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和日本人寫「同題作文」談歷史？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就是這樣一個項目。這是兩國之間首次基於政府間協議的共同研究，由來自中國社科院、北京大學、日本東京大學、慶應義塾大學等研究機構的二十餘名學者領銜。
2006年10月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華時與中國領導人達成的共識：啟動針對中日歷史問題的共同研究。同年12月，中日雙方政府各選派10名學者組成研究委員會，由中國社科院近代史學術委員會主任步平擔任中方首席代表，日本政策研究大學大學院教授、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北岡伸一任日方首席代表。
作為第一階段的研究成果，《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報告》原定於200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30周年之際發表，幾經波折後於2010年11月公開發布。2014年10月，該報告的中、日文版本由中國社科文獻出版社、日本勉誠出版株式會社同步出版。
「中日關係中的歷史認識問題辨析暨《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報告》中文版出版座談會」 現場在2015年4月2日舉行的出版座談會上，步平等參與《報告》編寫的歷史學者介紹了中日共同歷史研究的來龍去脈及主要內容。步平表示：「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取得的進展在於這個過程，兩國學者能坐在一起進行討論，這本身就是有意義的。而雙方學者也確實就一些問題取得了理解與共識。」
日本駐華大使館公使遠藤和也曾以政府官員的身份參與過《報告》的準備工作。他在會上表示：「《報告》的正式出版，距離研究成果的發表已經過去將近5年。這期間日中經歷了許多事情，但我認為《報告》的意義沒有減弱，反而越來越強。」遠藤和也認為，共同研究體現了嚴謹地面對複雜問題的學術姿態，這在日中關係中顯得越來越重要，「特別是在談日中歷史時，有時還要挑戰非理性」。
既是共同研究，為何各自表述？《報告》由古代史卷和近代史卷組成，內容涵蓋中日2000年交流史。就「東亞國際秩序與體系的變革」、「中國文化的傳播與日本文化的創造性發展的諸形態」、「中日社會的相互認識與歷史特質的比較」、「近代中日關係的開端及演變」、「從九一八事變到日本投降」、「戰後中日關係的重建與發展」等主題展開。
其中，近代史卷以1931年-1945年的戰爭為界，分戰前、戰爭中、戰後三個歷史階段，但第三部分（1945年以後）的研究成果並未收入這次報告。據介紹，由於這部分文章涉及的歷史距離當下較近，而相關資料的開放尚不充分，也包含與當前中日關係直接相關的政治問題，擬將相關問題納入第二階段繼續研究。
研究採取「同一題目，交換意見，充分討論，各自表述」的方式，對15個主題的探討均包括中日雙方的研究論文。步平強調，共同研究並非要求結論一致，然而雙方在充分討論、甚至爭論之後形成的共識、能夠認同的對方的主張，在各自的論文中均得到了體現。
中日學者討論現場最重要的共識是什麼？最具代表性的問題在近代史部分。正如報告前言所說：「如何看待近代以來的中日關係，尤其是起於1931年的那一場戰爭，對現實中的兩國關係有著直接的影響。」近年來有日本保守派政治家否認侵略戰爭責任，兩國的民間及學界的認識也存在分歧，歷史認識問題和政治問題交錯，成為中日關係正常發展的障礙。步平表示，在這次研究中，兩國學者對這場戰爭的性質和戰爭責任達成共識，即日方學者承認戰爭的侵略性質。
據了解，在研究開展伊始，曾有日方學者認為需要對「侵略」加以定義，而中方學者認為這一命題在本質上就是錯誤的。最後日方首席委員一再向中國方面表示「日本學者幾乎沒有人否認那一場戰爭的侵略性質」的意見後，共同研究才得以正常進行。會上學者表示， 「這場戰爭的侵略性質，是研究中最重要的共識。」
如何看待分歧？步平認為，中日歷史問題反映在政治外交、民眾感情和學術研究三個層面上，互相交錯和影響。他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強調：「差異不是簡單的對立，中日學術研究的差異更不是中日之間的對立。」
在研究中，中方學者重視一系列問題的原因和本質，而日方學者強調問題發生的過程，步平將其概括為「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和歷史事件的偶然性」。例如日方的九一八事變研究，著重指出了關東軍獨走的問題，盧溝橋事變的研究則討論事變偶然發生的過程、事後的「不擴大」方針，等等。而中方學者認為，應把明治維新後日本軍國主義的形成及發動的擴張戰爭聯繫起來分析。
步平表示：「我們一方面要明確，日本發動了戰爭，應該反思戰爭，也要思考戰爭是如何發起，誰起什麼作用。日本學者的分析很細緻，從天皇，軍部，媒體，財閥，都有必要研究。這也是值得我們了解的。比如細菌戰，日本方面的實證研究非常詳實，材料很多，這是我們要承認的。」
「但是有沒有通過細節描述來迴避政府責任的可能呢？也有。我們要通過嚴謹的研究去落實這種責任。」
此外，中日歷史發展進程的差異、兩國歷史教育的差異，也導致了雙方在一些歷史問題的了解上有區別。
「對於中國來說，從1931年開始就是抵抗對日本侵略的戰爭。但對日本而言，不同階段有不同的作戰對象，主要是1941年以後面臨歐美作戰，最後一個階段是蘇聯參戰後的戰爭。對日中戰爭，多數日本學者承認是侵略性的，但對1941 年以後的戰爭性質認定上，一部分日本學者認為是日本幫助亞洲殖民地爭取民族獨立的戰爭，即所謂的『大東亞戰爭』。在這種情況下，使用『大東亞戰爭』、『太平洋戰爭』、『15年戰爭』等不同概念，代表了日本人對戰爭判斷的差異。而日本的歷史教科書對這些概念的使用情況不一樣，也影響民眾的認識。」步平說。
日本雜誌、教科書關於戰爭名稱的使用情況對南京大屠殺的認識為何不同？關於南京大屠殺的遇難者人數，東京審判與南京審判的判決書分別認定為「20萬以上」和「30萬以上」，這是後來認定南京大屠殺遇難者人數的歷史依據之一。
中方報告引用了這兩組數據，中國的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則採用了南京審判的數字（30萬）。日方報告在呈現這兩個判決的同時，介紹了日本國內學界的幾種不同的說法：以20萬人為上限，有4萬人、2萬人等各種推算。
步平表示，在學術層面上對大屠殺遇難人數的實證研究，目前條件仍不充分。「大屠殺事件發生的當時，是處於現代人很難想像的戰爭混亂狀態，加上記錄不完整、狀況很難復原。」
然而，中方研究委員會認為，數字問題並不影響對南京大屠殺性質的判斷，糾纏於數字是日本右翼故意設置的圈套。「它作為殘暴、反人道的罪行，應該被譴責批判，毫無疑問。日方學者也認為，事件、責任是明確的。即使暫時沒有精確的統計數據，也不能成為日本反省戰爭責任的障礙。」步平說。
在共同研究中，關於南京大屠殺的研究圍繞這樣三個問題展開：是否承認歷史上發生過日本軍隊對中國受害人（包括對平民的傷害、對婦女的性暴力、對俘虜的集體屠殺、對城市建築與居民房屋的破壞）的殘暴的屠殺行為；產生這樣的暴戾事件的原因與教訓是什麼；圍繞這一事件的歷史認識為什麼產生分歧，爭論的過程與問題點。
南京軍事法庭1946年6月開庭審判《報告》為何不提「田中奏摺」？在過去的抗戰史敘述中，「田中奏摺」一度被認定為日本侵華計劃的證據。其原件據稱為「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系愛國志士蔡智堪冒險潛入日本皇宮內的皇室書庫，用了兩個夜晚抄錄完成的秘密文件。1929年末經南京《時事月報》披露以來，其真偽問題已爭論了半個多世紀。
步平表示，「田中奏摺」本身作為文件是否存在，完全可以作為實證性的問題留待學術界研究；單純以「田中奏摺」的存在證明日本對中國侵略的計劃性是不科學的，而且給日本右翼學者設置學術研究的陷阱提供了口實。
但無論文件真偽如何，在那之後東亞發生的事態及日本的行動確實與「田中奏摺」中的表述是一致的。重光葵竭力否認「田中奏摺」的存在，但是也認為日本對中國的實際的侵略活動本身證明了其計劃性與階段性。這是問題的本質，而且已為中日兩國學術界公認。
對此，認為「田中奏摺本身是假的」日本學者江口圭一也曾指出：如果「否定田中奏摺意在否定田中外交的侵略性，想利用田中奏摺偽造說，給田中義一帶上免罪符」，是根本錯誤的。
「不需要『田中奏摺』來證明日本侵略的計劃性，有更多歷史的證據可以證明這一點。」步平說。
田中奏摺古代中日交流，有何爭議？據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蔣立峰介紹，共同研究的古代史部分不同於近代史卷按時間分期劃分章節，而是針對東亞國際秩序、古代文化交流等專題展開研究。
「在學術研究層面，差異不少，涉及對朝貢體系的評價、甲午戰爭、對琉球王國的吞併等問題。但存在分歧，也正說明歷史研究不可能窮盡。」
較為典型的差異在於，中方學者強調日本文化的形成受到中國的強烈影響，古代中日之間的文化「流動」，總體上是從強勢的中國「流向」弱勢的日本；日本學者較重視日本文化的「獨自性」，包括其兼容並包的風格和頑強細膩的創造，如摺扇、假名、日本刀、神道教等；並提出東亞史不只是中國一國的歷史。
「日本文化有其發展的獨立過程，但是中華文化的影響是無法抹殺的。中國學者也理解，外因要通過內因起作用。其實雙方學者討論下來沒有根本的衝突。雖然有時討論學術問題也會激動得拍桌子，但大家都抱著謙虛、嚴謹的學術態度，不妨礙交流和友情。」蔣立峰說。
日本摺扇。16世紀日僧策彥周良在日記《在渡集》中記載，他在中國時，常用中國人喜歡的日本刀和摺扇交換文獻典籍。反思與推進：能否「以史為鑑」？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王新生表示，當前的中日共同歷史研究仍有幾個關係需要反思。一是政治和學術的關係，在中日歷史研究中，要以學術研究解決政治問題有時候很難。二是歷史和現實的關係，有些問題意識來自當代，使得歷史問題變得複雜。三是過程與結果，這一期中日共同歷史研究歷時3年，而較為成熟法、德共同歷史研究已經持續進行五十餘年，仍有很多困難，因此需要時間，不能急於求成。四是共同性和差異性，不論古代還是近代，共同研究都面臨著如何對待差異的問題。」
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院長宋志勇指出，目前的歷史教育中關於中日關係、中日歷史有諸多並不準確的內容，需要深化的和普及，期待共同研究成果能夠對歷史教科書產生影響。步平也表示，共同研究繼續進行是必要的，不論是在政府還是民間的層面，期待能夠推進到編寫教科書的階段。此前日韓共同歷史研究曾經走到這一階段，但因為種種原因沒有繼續進行。
2014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將曾在媒體上公開表示，將在迎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的2015年夏天發表首相談話，但大眾對其是否會提及「道歉」仍不明確。就此，會上學者表示，期待中日共同研究的成果通過日方專家委員會的諮詢報告對安倍政府的決策有所影響，並通過多種渠道在日方的戰爭反思中發揮作用。
那麼，中日之間的相互理解是否可能？歷史和解能否實現？學術研究在政治問題的解決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步平表示，在中日共同歷史研究開始的時候，安倍首相表示歷史問題今後應由歷史學家研究和講話，政治家不應隨便講話，要尊重歷史學家的意見。現在，雙方歷史學家的研究成果出來了，政治家是否能夠恪守其諾言，尊重學者的意見，是對政治家的誠信度的檢驗。
《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報告書》(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