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學那會兒，凡事都要表個態。比如進了新聞學院的門，頭一件事就得說清楚：你想做什麼樣的記者？
呃，這問題讓我一愣，半天沒言語。這一猶豫不要緊，氣得我的導師直哆嗦。他是在伊拉克戰爭爆發後第一個衝進戰區的中國記者，連防彈衣都沒穿好，就奔赴巴格達了。任何沒有立刻振臂高呼「我要做好記者」的反應，都不是他要的正確答案。
於是，這個問題一直貓在我的心裡。兩年前的冬天，我一個人跑去政局動蕩的中東，那時候的埃及蔓延著一場因大規模反政府示威遊行引起的騷亂。在距離時代變局最近的地方，我成了一個實習記者，揣著採訪本和錄音筆，一邊採寫新聞稿，一邊繼續尋找答案。
現在回想看來，那時的感覺就像是咬到一塊同時塗抹了迷人和恐懼的夾層餅乾。我常常站在辦公室的窗前向外看，抬頭是波光粼粼的尼羅河，對岸的古老金字塔巍然不動，低頭是荷槍實彈的士兵，坐著坦克在樓下來回巡邏。揮舞著拳頭的示威者砸了馬路對面的超市和花店，他們高聲呼喊著口號離開，地上只剩下被砸碎的玻璃，打翻的牛奶和踩壓的鮮花。
敲擊鍵盤的打字聲和著不遠處的槍聲，混雜在刺鼻的催淚瓦斯味道裡面，構成一出別致的交響樂。那時候網絡中斷，電話也沒有信號，混亂中我接到的第一個訊息，來自我的戰地記者導師。在海事衛星電話的另一端，他鏗鏘有力的聲音裡依然充滿期望：「你不要害怕，要勇敢地衝到前線，做個好記者。」
可是不好意思，我還是被恐懼打倒了。就在我寫稿的時候，拿著槍的一隊大兵大搖大擺地衝向辦公室，嚷著要撞開房門，樓道裡迴蕩著他們的吼聲。當時我的手無力地癱在鍵盤上，對著剛寫了標題的稿件總也想不出新聞導語。我心裡的打字機倒是噼裡啪啦打出一串串的念頭：誰知道記者該啥樣，反正我做不了。
就在我暗下決心等畢業找個新工作的時候，辦公室來了位小客人，跟著記者父母駐外的6歲小男孩米樂。這個中國男孩平時不愛說話，給他糖吃的時候就會紅著臉搖頭。他湊到我身邊，小聲地問：「剛才你害怕嗎？」
又是這個問題。我繪聲繪色地跟他描述當時的情形，那些大兵是如何大吼大叫地衝上樓來，我們用桌椅堵住的大門是如何被他們堅硬的槍託砸得咣咣直響。
小傢伙默默地聽我說著，就在我誇張地比劃著當時有多可怕的時候，他突然用小手拉著我冰冷的手，說：「我也有點害怕，可是你別害怕，下次再這樣，我來幫你。」
這話一下子擊中我了。這可是個平日裡連小狗都害怕的小傢伙，而他現在要把他僅有的一點勇氣送給我。他也知道，路上站滿大兵，背著的槍並不是玩具，那條他平時蹦蹦跳跳就能通往幼兒園的路，現在要屏住呼吸悄悄走過。即便如此，他還在鼓勵別人，不要害怕。
面對危險，米樂有他自己的對策。他白天拿著玩具望遠鏡，站到陽臺上為其他正在工作的記者「站崗」，晚上他總是不肯去睡覺，「咱們得有一個人醒著盯梢啊」。
米樂不會寫稿子，他每天最大的創作就是畫畫，即便在最危險的時候，米樂依然塗塗畫畫，記錄著他的願望。他專門畫畫，送給即將要飛往炮火連天的利比亞的記者們。畫裡的每一樣東西都是綠色的，國旗是綠色的，房子是綠色的，連人也是綠色的。米樂說，綠色代表和平，有了和平，就不用害怕了。
我常常在想，記者何來的力量，能夠在陌生的國度為一場事不關己的戰爭衝鋒陷陣？小學的自然課本上都說了，趨利避害是人類的天性。但那天我明白了，你可以選擇離開，但你也可以選擇留下來，用自己的行動，給其他人力量。
從那天起，我打算做一個好記者。我希望我的稿子能像米樂的畫一樣，讓人免於恐懼。
辦公室的當地僱員哭著跑回來，她所住的公寓遭到攻擊，示威者圍在她的房子外面燃燒輪胎。我握著她還在顫抖的手，學著像米樂一樣，對她說：「不要害怕，現在就寫稿子，讓世界知道這裡的真相。」
沒想到，讓我最恐懼的那天成了我寫稿最起勁的一天。回國過海關的時候，邊檢員盯著我的籤證看了半天：「你趕上動亂了啊？你害怕嗎？」
我很想告訴他，有種力量可以超越害怕。在那以後每天深夜發完稿回到房間，我會數著不遠處的槍聲，安然入睡。那是我心裡最踏實的日子，因為我發自內心地想要報導新聞，想讓真相傳播出去。
在我即將入職做一名真正的記者之前，我去看望我的老師。他的窗臺外長滿了翠綠的爬山虎，外面沒有轟隆的坦克，靜謐的校園裡只有知了叫著，他坐在一摞從地板通向天花板的書後面，認真地告誡我：「今後即便不去衝鋒陷陣，你也可以拿文章當槍使，不管在哪裡，都要做個有力量的好記者。」
可是直到今天，我還常常陷入無力狀態，在寫稿卡殼的時候愁眉苦臉，但我仍然很清楚，我想做一個記者。這一切都要謝謝把力量傳遞給我的小米樂。當然，這些事不能讓我的導師發現，要是知道堅定的新聞理想來自一個6歲小孩，估計他又要氣得哆嗦了。
(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