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讀者留言請問陽明心學與禪宗的異同，其言謂：
不少人認為心學近禪，甚至將二者相濫，觀《傳習錄》，確實處處洋溢著禪家的氣息，然此二者有何差別，祈請宣講，以解末學之困惑。
問意雖善，卻未可泛泛作答。其故有三：
為學見地，總以自悟自得為親切，他人所言，縱然有理，終覺隔膜。此其一。
陽明心學以「知行合一」為所尚，禪宗亦以「真參實悟」為所務，既非理上見得一二即可，倘於其中較量是非，馳騁口頭三昧，恐兩俱失之。此其二。
陽明心學內涵豐富，禪宗旨趣意蘊深遠，若非深入研究參證，所說難免掛一漏萬，未能周全，又恐是此非彼，徒興諍論。此其三。
以此之故，本來並不準備遽然回答。若泛泛而問，泛泛而答，則不泛泛而讀者幾希。但前幾年閱讀《傳習錄》時，曾隨文辨正，作《傳習錄闢義》數萬字，因所述多一時之言，不無偏至處，且慮機緣不契，所以未曾發布。故於讀者所問，實心有戚戚，不能已於無言。現僅據淺見，略作酬答，以供參詳。
概而言之，陽明心學與禪宗有三個相似，三個不同。
第一個相似：產生的背景相似。
禪宗是在佛教教理及教派極度發達之後，自博而約，自繁而簡，自理而事，所產生的一個宗派。因此，禪宗的產生具有融匯、總攝、超越、現證的意義。而陽明心學也是在儒家思想集大成的基礎上，產生的一個具有實證、心證、內證傾向的學派。錢穆曾提出，學術思想有兩大趨向相互循環，一為積累，一為消化，並認為禪宗六祖慧能即能消化佛教學術思想者。擴而論之，禪宗與陽明心學都偏於消化的趨向，只不過一是消化佛教學術思想所積累的資源，一是消化儒家學術思想所積累的資源。
第二個相似：表現的形態相似。
禪宗重視「心」的功能作用，善作方便法門的建立，《楞伽經》所謂「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而棒喝門庭的建立，多有方便施設。同樣，陽明心學也極其看重「心」在主體實踐中的功能，並以「致良知」名之，而在具體施教的方法與對象上都表現出較之傳統儒家更大的靈活性，如王陽明之隨時提點、隨事教導，又如泰州學派諸子在講學時常不限於士人學子，乃至走卒販夫，所在多有。
第三個相似：造成的影響相似。
禪宗建立以後，演變為五宗七派，成為佛教各宗派之中影響最大的一宗，並與淨土宗一起成為實修的兩大法門。而陽明心學自產生之後，也在士人及民眾當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分出了浙中王學、江右王學、泰州王學等支派，其影響力至今不衰，近年來還有復興跡象，且影響不但在學術界，也及於政經界。可以說，禪學與陽明心學都在各自領域內造成了巨大的思想上的裂變與實踐上的革命，同時，兩者之間又時常有交錯與匯合。
然而，在以上三個相似背後需要看到的是，儒家本依世間法安立，雖然「心」在其中具有核心的地位，為仁義之本，為五常之體，但畢竟需要在各種具體事務上加以省察研討，方可成就經世致用。因此，如果說禪宗在佛教當中屬於頓教、圓教，則陽明心學在儒家而言，卻似頓而非圓。禪宗屬於佛教的向上一著，而陽明心學卻屬於儒家的別行一路。禪宗可以以一個「心」字總持八萬四千法門、三藏十二部教典，而陽明心學雖以一個「心」字融通六經六藝之學，卻不宜建立為儒家總持之法門。
所謂三個不同，第一個不同是：見道的深淺不同。
陽明心學與禪宗都以心為道體，以明見此心為見道，心學謂之「致良知」，禪宗謂之「明心見性」。雖然心之體無差別，但對於心的領悟與證入則有深淺的差別。乃至偏圓、真妄，也含攝在深淺之中。就此而言，陽明心學所得似略淺，未足以與禪宗所謂的「真心」相比。
明代佛教高僧蓮池大師在《竹窗隨筆》中就曾指出，陽明之所謂「良知」並非禪宗之所謂「真知」，其言：
新建創「良知」之說，是其識見學力深造所到，非強立標幟以張大其門庭者也。然好同儒釋者，謂即是佛說之「真知」，則未可。何者？「良知」二字，本出子輿氏。今以三支格之：良知為宗，不慮而知為因，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長為喻。則知「良」者美也，自然知之而非造作者也。而所知愛敬，涉妄已久，豈真常寂照之謂哉？「真」之與「良」，固當有辨。
故據蓮池大師所判，陽明心學之「良知」，未離於「妄」，但可言「良」，不可言「真」。雖然，雲門麥浪懷禪師在《宗門設難》中也有為陽明回互之語：
問曰：雲棲大師謂，良知非真知。又云：王陽明於佛法未有深得。斯言何謂也？
答曰：學道之人，切莫競執名言，貴在真實體認。用處幽玄，體認得真，是亦可也，非亦可也。體認不真，是亦不可，非亦不可。何則？古德云：老僧把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也得，把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也得。雲棲大師云：良知非真知。即把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也，可謂用處幽玄矣。陽明夫子云：良知即真知。此則把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也，固不敢保其真實親證，亦可謂隨順信解矣。
不過，以上所論，大抵還是麥浪懷禪師之領悟，而非陽明之領悟。「不敢保其真實親證」一語，也可見麥浪懷禪師未必盡許陽明為徹證之人。
對此，明末高僧永覺元賢禪師曾有論述，所說更加深透，似可作為宗門之定論：
佛氏論性，多以知覺言之。然所謂知覺者，乃靈光獨露、迥脫根塵，無待而知覺者也。陽明倡良知之說，則知待境起，境滅知亡，豈實性之光乎？程朱論性，直以理言之，謂知覺乃心，心中所具之理為性，發之於四端為情。陽明之良知正情也。即欲深觀之，則此情將動未動之間，有靈靈不昧、非善非惡者，正心也。豈實性之理乎？大都陽明之學，主之以儒，而益之以禪，故覺其精深敏妙，驚駭世俗，而不知止坐此昭昭靈靈之中。此昭昭靈靈者，乃晦庵已揀之砂，而釋氏深呵為生死本者也。乃以之睥睨今古，誇為獨得，不亦謬乎？
雖然此系禪宗之觀點，儒家之徒未必盡許，但如果不是束於文字知解，而對於身心真正有一番體認之功的話，當知禪師所指的確。且蓮池大師、永覺元賢禪師等，皆不但深達佛理，且精通儒典，其所抉擇，具正法眼。
然而，所謂「淺」者，未必陽明心學之過，因為其用心本來如是，禪宗參禪，必言為生死發心，而陽明心學仍重在安立世間，故禪宗必達其深，而陽明心學可用其淺。所以陽明後學之中，如有真實為生死而發心參究者，多歸趣於禪宗，最後在宗門下打徹，如曾鳳儀、管東溟、吳觀我、陶望齡等皆是。此外，也有禪師先在俗家習學陽明之學，終覺未了，所以才歸心宗門，發明本心。如曹洞宗高僧蘊空常忠禪師在俗家時就常講論陽明之學，後來遇一禪師，相談之下，見禪宗深遠處，便隨其出家，發明大事。此後，曾與羅近溪、鄧潛谷討論學問，反過來對於陽明後學又有所影響。
此皆可見陽明心學悟心見道不及禪宗之深、之透、之真。
第二個不同是：作用的範圍不同。
陽明心學雖然多談「心」法，但其閫閾本在儒家範圍，而考其究竟也並不曾越儒家畛域，故畢竟屬於世間法之範疇。而禪宗雖有「擔水運柴，無非是道」等語，也有入世修行之方便，但畢竟仍屬於出世間法，雖禪之一字可總持世出世間，但禪宗偏提向上，於出世間上作用。就此而言，兩者之間各有疆界，可以融通，而不宜混濫。
第三個不同是：工夫的次第不同。
禪宗工夫重在地一回，見到本來面目，實證本地風光。所以雖然上根利智者，可以就直指之下，明見本心，但其餘中下根人，一定要以參究為工夫，自宋以後大多如是，因此有「大悟十八，小悟無數」之說，必定要以徹悟為則。其中為了做工夫人能夠知道所得深淺，有三關等的設立。而徹悟之後，一方面消磨習氣，一方面對機施教，其最重者在傳佛心印，不作最後斷佛種人，除此以外，雖然不廢培養福德之事，但大抵隨緣任運，並無一定的世間事業建立之要求。所以禪宗的工夫次第，可以說是以明心見性為全體工夫，依此建立次第。
而陽明心學的工夫次第，則以「致良知」為工夫，以《大學》之「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及「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次第，所謂「三綱目」、「八條領」者是，而「致良知」之工夫，雖然貫穿全體，但重點在於前四，而一旦致得良知之後，要在後面四件事情上加以運用，方為得著，所謂「在事上磨」是也。
以上所論的似與異，似者似其趣，異者異其宗。所以雖相似，而終不同。
雖相似而實不同，故當有所揀擇；又雖不同而可互相助成，故不必有所偏廢。
此外，在《傳習錄闢義》的序言中，我曾表達這樣的觀點：
大抵而言，陽明之學術，孤取良知，糅合理事，以之支離佛法，裂解儒學，名儒學而破於儒學，似禪學而實非禪學。如果於儒學已有一番格致之功，則不妨借其來破除學問藩籬；如果於禪學已經諦見此事，也不妨借其來攝受儒學。否則，兩處負墮，所謂「致良知」，畢竟只成欺心之論。
此雖一時之語，卻也是有見於時弊而言。因今時談論陽明心學者，真實自為者少，惑亂人心者多，立於仁義者少，逐於名利者多。前一段時間某四合院之風波，或非無因。然若不以人廢法，則陽明心學與朱子之學不妨偏正互用，而與禪宗亦各自安立可也。
故如果欲成就人天善道、建立世間功業，陽明心學與禪宗皆可以有省發之功，又以陽明心學為更加切近於人事。如果要明腳跟下事，兼能夠出生死，則非陽明心學之所長，而正禪宗之所可以為。雖然，從究竟意義上，亦可言世間法即出世間法，眾生境界即佛境界，生死之中本無生死，但畢竟需要真實證得之後方可如此說，若未證言證、未悟言悟，則為禍非小。
若能夠這樣識得各自學問宗趣，大約便可道並行而不相悖了。
——藥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