隸書發展到了東漢，完全成熟，甚至達到了極致，出現許多堪稱為後世規則的經典碑刻，這是成熟規範的有力佐證。我們透過刀鋒看筆鋒，尚能依稀看到漢代藝術大家們墨舞筆唱的神韻與高蹈。《史晨碑》是其中之一。因為是陳奏祭祀孔子的奏章，事關敬肅典穆之禮，因此書寫極為端莊肅穆，走的是規整方正一路，尤其是碑陽更是端正整飾，碑陰相對就稍稍隨意一些。
《史晨碑》，又稱《史晨前後碑》，兩面刻，碑通高207.5釐米，碑身高173.5釐米，寬85釐米，厚22.5釐米，無碑額。前碑全稱《魯相史晨奏祀孔子廟碑》，刻於東漢建寧二年（公元169年）三月。17行，每行36字。末行字原掩於石座中，舊拓多為35字，新拓恢復原貌36字，字徑3.5釐米。碑文記載當時魯相史晨及長史李謙奏請祭祀孔子的奏章。後碑全稱《魯相史晨饗孔子廟碑》，刻於建寧元年（公元168年）四月。14行，每行36至35字不等。《史晨前後碑》為東漢後期漢隸走向規範、成熟的典型。前後書風一致，當為一人所書。傳為蔡邕所書。現存山東曲阜孔廟。
《史晨碑》為著名漢碑之一，結字工整精細，中斂而四面開張，波挑分明，呈方稜形，疏密有致，行筆圓渾淳厚，有端莊肅穆的意度。明郭宗昌謂其「分法復爾雅超逸，可為百代模楷，亦非後世可及」。清萬經《分隸偶存》評云：「修飭緊密，矩度森然，如程不識之師，步伍整齊，凜不可犯，其品格當在《卒史》(《乙瑛》)、《韓勑》(《禮器》)之右。」方朔以為《晨史碑》「書法則肅括宏深，沉古遒厚，結構與意度皆備，洵為廟堂之品，八分正宗也」（見《枕經堂題跋》）。何紹基說：「東京分書碑尚不乏，八凡遇一碑刻，則意度各別，可想古人變化之妙。要知東京各碑結構，方整中藏，變化無窮，魏、吳各刻便形板滯矣」（《史晨碑》跋）。現代書家費聲騫評《史晨碑》：「此碑筆姿古厚樸實，端莊遒美，歷來評定為漢碑之逸品。磨滅處較少，是漢碑中比較清晰的一種。《前碑》結字似略拘謹，《後碑》的運筆及結字比較放縱拓展。總體而言，《史晨前後碑》的字體規正，屬漢隸中普通平正的書法，是當時官文書體的典型，宜於初學入門。」
碑主史晨，字伯時，東漢建寧元年時擔任魯相，曾為祀孔而以隸書作碑，立於孔廟，史稱「史晨碑」。該碑建於東漢靈帝的建寧二年，也就是公元169年的時候，距今已有1800多年之久。碑上所刻的文字，就是東漢時魯相史晨、長史李謙祭祀孔子的文章，分為前後兩碑，前碑載奏章，後碑敘饗禮之事，迄今全文完整可誦，隸書神碑超逸，端正謹嚴，為後世書法研習之宗。
將《史晨碑》分為前後碑的說法，始於北宋。趙明誠《金石錄》卷一：「第一百五，《漢魯相史晨孔子廟碑》。（原註：靈帝建寧元年四月）。」「第一百十一，《漢史晨孔子廟碑》。（原註：建寧二年三月。」將此碑一分為二。又洪适《隸釋》卷一將前碑稱作《魯相史晨祠孔廟奏銘》，後碑稱為《史晨饗孔子廟後碑》。《寶刻叢編》卷二稱前碑為《漢史晨祠孔廟奏銘》，後碑稱為《漢史晨饗孔子廟後碑》。以上記載，均誤以為是兩塊碑石，後人多不加考察，以訛傳訛，將兩塊碑分開，遂有「史晨兩塊碑」之說，實則是一塊碑的陰陽兩面。直到當代，在明知所謂「前後碑」其實就是一塊碑之陰陽兩面的情況下，為維持「前後碑」之說，調和前碑刻於建寧二年，後碑刻於建寧元年的矛盾，解釋說南面為前，北面為後。如此等等，均屬牽強。學術界早有論述，茲不贅及。
《史晨碑》因其是東漢隸書中較為規範、定型的經典作品，所以我們在臨習時，只能隨著它的筆划走向、間架結構的運動而運動。它不像《衡方碑》、《張遷碑》那樣可以自由地發揮主觀想像和更多的審美經驗的滲透與參與。但由於《史晨碑》的個性風格並不十分突出和強烈，所以初學者在臨習時會很容易忽視它隱蔽起來的個性實質和變化。比如方筆中，起筆時切入的角度稍有變化便能改變機械的「一刀切」，圓筆的虛勢出鋒入紙和虛勢直人又可使技法更為豐富。至於它的實質和變化，只能在和其他隸書漢碑的比較中仔細地甄別和體會其細微處。
另外，在表達它的線條特色時，可以選用一些筆鋒較長的毛筆並利用其筆尖部分來書寫，這樣容易奏效，也容易較清晰地表達出線條的微妙變化。在具體的臨習階段上，可根據個人的不同情況或較長、或較短地來加以安排，但要注意循序漸進，不致「欲速則不達」的後果。
蕭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