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前三季度的經濟成績單已經公布，經濟總量排名前十的城市依次是上海、北京、深圳、重慶、廣州、蘇州、成都、杭州、南京、武漢。如無意外，這個排名會成為2020年的全年排名。
南京玄武湖
相較去年，南京取代天津躋身十大城市「俱樂部」。天津創下了自晚清以來在全國城市中的最低排位，而十大城市中南方和北方9:1的比例，也創下上世紀以來的最懸殊紀錄。
無怪乎有人驚呼，中國的東西差距已經變成南北差距，北方的「塌陷」成了中國區域經濟面臨的最大問題。
筆者倒沒有那麼悲觀。事實上，自兩宋以來，中國經濟南重北輕的格局就非常穩固，從晚清開始的南北相對平衡狀態，很大程度上是歷史的偶然，頭部城市中南方佔去絕大多數名額，不過是歷史自然的回歸而已。
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工業經濟整體上呈現北重南輕。東南沿海條件優越的浙江、福建、廣東三省，因為戰備因素幾無工業投資，大多數重點工業項目都分布在北方，雖然中蘇交惡之後，東北一部分廠礦和資源向中西部內遷，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東北「共和國長子」的地位仍然鞏固。以至於在1978年，全國經濟總量前十的城市中，北方佔去六席（北京、天津、瀋陽、大連、哈爾濱、青島）。
但其實，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北方城市的相對地位就出現了顯著的下降。到上世紀九十年代，除了京津以外，經濟總量曾躋身前十的北方城市就只剩下瀋陽和青島，十大城市中的南北比例基本穩定在7:3。到了2011年，成都超越青島，十大城市的南北比例變為8:2，直至今年，天津也將最終退出十大城市之列。
北方為何二度「崛起」？
自唐宋以來，經濟重心南移的趨勢始終未變。但在近代，中國出現了近千年來唯一一次的經濟重心重新北移，而且這一輪重心北移持續了將近百年之久，從而改變了明清以來的南北經濟既有格局。
鴉片戰爭之後，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率先開埠。上海坐擁長江口地利，又在太平天國的戰事中快速崛起，一躍成為東亞的金融、商業和貿易中心。但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沿海開放由南及北，青島、天津、大連快速勃興，環渤海地區和東北，成為這一輪經濟重心「北移」的主要承載者。
天津是北京的門戶。在尚無航空業的年代，天津既是進入北京的交通要衝，又是協防北京的軍事拱衛。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實施「雙駐地」（輪駐保定、天津）之後，天津既在事實上成為整個直隸的「省會」，又成為帝國軍政體系的關鍵節點和北方最核心的對外開放樞紐，自然而然地成為全國僅次於上海的重要濱海都會。
青島奧帆碼頭
青島和大連，地處海灣，坐擁深水良港。青島被德國佔據，大連先後落入俄羅斯和日本之手，列強最看重的其實是它們可以靠泊軍艦的戰略價值。青島和大連不同於上海、廣州、香港，並不位於主要河流的河口，天然的經濟腹地有限，這兩座城市的快速近代化，主要是源於外來統治者的推動。
東北原本是滿洲祖地，長期以來禁止關內居民遷入，人口稀少，經濟基礎薄弱。但從十九世紀末開始，卻「異軍突起」成為全中國的經濟高地。
二十世紀中葉以來，隨著空調的發明，全球人口普遍向低緯度地區遷徙，嚴寒的東北也成為人口淨遷出地。但在一百多年前，東北卻有著巨大的誘惑。土地肥沃，地廣人稀，這對飽受人多地少之苦的關內居民而言頗具吸引力；東北平原面積就達到35萬平方公裡，和整個日本大致相當，但日本國土八成是山區，東北平原的面積相當於日本可耕地面積的五倍以上，因而一直受到軍國主義日本的垂涎；對俄羅斯而言，中國東北也是一塊「肥肉」，大連旅順的深水良港，是俄國勢力在亞太滲透的橋頭堡，而中長鐵路（即滿洲裡—綏芬河和哈爾濱—大連旅順）也成為俄國在遠東利益的生命線。
從甲午海戰開始，日本、俄國及其代理人在中國東北展開了五十多年的爭奪。先是日本獲得佔領遼東的權利，「三國幹涉還遼」下未能如願。之後俄國又佔領旅大，日俄戰爭之後旅大權利又為日本所攫取。此後，日本、俄國（蘇聯）和奉系軍閥在東北爭鬥有年，直至1931年「九一八」之後東北徹底為日本所控制。國共內戰，東北成為關鍵勝負手。1952年，中長鐵路交還給中國，1955年，蘇軍從旅順口完全撤軍。至此，日俄歷史上在東北攫取的全部權益最終收回。
東北的近代化，既有俄、日入侵並經營的因素（典型的如大連、哈爾濱），也和奉系一度相對穩定的管治有關。要之，特殊的政治地理環境，讓東北相對關內呈現出戰亂較少、政治相對穩定的特點。在整整三四十年的時間裡，關內戰亂頻仍，東北卻相對和平，加之煤、鐵、黑土地之利，到1945年，東北的工農業產值，鐵路、公路裡程都超過關內各省之和。
1949年以後，由於「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東北繼續成為共和國工業投資的重點。蘇聯援華項目在東北優先布局，進一步鞏固了東北「老工業基地」的地位。直至上世紀六十年代中蘇交惡，東北在國家投資中的地位才有所下降。從1898年俄國租借旅大，到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整整六十多年裡，東北一直是中國經濟發展最快、工業投資最多的地區。要知道，廣東之所以稱為改革開放的領頭羊，不過因為其開放整體上較其他省份提前了大約十年；東北在全國領跑了六七十年，光是「吃老本」也是了不得的。
沿海城市的興起
上世紀七十年代，以重返聯合國、中美破冰、中日建交等為標誌，中國的地緣政治環境出現顯著變化。中美蘇「大三角」格局的重組，成為改革開放得以啟動的國際大背景。
這其實也是中國經濟重心再度南移的基礎。影響中國經濟的主要外部因素從俄國/蘇聯，變成了美國。來自日本和東亞四小龍的資金，以及主要通過香港這一中介流入中國內地的歐美資金，成為中國經濟主要的外部水源，而西方國家和亞太地區，也成為中國主要的貿易方向。
深圳灣剪影
從那時起，曾經因為戰備原因少有投資的廣東、福建、浙江，在中國經濟版圖中的地位出現「逆轉」。1980年設立的四個經濟特區，全部位於廣東、福建，開放相對較晚的浙江、江蘇，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誕生了中國最早的個體戶，殺出民營經濟、鄉鎮企業的創業新路，也誕生了「溫州模式」「義烏模式」「蘇南模式」。就中國經濟大盤而言，東三省的「定盤星」地位，逐漸被蘇浙閩粵四省取代。
無論從港口條件、海岸線長度還是人口腹地來看，東北都遠不如東南。在上世紀的前半葉，東南經濟不如東北，其實很大程度上並不是因為東北有多好，而是因為在民國長期戰亂（尤其是抗戰影響）和建國初期對外封閉和備戰的條件下，原本應該很好的東南經濟表現太差。東南實力對東北的全面超越，這並不是南方的幸運北方的落寞，而是在全球經濟體系中有著相對比較優勢的南方地區，最大限度地代表全中國享受了全球化的紅利，這是整個中國的幸運。
由於黃河和長江在水量、航運等方面先天條件上的巨大差距，黃河中上遊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一向並不能和長江中上遊相比，鄭州、西安等城市從來沒有進入過全國前十。過去南北所謂的「相對均衡」，在頭部城市裡靠的其實就是北京、天津、青島、大連、瀋陽、長春、哈爾濱。也就是說，北方城市在十大城市裡能佔幾席，主要看東北。東北城市相對地位的倒退，最終就會反映成北方城市的「大潰敗」。事實上，從1995年開始，大連、瀋陽、長春、哈爾濱這四個東北城市就再也沒有一個進入全國前十了。
雖然東北城市紛紛從「十強榜」上退出，但天津和青島還是一度坐穩了前十之位。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到本世紀初，獲得增長紅利的主要是沿海城市。只要不靠海的城市，經濟表現總體都比較差，瀋陽、長春、哈爾濱在退步，重慶、成都、武漢也同樣在退步，蘇州、無錫、寧波、佛山等沿海地區的非省會城市，一度在城市榜上表現搶眼，風頭遠遠蓋過了成都、武漢和南京。
為什麼當時沿海城市明顯強於內陸城市？很重要的因素在於產業結構。彼時中國，最重要的產業是鋼鐵、石化、紡織、輕工等，這些行業對運輸成本極為敏感，因而高度依賴海運，並且很難向內地轉移。（時至今日基本上這些工業仍然主要分布在沿海省份）因此，在中國逐漸成為「世界工廠」的初期，內陸省份和城市普遍是吃虧的。現在已經淪為後進省份的河北，當時僅憑「以鋼為綱」，就牢牢佔據「十強省」的地位。
所謂重心「南移」的本質是什麼？
中國區域經濟差距從「東西差距」逐漸變成「南北差距」，關鍵的轉折出現在2008年以後。
如果我們不看「十強榜」而是看「十五強榜」，就能更清楚地看到所謂「南北差距」擴大的本質。
2020年相較2008年，十五強城市中在排名上退步的是廣州、蘇州、天津、無錫、青島、佛山，清一色是沿海省份沿海準沿海城市（而且這六個退步的城市裡也有四個是南方的）。在排名上進步的是深圳、重慶、成都、南京、武漢、寧波，除了深圳和寧波全部是非沿海高行政級別城市。2008年在十五強榜上現在跌出十五強的，是佛山，一個純而又純的「南方城市」，而取代佛山的位置的是長沙，南方最強的地級省會城市。所以如果不看「十強榜」改看「十五強榜」，其實2008年南北比例是12:3，現在還是12:3，並沒有「十強榜」那麼懸殊。
從長江上眺望武昌
我們這就能看得很清楚了——所謂的「東西差距」變「南北差距」，實質上是人口大省（尤其是內陸人口大省）的省會城市發展速度遠遠快於沿海城市所致（不管這個沿海城市位於南方還是北方），但是恰恰除了河南之外，所有的內陸人口大省都是南方省份，所以就顯得南方很強北方很弱。
人口腹地，取代了港口條件，成為最近十年來城市競爭格局最重要的勝負手。正如我之前說過的，一個人口大省的省會，選對了主導產業，經濟起飛是必然的，要是再有一兩所好大學，那就更開掛了。所以在一片「北方不行了」的驚呼裡，鄭州穩紮穩打逆風翻盤，其實就是因為它有一個一億人口的腹地，而它是北方唯一一個擁有如此龐大人口腹地的單極化省會。
這一變化何以發生？關鍵在於產業結構的變化。從二產和三產關係來看，三產的佔比在提高；從二產內部來看，在鋼鐵、石化、紡織、家電等上一代產業之上，汽車、電子、製藥等層次更高的產業佔比大幅提升。
省會城市，相較於非省會城市的顯著特徵，就是有更龐大的第三產業部門。更多的機關，更多的省屬企業和金融機構總部，更多的學校、醫院、科研院所……它們天然地構成省會城市的中等收入群體。反觀非省會城市，就業人員中上述三產從業人員的比例天然較低，而以農民工為主體的產業工人群體佔比更高，因而整體消費能力遠遠弱於省會。即使是深圳、蘇州兩個最頂級的非省會城市，其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都低於廣州和南京。省會城市更龐大的消費基礎和更豐富的福利資源，使省會城市的人口集聚能力一般都顯著強於非省會城市。道理很簡單，有更多的人消費，就可以有更多餐飲、零售、交通、文化娛樂從業人員的湧入。
另一方面，第二產業結構的變化，也使得即使是在工業這個領域，內陸省會城市的競爭力也明顯增強。汽車、電子、製藥等產業，生產的終端產品單價比較高，很多產品對運輸時效的要求遠遠高於對運輸成本的控制，空運、陸運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海運成為許多終端產品的主要運輸方式，內陸城市的交通劣勢不再存在，甚至距離歐洲更近的成都、重慶反而得到了新的物流優勢。另一方面，這些產業仍然需要大量的產業工人，哪裡的產業工人供給多、成本低，哪裡就會成為企業的優先投資地區，內陸地區的「人口大省」就由此重塑了比較優勢。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9年在東部地區就業的農民工減少了108萬，在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就業的分別增加172萬和180萬。城鎮化率相對較低，農民工資源富集的中西部省份的省會，成為了這一波產業轉移中的新贏家。
北方為什麼不行了？
理解了這個邏輯，北方各省（主要是環渤海和東北）的經濟頹勢就很好解釋。
中國已經進入到了城市群時代。一個不能產生頭部城市的地區，發展動力就天然不足。因此，當北方城市在全國城市榜單上退步的時候，它們所在的省份也就在省份榜上逐漸滑坡。
南方和北方省份的人口規模差距非常巨大。我們來看2019年各省、自治區（27個，不含四個直轄市）常住人口，遼寧排名第14位，恰好居中。人口比遼寧多的13個省（區），只有山東、河南、河北三個北方省份，另外10個都是南方省份。而人口比遼寧少的13個省（區），只有福建、貴州、海南、西藏四個南方省份，另外9個都是北方省份。南方省份基本都在人口榜前列，北方省份基本都在人口榜後列，沒有人口，談何發展？
遼寧、吉林、黑龍江三個省，常住人口分別是4000萬、2000萬和3000萬量級，充其量只能算中等省份。即使不考慮其他因素，僅僅缺少人口腹地這一件事，東北大城市想要擴張就是無解的。而另一方面，由於東北發展早，城鎮化率水平很高，產業工人的基數就更加不足了。2019年，遼寧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8.11%，僅次於滬京津粵蘇浙六個發達省市高居全國第七，黑龍江城鎮化率60.9%，排在全國第十三。城鎮化率高，意味著在農村尚未轉移的可以成為農民工的人口的基數少（城鎮化率低，意味著可以轉移到城市的潛在農民工多）。發達地區尚且可以通過吸引外省農民工來補充勞動力，東北作為人口淨流出地區，這條路徑也不成立。何況，由於東北人少地多土地肥沃，農民的生活水平遠遠高於關內，東北本地農民轉型為農民工的意願本來就低。在這種情況下，到東北投資比起到關內城鎮化率低的省份（四川、安徽、湖南、河南的城鎮化率全部都是倒數前十）的省會投資，必然面臨「招工難」、「招工貴」的問題，當然增量工業投資會更多集中在關內的人口大省。
當然有人又要說了，東三省是缺人，但河北和山東都是人口大省啊，為什麼也不行？
我們已經提到一個趨勢，隨著內陸省份近年來的崛起，農民工是逐步從東部向中西部回流的，在這個大背景下東部和中西部的選擇是不盡相同的。
就東部地區而言，最重要的是把核心城市周圍的都市群做大做強。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就是最重要的兩個都市群，必須讓這些都市群有更多的配置全國性資源的能力，提供可以輻射全國的高端崗位，從而繼續強化對全國其他區域人口的吸引力。
而就內陸省份而言，主要就是搞「強省會」，從而最大限度吸引農民工回流。
所以，河南、山東和河北三個省的命運出現了分野。
河南的解法很簡單，集中力量搞鄭州。上世紀末的1999年，鄭州GDP還排在全國三十名開外，到2018年已經排在第十六位，距離「十五強」一箭之遙了。
山東和河北，各有各的尷尬。
先來看山東。山東是個東部發達省份，發展水平遠遠高於內陸的安徽、兩湖、河南和四川，因此本身就不是勞務輸出大省，靠吸引農民工回流不能給山東創造太大的人口增量。青島、煙臺、濟南甚至濰坊、淄博，發展整體又比較均衡，誰也沒有能力把省內的人口全吸引到自己這裡。那麼山東就只有一條路，就是和粵、蘇、浙幾個發達省份正面競爭，吸引高端資源，做大高端產業，增加本省的上市公司數。
平心而論，即使是在山東經濟最如日中天的時候，山東和珠三角、長三角的差距都是很顯著的。依託上海、深圳乃至廣州、杭州這幾個節點城市，珠三角、長三角具有全國性的資源配置能力，上海、深圳有證券交易所是全國性金融中心，廣州是全國性的商貿中心，這四個城市也是除了北京之外上市公司最多的四個城市，有最多的科創資源和高端就業機會，並且對周邊城市形成了有效的輻射。所以山東變成了一個「夾心層」，往上走，搶人搶不過長珠三角；往下走，跟內陸省份比強省會也比不過。
再來看河北。談河北，就不得不談到鄰近的北京和天津。因為京津位於河北省幾乎幾何中心的位置，而石家莊又是一個六十年代才偶然得到省會地位的新省會（且經濟總量一直低於唐山），河北幾乎成了全國各省中最為尷尬的一個。
曾經，河北「以鋼為綱」，從最南邊的邯鄲到東北方向的唐山，鋼鐵都是一張名片。但隨著京津冀協同戰略的推出，河北首先要做好京津的生態屏障，過去「傻大笨粗黑」的產業結構必須調整，但更高端的新產業又跟不上，造成了河北的陣痛。
北京雖然和上海、廣州、深圳同屬「一線城市」，但北京的產業結構和南方的「一線城市」大相逕庭。北京是一線城市裡唯一一個不重點發展工業的。2019年北京工業佔GDP比重只有16%，而上海、廣州都接近30%，深圳更達到39%。
由於服務業佔地需求小，主要依賴人才資源，所以大城市服務業向周邊城市的擴散是比較困難的，而工業生產向周邊的外溢則比較容易。上海和蘇州，深圳和東莞，甚至廣州和佛山的「前店後廠」格局，推動了長三角、珠三角內部更均衡的發展。但由於北京本身工業規模太小，河北除了承擔重資源重汙染產業的搬遷，但獲得的高端工業外溢整體很少，雖然也建設了不少環京的園區，但完全不能和臨滬、臨深區域相比。
京津冀地區的常住人口總計只有1.1億出頭，比川渝（1.2億）、兩湖（1.3億）都要少。川渝和兩湖各自只有兩個全國「二十強」的城市，以京津冀當下的整體發展水平，也就差不多能容納北京和天津兩個「二十強」。雄安的未來還要留待時間去檢驗，就今天的河北其他城市而言，幾乎沒有進入全國頭部的可能。
北京不僅是華北的經濟中心，也是整個中國事實上的經濟中心。無論是體制內的政府、事業單位、科研院所，還是市場化程度較高的金融、網際網路等行業，北京都有全國最多的崗位。然而，這些崗位外溢的空間非常小，即使外遷，也優先選擇上海、深圳甚至杭寧漢蓉等其他南方城市，也很難去鄰近的河北、天津，因為這些崗位對人才集聚的要求極高。這其實讓天津陷入了和山東一樣的尷尬，和京滬深穗比，明顯缺頂尖資源缺人才，而和漢蓉合長這些城市比，自己又不是一個真正的一省省會缺少人口吸引力。天津和青島，這兩個擁有百年輝煌的城市，當下的命運其實是相似的。
時代洪流滾滾向前。頭部城市的風水輪流轉，也實在是再自然不過的事。站在百年的尺度來看，南重北輕似乎不過是這三四十年的事；但站在千年的尺度，這就是最正常不過的歷史回歸。
人口就是消費力，人口就是生產力。哪裡有人口增量，哪裡就能在區域競爭中贏。南北城市總量排位的變化，印證的就是這個最簡單、最樸素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