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去臺灣旅遊，你會注意到街頭很少有垃圾桶，地上卻十分乾淨。
其實直到90年代初，在臺灣街頭還經常可以看見小山似的垃圾堆。
這一變化背後，是當地垃圾處理政策長達20多年的逐步推進。這其中有過失敗，有過民意的反彈，最終讓政策實施的，是一步步慢慢改變的耐心。
以下是一個臺灣「85後」的回憶。
1990年前後
從荷蘭進口的垃圾桶+首次用卡通宣傳
結果：不了了之
小時候，我家附近有個垃圾堆，像一座小山。附近人家的垃圾都直接扔在那裡，清潔隊定期來運走。
那是臺灣垃圾處理的前現代時期。這些垃圾被運走後，通常有填埋和焚燒兩條路。到80年代，填埋場紛紛爆滿，而未經分類的垃圾直接焚燒則常常產生有害物質，反對垃圾焚燒廠建在自己家附近的抗議此起彼伏。垃圾分類減量勢在必行。
我幼兒園的時候（1990年前後），臺灣街頭曾出現過一些大型的分類垃圾桶，叫「外星寶寶」，據說是從荷蘭進口的，專門用來裝可回收垃圾。當時宣傳很多，還請小學生給它們取名字。我還記得有紅藍黃綠黑五種顏色的寶寶，不同顏色的「吃」不同的東西，吸引大家分類去丟垃圾。
那也是臺灣第一次以卡通形象來推廣公共政策。後來再要推廣什麼政策，都要找人來畫卡通形象代言了。
雖然「外星寶寶」形象很可愛，宣傳很多，但以此來鼓勵垃圾分類的效果並不好，後來就不了了之了。
這些「寶寶」體積比較大，所以不可能都放在什麼熱鬧的街頭，很多位置都有點偏遠。大家沒事不會特意把家裡東西整理好，拿去一個遙遠的地方扔。還有統計說，當時很多人並沒有分類習慣，把「外星寶寶」當成一般的垃圾桶，丟到裡面的70%都是無法回收的垃圾。
因為效果不好，過了幾年，「外星寶寶」就消失了。臺北還是有很多垃圾堆。
90年代中期：
開始追著垃圾車跑，學校教分類要求逐步提高
90年代中期推行「垃圾不落地」，就是不能有垃圾堆了，只能丟進垃圾車裡，不然要罰款。
垃圾車每天來兩次。我家那邊是下午2點一次，晚上7點一次。大家聽到《給愛麗絲》或《少女的祈禱》音樂，就知道垃圾車來了，停在附近一個固定的地方，就要趕緊把家裡的垃圾拿過去丟。下午2點那次很多人在上班，一般就是家裡的老人去丟。
當時也鼓勵家庭自己搞垃圾分類。但是很多人發現，自己辛苦分好的幾類，垃圾車的清潔員接過來隨便一丟，在垃圾車裡就又攪在一起了。他們就很生氣。吵過一段時間之後，慢慢有了專門的資源回收車，每天一次跟著垃圾車一起開出來。
垃圾車上有幾個桶用來扔廚餘。丟廚餘是個特別討厭的事情，要把袋子裡的東西單獨倒在廚餘桶裡，特別臭，再把袋子丟到垃圾車裡面。不過這麼多年，大家也都習慣了。
90年代中期開始「垃圾不落地」的時候，正逢臺灣的便利店逐漸興起。這些便利店開始代為回收塑料飲料瓶和廢舊電池。比如說你拿一個塑料飲料瓶，壓扁了把它交到便利店，大概可以拿到五毛錢或三毛錢。
同時學校開始教學生分類。最開始鼓勵把紙單獨分出來，後來逐步擴展到其他。很多教室開始設資源回收桶，除了正常的垃圾桶之外，擺一個大籃子專門裝廢紙，一個大籃子專門裝塑料飲料瓶。
學校還鼓勵大家把飲料瓶踩扁，後來又進一步到要先洗乾淨再踩扁。後來再進一步，要把瓶身上的標籤拆掉，然後洗乾淨、踩扁。反正要一步一步來，循序漸進。
我們從小學開始學習分類，到初中都比較有分類意識了。2000年，臺北市開始推行比較嚴格的措施——垃圾處理費隨袋徵收。
以前的垃圾處理費包含在水費裡面，所以大家沒有感覺，覺得丟垃圾是沒有成本的事情。臺北市決定要讓丟垃圾變得有成本——「廚餘」和「資源回收」可以用一般的袋子裝、仍然免費丟，而「其他」（不可回收）垃圾必須用專用垃圾袋裝，不然垃圾車上的清潔員就拒收。
專用垃圾袋比一般的袋子貴，大家感到肉痛，所以就加強了資源回收、分類的動機，開始注意垃圾減量。
（臺北市專用垃圾袋售價，價格單位都是新臺幣。21元新臺幣約合人民幣4.6元，216元新臺幣約合人民幣47元）
也有一些臺北市民不想買垃圾袋，把家庭垃圾偷偷丟到捷運站或者公共廁所裡面，或者丟到還沒實行這一政策的外地。當時經常有警察去抓這樣做的人，一次罰款約合人民幣幾百元。
這些用專用垃圾袋裝的垃圾，一般會焚燒處理。到現在，臺北市的垃圾已經比較接近零焚燒了，有的焚化廠甚至出現沒垃圾可燒的情況。
我家附近的垃圾堆，也已經消失多年。
讓全社會習慣垃圾分類是一個很長期的過程，而且指令要清晰明確，符合老百姓的直覺判斷。比如臺灣現在公共場所的可回收分類垃圾桶上分別寫著紙類、金屬、塑料，讓每個人不用動大腦就知道手上這個東西應該丟在哪個桶裡。
垃圾分類實行的效果好不好，跟市民素質沒什麼關係。沒有人一生下來就想著要怎麼回收垃圾，需要一個慢慢習慣的過程。
我覺得推行一個對所有人日常生活影響這麼大的政策，一開始肯定會遭遇反彈和失敗。這需要精準預判民意的邏輯和應激反應，作出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