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嵇康的詩歌
嵇康今存詩五十餘首，五言多於四言，而以四言詩著稱。陳祚明說嵇詩「四言中饒雋語，以全不似《三百篇》，故佳」，五言則為「時代所限，不能為漢音之古樸，而復少魏響之鮮妍，所緣漸淪而下也」（《採菽堂古詩選》卷八）。嵇詩清遠、峻切，和阮籍的詩旨遙深不同。其詩徑遂直陳，有言必盡，而少宛轉之詞，但境界高遠，決非浮淺之作。其樂府《代秋胡歌》言「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言「絕智棄學，遊心於玄默」，玄理味重而感慨良多。劉熙載即謂「《秋胡行》貴玄默之致，而激烈悲憤，自在言外」（《藝概·詩概》）。《幽憤詩》是他入獄後寫的，言詞的峻切、情感的憤激，可和《與山巨源絕交書》並論，不過更顯得憂思深重，憤慨中略含悲愴之意。詩寫他年輕時就「抗心希古，任其所尚；託好老、莊，賤物貴身」，結果「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理弊患結，卒致囹圄」。詩人說他不能學北遊之雁「順時而動，得意忘憂」，不能學「萬石周慎，安親保榮」，他「有志不就，懲難思復」，內心傷悲，只能寄希望於將來。詩人把他遭人迫害的原因說得何等明白，他何曾掩飾過心中的不平！
嵇康的四言詩，往往能以生動的筆觸描繪出鮮明的藝術形象，比如他的《四言贈兄秀才入軍詩》十二章云：
輕車迅邁，息彼長林。
春木載榮，布葉垂陰。
習習谷風，吹我素琴。
交交黃鳥，顧儔弄音。
感寤馳情，思我所欽。
心之憂矣，永嘯長吟。
詩以春日長林美景寫「思我所欽」之憂心，妙在景新情真。王夫之即謂「春木四句，寫氣、寫光，幾非人造」（《古詩評選》卷二）。又十三章云：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
萋萋綠林，奮榮揚暉。
魚龍瀺灂，山鳥群飛。
駕言出遊，日夕忘歸。
思我良朋，如渴如飢。
願言不獲，愴矣其悲。
同樣表達思念之情，寫景又是一種境界，不但場面闊大，而且生機勃勃。極寫出遊之樂，對「願言（指思念）不獲」自有襯寫作用。又第九章云：「良馬既閒，麗服有暉。左攬繁弱，右接忘歸。風馳電逝，攝景追飛。淩厲中原，顧盼生姿。」詩寫其兄嵇喜軍中馳射的英姿，一片想像之詞，卻神態宛然。而十四章云：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
流磻平皋，垂綸長川。
目送歸鴻，手揮五弦。
俯仰自得，遊心太玄。
嘉彼釣叟，得魚忘筌。
詩寫嵇康在大自然中作逍遙遊的活動和感受，表現出詩人「遊心太玄」即與道合一的最大人生樂趣和他對世無知音的感嘆。詩以清秀之語寫自在、自得之心，顯得自然飄逸而境界高遠。「目送歸鴻」二句寫名士風姿，一傳其神，一顯其形，比較而言，傳神者最為微妙。故顧愷之說「畫『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世說新語·巧藝》）。於此可見，嵇詩清峻而託喻清遠，雖情思不違玄理，卻語雋境美，令人生想。
二、嵇康的辭賦和散文
嵇康今存賦，惟《琴賦》為完篇，餘（題為《酒賦》、《蠶賦》、《懷鄉賦》）各有殘句若干。《琴賦》立意與其《聲無哀樂論》相同，都是從玄學本體論出發，說音聲之特質。賦序有謂：「餘少好音聲，長而玩之，以為……可以導美神氣，宣和情志，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歷世才士並為之賦、頌，其體制風流，莫不相襲。稱其材幹，則以危苦為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為主；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為貴。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也。推其所由，似元不解音聲；覽其旨趣，亦未達禮樂之情也。」可見，作者是不贊成音樂以悲哀為美的傳統觀念的，其作《琴賦》在思想文化領域有很強的針對性。
嵇康寫得最多的散文，是玄理論文，傳於今者尚有《養生論》、《答向子期難養生論》、《聲無哀樂論》、《釋私論》、《管蔡論》、《明膽論》、《難張邁叔自然好學論》、《難宅無吉兇攝生論》、《答張遼叔釋難宅無吉兇攝生論》。另有《卜疑》、《與山巨源絕交書》、《與呂長悌絕交書》、《太師箴》和《家誡》等，著述散文則有《聖賢高士傳》。
前人對嵇康之論評價甚高，李充《翰林論》即謂「研求名理而論生焉，論貴於允理，不求支離。若嵇康之論，成文矣」。劉師培解釋說：「李氏以論推嵇，明論體之能成文者，魏、晉之間，實以嵇氏為最。」（《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第四課）劉勰說阮籍、嵇康體性有異，謂「嗣宗倜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雋俠，故興高而採烈」（《文心雕龍·體性》）。又謂「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殊聲而合響，異翮而同飛」（《文心雕龍·才略》）。劉師培發揮說：「嵇康、阮籍之文，文章壯麗，總採騁辭，雖闡發道家之緒，實與縱橫家言為近也。此派之文，盛於竹林諸賢。溯其遠源，則阮瑀、陳琳已開其始。」「彥和以『響逸調遠』評籍文，與《魏志》『才藻豔逸』說合。蓋阮文之麗，麗而清者也。以『興高採烈』評康文，亦與《魏志》『文詞壯麗』說合。蓋嵇文之麗，麗而壯者也。均與徒事藻採之文不同。」「嵇、阮之文，豔逸壯麗，大抵相同。若施以區別，則嵇文近漢孔融，析理綿密，阮所不逮；阮文近漢禰衡，託體高健，嵇所不及。此其相異之點也。」「嵇文長於辨難，文如剝繭，無不盡之意，亦阮氏所不及也。」（《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第四課）
嵇康的玄理論文，立論新穎、析理綿密，在阮文之上。如其《聲無哀樂論》，所說「聲無哀樂」即為一全新觀點。從玄學命題相互影響看，其立論基礎和思維方式，與何晏提出的聖人無喜怒哀樂有某種相似處。阮籍作《樂論》，雖不反對樂有哀樂之分，但他既把樂的本體定為自然，而平淡無味又是自然之道的本質屬性，因而他是有可能提出聲無哀樂論的。但他未能深入下去。嵇康卻用他用過的方法（從玄學本體論出發探討音樂的屬性、功用），建立了聲無哀樂論。而論述更為精細，對儒學音樂理論突破更為徹底。他講「聲音以平和為體」，「聲音有自然之和而無繫於人情」，實際上是講聲音以自然為本體，而以自然的屬性「和」為屬性。如此立論，便容易說明音聲是能超越哀樂之情的，而以無哀無樂的「和」為本質特徵；作樂的目的是要使人掙脫種種情感的束縛，進入自由、無限的境界。在寫法上，用的是主客對話形式。文章通過「秦客」和「東野主人」八番「難」、「答」以成完篇。反覆論難，自易帶來論證的嚴密和文章布局的嚴謹。當然，如此行文，也難免文詞繁複。
除玄理論文外，嵇康的《太師箴》和書作所蘊含的文化精神，也是出自於玄學思想。其中最能顯現其人格特徵和另類散文藝術風貌的，應是《與山巨源絕交書》。
山巨源即山濤，他本是「竹林七賢」之一，中途出仕為吏部郎，後得升遷，便舉嵇康自代。嵇康十分生氣，即作此書痛斥其行徑。作者在書中以老、莊思想作指導，極寫自己越禮教而任自然的放縱生活，揭露官場的齷齪，對山濤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直說自己非湯、武而薄周、孔，顯示出對世俗生活的極端蔑視。他拒絕的是山濤的舉薦，實是藉此宣布自己和司馬氏集團的徹底決裂。因作者具有大無畏的叛逆精神，故行文恣肆、出語尖刻，仿佛不盡其言輒不足以洩胸中憤怒之氣。如云：
真是通脫任性，直言盡言，不掩鋒芒，嬉笑怒罵，俱為文章。後世詩、文中所用「七不堪」、「二甚不可」的典故，即出於此書。事實上，此書不但是嵇康散文中逞性放言的名篇，也是魏、晉文章中頗能顯現魏、晉風度的代表作，其文風對後來的憤世之文深有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