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我接觸了幾位上世紀初「來西安開鐘錶行」的老伯。他們有的操著寧波方言，有的操著北京方言，給我詳細地講述了「鐘錶傳播」到西安的過程。同時，他們也講述了他們生命當中最輝煌的「從青年走到老年」的過程。
1931年西安開設第一家鐘錶行
時間在滴滴嗒嗒地往前走著。時針和分針，一圈又一圈，不停不歇地往前走著。
在火車通達西安之前，那時西安至潼關之間奔跑著兩輛客貨混裝的長途汽車，車的老闆是浙江寧波人，名叫許庸令，人稱許掌柜。許庸令早年在河南老河口開醫院，後由同鄉舉薦，接管了西安至潼關間的郵件轉運業務。那時往返西安至潼關間的郵件很少，這樣許庸令也就兼著潼關至西安的客運業務。由於養著兩掛汽車，許庸令也就在西安城裡開設了汽車修理及銷售汽車零部件的業務。
1931年，許庸令在西安南院門開設了西安城的第一家鐘錶行——亨得利鐘錶眼鏡公司。鋪面裝飾豪華，堪稱當時西安城頂頂高級的字號。許庸令委任同鄉周傖鏞為經理，並招收了陝籍人李蘊華和屈鴻濤為學徒，幾年以後，李蘊華和屈鴻濤紛紛自立門戶，成為西安鐘錶行業的後起之秀。
1934年冬天，火車通到了西安。一聲汽笛響過，火車轟轟隆隆地開進了西安城，鐵路兩邊的草頂子茅屋有的被火車掀去了頂子，人們抄著手、瞪大了眼睛看著火車從遠處奔來，嘴裡不由自已地嘟囔：「好傢夥，火車原來是個鐵傢伙!」火車真是個好東西，它給千年古都西安城帶來了一次實實在在振興的機會。
在火車通達西安城的這一年，先後響應地方政府「招徠」政策抵達西安城的外埠客商計有千戶之多，他們帶給西安人的不只是嶄新的工藝和手藝，他們讓閉關自守的西安人知道：在皇都之外，世事早已大變。當年來西安的著名商號有：河南商人的「長發祥」，河北商人的「大千洋礆」(肥皂)，河北商人的「燕秦製革廠」等等。另外，還有一夥浙江寧波經營鐘錶行的掌柜和領東，也搭著火車風塵僕僕地趕到了西安。外省人的行頭和派頭讓西安人開了眼，外省人捎來的貨色更是無奇不有、應有盡有。隨著火車通抵西安，西安城進入了空前絕後的繁榮發展的歷史時期。好像只是一夜間的事，西安城多了好幾家鐘錶行，有浙江寧波人周慶標開設在南院門的「大西洋鐘錶行」，有北京人張寅生開設在五味什字的「慎昌鐘錶行」。這兩家鐘錶行的門樓子一家比一家高級，兩家的內外裝飾都比幾年前開設的亨得利要新穎，而且貨色也遠比亨得利豐富。當時亨得利鐘錶行在東大街開設有分號，分號的名字叫「光華鐘錶行」，領東是寧波人周倫明。三家鐘錶行爭霸西安城，呈三足鼎立之勢。隨後，山東青島的應順昌也來西安湊熱鬧，在東大街開設了「勝利鐘錶行」，應時云為掌柜。應時雲不肯甘居人後，從店面內外裝修到經營品種，都堪稱新潮海派，他們甚至從上海請來了久負盛名的上海營造廠為其裝修，門廳內外一概歐陸風情，可謂西安城最早的「洋」派建築。
西安鐘錶行業的「七大行」
到了1945年抗戰勝利之後，西安鐘錶行業由「七大行」結構出了基礎的團隊，這「七大行」依次為——亨得利、亨得利分號、亨達利、慎昌、大西洋、勝利及大西洋總號這七家鐘錶行。從「七大行」來陝及在西安古城的發展，我們不難發現：半個多世紀以來，西安是民族工商業者發展壯大的重要碼頭，是內陸城市對沿海先進工業輸入的重要中轉站，是中國西部商業至為重要的發展環節。
在舊社會的老西安，有「同行是冤家」的口諺。可是西安「鐘錶業」幾乎是水一色浙江寧波人，他們不但有以鐘錶結成的「業緣」，而且有一層源自同鄉同埠的「鄉緣」，所以，「七大家」雖明爭暗鬥，但終未製造出什麼事端。甚至在1935年冬天他們還自願組成了「鐘錶業聯歡社」。初到西安，「七大家」也有過因價格不統一、哄抬市價以及給顧客說詆毀對方的話等而產生「鐘錶行」之間的敵視、仇視現象。多虧寧波籍商人、天華百貨店經理胡永康從中周旋，才終未釀成事端。當時胡永康採取的「說和」方式就是請有矛盾的店東在位於正學街口的中央菜社聚餐，以至最後成為一種鄉約、鄉俗之下的制度。「鐘錶聯歡社」每月聚會一次，輪流坐莊；一方面聯絡鄉情、行情、感情，另一方面商議統一零售價格，規定四季營業時間，未經協商，不得擅自漲價或減價；不得互挖牆角拉用同行職工等。當時新成立的勝利和亨達利兩家非寧波籍的字號，也應邀加入了「鐘錶聯歡社」。這幾家鐘錶行營業額各自保密，外人不得而知，「聯歡社」也無權過問，唯亨達利一家位置最佳，門面裝潢美觀，所以，招牌最為響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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