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站東片區 發生多少不為人知的往事 又留下多少歷史名人的印跡
提起北京站，都知道它在東南二環附近，馬路寬敞，建築整齊現代，明城牆遺址公園近在咫尺。但很少有人知道，如今熱鬧繁華的北京站東地區，其實曾由一條條狹窄綿長、錯綜複雜的老胡同組成。這裡曾經發生過許多不為人知的往事，也住過不少在歷史長河中留下印跡的名人。
春暖花開的四月，北京青年報天天副刊「青睞」胡同尋訪團隊走進北京站東片區，挖掘藏在這個街區的隱秘歷史。斯諾夫婦的曾住地盔甲廠胡同、徐悲鴻曾經生活過的東受祿街、前身是元大都城角臺的古觀象臺，還有從崇文門內大街東側一直流到南城根的泡子河，都在這次實地尋訪中漸漸清晰起來。
被拓寬的大羊毛胡同
消失的「溝沿頭」和「鬧市口」
主講嘉賓還是「青睞」的老朋友、胡同研究專家王蘭順老師，他在北京市檔案局(館)展覽陳列處工作多年。從1999年開始，他先後策劃舉辦過祿米倉胡同、總布胡同、外交部街、崇內胡同、大柵欄街區、西交民巷街區等多項歷史文化展覽。可以說，北京的大部分胡同，他都親自實地走過。
1958年，北京火車站開始修建，拆除了復興裡、梅竹、二眼井等胡同，並將毛家灣、江擦胡同等東西兩側胡同部分拆除，拓寬了原溝沿頭和鬧市口，命名為北京站街。而溝沿頭與毛家灣、釣餌胡同交匯的南部成為北京站。
大羊毛胡同也是因為建設北京站而被「改變命運」的胡同之一。大羊毛胡同呈南北走向，北起小羊毛胡同，南至盔甲廠胡同，東與柳罐胡同相通，西與老錢局胡同、豐收胡同、東綬祿胡同、抽屜胡同相通，八十年代末開闢北京站東街，把大羊毛胡同分為南北二截，全長349米。
在位於大羊毛胡同北口的中國海關博物館裡，王蘭順開始了對北京站東片區的介紹：「現在北京站最南邊的幾個站臺就在老城牆的南牆根，過去這裡還有德國墳地，臭名昭著的克林德墓就位於這裡。」
王蘭順展示出了一張1916年這片街區的歷史地圖：「從地圖上可以看出，這裡有兩個很重要的胡同，一個是大羊毛胡同，它在這個地區是縱貫南北的，再有一條就是溝沿頭胡同，也是縱貫南北的，兩條胡同一東一西。再有就是一條泡子河。」從地圖上清晰可見，一條沿著明代城牆自北向南，到明城牆東南角之後再向西流的水道，形成了一個直角。
大羊毛胡同已經有600年的歷史了，原來只有6米寬，2004年擴寬到35米。拓寬後成功從現在的海關總署東側新開闢了一條連接北京站東街與長安街的紐帶，與北京站前街形成了交通環線。北京站東路修通後，大羊毛的地名仍然存在，而與之相連的小羊毛胡同卻已經消失了。
溝沿頭胡同，曾是明初形成的一條水道，原來水道邊的土路叫溝沿，最早只有北邊一小段有人家，故稱溝沿頭，南邊大部分是泡子河的荒地和水窪。
由於北京站的建設，包括溝沿頭胡同在內的抽屜胡同南頭、馬匹廠南頭和盔甲廠的一部分都被畫入佔地範圍，溝沿頭胡同被拆掉了。過去，溝沿頭胡同往北與鬧市口大街相銜接，從現在的北京站口往南500米左右這段就是原來的鬧市口大街。鬧市口和溝沿頭過去也是個比較熱鬧的地方，從北到南街面上買賣鋪戶很多。
1958年以前，現在的北京站前街北口的中心位置，是四條街道匯合的十字街口：東邊街道叫「東觀音寺街」；西邊街道叫「西觀音寺街」；北即「方巾巷」再接「朝陽門南小街」。這四條街道匯合的十字街口，就是當時的「鬧市口」。
1958年，為迎接建國10周年，北京開始擴寬東西長安街街道並向東西方向延長，同時興建北京站、人民大會堂、歷史博物館等十大建築，鬧市口周圍正屬拆遷地區，於是這裡的部分住戶開始搬遷，這裡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鬧市口消失了，部分胡同消失了，數以百計的住戶遷走了……
明城牆東南角下
曾經淌過一條美麗的泡子河
「泡子河過去是跟通惠河通著的，泡子河沿岸不光有寺廟，還有一些私家的園林，所以能夠想像到過去的泡子河還是很漂亮的！」王蘭順這麼描述著人們已經無法再看到的那條曾經流淌的泡子河，大家只能一邊聽一邊想像了。
泡子河名稱的起源以及其發展變化可追溯到元、明、清三代。據清朝人吳長元在《宸垣識略》一書中記載：「泡子河即元人所開之通惠河。」是元代漕運的必經之路。
起初泡子河和觀象臺都在元大都的城牆外，即文明門外。明永樂十七年(1419年)，北京拓寬南城，將元大都南城牆向南推進約二裡有餘到現在前三門一線。文明門改稱崇文門，泡子河就被圈到城裡了。所以明朝初年，城裡南段水道已改由御河橋經南水關入護城河向東流，廢棄了元朝經船板胡同迂迴東流的一段舊通惠河，在城東南角留下一段殘跡就是泡子河。
歷史記載，泡子河東岸有一座建於明成化初年(1465年)的呂公堂。後來，萬曆皇上賜名，改叫護國永安宮，崇禎年間又叫呂公祠。祠內供著呂洞賓，春秋進京趕考的學子，紛紛來乞夢求願。除了呂公祠，泡子河周圍還有慈雲寺、華嚴禪林、太清宮、關帝廟等。
「我們在1916年的地圖上看泡子河的時候，它中間有一個鼓肚，河面很大。到了1949年，泡子河就是一條溝了。新中國成立之後，由於泡子河河道日益變窄，水越來越少，直至變成死水，淤積了許多城市垃圾，臭氣燻天，所以在城市的治理過程中就被填埋了，今天河道上面還搞起了建築。」泡子河就這樣在歷史長河中消失了。
從海關博物館出來，王老師帶領大家順著大羊毛胡同一路往南，走到與現在的北京站東街交叉口位置，他停下了腳步。「這裡的建築還發生過地基下沉，因為人們並不知道這裡以前是古河道，底下的淤泥、沙子不是幾年形成的，而是幾百年形成的，所以地基下陷的問題就出現了。」
住在神路街的徐悲鴻：
第一座由美術家故居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個人紀念館
王蘭順在介紹泡子河的時候，曾說到泡子河沿岸有許多寺廟和道觀，所以與之距離很近的「神路街」的得名就跟這些建築有關係。
「神路街」後來被訛化為「受路街」，在東受路街曾經居住著一位重要人物，就是徐悲鴻。「為什麼徐悲鴻要住在這兒呢？如果跟我走過之前的胡同尋訪，就會記得我們在尋訪東總布胡同的時候講到過北平國立藝專。徐悲鴻當時在北平國立藝專當校長，他住在這兒離國立藝專很近，上班比較方便。」
王蘭順老師提到，徐悲鴻紀念館就曾經坐落在這裡，建立於1954年，周恩來總理親書「悲鴻故居」匾額。這也是第一座在美術家故居基礎上建起來的個人紀念館。1966年「文革」開始後，原紀念館被拆除。1973年，在周總理的指示下，新館於西城重建。
盔甲廠胡同13號
《西行漫記》在這裡誕生
77年前的深秋，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在北京租住的小院裡開始寫作《西行漫記》，這本書後來成為經典，也讓中國西北革命根據地首次完整地出現在西方視野之中。這部巨著的誕生地，就在如今北京站東的盔甲廠胡同內。
尋訪團隊伍穿過北京站東街，往南走上七八米，再向右一拐，就能看到一座寫著「中安賓館」字樣的建築，賓館的外牆上標註著《紅星照耀中國》(西行漫記)寫作地舊址，還掛有斯諾夫婦的照片。史料顯示，斯諾自1928年來到中國後，曾經旅居北京5年，並在1935年10月至1937年11月租住在盔甲廠胡同中一處屬於教會的四合院裡。
「據說斯諾住的時候房子不小，裡面還有亭子、假山等等。但是現在原有的歷史形態已經發生了根本改變，這個中安賓館實際上是後來重建的，原來的東西和建築一點都沒剩下。」王蘭順告訴大家說。
不過，在中安賓館裡，人們還是給這位中國的老朋友設立了專門的紀念牆和雕像，中安賓館大堂裡還貼著斯諾夫婦住在這裡的照片，甚至還有一架舊鋼琴。
斯諾對於中國革命來說，不僅只是《西行漫記》作者這麼簡單；而原來的盔甲廠13號，也並非只有「著作地」一層身份。
「一二·九運動前夕，許多愛國進步學生常去斯諾家，陸璀就是其中一個，這裡還有她躲在斯諾家時拍下的照片。」王蘭順指著中安賓館內院牆上陸璀的照片說。在這張老照片上，「曾在一二·九」運動中進行抗日演講的陸璀，在斯諾家的院子裡抿著嘴笑得正甜。
走進中安賓館內部，牆上掛著那張由斯諾拍攝的堪稱經典的毛澤東紅軍戎裝照。王蘭順老師說：「照片上毛澤東帽子和衣服的顏色並不完全一致，據說帽子是為了拍照臨時向斯諾借的。」
帕梅拉慘案：
東南城牆腳下至今未解的外國人被殺之謎
姜文的電影《邪不壓正》裡交待過一個外國少女被殺的故事，就跟這個有點兒關係，連被害人的名字都沒變，就叫帕梅拉。
王蘭順提起了這樁至今還懸而未決的兇殺案，就與盔甲廠有點關係，因為兇殺案的受害者就住在盔甲廠胡同。
尋訪團中，有一位吳先生從小就住在盔甲廠胡同，他說解放以後城牆角下很偏僻，人也不愛來，自己小時候都不敢單個兒出門。
1937年1月一個寒冷的早晨，一位遛鳥老人在東南角樓下發現了退休英國外交官維爾納的養女帕梅拉的屍體，已經面目全非。起初，海倫·斯諾曾懷疑，戴笠為了阻撓他們的報導和出版，想要暗殺她，只是手下殺錯了人，於是鄰居家的帕梅拉遇了害，因為她們長得還真有點像。但是軍統局下手一般都是手腳麻利，一槍斃命，帕梅拉卻不是這種死法。王蘭順介紹說：「當時斯諾夫人嚇得夠嗆，因為那個時候他們幫助很多進步學生，總擔心像戴笠這樣的人會對他們實行暗殺，斯諾夫人擔心是不是殺錯了。帕梅拉的屍體後來就運到了協和醫院進行解剖，養父維爾納懷疑是給帕梅拉看牙的牙醫幹的，後來還發現了作案現場。由於緊接著太平洋戰爭爆發了，英美是盟友關係，維爾納必須要離開這裡，不然就有可能被日本人抓起來，因此案件沒有再繼續追查下去，就成為了懸案。」
後來，還有一本小說叫《午夜北平》以此為題材，專門寫了這件事，王蘭順說他看了這本書，與檔案記載相差不大。
五百年風雲後
由高地變窪地的古觀象臺
從斯諾曾住地出來，大家跟著王蘭順老師的步伐繼續實地尋訪，下一個目標便是位於建國門立交橋西南角的古觀象臺。
「元大都的城牆不包磚，是土城牆，如果到元大都城牆遺址公園去看，我們會看到一溜土埂，那就是過去元大都城牆塌了以後形成的土坡。所以古觀象臺西北側還有一塊地兒叫黃土大院，有人考證說那個地方大大的土坡可能就是元大都城牆塌了以後形成的。也有人說元代的時候郭守敬在那搞過一個司天台從而形成高坡，說法不一。」
北京古觀象臺建於1442年(明正統七年)，是中國明清兩代的皇家天文臺。1279年(元十六年)，郭守敬等在今建國門觀象臺北側建立了一座司天台，成為北京古觀象臺最早的溯源。明正統七年在元大都城牆東南角樓舊址上修建觀星臺，放置了渾儀、簡儀、渾象等天文儀器，並在城牆下建紫微殿等房屋，後來又增修了晷影堂。
1644年清政權建立之後，改觀星臺為觀象臺，並接受湯若望的建議，改用歐洲天文學的方法計算曆書。1669-1674年，由康熙皇帝授命，南懷仁設計和監造了6架新的天文儀器：赤道經緯儀、黃道經緯儀、地平經儀、象限儀、紀限儀和天體儀。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紀理安設計製造了地平經緯儀。1744年(乾隆九年)，乾隆皇帝又下令按照中國傳統的渾儀再造一架新的儀器，命名為璣衡撫辰儀。
1900年八國聯軍侵入北京，德、法兩國侵略者曾把這8件儀器連同臺下的渾儀、簡儀平分，各劫走5件。法國將儀器運至法國駐華大使館，後在1902年歸還。德國則將儀器運至波茨坦離宮展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根據凡爾賽和約規定，儀器於1921年裝運回國，重新安置在觀象臺上。
辛亥革命後，觀象臺改名為中央觀象臺，1927年，紫金山天文臺籌建，古觀象臺不再作觀測研究，於1929年改為國立天文陳列館。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略者進逼北京，為保護文物，民國政府將置於臺下的渾儀、簡儀、漏壺等7件儀器運往南京。如今這7架儀器的真品分別陳列於紫金山天文臺和南京博物院，現在在觀象臺中看到的渾儀和簡儀都是複製品，
古觀象臺一直是北京地區重要的天文觀測場所，跨越500年的漫長歷史。隨著北京城市的發展，如今的古觀象臺早已經淹沒在高樓大廈之中，根本不具備觀測星空的條件。可是作為珍貴的歷史遺蹟，北京古觀象臺依然被立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從小就住北京站東片區的吳先生回憶，小時候在古觀象臺一帶爬土城牆的時候，站在高地看過去可以把北京城看得清清楚楚，但現在，從古觀象臺的院子向外看去，四面全都是高樓大廈，再也看不了那麼遠了。「這邊兒成了『盆景』了！」王蘭順老師也打趣道。
大家感慨，就連小時候能聽得很清楚的北京站整點鐘聲，如今似乎也不那麼清晰了，得豎起耳朵才能模糊地分辨出一點點聲音。
遺憾和失落的情緒雖無法避免，但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總有些東西消逝在時間和變遷裡，走過它，記住它，也許是紀念它最好的方式。
文/本報記者 雷若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