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袁湘舟(1892—1967年)，名克洞，字湘舟，以字行，又稱「袁五少」，今河南項城市水寨鎮千佛閣辦事處袁張營村人。少時好學上進，對國學造詣頗深。及長，繼承父產卻不理業，他父親袁世鈞精於經營，長於理財，留給袁湘舟的遺產，僅場行店鋪就有七八處，林木幾大片，家產擁有水寨四「門」中的三門，開封還有一處大宅院。豐厚的資產，為袁湘舟發展藝術才能，助人紓難提供了財力保證。他繼承父產卻不理業，把一切交給管家掌柜，自去闖他的世界，人稱「甩手東家」。 1919年赴京參加高級文官考試，一舉得中，被委任為內政部「簡任職」，實為一虛職。難以抒展其救國救民之抱負，遂於1927年辭去公職。
袁湘舟先生
我是袁湘舟的大女兒，出嫁前，在那個大家庭裡生活過二十多年。當時我家院子大，房子多，各人有各人的天地，相互間親情與接觸都要比普通人家少，女孩子受到的局限要更多一些，家裡的事，父親的事，知道的不多。下面談的一些情況，有些是身歷目睹的，有些是以前從長輩那裡聽來的，還有一些是後來弟妹子侄們告訴我的。都是幾十年以前的舊事，很難記得十分確切，還祈各方理解諒解。
父親的青少年時代
父親名克洞，字仙舟，上世紀二十年代改字湘舟，１８９２年生於河南省項城縣水寨鎮。父親在叔伯兄弟中排行第五，在水寨，人們都稱他袁五少、袁五爺。說父親的青少年時代，得從我祖父說起。祖父袁世鈞(1866—1919)，字秉政，項城縣袁張營人。祖父排行第二，水寨人稱他袁二佬。在項城袁氏家族中，和袁寨的袁世凱同一個高祖，是四服兄弟。祖父二十多歲時與長兄析箸，分得約二頃地。但他不願靠這二頃地過日子，隨即離家到水寨他四叔的鹽店學徒。當時的水寨很小，但它傍臨沙河，地理位置優越，是一個很有發展前途的水陸碼頭集鎮。祖父看準了這點，便在這裡從鹽店學徒，到當鋪、糧行夥計，到自立門戶，開辦油糧行、山貨場、油坊、酒廠、醬園等。當時的商人，一般賺了錢就置地，祖父卻從不買地，而是將所得盈利用於擴大經營，或用來建設水寨，在水寨蓋房、修路、植樹造林。因此，祖父的生意越做越大，成了水寨最大的商家；房子也越蓋越多，在水寨四門中他佔了三門。其中最大的兩處是永康油糧行現項城市政府招待所和「福」字院現項城市博物館。蓋這兩處住宅時，正值袁世凱鬧做皇帝，按照舊制，皇帝五服以內的兄弟都將封王，因此，這兩處房子都是按王府標準蓋的。
據長輩說，祖父經商成功的秘訣，在於他勤於思考，兢兢業業，處處精打細算；在於他膽大心細，善於捕捉商機；在於他知人善任，培養選用了一批忠誠、可靠能幹的掌柜。祖父持家也很算計，例如他認為做壽勞民傷財，毫無益處，就規定家裡的人不到六十歲不做壽。因此我家一直沒有過生日做壽的習慣。祖父因積勞成疾，於1919年病故，享年53歲，還沒有活到他規定可以做壽的年齡，因此，他一輩子未做過壽。
祖父雖是商人，但很重視對兒子的教育。父親一到上學年齡，便在家延師設館，供父親讀書，一直到二十歲。父親對國學有較高的造詣，對古詩詞有較深的功底，都是在這個時候奠定的基礎。父親愛讀書的習慣，大概也是在這個時候養成的。
祖父希望父親能繼承他的事業，因此，在他去世前，一直把父親留在他的身邊，言傳身教。但父親志不在此，無意守業理財，1919年祖父去世不久，便把祖父遺留給他的家業，交由祖父手下的掌柜們經營，自己便去北京闖世界，做了一個「甩手東家」。
父親和母親結婚時還不到二十歲，到北京找工作時已有三男一女，即大哥家相、二哥家校、三哥家樸和我。大哥已有十幾歲了，我也開始記事。就在這個時候，家裡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大哥被一個十五六歲的傭人小柱子玩槍走火誤傷致死。當時水寨地面很不安定，大杆匪老洋人張慶四出綁票，我家是水寨首富，為防匪患，家裡有槍，並把家搬到了淮陽縣城。一天傍晚，大哥、二哥到前院看小柱子擦槍玩；小柱子卸下子彈，擦完槍後，把槍口指著大哥比劃著說：「大少爺、二少爺，看我打你」。誰知槍膛內還有一顆子彈，一扣槍機，擊中大哥腹部，流血不止，大哥哭叫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死了。大哥是長子長孫，全家悲痛不已，特別是母親，悲慟欲絕，上上下下，幾乎都主張將小柱子送官償命。父親在悲痛之餘認為：「人死了不能復生，小柱子也不是故意的，不能再傷一條人命」。於是，一方面在母親面前佯稱將小柱子送官法辦；一方面又為小柱子準備盤纏，讓他回家了。父親這一舉動，受到了周圍鄰裡鄉親們高度讚許。
寄旅北京
祖父去世後，父親想出外尋找自己的天地。大概在他二十八歲那年，獲悉北京北洋政府舉行高級文官考試，招聘官員，父親便去北京應試。結果考試合格，被委任為內務部「簡任職」官員。父親回家稍做打點，便隻身赴任，在中南海上班。
當時，項城袁家在北京的不少，項城地面又亂，1923年，我們家其餘七口，包括祖母、庶祖母、母親、六叔、二哥、三哥和我也都搬到了北京，先住小菜園胡同，後住西城大喜胡同。父親雖有一份俸祿，但全家的經濟生活來源主要還是依靠水寨的商號。
1927年，父親因對時政不滿，自己的一些施政建議，又屢屢不被上峰採納，便憤而辭掉了內務部那份差事，無官一身輕地過起自己喜歡的生活。
父親喜愛戲劇和詩詞，在北京常與一些名人雅士交往。當時，項城張伯駒先生也在北京，他與我家有親戚關係，比父親小五歲，我叫他表叔，常來我家，有時和父親切磋詩詞，有時結伴去戲園子聽戲。還和一些吟友、戲迷成立了詩社、票房，定期作詩、繪畫、練戲。我結婚前臥室裡掛有一套由詩社同仁集體創作的四扇小屏，由十六幅集錦組成，有詩有畫，高雅秀逸，其中就有張表叔和父親的墨寶和詩作。我攜它出嫁黃家，甚為珍愛，可惜這套集錦小屏後來毀於戰亂了。
父親在北京還有一個尊老敬賢的故事。父親本來字「仙舟」，但他們詩社有一位年屆花甲的吟友大號也叫「仙舟」，父親當時還只有三十歲左右，人家年長，便主動將字由「仙舟」改為 「湘舟」，並一直沿用下來。
父親喜歡國劇，經常參加票友活動。但父親只拉胡琴，從不登臺票戲。父親的胡琴拉得好，能拉整出整出的戲，我不知道他是跟誰學的。那時生活比較清閒和有些文化的人對拉胡琴、吹笛、吹簫、吹口琴，多半都會一些，但象父親那樣造詣深的人不多。張表叔卻經常粉墨登場，他師承著名鬚生餘叔巖，還學過打鼓。只要票友票戲，父親總是跟著忙前忙後，並叫我們一起去看。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28年黃河泛濫成災、河南的一些旅京名流發起的那次賑災義演，我由庶祖母和母親帶著也去看了。這天戲很多，有六、七出。聽大人說，張表叔扮《空城計》中的諸葛亮，寒雲二伯袁克文演《群英會》中的方巾醜蔣幹，演周瑜的是王爺溥侗紅豆館主，大軸是楊小樓、梅蘭芳的。父親熱心公益，雖未參加演出，但捐了款，購了戲票，還奔走推銷了不少戲票。那次戲票很貴，前排五塊銀元一張，當時一兩黃金才十幾塊銀元哩義演所得，全部寄回了河南災區。
1928年，「北京」改稱「北平」。這年，我母親在北平難產去世，撇下了父親、二哥、三哥和我，這對我們家是一個沉重打擊。1929年父親續弦，娶了繼母錢潤雲女士。外公錢能訓老先生，清朝進士出身，民國年間，先後在北京政府中任內務總長、國務總理等職。一方是前大總統的族侄，一方是前國務總理的女公子，「門當戶對」，婚禮很隆重。
在開封的日子裡
1930年初，我們全家除母親因身重臨近分娩留住北平外婆家，都回到了開封，住曹門大街56號。這是一座很高級的三進磚瓦宅院。前面是一排門面房；前院正房為客廳，廂房住男傭人；中院住內眷；後院閒置了幾年，家校二哥結婚時搬到了這裡。這套宅院是父親花一萬一千銀元買的。
這年，我進開封北倉女中住讀，每周六回家。有次回到家裡聽大人說，吉鴻昌將軍落難，住在我家後院。當時我看到中院和後院通道之間砌了一道牆，乍看後院是另一家。後院開了個小門通向一個廢園子；廢園子無人居住，也很少有人去，可通往大街。吉將軍是父親的同鄉好友，他因不執行蔣介石的「剿共」政策被迫下野，為抗日救國，秘密奔走於上海和鄂豫皖蘇區，父親很欽佩他，尊敬他。吉將軍住在我家時不大出門，父親親派老傭人孔慶雲侍候他的起居生活，為他送去生活日用品。過了一段時間，具體多久記不清了，吉將軍平安地離開了我家，聽說好像去了上海。當時我們小孩不敢多問，只是覺得父親做了一件大事，他幫助了一位和他心靈相通的朋友。不幸的是，1934年，父親用心掩護的吉將軍，還是被國民黨當局殺害了。噩耗傳來，父親悲憤不已，他緬懷吉將軍抗日救國的教導，在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前夕，以戰國時期魏信陵君援趙抗秦的故事為張本，奮筆疾書，於1936年寫出了十五場古裝大型豫劇《如姬竊符》，試圖以此為鑑，喚起國人團結起來，槍口對外，一致抗日，完成吉將軍畢生奮鬥的未竟事業。
1930年，父親又娶了庶母鄧文英女士。1933年，庶母為我添了一個弟弟，即五弟家幹。以後在水寨又為我添了一個妹妹和一個弟弟，即三妹家梅和六弟家禹。1931年，母親攜二妹家楨從北平回到開封，當時二妹剛滿一歲。1932年母親又為我添了個四弟。四弟大約在四歲那年得麻疹死去，父親、母親都很傷心，但也堅定了父親研究醫術，治病救人的決心。父親在《溫疹症治自序》中說：「餘子女眾多，常有患疹者，偶一不慎，幾釀禍端」，就是證明。父親在這段日子裡，據二妹回憶，在家裡或繞著大書桌，邁著八字步，眯縫著眼，吟詩覓句；或坐下來看報，研讀《本草綱目》等醫藥書籍，或潛心著述。父親在開封不但完成了長達一萬多字的劇本《如姬竊符》，還開始寫醫著《溫疹症治》和彙編《袁湘舟詩草》。有一段時間，我和三哥、六叔每周六回到家裡，都要為父親抄謄即將付梓的《如姬竊符》書稿。因為父親的字是《十七帖》草體，印刷廠的工人不認識，就讓我們重抄一遍。這對我們這三個十幾歲的中學生來說也很著難，有些草體字我們也不認識，又不敢問他，只好問母親，最後總算完成了抄寫任務。
父親對豫劇特別鍾情，在開封結識了趙儀庭、司鳳英、陳素真、常香玉等豫劇名演員；為司鳳英操過琴，給陳素真、司鳳英灌過唱片。當時常香玉還小，由其父親領著拜謁我父親時，父親一出手就為她添箱二百銀元。父親的劇本《如姬竊符》本打算交常香玉演的，當時常的班子不大，演不了，改由司鳳英劇團演出。演出時我們全家都去看了，反應很好，在開封轟動一時。後來聽五弟說：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父親在武漢從報上看到郭沫若先生登報尋找《如姬竊符》的作者，父親當時身處逆境，未敢回應，失去了一次與郭老先生溝通的機會。不久，郭老先生同一題材的話劇《虎符》就面世了。
我們在開封一共生活了八年多的時間，並發展成為一個四代同堂的十四口大家庭，生活經濟來源仍是水寨商號。當時水寨的生意不錯，父親操心的事很少，使他能自由自在地馳騁在他喜愛的詩詞、豫劇和醫藥王國裡。在開封的日子，恐怕是父親一生中最開心的日子了。
回到水寨
1937年「七七」事變後， 日本大舉侵略我國。父親常說：「怕當亡國奴，怕當漢奸」。因此，在1938年開封淪陷前，我們全家便搬回到水寨。開封淪陷後不久，距離水寨六十裡的淮陽縣城和周口也相繼被日軍佔領，淮陽的一些黨政機關和殷商富賈都湧到水寨（當時水寨隸屬淮陽縣），使水寨這個小鎮一下子變得熱鬧繁榮起來。父親為了支持抗日，把我家最好的房子「福字院」，讓給遷來水寨的淮陽縣政府辦公。
父親回水寨後，本來可以親自料理自己的家業了，但他對這些事情實在沒有興趣，一如既往，仍由「掌柜」管理，繼續當他的「甩手東家」。不過，隨著環境的變化，已不能像開封那樣清閒了。面對鄰裡鄉親，少不了問寒問暖；作為地方紳士，常有些送往迎來的應酬。父親對錢財看得輕，喜歡濟困扶危。因此，經常出現這種情況：鄉鄰們交不起壯丁費、軍麥款找他，兒子被抓壯丁找他，親人死了沒有棺木、墳地找他，青黃不接斷炊找他，過年揭不開鍋找他，一些商家為交納稅捐發愁找他，中共地下黨員和遊擊隊員被捕也通過不同渠道找他。父親不管難易，總是熱情應對，或解囊相助，或代為奔走疏通，盡力幫助那些求他幫助的人。
父親熱心公益。1939年，黃河泛濫，黃水灌入沙河，水寨汛情危急，父親奮不顧身，親自帶領鄉親搶險護堤，跑前跑後，不休不眠，還供應飯食，一連幾天下來，水寨是保住了，父親的雙腿卻腫得老粗老粗了。
父親喜愛戲劇，水寨隨著戰時的繁榮，各式各樣的戲班子，如豫劇、曲劇、四平調等劇團來的也多了。但水寨沒有戲園子，只能臨時搭臺露天演出，給演戲的、看戲的帶來很多不便。父親就出錢出料，在關帝廟東南角蓋了一座磚牆木架草頂的戲院，並養了一個豫劇小科班。每逢戲院演出豫劇，他都到場，但不是在臺前看戲，而是在臺上專心致志地參加伴奏。父親的這一舉措，不僅豐富了水寨的文化娛樂生活，推動了豫劇的繁榮發展，聽說小科班還培養出一些出色的豫劇演員和文藝骨幹。父親還出錢在水寨蓋了第一個澡堂子，使鎮上的人和過往水寨的人，有個洗澡消暑驅寒的地方。1942年河南鬧災。1943年春，逃荒到水寨的人很多，父親搭棚施粥施飯，救活了不少人，這些都是當時水寨人人皆知的事情。水寨有一所孤兒院，父親常出資接濟，並領養了兩名孤兒，聽說其中一人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項城市一家著名國有企業的領導人。
父親在開封時便開始研究中醫中藥。《本草綱目》、《瘟病條辨》、《六科準繩》等，都是他常讀的醫書。回到水寨後，更加專注地研究兒科痘疹，經常和鎮上一些醫生研究疑難病症，切磋醫術。
父親雖然不是一名正式醫生，也從未掛牌開業，但他的醫術，特別是兒科痘疹，在水寨卻有些名氣，常有人來家找父親看病。當時沒有麻疹疫苗，孩子出麻疹，順症還好，只要照顧得好，可以勿藥而愈；一旦轉為險症，往往九死一生。鄰裡鄉親們的孩子出麻疹，只要求到父親，不論是順症險症，父親都是熱情接待，精心醫治；病家抓不起藥，父親就把自家的藥摺子借給他們抓藥。父親這種既送醫又送藥的義舉，不知挽救了多少幼小的生命，在水寨留下了很好的口碑。
雖然我不知道父親救了多少幼小生命，但我知道我五弟、三妹就是他把他們從死亡線上搶救過來的。父親本來是不給家裡人看病的，家裡人病了，都是請鎮上的中西名醫治療。父親給五弟、三妹看病下藥，都是在鎮上醫生認為他們已病入膏盲和拒不應招的情況下進行的。有一年五弟拉肚子，直拉得叫媽的力氣都沒有了，延醫吃藥，診斷為「五色雜痢」。在中西醫都認為無可救藥不肯登門的時候，父親只好自己動手醫治。他一面把醫生的處方一一對照研究，權衡利弊；一面查閱歷代名醫醫治痢疾的醫案驗方，結合自己的臨床經驗，開了一個方子，然後邀請鎮上有名中醫一道推敲。大家見父親的處方中有味「大黃」，都吃驚地說：「大黃」是瀉藥，怎麼能治痢疾呢﹖父親講了他用「大黃」的理由。大家還是一個勁地搖頭，但又提不出新的醫案。父親想，與其眼睜睜地看著孩子死去，不如冒冒風險，也許還會有一線生機。如是就讓五弟服了他的藥。不料服了一付，拉的次數就少了。接著連服三劑，竟然拉出一截硬的大便。再服幾付調理的藥，五弟的病便痊癒了。給五弟看過病的幾位中醫聞訊後，都覺得這是醫學上的一個不可思議的奇蹟。從此，父親在鎮上中醫界和百姓中名聲大振，大家都稱讚他的醫術高明。
三妹小的時候出麻診，因受了風，疹子沒出完就收了，由順症轉為險症，病毒內攻，高燒不退，昏迷不醒，病情一天天惡化。請遍了鎮上中西名醫，病情始終不見好轉。後來醫生說：「不用再看了，沒救了」家裡人也準備把她抱出後門送走。父親無奈，便選用了他所著《溫疹症治》二十四方中的「變症七方」。三妹服藥後便開始退燒，接著人也甦醒了，後來就逐漸康復了。鎮上的中西名醫聽說三妹又活過來了，都不大相信。「袁五爺的醫術真能起死為生啊」的傳說，不脛而走，到我家求父親看病的人也越來越多了。父親除著有《瘟疹症治》外，還有《疹後六方》和《喉症處方》，我和弟妹們還保留著這些著述的原稿或複印件，這是他留給我們後人的一份可貴遺產，可惜治療五弟「五色雜痢」的處方沒有收入而失傳了。
1945年抗戰勝利後，說是實行憲政，淮陽縣成立參議會，父親因在水寨聲望較高，被地方一些有頭有臉的人擁戴為副參議長。他第一次出席縣參議會時還對二妹說：「參議會是民意機關，代表民意，不是當官」。其實這個「官」或「民意代表」，他也只當了很短一段時間，淮陽縣政府遷回淮陽時（1945年底）他就辭職了，並於1947年全家遷到了漢口。
父親在水寨的這十年，是他行善積德的十年，為水寨鄰裡鄉親辦了不少好事、實事。也是父親一生中生活得最有意義的十年。
風燭餘年
我是1948年離開大陸隨婆家去臺灣的。因為歷史上的原因，1949年便和父親及大陸親友失去了聯繫，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我對父親晚年的情況，在與大陸恢復通訊往來以前，一無所知。下面談的都是弟妹子侄們後來告訴我的。
在家裡，小弟家禹和父親接觸較多。據小弟說，我家遷到武漢後，父親常和他聊天，講歷史故事，感嘆人生，其中談論得最多的是舊社會的種種弊端和對新中國的嚮往，認為共產主義世界大同是人類最理想的社會。在這種思想支配下，當時有些從武漢去臺灣的親友邀他一道去臺灣，都被父親婉言謝絕。在送別這些親友時，他還作了一首題為《題枇杷》的詩：「既耐天寒又耐霜，清明依舊上新妝。不和春色爭桃李，何似秋風落海棠。」以枇杷自喻其對個人得失的超然態度，對國家前途的憧憬，對潔身自好的自負和對未來政府政策的信賴。戰亂中，父親的詩集都在水寨丟失，這首詩恐怕是他老留給我們的唯一一首完整的詩作了。
1952年，父親在漢口被項城民兵誤認為逃亡地主帶回水寨。在暴風驟雨式的土改複查鬥爭中，階級訴苦教育，找不到訴苦的，結果對父親的鬥爭會竟無人鬥爭，卻有人頌德（編者按：經調查屬實，頌德者就是水寨仁和街高昭賢的老伴）。於是，父親既沒被按不法地主處理，也沒按資本家對待。從此看守所出現了個特殊人物：他獨處一室，無人監管，可以看報刊、拉胡琴，任務是照管看守所門前的楸木料。如此過了三年，政府便以「事出有因，查無實據」開釋，並出具回武漢的證明。但因路費無著，困在水寨。鄉親們獲悉後，便自發地為他湊路費。父親回到武漢，常動情地向弟妹們講述這段鄉情。患難見真交，我們將永遠銘記水寨父老鄉親對父親的這份厚愛。
父親重返漢口後，雖然日子過得艱辛，但他不委靡喪志，不怨天尤人，仍一如既往，樂觀豁達地對待人生，堅毅執著地追求藝術。聽三妹說，1957年父親從項城回到漢口不久，就拿起筆來，用戰國時期魏國鄴令西門豹破除當地「何伯娶婦」封建迷信的故事，寫開了劇本《河伯娶婦》。脫稿後並令三妹謄清送交當時武漢市豫劇團黃忠祥團長，黃為此事還來漢口看過父親一次。可惜此劇因故未能排練上演，劇本也在「文革」中丟失，但父親這種總想在有生之年為社會做點貢獻的精神，很令我們這些做子女的感到驕傲。
1959年，父親由漢口遷到京山「五三」農場和五弟一起過。這時的父親已年近古稀，身體虛弱，一目失明；國內也進入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很多人都過著食不果腹的日子。但父親仍能樂觀地對待現實，每天五弟下班回來一有閒暇，父親便和他談今說古尋樂。父親知識淵博，總有說不完的故事。一次，五弟問起《如姬竊符》的劇情，父親一下子振奮起來，對五弟說：「我一幕一幕地講給你聽，你用筆記下來，也許以後還有用處。」就這樣，從這天起，父親躺在床上，在五弟的幫助下，開始了這個劇本的再創作。父親邊想邊講，五弟邊聽邊記，記完給父親重述一遍，每天來一段，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便使這個劇本重現了。父親豐富的歷史知識，卓越的文學才華，驚人的記憶力，以及對豫劇剪不斷的情結，從中可見一斑了。父親的這種生命不息、奮鬥不已的精神，為我們後人樹立了良好的榜樣。
聽五弟說，在三年經濟困難後的一次運動中，五弟因受父親的牽連被下放到「五三」農場最偏僻、最艱苦的梭町隊，工資也沒有了，靠種水稻掙工分餬口。日子過得更艱辛了，父親的身體也每況愈下。有次父親想吃一碗家鄉麵條，當時農村不供應麵粉，弟媳只好用大米擀成面給父親做了一碗麵條。父親邊吃邊高興地說：「好吃，不比麵粉做的差」，表現出很大的滿足。
1967年農曆臘月十四，父親在京山與世長辭，享年七十五歲。我們有兄弟姐妹九人，晚年在他身邊的只有五弟夫婦，為他送終的也只有五弟夫婦。但他無怨無悔，病重期間，還特別囑咐五弟：「我死後不要向咱家親人報喪，誰也不要通知，辦完後事後再告訴他們」。在臨終前的最後一刻，還在為他不在身邊的親人著想，生怕因此而為難他們。父親當時葬在「五三」農場附近的荒山上，這座山現已開發為果園，墳頭被平，我們在世的兄弟姐妹商定，擬將其遺骨遷至武漢市「石門峰都市陵園」安葬。
父親的一生是好學上進的一生，經常手不釋卷，對豫劇、詩詞、中醫學，都有較深的造詣，特別是在推動豫劇繁榮發展方面的貢獻，有目共睹；是急公好義，樂善好施，熱心公益的一生，項城市政協《文史資料》第六輯有這方面的記述，事例不勝枚舉，水寨有口皆碑；是富貴不淫，貧賤不移的一生，富貴時衣食隨和，不吸菸，不嗜酒，不嫖不賭，潔身自好，貧困時隨遇而安，簞食瓢飲，不改其樂。父親的高尚情操和高貴品德，贏得了項城父老鄉親的尊敬和懷念。遺憾的是，由於種種原因，我們對父親的情況了解不多，不能更深刻地介紹他老的生平事跡。父親沒有給我們留下物質財產，但他的為人，為我們留下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神財富。
編注：文章來自《百年家族---項城袁氏家族資料彙輯》，由袁家桂憶述，袁家楨撰寫。袁家桂系袁湘舟之長女，國民黨少將黃維誠（伯宗）的兒媳，愛國抗日將領黃維剛的侄媳。1948年赴臺，在臺北退休後定居美國紐約。袁家楨系袁湘舟之二女，原水利部秦皇島港務局高級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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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袁文獻 ywx3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