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用畫報來傳播新知、啟蒙思想的探路人；
他是中國較早將美術與工商業聯繫起來的先覺者；
他是會晤過泰戈爾積極吸收印度藝術營養的開放派……
今年是高劍父先生誕辰140周年，由廣州美術學院、嶺南畫派紀念館、廣州藝術博物院主辦的「先聲——高劍父藝術研究文獻展」於11月26日到12月8日在嶺南畫派紀念館舉行。150件中國畫、書法、畫稿及照片、手稿等珍貴作品文獻，勾畫出高劍父波瀾壯闊的一生。正如廣東省美協主席、廣州美術學院院長李勁堃所說的，高劍父的影響力和成就，遠不止於繪畫。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特約研究員陳瑞林在「高劍父藝術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也表示：「高劍父和嶺南畫派的畫家怎麼樣立足中國、放眼亞洲、放眼世界的問題，也是我們中國藝術走向世界的問題。高劍父是一個愛國主義者，同時也是一個國際主義者。」
文、圖/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 江粵軍
曾讀黃埔水師學堂
結識伍家影響深遠
與大量高水平作品展現高劍父先生藝術成就的「春睡夢先覺——紀念高劍父先生誕辰140周年展」不同的是，本次展覽主要集結了非常多的高劍父珍貴手稿、文獻資料，讓觀眾仿佛看到了一個「正在進行時」的高劍父。像他早年在廣州的歷程，有不少故事、細節鮮為人知。
1879年10月12日誕生於廣州番禺縣員崗村的一個鄉下郎中家的高劍父，由於這一天在封建迷信中被認為不吉利，險遭遺棄，幸得父親力排眾議方才留在家中。之後，又經歷家道中落，為謀生計，曾在瓷窯做學徒畫工藝品。直到1892年，高劍父通過舉人出身的族叔高祉元的引薦，得以拜師隔山鄉「十香園」的廣東花鳥名家居廉。
在居廉門下，高劍父勤學苦練，奠定了堅實的畫學基礎。其間，因族叔的關照還曾入讀黃埔水師學堂，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的影響。
居廉與廣州河南的富紳、名流、文士交流頻繁，其中的伍德彝（懿莊）更是居門的學生。伍德彝出身名門，先祖為廣州十三行富商，愛好書畫，收藏鉅富。高劍父也得以出入伍家鏡香池館，觀摩古畫。同時，高劍父認識了在澳門經商的伍漢翹，得到他的資助就讀澳門嶺南學堂,接觸到有關西畫的知識。課餘還向旅居澳門的法籍傳教士麥拉學習西方繪畫技藝。在伍家，高劍父還結識了廖仲愷、何香凝夫婦以及經常參加伍家書畫雅集的日本畫家山本梅崖，這對高劍父後來的藝術生涯和政治生涯，都產生了深遠影響。東渡日本留學的高劍父，正是因為偶遇廖仲愷、何香凝夫婦才度過了困境，並在他們的介紹下認識了孫中山。
留日期間，高劍父一邊參加民主革命活動，一邊學習繪畫。他曾到日本美術院旁聽，學習繪畫、雕塑等；曾在「名和靖昆蟲研究所」臨摹大量昆蟲標本；閒暇時間經常到帝國博物館、上野公園、向島百花園、越谷古梅園等地參觀寫生；為了對西方繪畫的技法、觀念有更多的了解，還加入白馬會、太平洋畫會、水彩研究會等美術團體。
大力推動新式美術教育
辦審美書館賞識徐悲鴻
在陳瑞林的定位裡，高劍父是傑出的中國畫家和美術教育家，中國傳統美術的革新者和中國現代美術的先驅者。的確，本次展覽從各個方面充分展現了高劍父在中國近代美術上的開創性舉措。
19世紀後期至20世紀初期，西方印刷術的傳入，使報紙、畫報等新型大眾傳播媒體成為推動中國社會變革的重要力量。在1905年「反美拒約」的風潮中，高劍父與潘達微、何劍士、陳垣等具有革命精神的知識分子在廣州創辦《時事畫報》，利用漫畫、圖像來傳播新知，啟蒙思想，宣揚革命。高劍父為畫報創刊號擬寫的《本報約章》開篇即曰：「本報仿東西各洋畫報規則、辦法，考物及記事，俱用圖畫，一以開通民智，振發精神為宗旨」，呈現出鮮明強烈的時代特色。
高劍父與《時事畫報》同人也是新式美術教育的早期推動者。1908年，高劍父與潘達微等人創建「繽華習藝院」。習藝院以「博綜今古，並包中外」作為辦學宗旨之一，開設了「折衷派」課程，數年間培養了不少美術人才，開創了美術教育新風氣。
在當時「實業救國」思潮的影響下，高劍父還與《時事畫報》美術同人不斷探討發展美術的實用功能來振興實業、富國強民，是較早將美術與工商業聯繫起來的先知先覺者之一。1908年，高劍父與潘達微、陳樹人、伍德彝等人在廣州開設繪畫和燒制彩瓷的作坊，創辦廣東博物商會。在研究改良和燒制彩瓷的同時，以此為掩護製造土炸彈武器，通過工商實業為革命籌集經費。
進入20世紀，上海的重要性日益凸顯。高劍父又敏銳察覺到這一變化，與弟弟高奇峰赴上海創辦《真相畫報》，豐富的內容與精美的印刷，均堪稱當時中國畫報的最高水平。雖然《真相畫報》只出版了17期，但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等人在《真相畫報》刊圖著文，展現嶺南畫派的藝術主張，對於嶺南畫派的形成有著重要的意義。
繼出版《真相畫報》之後，1913年夏，高劍父、高奇峰兄弟開辦審美書館。這是一個帶有畫廊營銷機制及市場運作功能的、具有商業性的藝術實體，主要出版精印中西圖片、明信片、書刊、畫冊，出售中國畫作品、文房四寶等。除出版書籍和畫冊以外，審美書館特別在掛屏、月份牌和明信片等大眾美術品的出版發行下了很大功夫，體現嶺南畫派包容古今和雅俗共賞的理念。審美書館印製的月份牌畫多採用掛屏的形式，既聘請著名的月份牌畫家鄭曼陀、周柏生等人繪稿，也賞識徐悲鴻這樣當時尚且默默無聞的青年畫家。徐悲鴻來到上海後，曾應審美書館之請，以春、夏、秋、冬為題畫了一組四扇掛屏，受到市場的歡迎。
帶「新國畫」萬裡行
獲泰戈爾高度評價
在不遺餘力地推行「新國畫」的同時，高劍父對世界正在發生的藝術革新活動保持著關注，積極開展國際藝術交流。1929年，高劍父的畫作《江關蕭瑟》《絕代名姝》獲得比利時萬國博覽會的「最高藝術記錄」榮譽獎。同年，他參加了「中日現代繪畫展覽會」並任鑑別委員。
1930年10月，高劍父得到資助，赴印度參加「全亞細亞教育會議」，沿途經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緬甸、斯裡蘭卡等地，並在越南西貢和新加坡舉辦畫展。在印度，高劍父與文化界、美術界密切交流，還在大吉嶺會晤了著名詩人泰戈爾。泰戈爾曾贈言高劍父：「先生的作品是以貴國畫為基礎而吸收各國的特長。我之為藝，是本著歷史的遺傳與現代合一的研究。我治藝的主張，與先生不謀而合。」被高劍父引為自己「新國畫」實驗最強有力的支持。
1931年6月下旬，高劍父在印度孟買與印度美術會聯合舉辦「第一次中印聯合美術展覽會」。印度王室成員拿堪棉以印度美術會長的名義設宴慶祝展覽會的成功舉辦，邀請二百多位來賓參加，包括各國駐印的領事團。在考察印度、錫金、不丹、尼泊爾等國時，高劍父還沿途展出隨身攜帶的作品，受到各國藝術家和民眾的歡迎……高劍父的萬裡之行持續了一年有餘，為「新國畫」走出國門，走向世界作出了貢獻。
回國之後，各界友人在廣州舉辦了盛大的「歡迎高劍父先生歸國展覽會」，將高劍父臨摹佛窟壁畫、沿途寫生的作品以及一路採集的各種植物標本、文獻資料進行展示。經過印度之行，高劍父在繪畫語言上開始淡化過去模仿日本畫的痕跡，力求真實再現物象的體積感和空間感，形成強烈的視覺衝擊效果和蒼勁沉鬱的藝術風格，其「新國畫」在新一輪的「折衷」實驗中逐漸走向成熟。
高劍父一直倡導「為人生的藝術」，認為繪畫的宗旨是反映「時代精神」。同時，變革應該是無止境的，「今日改革了，創作了，不久就會陳舊了，又有新方法，新理論出現，那時又從而改革之，創造之，實在永遠地革命，永遠地創作，才能永遠地進化的。」不斷求新求變成為「新國畫」長青的動力。
無疑，一個豐富、立體乃至於可謂全才的高劍父，還有待於繼續深入梳理。而廣東美術自近現代以來的影響力，更是值得繼續深度挖掘。「先聲」之題，既是指高劍父本身，用於言說廣東近現代美術，大約也是貼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