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高樓林立的市中心，一座高高的紀念碑並不顯得起眼。紀念碑佇立在一座公園內，碑座用4種文字刻著「日本佔領時期死難人民紀念碑」（見圖，王 慧攝），偶爾有三三兩兩的人走過，歷史的硝煙化作綠樹清泉，格外肅穆。
1942年2月15日，是農曆正月初一。這一天，英軍投降，日本陸軍第25軍佔領新加坡。太陽旗下，等待新加坡華人的是一場浩劫。日軍「肅清」新加坡華人的大規模屠殺行動即將開始。
2月18日，日軍第25軍司令山下奉文正式下達「肅清」命令。「肅清」一詞在中文、日文中字形一樣，是指在華人中清除反日分子。新加坡國立大學歷史系教授、軍事歷史學家布萊恩·法雷爾在接受筆者採訪時這樣說：日軍一方面根據某些項目名單來找出所謂「反日分子」，比如戴眼鏡的要被抓，因為他們是「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文身的要被抓，因為他們可能是「結黨歹徒」；積極抗日人士毫無疑問要被抓；海南人也要被抓，因為他們被認為是共產黨……另一方面，在每個驗證點，一些告發者蒙著面協助日軍進行指認，日本士兵更是可以隨心所欲地選擇。新加坡18歲至50歲的青壯年華人男性都被帶到這些驗證點進行「驗證」。從現有資料看，那些被選中的人被推上卡車，大部分被運往海邊射殺，也有些人被砍頭。
「很多人都是無辜的，因為每個驗證點對驗證出多少『肅清』對象都有配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國立教育學院副教授、二戰歷史學家凱文·彼特·布萊克班對筆者如是說。日軍通過屠殺以達到對新加坡的完全控制，這已是日軍在亞洲的一種行為模式。山下奉文此前在中國東北戰場就通過屠殺來控制形勢。日軍把「驗證」出來的人帶走，秘密殺害。但對其親屬來說，因心存親人仍然活著的希望而不再反抗，期待有朝一日親人能僥倖歸來。這種心理戰術震懾住不少人。
入侵新加坡前，日軍已認為當地反日情緒強烈。佔領新加坡後，「肅清」令的下達導致的是有預謀、有組織的屠殺，這和日軍在南京、馬尼拉進行的大屠殺不一樣。中國與東南亞的聯繫歷史悠久，盧溝橋事變後，新加坡華人積極支持中國抗日。新加坡孫中山南洋紀念館，就豎有一座「南僑機工」紀念碑。在那個烽火硝煙的年代，南洋華人不僅積極捐款，籌措大量資金援助中國抗日，3000多名南洋華人司機更是回到祖國，在滇緬公路上冒險運送抗戰物資。新加坡作為南洋華人抗日的中心，早已成為日軍的眼中釘、肉中刺，因此在佔領新加坡後對華人更加殘酷。
「肅清」的血腥歷史，並沒有被新加坡人遺忘。新加坡政府將當年肅清之處作為文物遺址。上世紀60年代，新加坡發掘出大量肅清被害者遺骸，引發了社會向日本討血債、要道歉的強烈呼聲，「日本佔領時期死難人民紀念碑」也隨之建立。
在新加坡舊福特工廠紀念館、樟宜博物館等二戰歷史博物館裡，一幅幅圖片資料、一份份文字記錄、一具具被害者遺骸，讓人看到了那個年代的恐怖。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海面浮屍組成了一個時代一個族群的災難記憶。而倖存者口述歷史，控訴著日本軍國主義的慘無人道。
布萊克班每年都在學生中做口述歷史的項目，讓學生採訪家中的老一輩，講述新加坡在二戰中的故事。讓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位馬來族學生的故事。學生的祖母扎萊哈·蘇門是華人，出生在距新加坡只有50公裡的馬來柔佛州哥打丁宜縣一個村莊。1942年2月28日，在日軍對新加坡和馬來亞的「肅清」中，扎萊哈的父母被殺害，村裡同時有2000多名華人遇難。6歲的扎萊哈成了孤兒，被馬來族鄰居收養，學習馬來語言和文化，成了穆斯林，後來嫁給馬來人。本為華人，因為戰爭失去親人，最後變成馬來人，只會說馬來語。
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黃奕鵬是土生土長的新加坡人，他外婆的弟弟在驗證時被日本人帶走，再也沒有回來。全家人都很難過，以致再不願買日本貨。
新加坡「肅清」大屠殺到底有多少華人遇難？日軍戰後提供的數據是大約5000人，而新加坡當地華人認為有5萬人之多。具體數據已無從知曉，然而毫無疑問，這是一段應該正視的歷史。卓先生是少有幾位能把筆者準確帶到一些二戰博物館的新加坡計程車司機。他說，從歷史課本上學過新加坡在二戰時被侵略的歷史，但是這麼多年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交流，年輕一代難以體會其中的感情。
每年2月15日，在新加坡都會有二戰紀念活動，不少人會來到「日本佔領時期死難人民紀念碑」前悼念。歷史無法忘記，也不能忘記。唯有知曉過去苦難的道路，才能找到未來進步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