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的發明
——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前期對共和文化的塑造
[摘要] 19世紀80年代，隨著第三共和國在政治制度層面獲得鞏固確立，法國政府開始有意識地復興源於大革命的共和傳統，以此來塑造和廣泛傳播自己的一整套共和文化，進而達到在意識形態層面穩固共和政體的目的。馬賽曲成為國歌、攻佔巴士底獄日成為國慶日的歷史演變，是這一形塑過程中具有代表性的兩個事例。本文首先細緻分析這一歷史過程，並進而探究共和派歷史學家在其中所起的闡釋作用，以及這一文化傳統所具有的政治功能。
背景介紹：法蘭西第三共和國（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是在1870年至1940年法國首個穩固建立的共和政府。共和國採用議會制民主模式並在1870年9月4日成立，在第二帝國因普法戰爭的失敗而倒臺、巴黎公社被成功鎮壓後而建立。一直到1940年時，因為納粹德國入侵法國而滅亡。法國國慶日（Fête nationale française），又稱巴士底日，定於每年的7月14日，以紀念在1789年7月14日巴黎群眾攻克了象徵封建統治的巴士底獄，從而揭開法國大革命序幕。
研究綜述：國內學術界對於法國的共和文化的象徵物早有研究，高毅先生的《法蘭西風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論述了法國大革命時期的自由樹、自由帽、三色徽、大力神等革命象徵物以及共和曆、革命戲劇、革命節慶等共和文化載體;周明聖的《走向共和：近代法蘭西共和制度確立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版)第三章第四節也分析了共和象徵物的形成與作用。在國外相關研究中，最為重要的是法國歷史學家皮埃爾·諾拉主編《記憶的場所》書中詳細論述了三色旗、馬賽曲、攻佔巴士底獄日和共和格言等共和文化象徵物的歷史。本文側重於第三共和國前期對共和文化的塑造與復興，分析政治家、歷史學家如何通過他們的闡釋將共和傳統變成了民族的認同核心，並討論共和文化傳統的政治功能。
今天，一提起法國，人們馬上就會想到馬賽曲、「自由、平等、博愛」、《人權宣言》、三色旗，它們已成為法蘭西民族的象徵。眾所周知，法蘭西共和文化傳統誕生於法國大革命，但由於19世紀法國的政體更迭頻繁，共和文化也命途多舛、載沉載浮。直到19世紀80年代，隨著第三共和國政體的穩固，共和文化才最終被確立為官方意識形態，從共和派所珍視的傳統變成了整個民族的傳統。然而，第三共和國政府並非簡單承繼了一整套共和文化，而是提取其中的精華並將之鍛造為法蘭西民族認同的基本要素，依英國史家霍布斯鮑姆之見，這堪稱一次「傳統的發明」。本文力圖梳理第三共和國前期法國政府復興共和傳統的歷史背景與過程，並闡釋這一文化傳統對第三共和國的穩固所產生的歷史作用。
一、傳統的發明：國歌與國慶日的誕生
隨著1875年憲法法案通過和1879年茹爾·格雷維當選為共和國總統，第三共和國在政治制度層面上真正得到了確立。由著名共和派領導人甘必大掌握的《法蘭西共和報》(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在1879年2月1日這一期中這樣寫道，「從昨天開始我們真正是共和國了。」然而，此時第三共和國只是在政治制度上獲得確立。當時的法國還面臨著兩大急待解決的問題：如何恢復因普法戰爭的失敗而受到沉重打擊的法國民族自豪感和愛國熱情？如何使共和國深入人心，不僅在制度層面獲得鞏固，而且在思想意識領域也佔主導地位?這是擺在初掌政權的共和派面前的兩個難題，共和派要想使共和制度在法國持久、穩定，就必須解決這兩個問題。在通過歷史教育來向廣大法國中小學生傳播共和思想的同時，第三共和國政府還採用共和節日、共和格言、共和國歌、國旗等各種象徵物的形式來把那些抽象的共和思想、共和觀念具體化、形象化，使之更易為廣大民眾所接受。在這一過程中，國歌與國慶日的確立又是最為重要的舉措，下文就以此二者為例作具體分析。
1、馬賽曲：從革命歌曲到共和國國歌
眾所周知，馬賽曲最早是法國大革命中法國義勇軍高唱的一支革命軍歌。共和三年獲月26日（1795年7月14日）法令規定馬賽曲為國歌。由此，馬賽曲具有了雙重含義:既是愛國頌歌，又是共和國歌。然而，1799年霧月政變後，馬賽曲不再是官方音樂。復闢時期，馬賽曲被禁止演唱，因為它所包含的革命涵義和動員民眾的能力是專制政府所不能忍受的。路易·菲利普統治下的七月王朝也不喜歡這支歌曲，認為它殘忍、野蠻。在1834年巴黎起義中「特朗斯諾楠街」(Rue Transnonain)的起義者唱起了馬賽曲，此後這支歌曲遭禁。到了第二共和國時期，政府允許唱馬賽曲，而且還曾經把馬賽曲排成戲劇在舞臺上演出。第二帝國時期，形勢又變，唱馬賽曲的人將被送入監獄。
第三共和國成立伊始，馬賽曲雖然可以被演唱，但仍沒有一個明確的地位。1878年，共和派議員提出了議案，建議將馬賽曲定為國歌，然而在1月25日眾議院的辯論中議案被駁回。1879年初，隨著君主派分子麥克馬洪辭去總統職務，形勢出現了轉機。同年2月14日，在議長甘必大的主持下，法國眾議院中的共和派以一種講究策略同時又十分含混的方式恢復了獲月法令，也就是說將馬賽曲定為了國歌。
馬賽曲之所以能夠成為國歌甚至整個民族的象徵，不僅在於共和派的積極倡導，更在於它本身所具有的豐富內涵與歷史意義。首先，馬賽曲包含了愛國主義精神。它是在祖國面臨戰爭危險時誕生的一首讚頌自由的歌曲，馬賽的義勇軍正是高唱著這首歌曲來到巴黎，又走上前線，為保衛祖國而浴血奮戰。這就使得馬賽曲與法國革命軍隊的軍事勝利和愛國情感相連，成為愛國精神的代名詞。關於馬賽曲的感染力，時人留下了證言，革命軍著名將領若米尼(Jomini)??將軍在其寫於1820年的著述中聲稱:「後代人看到歌曲竟然也列在軍事勝利的原因之中將會感到驚奇，但是充滿活力和愛國主義激情的、伴有最雄壯音樂的《馬賽曲》的確鼓動了一代熱情洋溢的青年，它鼓動人們起來革命，燃燒起戰士們的勇氣，鼓勵他們不怕饑寒，高高興興地去面對危險。」其次，馬賽曲與革命和共和密切相連。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攻打杜伊勒裡宮唱著這首歌曲，使得它與法國君主制的崩潰產生了聯繫。共和三年獲月法令更是使馬賽曲成為革命、共和的象徵。馬賽曲不僅成為反對外國軍隊入侵的愛國歌曲，而且還成為一支反對封建暴君、革命叛徒和反革命陰謀的革命歌曲。最後，儘管屢遭官方禁止，但馬賽曲從未在法國民眾的記憶中消失，正如拉馬丁所言，這支曲子已經銘刻在法蘭西的心靈之上。在1830年革命和1848年革命中人民都高唱這支歌曲。正是因為馬賽曲具有如此豐富的涵義，使它在80多年後能夠成為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國歌。
馬賽曲（La Marseillaise）
2、攻佔巴士底獄日：從共和派的紀念日到國慶日
1789年7月14日，憤怒的巴黎群眾拿起武器攻佔了巴士底獄，開啟了法國大革命波瀾壯闊的歷程。對於這一歷史事件的偉大意義，當時的革命者已然明了。1789年7月17日出版的《巴黎革命報》第1期中，就有一位革命者在描述了攻佔巴士底獄的情景後，指出「這一輝煌的日子必將使我們的敵人驚愕萬分，並最終向我們預示了公正與自由的勝利」。1790年6月，制憲議會決定向那些攻佔巴士底獄的人頒發證書，以表彰他們使「自由戰勝了專制主義。」同年7月14日，在攻佔巴士底獄一周年之際，巴黎舉行了莊嚴隆重的聯盟節，來自全國各地的14000名代表，從巴士底獄遺址出發，穿過聖安東尼、聖德尼和聖奧諾雷街。在拿破崙統治時期，皇帝擔心對7月14日的紀念將激起反對現政權的起義，從而下令禁止。1806年2月19日，帝國法令宣布8月15日為全國性節日，這一天既是波拿巴的生日，也是天主教的主要節日之一「聖母升天節」。復闢時期更是嚴厲禁止對巴士底獄日的紀念活動。七月王朝時期，情況略有變化。為了紀念在1830年七月革命中的犧牲者，政府在巴士底獄遺址廣場上修建了七月柱。1831年7月27日，在紀念柱奠基時，路易·菲利普將對這些英雄的記憶與「1789年7月14日這一偉大的國家勝利」之記憶聯繫在一起。但由於害怕混亂，官方仍禁止在7月14日舉行任何紀念活動，不過此時總有共和派暗自慶祝這一節日。根據當代法國史學家桑松的研究，在七月王朝後期的宴會活動中，1789年7月14日被視作「象徵著自由與平等的時代」；不過，1848年革命臨時政府並沒有紀念這一日子，可能是因為對這一騷亂的紀念與第二共和初期的「博愛」理想不相符。在第二帝國統治之下，8月15日再次成為全國性的節日。
第三共和國成立之後，共和派希望官方來慶祝7月14日，使之成為全國性的節日。1880年7月6日，議會在經過激烈的討論後通過法令：「共和國以7月14日為一年一度的國慶日」，該法令在當天由格雷維總統籤署後得以頒布。之所以選擇7月14日，而不是其它日子（如8月4日廢除封建制、9月20日瓦爾密戰役、9月21日第一共和國建立、1月21日處死國王路易十六等），是因為對於共和派來說，1789年7月14日不容置疑地標誌著一個新的時代的開始。正是在91年前的這一天，憤怒的巴黎人民攻佔了象徵著法國舊制度的巴士底獄，從此偉大的法國革命轟轟烈烈地展開，一個與罪惡的舊制度決裂的新的法國由此出現。因此攻佔巴士底獄「象徵著舊世界的結束，新世界的開始」。此外，選擇7月14日還有一重意涵，即它也代表了1790年的聯盟節，這一節日象徵著現代法國的誕生，象徵著國家的團結。
還應注意的是，在1789年7月14日攻佔巴士底獄這一歷史事件中，主角並不是某個或某些英雄人物，而是廣大的法國人民，無名的大眾。選擇7月14日作為第三共和國的國慶日，就可以以此慶祝法國群眾的英雄主義行為，從而免去關於是否紀念巴伊、米拉波、拉法耶特這樣的革命人物所可能會在國內引起的爭論。通過對抽象的法國革命群眾的英雄業績的紀念，就超越了具體的某個人或某件事，7月14日代表了整個革命進程。這就使共和派可以迴避革命中曾經出現過的暴力、流血時期，也就是1793-1794年的恐怖。這樣，「通過否認法國社會曾分裂為衝突的階級，就抹去了危險的過去。通過提出道德思想解放的承諾，就提供了建立在科學、理性、進步基礎上的未來。」
1789年7月14日，巴黎群眾攻佔巴士底獄
二、共和派史家對共和文化傳統的闡釋
在國歌、國慶日、國旗等共和意識形態等外在象徵的確立過程中，法國共和派史學家起了重要作用。其實，這些象徵、節日背後的歷史含義並不是唯一的，往往具有豐富的含義，並且時常存在著一些激烈的爭論。在這種情況下，共和派歷史學家就從積極的角度來闡釋這些象徵、節日的歷史意義，確立其合法性。
1880年5、6月份，法國議會兩院圍繞著確立7月14日為國慶日的議案進行了討論。反對者認為，不應該將一個流血的日子定為節慶;還有人指出，巴士底獄在1789年僅監禁了7個囚犯，而且這個監獄只是關押那些足以擾亂國家的大人物的，攻克巴士底獄代表了一種街頭暴力。對此，參議院議員、共和派歷史學家亨利·馬丹(Henri?Martin)從歷史層面進行了有力反擊。馬丹認為，首先應該在1789年的具體歷史情境中理解7月14日，當時大臣內克已被解職，國王在巴黎附近集結了軍隊，軍隊中還有大量外國軍團，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巴黎人民才起而反抗的。他還指出，雖然流了血，「但在歷史上的偉大事件中，進步總是用大量的苦痛和鮮血換來的」，7月14日是「新時代對舊制度的勝利」。馬丹還提醒人們7月14日具有雙重歷史意義。1790年7月14日的聯盟節「使法蘭西之團結、統一神聖化」：「舊王國賦予法蘭西軀體」，1790年的聯盟節「賦予她精神意識」。因此馬丹聲稱，如果某些議員對第一個7月14日有所顧慮，那麼對於第二個7月14日則應該沒有意見。
第三共和國時期的著名歷史學家拉維斯（Ernest??Lavisse）是共和制度的堅定擁護者，他曾親自動手為法國中小學生撰寫了許多歷史教科書，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少年兒童講述法國歷史。對於法國國慶日的來歷，拉維斯是這樣解釋的:「國王隨心所欲的把人投入監獄中。巴士底獄就是關押犯人的地方。正因如此，巴士底獄為廣大巴黎人民所憎恨。……1789年7月，為了恐嚇和威脅第三等級會議代表，國王在凡爾賽積聚了軍隊。因此巴黎人民奮起反抗。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開始攻打巴士底獄。戰鬥持續了幾個小時，有幾百人傷亡。……當巴黎人民得知攻克巴士底獄後，整個城市都沉浸在歡樂之中，人們載歌載舞，歡慶勝利。攻佔巴士底獄是公正和自由的勝利。正是為了紀念這一勝利，7月14日成為了我們的國慶日。」對於攻佔巴士底獄的歷史背景，拉維斯做出了與亨利·馬丹一致的描述，都強調了人民武力反抗的合法性。同時，拉維斯對於人民歡慶勝利場面的描寫，突出了其歡快的氛圍，去除了其流血衝突與大眾暴力的色彩，似乎1789年7月14日本身就是一個人民的節日。
拉維斯（Ernest??Lavisse）
對於法國國歌馬賽曲，拉維斯是這樣解釋的:「我們的士兵相信他們不僅是在為法國而戰，而且是為了整個人類。他們想把所有民族從國王統治中解放出來，使所有人都是自由的。他們發自內心地高唱馬賽曲，它是由一位年輕軍官魯熱·德·李茲勒在斯特拉斯堡譜寫的，很快就傳遍了整個法國。人們把它叫做馬賽曲是因為馬賽的義勇軍在開往巴黎的途中唱著這首歌曲穿越了整個法國。馬賽曲成為我們的國歌是因為我們的祖先是高唱著這首歌曲克服危機，取得輝煌勝利的。」其實，馬賽曲一直因為其歌詞中蘊含的血腥色彩而受人詬病，拉馬丁就認為應當改寫馬賽曲，去除其血腥的一面，將之變為「和平的馬賽曲」。但在拉維斯的筆下，馬賽曲是與自由、解放以及輝煌的勝利密切相連的，它成為國歌當之無愧。
在描述1880年7月14日國慶盛典時，拉維斯尤其強調它象徵了了法國已從普法戰爭失敗中恢復過來。當日舉行的共和國總統把三色旗授給重新組建的法國軍隊的盛大閱兵儀式，在拉維斯看來是那樣的激動人心，難以忘懷：「共和國總統把三色旗重新授給那些新組建的軍團，意味著祖國重新信任軍隊。我們革新後的軍隊第一次在共和政府和外國官員面前展示法國是多麼快地就從戰敗中重新恢復過來。每個軍團接受的三色旗上都有用絲繡的過去勝利的名字。」無論是馬賽曲還是三色旗，拉維斯都強調了它們所具有的象徵勝利的歷史意義。事實上，普法戰爭中法國的失敗曾對拉維斯造成沉重的打擊，戰後的民族復興是他時刻關心的問題。這位歷史學家發現歷史教育是重建民族自尊心、實現民族復興的重要途徑，因此在闡釋共和象徵物時他強調的不僅是共和主義的價值觀，還有輝煌的勝利。
國歌、國慶日和國旗這些共和象徵物都是建立在歷史記憶基礎上的，其力量、影響源於它們和過去歷史的聯繫。這種歷史記憶與歷史聯繫正需要共和派史家去塑造、去闡釋。亨利·馬丹的闡釋對於國慶日法令的通過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拉維斯的生動描述則通過中小學的歷史教育佔據了主導地位，影響了一批又一批的法國學生。正是通過共和史學家的解釋，體現共和思想意識形態的各種象徵、節日背後所蘊涵的深刻歷史含義才能夠被人們更好地理解。由此，共和思想也逐漸滲入第三共和國人民的心中，尤其是逐漸為廣大農民和普通市民所接受，使他們成為保衛共和制的生力軍。
法蘭西的三色旗
三、共和文化傳統的政治功能
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建立在內憂外患的形勢之下，但卻持續了70載，成為迄今為止法國存在時間最長的一個共和國。法國的共和制度得以鞏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共和思想的象徵化和儀式化產生了不容忽視的作用。對於當時的法國普通大眾來說，共和思想往往是一些抽象的難以理解的概念，是少數精英發明出來的東西，而且往往停留在紙面上。另外，1870年以後，隨著男性普選權的實施，大眾已開始逐步參與到政治之中，他們在政治領域的影響力也逐漸擴大。面對這一政治現實，共和國的統治階級要想在選舉中維持多數地位，使共和國繼續下去，就必須把共和價值、共和行為方式灌輸給廣大民眾。也就是說，要使法國廣大民眾在思想上認同共和國。要達到這個目的，儀式和象徵可以發揮很重要的作用，因為「政治權力往往要求象徵實踐以一種無聲的方式表達和證實統治的合法性。」另外，新的公共節日也有助於人民參與到新的大眾民主政治中去。但是這種參與往往是通過儀式、象徵而不是真正的分享權力使公民與他們的政府相連，而這正符合統治階級的目的。
1880年，整個法國以極其隆重而熱烈的方式慶祝了第一個國慶日7月14日，群眾的自發參與程度是相當廣泛的。各地的慶祝者們以各種方式慶祝節日：用旗幟裝飾建築;到處栽種自由樹(這自然使人回憶起法國革命中革命派在全國各地，甚至國外種植自由樹的行為);各種共和雕塑或胸像在城市、農村中出現;共和政府在各地施放煙火;擁護共和國的人民高唱馬賽曲。此外，共和國政府還在各大城市舉行盛大的閱兵儀式。對所有共和國的支持者來說，慶祝7月14日這一共和國的國慶節是對經過長期不穩定和鬥爭之後共和制度獲得了最終確立這一成就的慶祝。在19世紀80年代，共和國國慶日成為了一個全民性的大眾節日，法國絕大多數人都自發參加了慶祝活動，尤其是在廣大農村。此時也形成了比較固定的慶祝模式:上午是官方儀式，下午是體育、娛樂。官方儀式上一般是由共和政府的官員發表致辭，以示紀念。下午則是舉行有廣大民眾參與的體育、娛樂活動，另外共和派還舉行盛大的宴會。在宴會上，快樂的人們高歌暢飲，還有演說者大聲演講，一般是追溯共和國的光輝過去。
馬賽曲往往是國慶日中不可或缺的要素。1882年7月15日，在馬賽曲作者李茲勒雕像的落成儀式上，總理弗雷西訥的講話概括了馬賽曲對於第三共和國的意義:「馬賽曲是祖國的頌歌」，它使人想起「我們父輩的英雄主義行為」，它是「力量的源泉，榮譽的象徵。」為了推廣這支祖國的頌歌，在1880年至1914年的幾十年間，共和政府在軍隊和學校中教法國士兵和學生們唱馬賽曲。一時間，高昂、雄壯的馬賽曲響徹法蘭西大地。正如尤金·韋伯所說，「到了19世紀末，這支曾屬於一個政治派別的好戰、愛國、革命的歌曲成為了法蘭西之歌，它傳播的不僅是歌詞還有強有力的認同」。在普法戰爭後，痛失阿爾薩斯和洛林的法國人無疑需要這樣一支飽和力量、召喚勝利的愛國歌曲來凝聚民族認同。同樣，國慶日中盛大的閱兵式也起到了類似的作用，它展現了共和國的氣魄與力量。如此看來，普法戰爭失利的陰影為共和派的文化傳統轉變為法蘭西的民族傳統提供了重要的契機，如果說共和文化的革命激進性會遭到一部分人的質疑，那麼其中的愛國主義因素則可以得到普遍的認同。
法國國慶節的閱兵儀式，背景是凱旋門
第三共和國的共和派正是通過高唱馬賽曲、熱烈慶祝7月14日等一系列可見的象徵活動來向大眾證明自己是1789年法國革命英雄的直接繼承者。通過這些節慶活動，攻佔巴士底獄日成為共和價值的可見的化身；通過參加精心組織的共和國慶祝儀式，個人就被內化進共和國這一共同體中，並認同共和國的思想意識、價值標準。這是因為在慶典的一系列的表演中，除了少數演員外，還需要觀眾，即廣大民眾的積極參與，而表演的不斷重複則使觀眾在潛移默化中接受了表演所要表述的主題和內容。這樣，表演的組織者——共和政府、共和派就達到了自己的目的：當共和思想意識形態在廣大民眾的記憶中積澱為傳統時，共和制度就為自身存在創造了最充分的存在理由，也為自己造就了最忠實可靠的捍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