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都北京，歷史文化積澱豐厚，其中會館文化就是個重要的話題。我國出現真正意義上的會館最早見於明朝，其發祥地就在北京。
明永樂年間，朝廷由南京遷都北京，永樂十三年(1415年)，朝廷宣布將科舉考試地點也改為都城北京。「十年寒窗無人問」的各地莘莘學子，無不夢想著「一舉成名天下聞」。每逢三年一考的會試期，全國數以千計，有的年份竟達上萬的舉子紛紛湧入京師。
政府規定，每個舉子都可領取一定數量的車馬費(即所謂「公車」)作為進京的盤纏，但眾多舉子進京後吃飯住宿是個很大的問題。為方便本鄉舉子們考試期間的食宿，各省、州(府)、縣政府或在京為官的士紳，大都在京城選址，買地買房，修建會館。因為這類會館是為考試的舉子們所建，所以又稱為「試館」。據說最早在京購屋置地辦會館的，是安徽蕪湖人，會館名為「蕪湖會館」。會館出現之初，把服務科舉放在頭等位置，不僅免費為舉子提供食宿，有的會館還另外資助路費。
中國人地域觀念即「籍貫」意識濃厚，在京各地官員為壯大自己的勢力，無不希望家鄉子弟能夠科考及第入朝為官，對建會館都是全力支持，因此，各省在京的會館往往不止一處。明代嘉靖年間，奸相嚴嵩為拉幫派，結黨營私，大力扶植家鄉江西省的在朝勢力，在京的會館數量就很多；因明清兩代江西籍京官人數眾多，到清代時，共建會館66處，為各省之最。
全國性的會考每三年舉辦一次，舉子們住會館的時間有限，逐漸地，在會考之前或之後，多數會館也成為同鄉聚會、聯絡情誼的場所，如年節團拜，以及祭祀、結婚、做壽、宴請等活動之用；聽候分配或準備上任的新官也常暫居於此。有的省份對會館的功能還是細分的，如山東省，就同時有「山東試館」(專為會試之用)和「山東會館」(除會試用外，還兼做它用)。有趣的是，雖然許多會館在建造時都有商人捐款助力，但各地會館一般都鄙夷、排斥商人，不允許商人在此食宿；大概是認為商人唯利是圖，一身銅臭氣，而讀書人自視清高，不屑與他們為伍吧。
一般的會館在管理上實行館長制；館長由本籍同鄉推舉，公推德高望重、辦事公道、能力強者擔任。而日常開支，一般靠官員士紳、商人、民間捐助和平時出租房屋所得(科考期間房屋須收回供舉子居住)。
隨著社會的發展特別是經濟的繁榮，有資料顯示，明代鼎盛時期中國每年的生產總值佔到世界的百分之四十以上，除了文人的試館外，漸漸地，也出現了以經商和商人、手工業者活動為主體的會館即「工商會館」和「行業會館」。
工商會館最活躍的時期是明代中期以後。可分為兩類。一種是同一地區同一行業的會館，如山西平遙顏料商建的「山西平遙會館」和山西河東菸草商人建的「山西河東會館」等；另一種是由不同地區或不同行業商人共同集資興建的，如「臨襄會館」，是臨汾、襄陵兩地油商、鹽商、糧商共建的，「臨汾東館」(又稱「臨汾鄉祠」)則是臨汾紙張、乾果、顏料、雜貨、菸草五個行業的商人集資合建的。這類會館，是商人辦事、聚會的場所，通常又往往用作本鄉人包括在京城士人聚會的地方，有的還逐漸和官府搭上了關係。
行業會館，是從事某個行業的人士共建的會館。工商業和手工業者為了能在京城生存發展，需要立足之地，也會建會館。如從事玉石行業的「長春會館」、從事戲劇行業的「梨園會館」，還有「棚匠會館」等。這些會館的出現，主要為維護本行業人士的共同利益。所謂「行有行規」，為了維護本行業的社會聲譽和避免同行之間的惡性競爭，其內部往往會訂立若干規章制度，要求大家共同遵守、共謀發展，使本行業更加興旺。例如，山西臨汾人、襄陵人從事的油行，由經營香油、花生油、豆油，逐漸擴展到醬菜、酒類、綢緞的買賣及紙業。晉商肯吃苦，又善於經營，事業在京城發展很快，他們開的店鋪，有的名號歷久不衰。大家所熟知的「六必居」醬菜園，已歷經四百餘年，至今仍很紅火。當年，山西人在京的各類會館，多達47所，其數量名列全國第二。
商人建會館，當然主要是便於做生意，但其中也有模仿文人試館的影子。在封建社會，「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觀念早已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經商牟利尤為文人所不齒，以致會出現商人出資出力幫助建會館，反過來卻不允許商人在會館食宿的尷尬情形。隨著社會經濟的繁榮，商人有了大把的銀子，為壯大勢力、擴大影響，為改變其社會地位，他們建自己的會館，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
除上述三類會館外，還有一種為客死京城的死者家屬服務的「殯葬儀館」，方便食宿之外，還協助辦理送葬、追悼等諸多善後事宜。如山西人在南下窪子建的「西晉會館」，山東人在廣安門外手帕口建的「齊魯會館」便是此類。
此外，還有少數會館，其功能不同於其中任何一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安徽會館」。這所會館佔地九千多平方米，規模宏大，整體為蘇杭園林式建築，雕梁畫棟，亭臺樓閣，美輪美奐。它既不接待考試的舉子，也不從事任何行業活動，它是清末以李鴻章為首的在京安徽籍官員、將領聚會聯絡感情的場所，因而具有濃烈的政治色彩。值得一提的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變法，即康有為、梁啓超等志士仁人發起的維新運動，便以安徽會館作為策劃地之一；清末四大徽班進京，也曾在安徽會館立足並在會館的戲樓登臺獻藝，對京劇的最終形成和發展做出了貢獻。
清朝取代大明後，鑑於中國歷史上少數民族統治漢人反被漢人同化的歷史教訓，朝廷實行滿漢分居制度。漢人不得在內城居住和從事各種活動，連同其會館一侓遷往外城(內城南面以前門、宣武門、崇文門一線為界)，於是，離內城較近的地區就得天獨厚地成為興建新會館的理想選擇。這也是清代以來宣南和崇文地區會館特別多的重要原因。據統計，從滿清建朝至辛亥革命建立民國之初二百多年間，區區宣南(即原來的宣武區)百餘條街道、胡同中，所建會館達429處之多。
會館的興盛，有力促進了文化的交流。來自全國的成千成萬名進京趕考的舉人，把各地不同的風俗、文化帶進北京，又將京師文化傳播到全國各地；各省建的會館，風格多種多樣，相互影響、相互融合。其他行業人士也彼此借鑑，帶來了諸多行業的繁榮。
會館衰落，始於清末。二十世紀初，大清帝國已是風雨飄搖，科舉考試先是廢止八股文，接著科舉制度被徹底廢除，本以服務科考的會館失去了服務對象，不得不改變職能。轉變最快的，是福建省的「閩中會館」，1902年率先把會館改為新式學堂「京師閩學堂」。其餘會館大都改為「同鄉會」。這給許多革命志士、文人學者提供了棲身之所，可以藉助會館從事革命活動或進行寫作和研究。例如康有為，先以「上皇帝書」的方式呼籲變法，繼而成立「強學會」，就是在南海會館；孫中山先生到北京，主要的活動都在湖廣會館進行。魯迅先生在紹興會館的「補樹書屋」寫下了《狂人日記》《孔乙己》《藥》《一件小事》等膾炙人口的小說，從而完成了由「周樹人」到「魯迅」的蛻變。會館文化無疑已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可惜的是，會館的保護工作不力，其現狀令人痛心。許多的會館早就被毀，有一部分曾成為街道工廠、倉庫、學校，現在又建起了商品樓；更多的成了民居大雜院，時刻面臨拆遷的命運。去年，筆者因為奉命編寫鄉土教材，曾騎自行車走訪宣南地區的會館，看到一些頗有名氣的會館，如紹興會館、瀏陽會館等，雖然大門口的牆上赫然釘著「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的牌子，但裡面無不是破敗失修，滿眼髒亂差。想打聽一下「補樹書屋」的位置，所遇住在紹興會館的人，竟無一人聽說過。
保護最好的，當屬坐落在虎坊路路口的「湖廣會館」了。會館的正門朝東，氣勢恢宏，兩邊是高大的灰色院牆，裡面的建築都經過翻修，錯落有致。如今它不僅開著規模不小的由啟功先生題寫匾額的楚畹園飯莊，而且還有京劇團常年在此演出。我想，這倒是個可以借鑑的保護會館的好辦法。 (張克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