾近完美」。
在臺灣社會的強烈反響及各界人士的抗議下，臺灣當局準備處罰《自立晚報》的事，果然不了了之。在兩位記者回臺灣一個月之後，11月2日,臺灣當局正式開放臺灣民眾到大陸探親。開放當天，2000多人辦理了赴大陸探親的證件；隨之,與大陸隔絕了38年的骨肉同胞掀起親潮。
1987年，李永得與徐璐抵達北京首都機場後接受記者採訪。
1987年9月15日，兩岸的新聞人成為了新聞的主角。這一天來自臺灣地區《自立晚報》的兩名記者進入大陸採訪，改變了兩岸政治文化互動的進程。
其實從嚴格意義上來說，這並不是一次「合法派出」的採訪。但是正是這種大膽的好奇和突破，實際上代表了兩岸長期隔絕後，新聞人最敏感的嗅覺和最原初的回歸。更重要的是，這次採訪啟發了兩岸新聞人在書寫歷史進程中的衝動和智慧，最終推動了兩岸互派記者駐點的歷史進程。
眾所周知，1987年對於兩岸來說，都是一個特殊的歷史時點。大陸的改革開放在走過9年之後，已經完成了最初的思想動員，開始進入到制度深化和體制突破的過程中；而臺灣在蔣經國解除黨禁、報禁之後，直接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與血肉相連的大陸相處。儘管兩岸在政治上隔絕多年，但是這個問題本身已經超越了政治的範疇，而成就了民心所向的力量。
對於當時的記者來說，突破其實僅僅只是開始。因為他們面對的更大問題實際上是，如何反映一個真實的大陸。從1949年到1987年，38年的等待已經超越了當時許多記者的實際年齡。在從隔絕的教育和宣傳中走出來的年輕記者面前，擺放著一個充滿了變革、激蕩與機遇的大陸。從他們眼中、筆下流淌出來的大陸生活，更加真實可信。這一切對於後來走訪臺灣的大陸記者來說，同樣也提供了一個解決問題的可能。
在這種情況下，媒體成為了兩岸相互觀察和了解的一個重要渠道。如果沒有新聞人的大膽突破，也就沒有兩岸民眾真正的互相溝通。
在兩岸關係的當代史中，新聞人走在了民眾的前頭。其實這才是新聞人真正的歷史使命。無論是大陸還是臺灣，兩岸秉承同一個文化淵源，擁有同一種歷史傳統，甚至擁有共同的新聞史。在1987年9月15日和後來的許多關鍵日子裡，兩岸的新聞人雖然不需要面對他們的前輩在民族啟蒙年代的艱難困苦，但是真實反映兩岸的狀況，對後來的兩岸互動和民眾心理回歸來說，卻不亞於另一次啟蒙。
兩岸的經濟、文化甚至政治交流，的確有血濃於水的感情基礎，但同時需要有相互了解、彼此信任的認知基礎。新聞人在民眾互動之前，正是扮演了這種信任推動的角色。新聞報導讓更多的兩岸同胞擺脫了政治上的偏執，從一種更加寬容的角度去看待自己的同胞；同時也讓兩岸沒有自信的包容，便不會有好奇的目光；沒有新聞人的第一步，也不會有輿論的第一步；在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的回顧中，兩岸新聞人既是新聞的記錄者，又是新聞的參與者；只此一功，便不可沒。
【編輯策劃：黃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