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叄裡河」（ID：Sanlihe1），作者 卡羅，36氪經授權發布。
圖片來源：少年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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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兩天路上聽到兩個初中生聊天，其中一個女生問她朋友：「馬上期末考了，你有學而思的題嗎？」 聽到這裡讓人感到很震驚，學而思的題居然成了期末考試必刷的秘籍。以前都是考前追著老師劃重點，沒想到現在還不如刷個培訓班的題更有用。
但其實，有這種想法的學生絕不是個例。80、90後熟悉的由任課老師免費或者家長自行承擔的、以「補差」為目的的課後補習，已經轉型成了課外付費全民「培優」補習，補習提分也早就成了家長們的共識。
課外培訓班所代表的補習行業被稱作是學校之外的影子教育系統。教育研究者認為這種影子系統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教育系統無法觸及的場景，補充了原有教學的不足，比如八零後熟悉的課後補習班，老師通常無償為後進生提供補習服務。
但是也有人認為，從補差轉變到培優之後，「影子教育」 就成了一項需要用錢購買的商品，如果與入學資格等因素掛上鉤，就立刻變成了教育不平等乃至社會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之一，因為市場總是青睞資本，富裕家庭總能購買更多更好的服務。
在極端情況下，課外補習機構這個影子還可能蓋過學校本體。《直面影子教育系統 — 課外輔導與政府政策抉擇》裡曾經提到土耳其的一個例子，2005 年土國教育者聯盟一項調查發現，超過 55% 的高中生會在備考階段購買或偽造醫生證明，以逃課去課外輔導班進行備考。作為背景，當時土耳其已經有很發達的補習市場，在 2004 年，土家庭為課外輔導所支付的費用達到 29 億美元或當年 GDP 的 0.96%。
我國近年來一邊快速擴張一邊受到政策調控的 K12 補習市場雖然沒達到反超學校教育的地步，但開頭兩個初中生對機構的信任還是能說明一點問題的。這種現象在升學壓力巨大的一二線城市尤其明顯。
12月9日上海社科院發布的上海市中小學生成績變化及影響因素調查報告顯示，從孩子出生到初中畢業，靜安區平均每個家庭總投入接近84萬元，其中教育投入超過51萬元；閔行區平均每個家庭總投入共76.31萬元，其中教育投入52萬元。
看到這個數據，很多上海家長表示80萬根本不夠，校外教育支出，已經成了家庭支出的重要組成部分。
2017年發布的《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對全國家庭教育支出情況進行了深入跟蹤調查。調查發現，在不同教育階段，家庭在校內和校外教育支出方面的比例存在差異，其中義務教育階段校外教育支出比例較高，達到整個家庭教育支出的三分之一。
這與在校時長和學習壓力有關。在學前階段，家庭生均校內支出是生均教育總支出的大頭，校外支出只佔11.2%。小學階段學習壓力相對較小、課後時間多，校外支出上升至38.3%。到了初中，在校學習時間和壓力上升，校外支出下降到32.5%。到了普高，校外支出進一步下降至26.7%。
校外學科類和興趣類輔導班的報班比例更能說明家長對培訓班的依賴。從整體來看，中小學階段學生校外教育總體參與率為47.2%，參與校外教育的學生平均費用約為5616元。其中學科類校外教育參與率為37.8%，興趣類校外教育參與率為21.7%。分省份看，學科類校外教育參與率最高的地區超過了60%，興趣類參與率最高的地區接近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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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的目標沒有變化，減負政策卻不斷重提，規定與執行繼續細化，家長轉而向補習系統尋求幫助。
在教育機構、教育自媒體鋪天蓋地的「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宣傳下，教育焦慮成了每位家長擺脫不掉的陰影。即便這句話已經看到想吐，但該花的錢還得花，因為大家都在搞教育投入，自家不投入就是對娃不負責任。就算家庭收入不高，為了孩子的教育也要勒緊褲腰帶。
上海中小學生的報告顯示，靜安區年收入在5-9萬元的家庭投入了大約一半的收入用於孩子身上，而年收入更低的5萬元以下的家庭在孩子身上的投入更是達到總收入的71.17%，其中教育投入就達到總收入的43.82%。
這說明在靜安區，教育投入有一個由市場規定的門檻，無論貧富都需要拿出大致相當的金額來跟上大流，這對給低收入家庭造成了巨大壓力。
這種讓大部分城市家庭身不由己的投入自然催生了一個教培大市場，然而和任何一個過熱的行業一樣，教培市場在經歷過追捧之後也在今年頻頻暴雷。
據不完全統計，2019年共有1.2萬家教育培訓機構關停，其中不乏韋博英語、太傻留學、樂高、芝麻街英語等知名品牌。這些機構倒閉的原因大多是經營持續虧損，這和教育機構的運營模式脫不開關係。
教育機構往往採用預收款的形式，在一次性收取一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學費後，就把資金用於營銷、校區運營和擴張，甚至投資到其他領域。在此模式下，課時消耗根本跟不上運營開支，資金鍊往往存在很大風險。再加上近兩年教育行業整治下政策頒布頻繁，導致資本市場看待教育行業回報率更加理性，投資也更謹慎。
這些倒閉、跑路的機構涵蓋了早教、英語培訓、留學、K12等多個細分賽道，特別是早教，簡直是倒閉重災區。2012年開始，國家開始鼓勵發展早教。在早期政策紅利期，早教機構辦學門檻低，擠入賽道的機構非常多。但伴隨近兩年對早教機構資質、場地、從業人員標準等各方面規定越來越嚴格，倒閉的早教機構也越來越多。
除了影響教育機構的生存，政策在另一種程度上也是家長選擇培訓班最明確的風向標，同時「指揮」著家長的焦慮不斷轉移。
比如在公民同招、百分百搖號、減負等消息不斷發布後，還是有一部分家長去退了幾個培訓班的。但就像2018年取消奧數後STEM變得更火的道理一樣，更多家長認為校內減負了，校外總得補回來。
決定命運的高考永遠在終點等著，大家想上好學校的心態永遠不會變，在終點之前只要能夠取得一點優勢，什麼手段都值得用上。當義務教育階段百分百搖號之後，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生混在一起，學校採取的又是統一內容和進度的授課方式，想上好高中好大學的學生只能求助課後輔導來拉開差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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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紀 50 年代，韓國政府曾經為了減輕中學生負擔，打擊課外輔導對教育系統施加的各種壓力，考慮通過改革學生篩選制度來為學生減負。
1969 年，從首爾開始，韓國政府嘗試了取消初中考試做法，改為用隨機抽籤的入學方式，希望防止學校和學生把注意力過渡集中在考試準備上，減少課外輔導減輕學生壓力。但取消考試的做法只在短期取得了成功，學校為了應對變得平庸的生源改變教學方式，導致了優等生的需求無法滿足，導致 「中考輔導」 的大熱。
為了應對這個現象，韓國政府在 1974 年又嘗試用抽籤分派高中學位來代替中考。到了 1980 年左右，這項政策大範圍實施，再次導致了初中考試取消後的現象，讓最終的高考變得無比重要，甚至把壓力傳導至了小學階段，取消考試的做法對較低層級的教育產生了重要影響，大多數韓國兒童從小學甚至更早就開始參加課外輔導。另一方面，廢除初中和高中入學考試又最終推動了學區房的升值。
1980 年，全鬥煥上臺後，下了很大決心來解決高考引發的學生負擔過重問題，「除了體育、藝術、音樂、跆拳道和插畫方面的課外輔導」，其它科目全面禁止開辦課外輔導，不過，「家長不遺餘力地規避反對課外輔導的規定。大學生輔導老師有時穿 上高中校服，以便進入學生的房間，卻又不引起懷疑。一些家庭房間出租給輔導老師，讓他們能夠為一家或幾家孩子上課，卻又不引起公寓門衛的注意。除公寓套間外，旅遊勝地和賓館裡也常常包藏著秘密的輔導學校。富人們把孩子送到國外去接受課外輔導。」
最終，政府還是和家長妥協，逐步放鬆了禁令，迅速導致了教培市場的反彈性增長。到後來，根據 《直面影子教育系統》的數據，1980 ～2007 年韓國接受課外輔導的小學生比例從 12.9% 暴增到 88.2%，初中生比例從 15.3% 增長到 78.4%，高中生比例則從 26.2% 增長到 63.1%。
道理其實是一樣的，在高考這道線恆定不變的情況下，一系列減負措施使得校內壓力確實可能減小，但校外學習壓力會急劇增加，就算不報學科類培訓，也會選擇素質類培訓，家長焦慮只會在賽段和賽道之前來迴轉移。
一方面是教育機構倒閉潮，另一方面是家長對培訓機構的看重。雖然從教育行業整體範圍看，這些辦學不合規、經營不善的機構倒閉是行業清理、走向規範化的必然結果，但對家長來說，卻是這麼多機構特別是老牌機構都不值得信任，我還能給孩子報什麼班？
在給孩子報的編程課經營不善倒閉後，一位家長表示：「我兒子可喜歡上這個課了，這禮拜停課的話，我得怎麼跟他說？」對於家長，即便之前那家培訓班的錢打了水漂，後續還得立馬找新的培訓班接上。1.2 萬家機構倒下，還會有1.2 萬家機構補上。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