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社會制度甚至兩種生活方式兩種態度在柏林圍牆兩側延伸了28年，如今柏林圍牆倒下又是15個年頭過去了，歐威說一堵看不見的牆還在那裡
史蒂凡·摩澤斯（Stefan Moses）無疑是當今德國最著名也是最任性的攝影師之一。在「十一」國慶節前後，這位以德國人、德國人的生活方式和各階層德國人的儀態為整個攝影創作生涯主題的攝影師的作品將在歌德學院北京分院展出。歌德學院北京分院院長歐威博士（Ulrich Nowak）說，攝影展將展示東、西德人不同的生活方式。其中比較典型的一張作品是:一個全身武裝的士兵，冷峻威然地挺立在那裡，歐威說這個扮相一看就是東德士兵;而在士兵身後探出身來的少女伸舌頭扮著鬼臉，他說這種表情暗示她是西德姑娘。
兩種社會制度甚至兩種生活方式兩種態度在柏林圍牆兩側延伸了28年，如今柏林圍牆倒下又是15個年頭過去了，歐威說一堵看不見的牆還在那裡
親歷者
現在北京外國語大學德語系教課的柯維（Arne Klawitter）回憶說，15年前正值他人生的轉折點:他20歲了，那一年他從學校畢業，他面對的選擇不多，而他最不情願的事情就是去服長達三年的兵役。就在畢業前夕，匈牙利拆除了其與奧地利邊界上的鐵絲網和其他一切設施，於是來自德國北部的柯維發現，同在這個國家的許多人都離開了國家，他們借去捷克和斯洛伐克、匈牙利旅遊之機，繞道奧地利前往聯邦德國。出走的人愈來愈多，包括他熟識的朋友、同學。
回想起那一年，他說，他沒有生活在柏林，不過那時不斷有人從西德過到東德這邊來探親，他們手裡面拎的東西對於東德人來說，代表了「西方」。
那時柯維只是一個普通的民主德國的公民，他是家裡惟一的孩子，享受著國家提供的免費教育，現在他的母親退了休，此前家裡的花費，房租、水電、煤氣、暖氣等費用佔家庭收入的比例相當小，他可以吃到新鮮的水果，喝巴西進口的咖啡，不過，他和很多東德人一樣，柏林圍牆那一側的東西有很大的誘惑力——「他們拿過來樣式新穎的衣服，還有音樂、電影的帶子……都和我們這邊不同，我們很難得到這些東西。」
比較起來，無論是國土面積還是人口數量，民主德國在歐洲乃至世界上均屬小國，社科院高德平撰文指出，「這個人口只佔世界人口總數0.4%的國家，工業生產卻佔世界工業生產的2.5%;就工業生產規模和結構而論，它是當今世界上十大發達工業國之一。當時西方國家也不得不承認民主德國的經濟成就。」1989年7月，路透社記者馬·內西爾基在一篇特稿中說，「外交官、經濟學者和共產黨人士說，與那些更強調改革的盟國相比，東德的經濟是相當不錯的。東德人均年收入為1.57萬馬克（合7850美元），這在東歐也是最高的。東德沒有失業現象，而且房租和食品價格也很低。」
被稱為生活在工人的天堂中的東德人在這一年裡開始大規模地走上街頭，包括在柯維的家鄉，市民運動也一浪高過一浪。社科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顧俊禮說:「老百姓要求的重點不是生活提高，而是政治上的要求。」
在這個過程中，柯維又一次來到東柏林。柏林圍牆仍然橫在他們面前，去聯邦德國、去西柏林仍然只能是一種永遠無法實現的奢望。他第一次到柏林時還只是個十幾歲的孩子，他說當時他只是遠遠地望著這個不能碰、有戒備禁嚴的衛兵把守的牆。1989年他再次來到柏林，加入了柏林大規模的市民運動。
高德平說，對於相當一部分民主德國的公民來說，這是一個分有兩種等級的社會:一等人或是上層人物政治家們，在每天的電視節目中都可以看到他們頻繁地旅行外交，與西方同事們舉杯碰觥，握手言歡。而另一等人卻永遠享受不到緩和政策的好處。他們只有眼睜睜地盯著柏林圍牆——那牆充滿著希望和誘惑。
柯維為人平和，他說話的聲音都很低，很難讓人將眼前的他和當年大聲喊著口號、滿臉激憤的柯維聯繫起來。他說，他去參加市民運動，因為他想要自由——所謂的自由不是一個空洞的詞，而是能夠自由地旅行、自由地表達他想說的話，找到發展自己的空間。
聯邦德國民意研究所在1989年8月29日～9月11日在吉森和拉施塔特難民營搞過一個調查，調查統計結果顯示，當時出走西方的民主德國公民的特點是:年輕、壯勞力、情緒樂觀並受過良好教育。這一研究機構對537名出逃者的出逃原因的調查結果是:74%的人說沒有言論自由，74%的人認為旅行受到限制，72%的人表示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69%的人對民主德國的前途缺乏信心，65%的人說是不願受國家管束，56%的人認為供應太差，28%的人是出於親戚關係，而93%的人則認為民主德國的政治狀況在後退，31%的人認為自己的專業才能發揮受到限制，92%的人認為聯邦德國的生活水平高於民主德國。
1989年12月12日民主德國德意志通訊社報導說，在民主德國建國40年的歷史過程中，先後已有340萬人離開了這個國家。
當柏林圍牆被推倒，東德和西德再也沒有這道鴻溝時，柯維說他在柏林圍牆開放後的10天左右再次來到柏林，並第一次從東德來到西德，「即使開放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人們仍然在載歌載舞的歡慶，我立刻去找我的同學和朋友——他們在此之前已經通過各種途徑跑到這邊來」。
民眾的力量
柯維說他在兩德統一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旅行:「去法國、去歐洲旅行，甚至那時候我還是對『西德』一無所知，結束了在歐洲的遊歷後我才來到了那裡，四處觀光。」
和柯維一樣，很多民主德國公民的意願很樸素，他們的意願之一就是想自由地旅行。從1988年初開始，在民主德國首都東柏林和德勒斯登等大城市就已出現數百名要求出境者的示威遊行。有人估計，到1988年9月初，至少有25萬名民主德國公民以書面方式提出遷居聯邦德國的申請，而不斷為這支申請大軍補充新人員的預備隊甚至有500～600萬人左右，約佔民主德國總人數的1/3。提遷居申請的主要是青年人、醫生、管理幹部、技術人員和科學家。
中國社科院歐洲所研究員劉立群說，德國統一民眾的力量不可忽視，「民眾顯示出來的力量是當時政治家們沒有預料到的」。
這種民眾的情緒集中表現之一是民主德國建國39周年之際，出境申請的新浪潮壓倒性地湧來，民主德國政府因此不得不在1988年12月14日以部長會議主席斯多夫和內務部長兼警察總署署長迪克爾的名義，發布了關於民主德國公民到國外旅遊的新規定:從1989年1月1日起，民主德國公民在提出申請並經有關方面審批後即可去聯邦德國和其他國家旅遊。
一年後民主德國成立40周年的10月7日晚，正當柏林共和國宮舉行招待會的時候，一批青年人在離會場不遠的地方遊行示威，一路上加入的群眾有六七千人。當局出動了警察，與示威者發生了衝突，數以千計的遊行者被捕，遊行隊伍被驅散。事後政府發布的通告說，在衝突過程中有106名警察受傷，遊行示威者中有40人受傷。
在柏林發生動亂的同時，波茨坦、馬格德堡、德勒斯登、卡爾·馬克思城等地先後出現規模不等的群眾遊行示威，社科院歐洲所研究員潘琪昌說，到了10月9日，萊比錫爆發7萬人參加的示威遊行，其人數之多為民主德國歷史上所罕見。事態在不斷擴大、蔓延，口號也不斷升級，從要求「改革」、「旅遊自由」、「新聞自由」迅速變為要求反對派組織合法化，實行真正的多黨制，舉行「自由選舉」。11月4日，東柏林50多萬人大遊行;11月6日萊比錫也有50多萬人大遊行，在遊行中要求「旅遊自由」的呼聲越來越高。
就這樣，民眾們用腳投票的結果是，柏林圍牆不再是自由通行的障礙，而統一的德國在柏林圍牆開放後不到一年即成為現實。有學者指出，兩德統一進程比原來的設想快得多。聯邦財政部長奧託·魏格爾曾說:「德國統一的經濟和社會進程不是按一個寫得很具體的電影腳本進行的。」
柯維的命運因此而發生轉變，他說他在旅行結束後，選擇了重新回去繼續學業，「這時候我面臨的世界不僅在政治上沒有了過去的限制，我可以自由去旅行，包括學業上的限制也取消了——我可以有更多的選擇學習，我選擇了學習哲學，以後教授哲學」。
歌德學院北京分院院長歐威博士（Ulrich Nowak）接受採訪時說，推倒柏林圍牆時，他在中東的一個國家。他是後來通過大使館的一個錄像片看到當時的場面:人們在唱歌、跳舞，有的年輕小夥子竟然爬上高高的柏林圍牆頭，高喊著縱身向東柏林這邊密集的人群中跳去。
不過歐威說，隨後他腦海中出現的問題是「下一步會發生什麼？」
看不見的牆
柯維在來到中國之前已經遊歷了很多國家，現在回過頭來，他覺得柏林這個城市在德國來講還是一個相當有趣的城市:「本來是一座城市，人們居住在不同的兩個部分，就仿佛兩個毫不相干的城市。」柯維描述的柏林在某種意義上仍然存在，歐威說他關注的是，「現在柏林，仍然有一道看不見的牆」。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政治系教授連玉如博士說:「德國統一，對西德人來說，幾乎沒有帶來任何變化，但對東德人則意味著失去原來熟悉的一切，從國家憲法到個人認同感等概莫能外。這一損失是無法用德意志的共同歷史、語言、文化加以補償的。」連玉如說，「東德人追求德國統一的根本動力是在經濟上立即獲得改善。然而，這一願望沒有完全實現。統一以後的嚴峻現實，尤其是失業問題的加劇對東德人的打擊是沉重的。加之東德人在感受到輕視以後出現的精神失落與心靈創傷，因此，感懷舊日時光的消逝，甚至意欲部分恢復原來國家境況，就不足為奇了。與此同時，一種強調不同於西德的東德人認同意識更新並發展起來。」
由於社會制度不同，兩德公民在觀念上的差異也顯而易見，高德平說，儘管民主德國公民贊成統一，要求統一，但絕大多數人對實際是免費的社會福利的依賴性很大。對職工來說，這種經濟提供了一種具有高度保障的社會福利和社會安全。在原民主德國，沒有失業，沒有解僱一說，免費教育和免費職業培訓，到處設有幼兒園，一切醫療免費，其本上由國家、社會保險業和企業集體單位負責退休金，各種補貼、穩定的物價和低廉的房租、便宜的交通服務以及免費的公共設施等等。而在聯邦德國，情況則有很大不同。隨著德國統一，民主德國公民享受的一切「優待」都將隨之消失或逐步消失。
科爾曾說:「統一不僅是個物質問題，它同時也是個實際上的共同感。統一不僅是個要付出代價的問題，同時也是一種發自內心的意願。」
連玉如的觀點是，儘管在德國統一進程中，東德出現了一場規模宏大的政治解放運動，但從總體上來看，德國政治文化中的傳統因素，如國家主義、非政治的內向傾向、懼怕衝突、形式主義等，仍在東德社會隨處可見，影響頗深。而在西德，這些價值傳統幾乎見不到蹤影，人們看到的是其他因素，如國際化、西方式的政治的市場取向、面向世界的開放媒體和新的後物質主義追求。
有學者說，過去我們學界更多的注重從經濟上來看德國統一後的新問題，實際上更深入的東西是如何看待民主和自由的問題。劉立群說:「在德國統一前，民眾的情緒變化很大，那時東德的經濟發展水平低一些，民主自由度低一些，但是統一後，隨著時間的推移又產生了新的問題。當時人們追求自由，但是自由過了度，就開始產生負面的東西。」
15年過去，現在，9月9日德國媒體公布的德國Forsa獨立研究中心的一份調查報告說，約有1/4的西德人希望柏林圍牆仍然存在，而12%的東德人也希望脫離統一近14年的德國。劉立群因此說，當初德國統一時，對東德否定得太厲害了。「過去有幾萬越南年輕人在東德生活，沒有受到過排外的威脅，現在則是他們面臨的一個很大的問題。過去年輕人覺得思想受到了束縛，如今隨著柏林圍牆倒塌，有些不好的東西也變本加厲，年輕人思想開始變得迷惘。」■
閱讀更多更全周刊內容請微信掃描二維碼成為中讀VIP，閱讀期期精彩內容！
版權聲明：凡註明「三聯生活周刊」、「愛樂」或「原創」來源之作品（文字、圖片、音頻、視頻），未經三聯生活周刊或愛樂雜誌授權，任何媒體和個人不得轉載 、連結、轉貼或以其它方式使用；已經本刊、本網書面授權的，在使用時必須註明「來源：三聯生活周刊」或「來源：愛樂」。違反上述聲明的，本刊、本網將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