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會館，已經有數百年歷史。這些會館的建立最初與進京趕考的學子有很大的關係。明朝遷都北京後，各地進京趕考的學子總得有個住的地方，一路舟車勞頓的學子們，大多也囊中羞澀，即便臨時住的地方，也是找不花錢的為好。於是，各地的故裡鄉紳或者本籍京官，就出錢行義，置地建房，免費提供給本籍學子棲住，這樣就陸續有了數百所會館。
作者 彭澤民
多年前，由於興趣使然，筆者步了許多前輩和長者的後塵，按圖索驥，在北京城的各大胡同，實地勘察會館舊址。從那些遺留下來的門樓、舊屋、碑記、舊物，還有那些與會館有關的人或其後人的講述，依稀可知會館裡曾經的熱鬧。見得多了，聽得多了，印象深了，想像往日的興旺，覺得有必要把「會館還留下些什麼」記下來。
首先要說說，會館的「會」如何理解呢？「會」，在中國農村漫長的封建歷史中，發揮自治作用的一種重要組織形式。這「會」、那「會」，在當時很普遍。位於原宣武區大耳胡同6號（老門牌26號）的江西婺源會館（婺源曾屬安徽省），現在它裡院的南牆上有一塊記事碑——「文明會原啟」，記述了文明會成立的宗旨，其中籌資接濟本籍學子進京趕考是非常明確的目的。除此之外，年根兒底下公布開銷帳目，添置家具、房屋修繕、發放長班工錢一類，都量入為出，如果略有節餘，同鄉還會在一起聚會，聯絡鄉誼，排解思鄉之愁。
文明會的碑記鑲在會館的牆上，說明會館不僅是一座院落，幾間房子。沒有「會」這種形式，就沒有會館；有了會館，還要有「會」的組織形式。兩者不一定是相伴而生，結果必然是相依而存。當然古代科舉中有鄉試、會試，說會館是會試學子住的館子也講得通。而且如果是工商性質的會館，則必然與行會的組織形式有關。
因此，探尋北京會館「還留下些什麼」，除了探尋作為建築的院落、房屋是否健在，其實還包含著更寬泛的內容：是否留下口耳相傳的故事，是否留下一些有益的啟示，等等。值得慶幸的是，經過數年的尋訪，三百多處會館大致還留下二百多處。只不過，這些會館的命運各自不同。有的會館被拆除，有的會館得以修復，有的還留下石碑、門樓、館額等物件，訴說著舊時的歲月。
在原崇文區遠望前街（原來叫閻王廟前街）有一處湖北雲夢會館，危房改造時，這裡已搬得人去院空，院內建築破敗擁擠，在冬天的寒風中略顯幾分悽涼。就是這樣一所會館，也有著很長的歷史。據記載，這裡是清乾隆庚午年（1750年）秋，由一鄉紳集眾力重建的。雖集眾力，無奈此縣居京者甚少，人力財力不支，只能勉力維持，談不上發展，也就十餘間房。
在雲夢會館不遠處，尋得對面17號（老26號）有一處江西宜黃會館，騎牆的院門還在，只是院中的房子已拆得七零八落。筆者當年探訪時，有幾個民工在施工，有一些拆卸的柱腳石被編了號，堆在一邊。往裡走，未推倒的一間西房的山牆內側還歪斜地寫著「保護文物，人人有責」幾個大字，堆在一旁的舊木料上原來是用作柱或柁的，也編著號。筆者當時猜想，難道要搬到哪兒去復建不成？至於後來在哪復建，如今也不得而知。
當時親眼見著正在拆除的會館還有原崇文區西曉市街140號（原曉市大街129號）的浙慈會館（成衣行工會）和財神廟，約始建於清初。看來浙江人在北京經營成衣行是很有歷史的，據說當時會館那一帶，多居住為浙江人。
不過，有些會館被雖然被拆了，但一些因為會館而叫開的地名卻留了下來。如今北京工人俱樂部往南，有一條胡同叫福州館街，它就是當年福州會館所在地。原宣武區海柏寺街16號（老26號）的廣東順德會館西側，由北到南，有一條很長的一條胡同叫順德館夾道，就是因順德會館而得名。如今的宣武體育場北門外有一條登萊胡同，原來叫登萊膠胡同，是由山東登州、萊州、膠州會館及義地得名。西城區德外有個弓箭胡同，正是因為附近有弓箭會館。
順便提一下，如今弓箭會館仍在，而且弓箭會館也算是如今北京城區最靠北的一座會館了，而最靠東的會館當屬位於朝陽門外呼家樓南裡的山東會館。1988年市文物局編的《北京名勝古蹟辭典》稱此處為山東會館，經實地勘察似覺得有些不確。現該院修繕一新，院內東南角立有一塊碑，前面為：「樂善好施」，背面為重修海陽義園碑記，一看就知是山東海陽邑的義園，雖屬會館財產，但不是會館，而是本邑「客都者養病停柩之所」。因為原來老城圈外面已無跡可尋，因此筆者當年能尋訪到的最靠西的會館，是位於下斜街的浙江會館，最靠南的是位於龍潭湖公園內的袁崇煥廟，那裡原來是廣東籍會館所屬新義園所在。廟是廣東籍人士建在本籍義地上的建築，自然也屬於廣東籍會館的房產。在此處原來還有一座屬於義園的地面建築，現已無存，成為小廣場。
因為世事更迭，不少會館的資料出現了遺失，這樣使得一些會館的名字出現了較多爭議。沿著原崇文區興隆街往西，草廠五條的南頭路西有一座要上幾層臺階的大門樓，新老門牌正好都是27號，大門兩邊斑駁的木板上有一幅對聯「唯善為寶，則篤其慶」，而現在很多人傳「慶」字為「人」字，這是講不通的。這是一首藏尾聯，內含了館名「寶慶」二字。因為寶慶會館是為湖南寶慶五邑（邵陽、新化、新宇、武岡、城步）人所開的會館。
在寶慶會館附近的奮章胡同11號（原草廠十條2號）有一座會館，叫上湖南會館。門樓顯得非常寬敞，當時頂部已漏了天兒，幸運的是，這個會館如今得以修復。現在的建築沒有掛牌，但在胡同的標牌上指出是「湖南會館」，少了一個「上」，這一字之差，卻是謬以千裡。
上湖南會館始建於清康熙年間，有《增建上湖南會館瑞春堂碑記》為據。又據有關史料，此處曾是明朝丞相張居正的宅第。有研究者認為，上湖南會館與位於宣武區爛漫胡同101號（老41號）的湖南會館（建於清同治、光緒年間）有修建先後的對應關係，在先為上，所以叫上湖南會館。這一看法值得商榷。一個建於清初，一個建於清末，兩館建立時間相差百年以上，上湖南會館建立時即定名，難道預知以後還要建一個湖南會館嗎？明顯不妥。再則，上湖南會館最初實為衡陽、永州、郴州以及後來桂陽的四郡合館，而湖南會館為省館，兩者產權所屬毫無關聯。湖南歷來有三湘之說，湘陰為上湘，湘潭為中湘，湘鄉為下湘。然而上湖南會館所屬四郡，其地理位置比下湘還靠下（南），又怎麼能稱為上湖南會館呢？按另一種三湘之說，灕湘、瀟湘、蒸湘，均指湘水匯合發端的上遊，而衡陽、永州、郴州、桂陽恰恰處於這一地區。那麼，上湖南會館特指處於湘江上遊地區的四郡會館，多少能解釋得通了。《重修上湖南會館碑記》曾記載：「吾裡，處於楚上遊，歷來是人才薈萃之地……」可見，當初建此會館的先人之所以定名為上湖南，更主要是借上遊之地勢，寓顯這本地人士一種自豪榮耀的優越感，淘淘湘江水，奔流上湖南。
關於會館的定名，有時著實給後人留下很多迷惑。享譽京城、坐落於虎坊橋的湖廣會館在命名上就有這樣一段歷史。
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撤湖廣省，改置湖北省和湖南省。湖廣會館的建立卻是清嘉慶十二年（1807年）的事兒，湖廣省撤銷數百年後，為何會建湖廣會館呢？其實，很簡單，當時建會館的首倡創建者一個是長沙（湖南）劉會房相國，一個是黃岡（湖北）李秉和少宰，一個湖北人，一個湖南人，就取名為湖廣會館。因此，後來有人有時將湖廣會館歸為湖北，有人有時又劃入湖南，都不準確。上世紀50年代，北京市各省會財產向北京市移交前，在湖南、湖北之外單獨成立有北京市湖廣會館財產管理委員會，移交財產資料也是單獨具列的，這比較符合歷史事實。
北京會館的門樓一般都是中式起脊，金柱大門居多，也有不是的。在草廠七條中間路東，現門牌12號（老門牌5號），有一處惠州會館，它的大門就帶有西洋的味道，紅磚砌成，門洞拱券形，兩邊起著圓形沖天柱，上邊收為尖塔形。會館始建於清乾隆年間，惠州屬廣東籍，當時可是「沿海開放城市」，他們也總當時的京城帶來些不一樣的文化。在原宣武區鐵樹斜街裡頭也有一處廣東籍會館，它就是現門牌86號（老門牌68號）的肇慶西館，它的門樓是平頂，門洞也是磚砌拱券式，這與大多數會館不一樣。
當年會館大門的上方往往都掛著匾，也叫館額，現在很少見了。在前孫公園有一處廣州七邑會館，大院裡套著五個小院，現門牌25號（老12號），門上原來也有匾，據說現在被一戶原來會館長班的遺屬拆下來當了鋪板，不過不得一見，但總算還有保存的可能。
木質的會館牌子，是極容易毀壞的；即使是石頭的，也很容易遭到人為的毀壞。從有關資料看，過去有很多會館的館名是刻在石板上，然後鑲在大門上邊的。如果所附的大門拆了，石刻的也很難很好地保存。不過在板章胡同香廠路小學分校的操場邊上，卻躺著一塊兩米多長的石匾，紅沙巖的，錛鑿出大致的平面，鐫刻著「安溪會館」四個大字，更加顯得粗放古樸。走遍那麼多會館，這是少見的石質館額實物。整個小學校當年就是安溪會館，不過老房子多拆改過。
在原宣武區校場二條路東新門牌16號（老門牌29號）的一所會館，騎牆的門樓上方有磚雕的館額「漳浦會館」，這是為數不多，還鑲在門樓上的會館匾額。館額上的落款日期「中華民國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修」字樣大致可見，不過也有用灰抹平的痕跡，也許這在特殊年代是一種保護措施。
多年前，在尋訪會館時，聽一會館研究者說長巷二條43號（老32號）福建汀州南館門樓上，仍留有一塊石刻的館額。等我聽此信兒再往前查看時，已經不復存在。
還有些會館除在它的門額上標出會館的名字以外，還在適當位置標著其內所供奉的神像或牌位。如位於原崇文區西半壁街17號（老門牌49號）的靛行（染業）會館，現在仍然存留的第二道木門樓上，用木板刻著「五聖祠」三個字，說明這裡曾供奉著五個聖人或者神的牌位。據說原來外邊門樓上也有石刻的館額，想當初，行內人士一說五聖祠，就知道說的是靛行會館。在原崇文區北蘆草園85號（老4號）是顏料會館，戲樓還在，神廟也在，供的也是五聖。顏料業和染業相通，故供奉相同。
也有的會館門額上的刻字不一定與會館名字有關。原崇文區打磨廠105號（老120號）是臨汾鄉祠，在它的二道木門上，刻著「紫氣東來」四個大字，一方面祈求財運，同時也烘託了氣氛。此處會館始建於清朝初葉，木刻字跡是民國的了，與通往後院過道鑲著的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重修臨汾東館記事碑相參照，記述說明歷史延續的久遠。
在尋找位於原宣武區米市胡同的六英霍會館時，有這麼一件趣事。我按照資料上提示的新門牌80號，老門牌72號，轉悠了半天，也不敢確定這裡是不是六英霍會館，正好遇有一位老大姐外出歸來，說自家院落當中有一塊帶字的方石。跟著進去一看，正是六英霍會館重勘四界的碑記。「六英霍」是當時安徽六安、英山、霍山三個縣名簡稱。在後來的勘察中，我遇到了更多這樣的情況，在原宣武區王皮胡同7號（老3號），一位姓張的老大媽指著一塊平躺在地上的大石碑說，這裡是仙城會館。那碑有一人多高，一肩寬，用水一衝洗，篆書「仙城會館碑記」六個大字赫然出現在眼前，而碑上的小字已經踩磨得幾乎無法辨認。有一本關於北京工商會館碑刻的書記載，李華先生曾於上世紀60年代初拓過此碑，此碑刻於康熙五十四年（1775年），更是數百年歷史。
原崇文區草廠頭條7號（老20號）原來是廣州會館，當年的幾顆老槐樹還在，老房子卻都拆了，上世紀90年代蓋起了三層矮樓房，仍然大致四合院的形式。經人指點，我在院子的裡頭牆角處見立著一塊漢白玉的捐款題名碑，據說沒有蓋樓房時，那碑是躺在院內公共廁所門口的，人們居住條件改善了，也想起應該把石碑立起來了。這個院內街坊們文物保護意識的增強，是這塊題名碑的幸事。
不過，還有很多碑的境遇卻總讓人心裡不是滋味。原崇文區小江胡同（原小蔣家胡同）新門牌30號（老門牌12號）裡有一處晉翼會館，三通大石碑，一溜排開，被做成了院中的甬道，碑上的字跡全無，院裡公用水管處一些小些的碑，也當做放置洗涮家什或站腳的石臺，總著水，光滑如鏡，我只能期許碑文是朝下的，這樣或許還不曾磨損。晉翼會館是山西翼城布行商人於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建立的，石刻的碑文是「以求永遠」，親見此境況的心情，比那石碑還要沉重。
原崇文區大江胡同29號（老73號）廬陵會館的碑撂倒後一直存放於通往後院的門道，上面壓著許多雜物，雖被冷落，卻避免了進一步認為損壞。在廬陵會館外右邊的牆上還有一磚雕，「鴻禧」二字豎著排列。在上斜街路南34號（老57號）河南武寧會館，有一家住戶，把原本鑲在牆上的重修嶽王精忠祠碑，順放在小房根兒，上邊鋪一塊涼蓆，再上面放著蜂窩煤。院子裡一位婦人說，這樣做是省得不注意讓人搬走。更幸運的是，她雖然不懂拓碑技術，但她鋪薄紙在碑面上，用鉛筆拓了一張拓片，拓片上很少有殘缺的字。
與會館有關的石雕也不少見，會館的門口如同四合院門口，一般都有石頭的門墩兒。位於後孫公園25號（老12號）安徽會館的一對獅子門墩兒，雖然殘破了，仍能看出輪廓，大獅子背上還有小獅子，小獅子損毀不嚴重，樣子活靈活現。據說用這種獅子門墩兒是有規制的，王府門前才能擺石獅子，一般尋常人家是不可以的。安徽會館是由清朝重臣李鴻章倡議修建的，所以他用了也就用了，慈谿不說話，誰也不敢說什麼。
上馬石也是石雕的一種，宣外大街路西111號（老54號）的浙江會館院內，儲庫營17號（老5號）四川會館門口以及前門西大街路北15號（老門牌前內順城街14號）安徽桐城會館門口，都能見到上馬石。敢備上馬石在門口，已然說明當年經常貴客臨門了。不過，浙江會館內現存的上馬石，經常被用作砸東西的砧子，或用作磨刀石了。值得一提的是，浙江會館內還有兩顆老棗樹，一株樹皮斑駁蒼老，一株略遜，其中一顆樹牌B20521，院內人稱子母樹，有樹牌的母樹，樹齡幾百年不在話下。
當年有些會館外還有影壁，上斜街56號（老54號）廣東東莞會館處保存有八字影壁，襯託著那朝北的大門，坦坦蕩蕩。據說此處與年羹堯有關，大門特意朝北，表示臣心永遠向著皇上。此館內迎面一座客廳獨具特色，每邊十六步闊的一座似亭子式有廊子的建築，獨東側緊接出三間的房子，也許過去只是一段從客廳通向後院的走廊；客廳東西起脊，南北懸山，四角略挑簷。作為會館的客廳，此種格局很是少見。
在原宣武區米市胡同43號（老18號）南海會館大門外面，有一堵殘牆，過去想必是很像樣的影壁，不過，據說影壁塌過，殘存的影壁是後砌的，在基座底部的一塊磚上，還有燒制的「特製」二字。是否為這座會館特別燒制？不得而知。
在不少會館裡，少不了戲樓。說起會館的戲樓，人們多會想起位於虎坊橋的湖廣會館戲樓和位於前門外西河沿的正乙祠戲樓，都很有名，經過修復，現在還經常用來演戲。如今，安徽會館和小江胡同的陽平會館戲樓也都修復了。
在儲庫營胡同門牌15號（老4號）有個山西太原會館，在那裡邊也有戲樓的痕跡，坐南朝北倒座的二層樓，北面的前面原來是接出演戲用的臺子。據在該館西院居住的一老大媽講，她住的屋，原來是一座坐西朝東的二層樓。據史料記載，此院西側曾有康熙年間大文人閻若璩的祠，想必這二層樓就是那座祠堂。不過因為危舊，早拆改為平房了。
在原宣武區南半截胡同24號（老28號）廣東粵東會館，有一排西房，在它的前面明顯突出一段挑簷來，據說那是戲臺，不知院內曾否有罩棚。在崇文區草廠三條路西19號（老30號），太平會館內也有坐西朝東的二層小戲樓，遠比不上所見其他會館戲樓的規模，現在二層仍然敞著，一層仍能住人。
北京的這些會館，其院落一般為平房四合院式，尤其那些本用作私人住宅、後捐為會館的。如西城區西四北五條15號（原石老娘胡同8號）的吉林會館，三進院子，還有東西跨院。據說西跨院本是花園，裡頭假山石後移入中山公園。東跨院還有迴廊可見，是比較典型的四合院。不過，會館如果不是嚴格按照四合院格局建的，則多半是因地制宜，按照實用原則建的。海柏寺街16號（老26號）的廣東順德會館，一進門院中央一座單開間客廳，看不出與之相對應的廂房。延壽街北頭路東有一條死胡同，胡同裡有一處廣東潮州七邑會館（現門牌12號，老100號），會館坐西朝東，整個院落格局為梯子型。
值得一提的是，在校尉營胡同44號（老24號）的宜興會館，中間一個大門樓，兩側各有一個小門樓，稱掖門。此種門樓在北京民居是很少見的，一般為廟宇常用的「山」字形門式，如上斜街仍留著的頭廟、二廟的門式都是如此。筆者當年尋訪時，前院內東屋有一姓姚的住戶，他的爺爺曾是這裡的長班。姚大哥說，這裡也曾是周家楣故宅。在《清史稿》有「周家楣」一條，江蘇宜興人，曾於光緒二年、六年兩次在順天府任上，其業績記述頗祥。周家楣去世後，人們為了感念其恩德，順天府所轄二十四個縣捐錢為其修建了這座宅院。據記載，周家楣去世後，當時的一些商人在通州為他建了周公祠，現周公祠已不存，但周公祠的碑拓還藏於國家圖書館，上書：生為名臣，沒為名神。
值得一提的是，名副其實留下來的會館只有一處，那就是位於崇文區大江胡同114號的臺灣會館，盧嘉錫題的館名，產權歸屬於臺盟，又叫寶島賓館，房舍平常用於出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