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其他區域地緣因素的刺激，即便面對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當局咄咄逼人的地緣擴張壓力，阿拉伯國家只需抱團應對即可，不必非得與某強力外援聯手不可。然而，下述區域地緣因素的出現卻迫使阿拉伯國家不得不做出與強力外援聯手的決策——那就是土耳其與伊朗中東地緣戰略聯盟的成型。
長期以來，土耳其與伊朗在中東都是地緣競爭對手的關係——其中最為典型的例子分別是敘利亞和伊拉克。在敘利亞，伊朗力挺巴沙爾（Bashar al-Assad）政權——因為對於伊朗來說後者是決定「什葉派新月地帶」計劃是否成功的關鍵棋子之一（另一枚為黎巴嫩真主黨）；而土耳其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則傾向於逼迫巴沙爾下臺，為此甚至不惜在境內為大批阿薩德以及德黑蘭的敵對者提供庇護。
在伊拉克，雙方對伊北庫德自治區的政策上存在明顯分歧（但並非完全對立）——安卡拉方面近年來與自治區執政的庫德斯坦愛國聯盟關係趨緊，在2017年甚至直接關停了該黨在安卡拉的分支機構並將該機構的所有所駐代表驅逐出境。相比之下，伊朗則始終保持著與該執政黨的良好關係。
正是在上述土伊競爭的地緣背景下，阿拉伯國家得以在其間左右穿插，遊刃有餘。
然而，至遲從2018年起，土耳其與伊朗在中東的關係就開始向合流轉向：在敘利亞，雙方就敘利亞和平進程達成重要共識——土耳其不再強硬逼迫巴沙爾下臺，伊朗則對土耳其支持的反對派武裝網開一面。
在伊拉克，安卡拉方面正在積極緩和同庫德自治區執政黨的關係。在巴勒斯坦，埃爾多安當局跟隨德黑蘭的步伐公開力挺哈馬斯。
更有什者，伊朗於2019年年底直接以官方正式邀請的形式將土耳其拉入了葉門的地緣博弈棋局中——此舉不出所料地引發了以沙特為首的海合會（海灣國家合作委員會）國家的強烈抗議。而隨著土伊合流，阿拉伯國家曾經的地緣迴旋空間也被大為限縮。因此，他們只得轉向與強力外援聯手反制的路線。
不過，放眼當下的中東，這一強力外援的選擇範圍實際上極為有限：全球霸主美國自歐巴馬時代起就開啟了在中東的全面戰略收縮進程。
這一戰略收縮不僅給予了土耳其與伊朗這樣的地區大國難得的地緣擴張機遇，也讓一些野心勃勃的非國家力量躍躍欲試——塔利班和蓋達組織這種曾經「銷聲匿跡的老字號」沉渣泛起，新興的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IS）更是異軍突起，把整個中東的地緣局勢攪得雞犬不寧。
與全面收縮的美國相比，普京治下的俄羅斯在中東則顯得躊躇滿志且收益頗豐——單從這點出發俄羅斯似乎可以成為阿拉伯國家聯手抗土的一個備選項，然而細究之下其實不然。
首先，莫斯科方面對中東的戰略興趣僅在於確保自身對地中海地區的有效軍事威懾力以及保證自身在中東這一全球最為關鍵的軍火市場中佔有一席之地。與此同時，對進一步介入中東內部的地緣紛爭則興趣索然。
其次，俄土之間在中東的地緣利益訴求上雖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分歧，但基於聯手在中東牽制歐美這一更高層面的戰略需求，莫斯科斷然不可能冒著與安卡拉公開決裂的風險與阿拉伯國家聯手抗土。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世仇以色列就「順理成章」地成為阿拉伯國家「無可奈何」之下的「最優選擇」：首先，比起阿拉伯國家，土耳其的地緣擴張行為對以色列的威脅程度只高不低。
尤其是埃爾多安當局對哈馬斯的公開力挺更是觸及了以色列的紅線——在這點上，土耳其給以色列造成的戰略猜疑程度明顯超過了多數阿拉伯國家。
其次，與第一點相關，從以色列的角度出發，與阿拉伯國家聯手反制土耳其也是一個性價比不錯的戰略抉擇。
雖然全球霸主美國仍然是以色列的第一盟友，但受制於土美之間北約盟友的特殊關係，美國顯然無法在中東地緣博弈中公開為以色列站臺去對抗安卡拉。
這種情況下，與世仇阿拉伯國家和解——哪怕因此在本國核心利益上做出一定程度的讓步，比如承諾不繼續在約旦河西岸增建猶太人定居點、承認巴勒斯坦的國家地位——對於特拉維夫的決策層來說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總而言之，阿以聯手對雙方來說既是「無奈之舉」，但同時也是「雙贏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