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彝族人南下打工並非新鮮事。據涼山州農勞辦2015年統計，涼山州有十幾萬彝族人在珠三角打工；而關注彝族務工問題的學者黃巖估計，實際打工人數約為30萬。打工者以東莞為核心，向深圳、惠州、中山等地輻射。
8月的東莞，午後常有陣雨，溼熱中暗含著一絲躁動。工廠大門一開，一群工人們湧向對面的小賣部或小飯館。衝在最前面的是幾個年輕的彝族小夥子， 21歲的阿海裡哈也在其中。
2016年8月15日，廣東東莞鳳崗鎮，彝族打工青年阿海裡哈在宿舍裡。 本文圖片 澎湃新聞見習記者 謝匡時
阿海裡哈來自四川涼山州普雄縣。涼山是中國最大的彝族聚居區，也是中國經濟最欠發達的地區之一。這片被毒品和愛滋病侵擾的土地，無奈地成為「貧困的樣本」。因貧失學在涼山地區十分常見。阿海讀五年級時，父親因病去世，母親獨自帶著三個孩子艱難求生。
「我15歲就開始出來打工了，現在已經6年了。」阿海起初在川貴一帶打零工，去年跟著老鄉沙馬伍合來到了東莞，他還給自己起了一個漢族名字——李文東。
「普通」彝族男工的日常：沒有積蓄，需借錢度日
彝族人喜歡群居，大部分工人都是跟著工頭外出務工。這種以工頭為紐帶的批量用工模式，被稱為「領工制」，也構成了彝族在製造之都的獨特生態。工頭是連接工人和工廠的重要一環，工頭們與工廠籤訂用工合同，同時負責管理彝族工人。
8月20日，不用上工的時候，阿海（黑衣）偶爾會坐在一旁看其他彝族年輕人打牌。他賭不起錢，只是單純消磨時間。
彝族人生性熱情，卻也好賭嗜酒。剛出門打工的年輕工人，時常聚在工廠外面喝酒，凌晨三四點才會回到宿舍休息，有時也會因一點小紛爭而大打出手。「現在情況好了很多，工廠規定了十二點半必須回宿舍。」工頭馬海木呷告訴澎湃新聞記者，「那些喜歡喝酒打架的，廠裡不要，都被送走了。」
8月20日，阿海打工的工廠門口。該工廠實行封閉式管理，工作時必須穿工衣，進出工廠需要通過安檢門，上下班有嚴格的打卡規定。
阿海所在的工廠位於東莞鳳崗鎮，是一家臺資企業，以生產專業的遊戲鍵盤「雙飛燕」而聞名。阿海的工作內容是打包，每天工作11-12小時。除去工頭抽取的管理費，阿海的時薪為10元，每個月到手的工資在2500元左右。這點收入對大部分男工來說，只夠維持日常花銷，有時還需要找工頭借錢。
8月17日，白班結束之後，身無分文的阿海在小賣部賒帳，拿了一包17元的黃鶴樓1916香菸，外加一小袋1元的檳榔。過了一會，他又去賒了一包1元的小魚仔，「沒錢吃飯了。」
小賣部的女老闆專門有個本子用於記錄賒帳，她會在發工資時直接找工頭結帳。小賣部老闆表示，這些彝族打工者性格豪爽，出手也大方：「發了工資的前半個月，這些男工都在外面吃飯，到小賣部買煙買酒。等到下半個月，工資早就花完了，就沒人出來，都老老實實在廠裡食堂吃免費的飯菜。」
8月17日，經過4個小時的加班，沒怎麼吃晚飯的阿海，有點熬不住餓了。身上沒錢著實不便，他跑到工頭家裡借錢。雖然已臨近發工資的日子，工頭還是預支了80元給他。
8月17日晚，手頭一有錢，阿海就去夜宵檔點了一份燒烤，算是難得的「打牙祭」。
阿海說自己不酗酒，只是偶爾喝幾口。阿海坦言父親過世早，他不知道怎麼和別人打交道，「朋友不多，大多數時候是自己一個人。」 這個自稱是「一個傷感的男人」的青年，在外闖蕩難免會寂寞。所幸，他遇到了女友阿美。
8月16日，東莞，阿海使用的是一款模仿iPhone外觀的國產手機，鎖屏界面是他和女友的合影。
8月21日，一個周日的下午，阿海走在深圳回東莞鳳崗的路上。因為周六晚上不加班，他通常會在周六傍晚出發，大約晚上9點到達深圳，第二天下午返回東莞。
阿美也是彝族人，今年18歲，在深圳龍崗的一家工廠打工，距離阿海的工廠10公裡。阿海會在周末去找女友，為了省錢，他選擇步行3小時去深圳。
8月21日，深圳，阿海和阿美在一塊吃泡麵。
除了上班和睡覺，阿海一有空就跟女友聊天。因為不能經常見面，阿海幾乎每天都在QQ空間上更新說說，傾訴對阿美的想念。他稱阿美是「傻老婆」，阿美則叫他「傻老公」。阿海說很多人羨慕他倆，因為「我們彼此非常相愛」。
8月18日，東莞，在陽臺上唱歌的阿海，他面前擺著專門用來抄寫歌詞的本子。他會把對女友和親人的思念編進歌曲裡。
阿海有一個音樂夢，他從小就熱愛唱歌，喜歡改編剛學會的詞曲。「明年我想自己出來，去深圳，一邊打工，一邊找個吉他店學唱歌學彈吉他。」阿海說，他現在還是個窮小子，但他也想去追求自己的夢想。但他也不停反問自己，「可是我的夢想會實現嗎，我會做到嗎？」
勤奮的彝族女工：給自己留五六百，剩下工資全寄回家 相較本民族的男工，彝族女工其實在就業上更具優勢。在工廠管理者眼中，彝族男工喜歡偷懶，而女工卻十分勤奮努力。長期研究珠三角彝族務工的白史各教授，在一份調查報告中指出：珠三角企業存在用工歧視，而族別歧視和性別歧視非常嚴重。部分工廠公開拒絕招聘彝族男工，更有甚者把所有彝族工人都拒之門外。
8月19日，東莞馬海阿比（右）和一位彝族女工去上晚班，廠裡的女工數量多於男工。
22歲的馬海阿比來自涼山州喜德縣，和阿海在同一家工廠上班。阿比說，出來打工就是為了賺錢。她很少外出，大部分空閒時間都待在宿舍。
8月18日，發工資的當天，領到2900元工資的阿比請室友吃冷飲。
8月19日，阿比的宿舍內。阿比床底下花600元購買的耐克鞋，是她為數不多的「奢侈品」。阿比說，「為了買這雙鞋，我要辛苦工作一個禮拜。」
阿比在生活上省吃儉用，每個月只給自己留下五六百元，剩下的都寄回老家。
17歲的彝族少女尼苦伍子莫是少數的正式工，她的工資相對較高。尼苦伍子莫很羨慕那些讀大學的同學，「我這輩子就想去大學看一眼，看一眼就足夠了。」
8月19日下午，阿比的丈夫羅河阿萊從老家來到東莞的第二天，兩人在工廠碰面。
阿比很早就在父母安排下結婚，23歲的丈夫阿萊原本是個小工頭，帶著四五十個彝族工人在外打工。今年年初，幾個工人因打架惹了麻煩，工廠跟阿萊的合作就此告吹。
8月19日，阿萊帶著同鄉的幾位工人提著行李進廠。
在老家賦閒了幾個月，迫於經濟壓力他帶著6位同鄉，投奔了「大工頭」馬海木呷。
工頭：既是管理者，也是異鄉的親人
在珠三角地區，僅彝族工頭的數量已近6000人。來自涼山州喜德縣的馬海木呷，也是彝族工頭之一。35歲的馬海木呷上過中專，是當年「國家出路費」赴珠三角務工政策的享受者。後來，他開始把家鄉的彝族人帶出大山打工。今年，他已成立了一家勞務派遣公司，拿到了正規的勞務派遣營業執照，手下共有近300名彝族工人。此外，一些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工人，也會找馬海木呷幫忙介紹工作。業務鋪開後，他就把在老家的小舅子沙馬伍合帶到東莞做代班，幫忙管理工人。代班主要負責帶工人進廠、辦理工作證，並教他們一些廠裡的規矩。
8月16日，東莞沙馬伍合在工廠門口簡單面試兩位佤族工人，主要是看她們的身份證、年齡等基本信息，沒有太大問題都能帶進廠。
「彝族當地的長輩希望自己孩子有同鄉帶著，這樣在外面有個照應。在外的彝族人覺得和老鄉在一起，也不至於太孤單。」馬海木呷說。「工頭出來混靠的是信譽」，他把同鄉帶出來打工，就得負責過年時安全再把務工者帶回去。
8月14日，馬海木呷坐在自己新開的勞務派遣公司的辦公室會客，牆上掛著「誠信贏天下」的匾額。
8月15日晚，馬海木呷在車間了解工人的加班情況。
工頭不僅是工人的管理者，也是他們的親友，代表著彝族人在陌生都市的血脈親近感。彝族人只相信熟人，沒有熟悉的工頭帶路，父母多半不放心孩子離開涼山。沒有工人跟隨，工頭也無法從中賺取中間費用。大批能吃苦的流動工人，才能滿足珠三角工廠季節性暴漲的用工需求。三方互相依附，共生共存。
8月19日，馬海木呷勞務公司的另一位合夥工頭沈三留子，正在給工人發工資。彝族工人很少使用銀行卡，工資通常直接以現金的形式發放。
「很多彝族工人沒有讀書，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發工資的時候，籤字都需要別人代籤。」工頭馬海木呷補充道，一些工人領了工資後卻不會匯款，又得靠工頭把錢寄回到老家去。
珠三角彝族工頭之間也有「行規」，即某個工頭帶出來的工人，不能隨意「跳槽」到另一個工頭處。若出現流動，每跳槽一人，新工頭需賠償原工頭一萬元。只有等到過年時彝族工人回到老家後，才能重新選擇工頭，建立新的「契約」。
8月14日，馬海木呷在工廠組織彝族工人成立「小馬隊」籃球隊，開展籃球比賽，豐富工人業餘生活。
星期六晚上，廠裡不需要加班，公交車上擠滿了出去玩耍的彝族年輕人。彝族女孩喜歡結伴去鎮中心溜冰，購物，吃東西。這是她們為數不多的娛樂活動。 新一代的彝族年輕人，依然喜歡穿著統一設計的「彝瘋家族」LOGO的文化衫，衣服上印著「時光不老，彝瘋不散」。他們很有活力，但對未來卻沒有太多設想。
8月20日，周六晚上，一位17歲的彝族小夥子在溜冰場溜冰。
作為工頭，馬海木呷說：「我的家鄉山好水好，但就是太窮了，很多地方路都不通。」他打算在今年過彝族新年時，在家鄉競選村長，帶領家鄉更多的人外出務工、賺錢致富。
然而，在產業轉型升級、低技術勞動力需求不斷下降的背景下，早早輟學的彝族年輕工人，將如何打破「種土豆吃土豆」的命運，依舊懸而未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