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是對我國唐、宋兩代八個著名散文家的合稱，他們是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宋代的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和曾鞏。
最初將這八個作家的散文作品編選在一起刊行的是明初朱後的《八先生文集》，後來唐順之在《文編》一書中也選錄了這八個唐宋作家的作品。明朝中葉古文家茅坤在前者的基礎上加以整理和編選，取名《唐宋八大家文鈔》，共160卷。「唐宋八大家」從此得名。
提倡唐宋八大家的作品和文風，這在明中葉是有深刻的政治背景的。以明代「前七子」、「後七子」為代表的復古派壟斷文壇，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在散文創作中拋棄了唐宋以來文學發展的既成傳統，走上復古的道路。影響所及，致使一些文人學者在散文創作中一味以模擬秦漢古人為能事，其作品成為毫無靈魂的假古董。作為前後七子的反對派而出現的，有王慎中、唐順之、茅坤、歸有光等，他們強調唐宋作家的散文作品是學習和繼承秦漢古文優秀傳統的典範，應該加以提倡，並著手編選和刊行唐宋作家的散文選集。
由於這八位作家的文學觀點比較接近，都主張實用，反對駢體，他們的散文創作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因而「唐宋八大家」一經提出，便為後人普遍接受，成為文學史上的專有名詞。
「唐宋八大家」宋佔「六家」，而這「六家」恰恰全部活躍在仁宗時代；除此之外，思想上，周敦頤、「二程」開程朱理學之先河；史學上，有曾公亮、宋祁、司馬光等大家，司馬光更是親自操刀了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鑑》；書法上，「宋四家」中三家出在這一時代，他們是蘇東坡、黃庭堅、蔡襄；政治上，則集合了範仲淹、歐陽修、張方平、包拯等一大批「慶曆名臣」，富弼、韓琦、文彥博、曾公亮相繼為相，歐陽修任參知政事，包拯為樞密院副使，司馬光知諫院，王安石知制誥，可謂人才鼎盛、君子滿朝；科技上，中國古代最能拿得出手的「四大發明」，有三項（活字印刷術、火藥、羅盤）誕生於仁宗朝；金融方面，則發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官交子。
這是一個才俊輩出的時代，林語堂稱其為「史上文人所處的最好的時代」。也正因此，實現了文人想要的理想社會，他們才把「仁」字送給了趙禎。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時代，一個理想文人社會的形成，可遇而不可求，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君主的素養，有時偶然性反而會起決定作用。那麼，為什麼會是為政四平八穩的宋仁宗，成為理想文人社會的締造者呢？
縱觀北宋歷史，文人政治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自北宋肇始至宋真宗訂立宋遼澶淵之盟，皇帝的任性、無理時不時地幹擾正常的政治生活；第二階段是真宗後期和仁宗朝，文人政治高度發達，仁宗在位42年，對文人表現出極大的尊重，朝野上下多忠義之士；第三階段自神宗到北宋滅亡，文人政治逐漸演變為黨爭，成為北宋迅速崩潰的催化劑。宋仁宗之所以能成為一個好皇帝，是因為他有著極強的角色意識——一個「仁君」角色、一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合作者角色、一個「居於其位、眾星拱之」的和諧文人政治締造者角色。正是角色意識，使仁宗加強了道德自律，成為一個接近職業化的政治家。
仁宗不光虛心納諫，還設立了殿中侍御史裡行、監察御史裡行等職位，從制度上保障文人表達反對意見的權利，為文人政治的形成奠定了基礎。蘇軾的弟弟蘇轍參加進士考試，膽大包天地在試卷裡寫道：「我在路上聽人說，在宮中美女數以千計，終日裡歌舞飲酒，紙醉金迷。皇上既不關心老百姓的疾苦，也不跟大臣們商量治國安邦的大計。」道聽途說就敢寫進試卷裡，考官們打算將其治罪。宋仁宗聽說後，卻說：「朕設科取士，本就是歡迎敢言之士。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人怎麼看朕？!蘇轍一個小官，敢於如此直言，應該特與功名。」堅決錄取蘇轍。四川有個讀書人，獻詩給成都太守，主張「把斷劍門燒棧閣，成都別是一乾坤」。成都太守認為這是明目張胆地煽動造反，把他縛送京城。按照歷朝歷代的律條，此人應予以嚴懲，趙禎卻說：「這是老秀才急於要做官，寫一首詩洩洩憤，怎能治罪呢？不如給他個官。」就授其為司戶參軍。
仁宗寬宏仁慈的表現，還有很多事例，一方面，說明他很在乎自己的明君角色；另一方面，這種包容大度的胸懷也深刻影響了文人士大夫的心態。名臣範仲淹提出的「先天下而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憂樂精神，成為慶曆士人踐行政治倫理的標誌，正是仁宗朝良好文人政治環境涵養的結果。
中國古代不乏文人政治傳統，有些朝代把文人抬得很高，但只有在宋代，真正的文人政治才算實至名歸。有宋一代，「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祖宗家法」，其正式形成正是在仁宗時代。宋仁宗對讀書人非常寬容、仁慈，事關讀書人的臺諫制度和考試制度得到改革和完善。精神上一旦放寬鬆，文學、藝術、科技等各領域準能百花齊放、繁花似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