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新網】（專欄作家 郭荊璞）100年前，1918年的人類正忙於自身爭鬥。掌控現代技術的人類，以為完全控制了自然的人類，遭遇了完全憤怒的自然界。
西班牙大流感，有的人稱之為The GREAT INFLUENZA，也有人稱為The Plague of the Spanish Lady，用「西班牙女郎」來代指這人類歷史上最致命的瘟疫。這場瘟疫殺死了數千萬乃至上億人，抹去了當時全球人口的5%以上。
在新冠肺炎肆虐全球的時候，拿起約翰·巴裡的《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詩》，讀一讀102年前的史實，自然是為了溫故知新。黑格爾說，「歷史教會我們最重要的東西，就是執政者和人民，從歷史的教訓中什麼都學不到。」巴裡的這本書，為我們展示了人類一次次陷入公共衛生災難的相似過程，如果僅僅感嘆我們什麼都學不到，那肯定不是作者7年窮經皓首的原意。
這本書中有著許多閃光的名字，他們是醫生、醫學家、公共衛生學家，他們一邊與病原體作戰，一邊與政客纏鬥，他們與愚昧的戰爭，是這本書的名字中「史詩」一詞褒獎的，人類理性精神的閃光，他們是這部史詩中的英雄。
一、大流感的原因和啟示
一位研究流感的醫學家曾說：「只聞聽鐘聲嘀嗒，我們卻不知道身處何時」。讀過全書最深的感想便是，大流感一定會重現，但我們完全沒有準備。計劃趕不上變化，這就是流行病預防的宿命。
1918年的大流感始於美國，流行全世界，死亡人數冠絕歷史上所有的瘟疫，是現代性遭到自然報復的最可怕的案例。愛滋病在24年裡奪去的生命還不到大流感24周殺死的人數的一半。大流感對一些偏遠落後地區的少數人群的殺傷甚至可以說是亡族滅種。
1.大流感的背景和原因
疫情猶如水沸，總是「在水壺底部會先出現一個泡，隨後升至表面。接著是又一個泡，然後水泡三三兩兩同時出現，再是六七個一起。如若溫度不降，沒多久整壺水就會騷動起來，水面則劇烈地翻滾。」——傳染病不太可能多地同時暴發，而是由某地的人群中出現，然後急劇蔓延。
大流感能夠大規模流行的原因，細看之下無外乎政府媒體和人民的不重視，隔離本可以將瘟疫消滅，然而無論是軍營還是公債遊行，都加劇了人群聚集，美國落後的醫學發展和地方政府的政治格局導致的不作為也是重要原因。另外一戰導致醫生和護士大量上前線，也使流感傳播控制不力。
瘟疫需要人群聚集才能持續蔓延，病原體的傳播有著固有的速度，如果病原體殺死宿主的速度超過了宿主接觸新的易感人群的速度太多，瘟疫就無法蔓延。書中指出，麻疹病毒至少需要50萬在生活上有相當密切聯繫的非免疫人口才能繼續存活下去。宿主聚集的數量是傳染病的共生基礎。一旦病毒之火燃盡可用資源，傳染便會迅速衰竭，然而放任感染尋求群體免疫，幾乎等於任由病原體消滅弱者，這是現代社會不可接受的，所以隔離才是應對公共衛生災難的正確之道。
在撲滅疫情的過程中，問題不是有沒有疫苗，而是來不及分發。更加極端的情況是控制疫情必需的隔離造成社會瓦解，使救命的疫苗也喪失了分發的渠道。
2.病急亂投醫
在應對大流感的過程中，荒誕與恐懼導致了很多極端的手段，書中描述了許多看起來不可思議的愚蠢行為。一位費城醫生聲稱：「我通過口腔、腸道和皮膚往體內注入檸檬酸鉀和小蘇打（碳酸氫鈉），總能得到不錯的結果。」一位醫生給25位肺疾嚴重的病人靜脈注射過氧化氫，這就是一百年前的「真•漂白劑」。一百年後我們又看到了。
還有醫生給病人注射其他疾病的疫苗，或者使用奎寧的，還有用洋地黃、雙倍劑量的咖啡因鹽類、嗎啡和靜脈切開術，當然還有放血的，可以說什麼手段都被用來治療大流感，就差吃春藥了。
病急亂投醫的背後，是對疫情的恐慌和無力感，這種無力感會導致普通人和基層醫療人員在絕望中求助於種種常識即可否定的荒謬方法，也同樣對導致本應掌控局勢的政府機構的錯誤動作。
3.公共衛生的窘境
公共衛生一直是挽救人類生命數量最多的醫學領域，然而公共衛生既需要建立在基礎醫學和生物學的堅實地基之上，又時常受到基礎醫學和醫院投入的擠壓，公共衛生的研究資金投入，常常讓位於其他醫學領域。美國在面對大流感之時，醫學研究本就落後於歐洲，公共衛生部門更是備受政府的幹擾。
公共衛生領域的最重大的問題（也許不是之一）就是對付官僚。彼時的美國，城市的治理仍然依靠傳統的精英，如書中提到的紐約的坦慕尼協會，費城的瓦雷集團。然而這些「精英」們短視而自私，任人唯親、徇私舞弊，玩弄權術超過了他們對城市居民應盡的責任，當危機暴發，又胡亂作為，罔顧專家的專業意見，展現出他們巨大的無力感。
機構如同人類，會逐漸養成自己的性格，但是也會逐漸映射人性中那些不好的東西。機構本能地擴張、自私又野心勃勃機構不會自我犧牲，不會通過創造來應對改變，而是不斷試圖封鎖，這也是機構官僚化的基礎。
4.未來可能的大流行的原因
大流感一定會重現，原因有5點：
更多人的免疫系統受損；貿易擴張導致人員流動更加頻繁；社會行為改變，外出就餐比例大幅增加；社會供應鏈緊張，既會影響疫情期間的物流，也包括醫療資源擠兌，現在的供應鏈和醫院效率都太高，以至於缺乏系統備份；傳染病控制機構要應對愛滋病這樣的疾病，對流感和肺炎的監控缺乏經費。
二、流感研究的核心問題是：到底是什麼引發了大流感？病原體是什麼？
「H1N1」是1918年病毒的名字，由血凝素（15種）和神經氨酸酶（9種）編號構成病毒名字，這是我們今天熟知的知識。
流感病毒的傳播更高效，也能夠避開免疫系統。流感病毒避開免疫系統靠的是本身（抗原）變異極快功能又不受影響，極快的變異讓免疫系統跟不上。流感病毒的變異快到甚至在感染一個細胞之後大量複製過程中已經變異，導致細胞死亡之後離開死細胞的成百上千的新病毒，已經是大量類似又有微小不同的病毒群。
從對歐洲疫病的歷史研究來看，16世紀以來歐洲每個世紀都會有2-4次的流感大流行：
「立刻襲擊並肆虐了整個歐洲，幾乎殃及了每一個家庭、每一個人」（1510年）；
「在短短6周內就席捲了差不多所有的歐洲國家，其中只有幾乎不到1/20的人倖免於難」（1580年）；
「人們染上了……像是瘟疫的東西」（1688年）；
「無論身體狀況如何，所有人都被它侵襲了……身體健壯的跟那些體弱的人一樣被擊垮……包括最年輕的和最年老的」「疾病幾乎遍及所有家庭，無人逃脫，尤其是在波士頓，很多人受感染，有些人受感染的方式奇怪而非同尋常，在一些家庭中所有人一起發病，一些鎮上也是幾乎所有人發病了。這簡直是一個疾病時代。」（1693年西班牙，1699年美國）。
應對大流感時，公共衛生領域的研究已經建立了正確的範式：
首先，需要了解流感的流行病學，即它會如何表現又如何傳播。
其次，需要了解流感的病理學，即它在體內做了什麼以及疾病的精確過程。
第三，需要知道病原體是什麼。
流行方式研究，是看能否切斷蔓延；病理學研究，看能否介入治療；病原體研究，看如何刺激免疫系統或者殺滅病原體。1918年大流感當中，醫學家們對流行方式和病理學的研究是成功的，拯救了許多患者，然而對病原體的研究卻是失敗的。
1.判斷病原體需要遵循科赫法則
流感病毒不僅能突變，抗原漂移，還能基因重排，特別是兩種病毒同時感染。這都使得流感病毒非常難以控制，也增加了準確判斷流感病原體的原因。事實上，直到1920年大流感幾次肆虐，醫學家們都還沒有準確地找出大流感的病原體。
判斷瘟疫病原體必須遵循科赫法則：首先，研究人員必須在這種疾病的每一病例中都找到這種微生物；其次，他們必須分離出這種微生物純種；第三，他們必須用這種微生物接種易感動物，並讓這些動物患上此病；第四，必須再從這些實驗動物身上分離出這種微生物。
每一天都有成千上萬的人感染、死亡，與時間賽跑的醫生們沒有充足的時間去判斷病原體，他們沒有嚴格按照科赫法則進行實驗。
2.流感病毒如何殺人
定義傳染病危害的指標是「過量死亡」，即實際死亡數量和預期值之差。大流感造成的過量死亡，有估計為5000萬人，也有估計超過1億人的，當時全球人口約為17億人。
流感造成了人體各系統和器官的崩潰，會造成大量複雜的症狀，病人有全身反應，免疫系統在最後一刻啟動會帶來我們熟知的所謂「迴光返照」，而致死的原因，卻也很多時候就是免疫系統的反應：流感致命是因為免疫應答、因子風暴。
流感削弱免疫力，肺炎殺人。
大流感會在患者感染初期造成急性呼吸窘迫綜合症和病毒性肺炎。病人，特別是身強力壯的年輕患者，很多都迅速被肺部劇烈的免疫反應殺死了，然而急性呼吸窘迫綜合症和病毒性肺炎可能只貢獻少部分的致死病例，繼發的細菌性肺炎才是更致命的殺手，其可怕的地方在於細菌的抗藥性。
免疫應答和因子風暴致命，也意味著對流感和肺炎的治療，可以只治標不治本，幫助病人撐過去，可能是逃脫死神魔掌的正確方式。
除了致命的肺炎，流感病人還會產生大量的幻覺，並且在流感消退之後，仍然受困於表現為精神狀態異常的後遺症。有人認為羅賓威廉斯的電影《無語問蒼天》的原著，薩克斯（Oliver Sacks）的《甦醒》（The Awakening）一書中描述的患者就是1918年流感大流行的受害者。
流感病毒對大腦和精神狀態的影響可能與嗅球有關。嗅覺是形成記憶的關鍵因素（普魯斯特描述的瑪德蓮蛋糕喚起記憶是個好例子），嗅球和內嗅皮質相連，內嗅皮質和海馬體相連。流感進入大腦，巨噬細胞隨後而來，浸潤和充血也會損傷大腦。
3.對流感研究的發現
雖然醫學家和醫療工作者們沒有第一時間發現流感病原體，但是對流行方式的研究仍然給我們最多的啟示：
經歷過1918年第一波的猝不及防，到1920年第二波暴發時免疫力可以確定是起作用的；
1918年大流感年輕人患病比例高，可以推測出這種流感病毒並不是新演化來的，年輕人患病比例高來自於老年人幾十年前得過，但當時症狀溫和沒有人注意。新冠肺炎導致老年人感染和死亡比例高，才是病毒性肺炎流行的常態。
窮人死亡率高來自於擁擠造成易傳染和照顧不周。
大流行的急迫狀況使最謹慎的科學家也不得不妥協於猜測，菲佛氏桿菌被錯認為病原體，導致了防疫過程中的很多問題。疫情退去，科學家們才開始意識到是病毒導致了大流感。直到1931年才最終鎖定流感病毒為大流感的病原體。
如果不是埃弗裡等科學家，以超乎尋常的坦然、以異於常人的積極，用全新的眼光去看待自己的實驗結果，對流感病原體的研究仍然遙遙無期。
三、對科學研究的啟示
科學是超越現有的事物並將其闡明。科學的追求永遠是拓展人類知識的邊界，然而這種拓展，並不像勵志文學或者多數浪漫主義的科普敘述一樣，拓展人類知識的邊界，並不來自於單純的埋頭苦幹，也不會來自於偶然。科學是最講究理性的，科學發現的道路同樣是遵循理性的規劃的：科學發現依靠的是問出那個不可不回答的問題並加以解決，科學研究的基本方法是提出那個不可不解決的問題並分解為可以解決的步驟。
1.現代醫學的誕生體現了科學與哲學和古代學術的分野
「太初有言」與「太初有思」。言是規則和魔力，思是理性和創造。託爾金在中土世界中的基本設定，就是語言是具有魔力的，這是神話中普遍存在的設定，也是人類潛意識當中的共同認識。
赫伯特·胡佛說：「世界靠警句為生。」公共關係依賴於創造警句，凝聚共識，是藝術也是一門精密的科學，然而科學不能靠警句，靠語言的魔力來實現。科學依靠的是嚴密的推理。
「我能知道什麼？」——科學並不關心為什麼能知道這些，只關注真理和知識範疇的擴張，在這一點上，完成了與哲學的分野。而「我如何得知？」則分界了現代科學技術和古代學術。
自庫恩定義範式以來，我們更加清楚地認識到科學與哲學、科學技術與古代學術的區別。形成範式和範式變遷是科學的基本方法，而不是正確和真理本身。科學研究的過程在於不斷侵蝕舊範式的根基，推倒舊範式，產生新範式同時解釋舊的和新的認知，庫恩的範式理論同樣容納了證偽的思維和西方文化的底色，即對真理的質疑。
19世紀法國偉大的生理學家伯納爾說：「科學教我們懷疑。」醫學研究和現代醫學的誕生，充分體現了一個共識：科學只關乎客觀事實。現代醫學與傳統醫學的最大不同就是實證主義，中醫到今天仍然是思辨的，在智力上自視甚高。
醫學的研究還告訴我們：一個有用的結果不僅是可重複的，還必須是可拓展的，僅僅正確是不夠的。
2.科學研究的基本方法是提出那個不可不解決的問題並分解為可以解決的步驟
大流感帶動了基礎醫學和公共衛生學的極大進步。大流感自然為我們留下了關於應對呼吸道傳染病的最佳方案：口罩隔離（1918年，格蘭特軍營，卡普斯：控制傳染最重要的措施之一是避免人群過度集中）。除此之外，還有基礎科學的經典案例：對大流感的研究誕生了盤尼西林和對DNA載有遺傳信息的認識，開始於尋找肺炎的治療方法，最終開創了分子生物學。
大流感給科學界的啟示，還在於科學是如何進展的。
為什麼有些非常聰明的人卻沒有做出偉大的科學成就呢？他們不缺乏推理的能力，卻最終迷失在事實的海洋中。這是因為科學成就往往並不依賴智力而是依賴於判斷力。
科學的最大挑戰是提出重要的問題，劃出邊界，並分解為若干可以解決的片段，要找到「言」當中尚且含混不清的地方，並假「思」以找到解決方案。科學研究需要摒棄不重要的問題，對準一點以一定的原則不斷深入追問。
研究工作中判斷力更重要。即使天才如愛因斯坦，如果不是在年輕時就鎖定了真正重要的問題（「如果我追上光會看到什麼？如果我自由下落會看到什麼？」），並且分解為一系列可以解決的片段（兩個問題分別代表了狹義和廣義相對論的核心），他一樣不可能成為偉大的科學家。
當然，科學也需要持之以恆，可以說研究者分兩類：四處遊蕩撿拾現成金塊的人和盯住一點拼命深挖試圖找到礦脈的人。那些拼命深挖的人，最終為人類帶來了最多的知識財富。
3.科學工作者的分類以及科學家領袖的能力
不同的科學工作者，對待科學研究有不同方法，這來自於他們進行科學研究的不同目的。
第一種科學家把科學研究作為改善社會這一更大目標的途徑——這樣的科學家訓練有素，有條不紊，但是明確的目標也會阻礙他獲得更高的成就；
第二種則把真理作為實現個人追求的崇高目標，是科學家的繆斯——這樣的科學家最終會受制於個人能力，總有一道天花板讓他不得其門而入；
只有那些既有藝術家的眼光通觀全局，分解問題到可以解決的程度，又像狩獵者一樣憑直覺發現不合理之處，窮追猛打，最終解決高難度的問題——這樣的科學家必須高瞻遠矚、細緻耐心、堅韌不拔。他們不斷扯動哥帝安之結，最終把絲絲細線拆開，重新編織成科學的託加。
科學研究不僅僅需要科學家，更需要科學家領袖，他們一定是這第三種。
首先，一個緊密合作的團隊需要領導者的思想：把問題分成可以解決的小塊，吸取每次失敗的教訓，徵召具備特殊才能的人解決特定的問題，不能把資源堆在問題上等待有人能去解決。而且，有些時候要懂得何時放棄。
這樣的領導，要有直擊要害的敏銳，對事實要富於想像，以及尋找事物之間聯繫的熱情。
其次，科學家的領袖要具備個人魅力。他們往往自信和安逸，讓人放鬆條理清晰讓人體會到世界的廣博富饒和豐富多彩神秘感和距離感。日常的經驗的世界往往讓知識分子感到恐懼，只有待在那些自信而安逸的領袖身邊，知識分子科學家才能夠發揮最多的創造力，構建他們的理想世界，並把理想世界投射到現實中來。
第三，科學家領袖必須能夠力排眾議，才能在轉瞬即逝中抓住異常數值，對問題窮追猛打，對異常的深究才能成就科學發現，而這需要對資源的調配能力。
最後，科學家領袖從行政轉回專業研究是有風險的，他在專業研究上必需的能力包括：創造力和領導實驗室進行研究，分解問題，吸取教訓，合理安排人才的能力，這些都是專業研究而並不是行政工作。科學家領袖事實上是不能完全脫離專業研究而專門從事行政的。
四、瘟疫對文學的影響
眾神已死，諸戰皆休，所有的信念都被動搖。——菲茨傑拉德
一個意外的事實是，持續2年，殺死成千上萬人，破碎無數家庭，幾乎癱瘓了人類社會的大流感，居然沒有留下什麼文學影響，特別是要記得，當時西方有著最優秀的一批紀實的作家，海明威、福克納和菲茨傑拉德這樣的作家都幾乎不去寫大流感，可以說，流感讓一代人自閉。瘟疫留給人們創傷卻沒有好的作品傳世，直到下一場瘟疫來臨，也許是因為我們都不願去談論死亡，假裝死亡是意外，是罕見的，不正常的。
流感不僅造成了成千上萬的死亡，造成了階段性的社會瓦解，而且留下精神問題和大量的後遺症，讓世界長久的受難，改變了整整一代人。流感不是對他們沒有影響，他們是不願再回首那一段歲月。他們應當也曾不斷追問為什麼，「Why me?!」，最終明白，我們往往只是在努力為不幸尋找原因，以求得給無力感找到一點點安慰罷了。
流感比戰爭更危險，殺死了更多的人，也比戰爭更讓人絕望。流感帶給1920年代困惑、背叛、痛苦，和虛無主義。人越感到絕望的時候就會有越多的希冀，希望和絕望是伴生的。
五、大流感的社會背景和對社會的影響
1. 進步時代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美國，處於所謂的「進步時代」。人們普遍相信世界的未來掌握在自己手中，即使歐洲的知識分子們因為戰爭精神分裂，美國仍然保持著積極樂觀和對技術、對知識精英的信仰。
進步時代的標誌之一就是對管理、對精密設計的信仰。哈佛商學院於1908年成立的初衷就是為了傳授「科學管理」，後來就是推廣著名的泰羅制。福特的流水線進一步強化了人們對科學管理和科學設計的信仰。
第一位現代建築大師沙利文（Louis Sullivan）曾說過，形式隨功能而生。20世紀初的美國，越來越多的人相信，應該讓知識分子來設計社會的形式，以滿足社會應有的功能——讓我們生活的更幸福。
進步時代使每個領域都產生了專家，提高了效率，進步時代讓人們相信，社會發展的方向是可以設計的。
2.世界大戰讓美國放棄了原則
最大的背信棄義是以錯誤的理由做正確的事情。——T. S. 艾略特，《大教堂謀殺案》
1996年的電影《勇闖奪命島》（The Rock，也譯作《石破天驚》）當中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對話。反抗不公現實的漢默將軍引用託馬斯·傑弗遜的名言，「自由之花需要暴君和愛國者鮮血的澆灌才能盛開」，以表達自己對美國精神的信仰，對現實的不滿，同樣對現實不滿的老特工（肖恩康納利扮演）卻引用了王爾德，「愛國主義是邪惡的美德」，反唇相譏。兩個人的對話符合他們美國人和英國人的身份，同時也反映出美國文化中道德主義和犬儒主義的兩面。
美國在一戰的前期隔岸觀火，直到1917年才下定決心插手歐洲。威爾遜總統聲言，美國不應該加入這場戰爭，但是一旦加入就必須打贏這場戰爭。美國戰爭機器的開動，意味著前面進步時代那些美好追求被放在一邊，而進步時代帶給美國的效率至上、服從知識精英的設計的那些不人性的一面開始顯現出來。
「戰爭一降臨，遭難的首先是真理。」——Hiram Johnson，加利福尼亞參議員，1917
可以說內戰讓南北方統一，而一戰才真正把美國的多民族凝聚成美利堅民族——但依靠的是威爾遜的暴力獨裁。此時美國通過取消工會，這是完成戰爭準備的必要步驟——提高社會生產率，很快自由主義市場經濟也變成了計劃經濟，服從於戰爭；美國人對言論自由的信仰出現了動搖，告密成為時尚；甚至眾議院拒絕了反戰的民選議員，部分人民的意願此時不得不屈服於更多數的人，這已經和美國立國的共和理想相去萬裡。
這時的知識分子也沒有守住自己社會良心的底線，他們支持了大資產階級的戰爭意願，他們的態度更加推動了民意。
那個時候，戰爭機器一旦開動，為平等權利鬥爭的左派也會化為十字軍戰士，急不可待地迫害動作稍慢的同胞，即使他們曾經是最熱忱的國際主義者。一旦開始以鄰為壑，社會就會走向瓦解。知識分子和左派，之所以成為社會的良心，靠的不是理性，而是個人主義，他們屈從於群體本能就會助紂為虐。
《大流感》當中引用了英國遠徵軍司令黑格著名的「身陷絕境」電令，他的命令激發了英國軍人最強的鬥志，電令以這樣的話結尾：「面對必須背水一戰的境地，要相信我們的事業是秉持正義的，我們每個人都要奮戰到底。家園的安危以及人類的自由都取決於我們每個人此時此刻的行動。」
我只想說，正義的說辭大抵如此。
3.流感假手巴黎和會上的威爾遜深刻地影響了20世紀，甚至還有21世紀
偉大的經濟學家凱恩斯是巴黎和會的親歷者，他說：「我們身處財富的淡季……自人類存在以來，從未有一次會如現在一般將人類靈魂中的精華燃燒得灰飛煙滅。」他堅決反對過度懲罰戰敗的德國，然而沒有人理他。
1918年的巴黎和會上，威爾遜帶著描述國際主義的文書而來，卻最後屈服於法國。後來成為助理國務卿的貝勒當時在美國外交部工作，他寫給威爾遜一封措辭激烈的辭職信，責備威爾遜背棄了他口中的理想，他這樣寫道：「我們的政府現在已經應允了將這些世上苦難的人推向新的壓迫、奴役和瓜分——一個充滿戰爭的新世紀。」
威爾遜曾經呼籲，持久的和平只有通過沒有勝利的和平才能獲得，然而在一戰接近結束的時刻，他並沒有堅持自己的信念。他說：「正義和成功的武力將成為世界的絕對法則，會將所有自私的統治打倒在地。」對絕對力量的信仰，可能這才是威爾遜的真實想法。
無論如何，威爾遜在巴黎和會的表現大大受到流感疾病的影響（雖然有歷史學家對他患病的原因有別的看法，但流感似乎是非常合理的解釋），病床上的威爾遜無法阻止克萊蒙梭驅使著法國及其盟友洗劫失敗的德國，嚴苛對待德國加劇了德國的經濟困難和政治混亂，德國人民的憤怒和暴躁，最終導致了希特勒的崛起。
在歐亞大陸的另一端，巴黎和會促成了1919年的五四運動，並最終造就了中國共產黨。
流感竟然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假手威爾遜左右了整個20世紀的走向，甚至還包括21世紀。
4.謠言、真相與社會瓦解
「適用於世上一切疾病的道理也適用於鼠疫。它也許可以使一些人思想得以提升。」——加繆
可惜加繆錯了。他們的思想沒人相信和學習。人們寧願相信謠言。恐懼和謠言唯一的敵人就是真相，可是真相總是不受歡迎的。
大流感被稱為西班牙大流感，然而大流感對西班牙的影響卻很小。1918年主要的歐美國家忙於戰爭，媒體很少關注正在蔓延的疫情，對正面宣傳的要求也不允許媒體太多報導。保持中立的西班牙，雖然流感並不嚴重，但是媒體上報導很多，反而成為了當時最多報導流感流行的國家，留給後世一個名不副實的名字，甚至後來其他國家報導西班牙的疫情還多過自己，畢竟我們都是樂於報導鄰居的災難的。
但這錯誤的名字，還算不上圍繞大流感的什麼厲害的謠言。
最可怕的是死亡緩慢地步步緊逼，而你束手無策，此時的人，會抓住任何的救命稻草，相信任何不堪一擊的謠言。恐懼，而不是疾病，幾乎在1918-1920年粉碎了西方社會。恐懼源於愚昧，愚昧以恐懼為武器撕裂社會，消滅文明。
大流感的影響不僅是當時的住院和死亡，還包括一段時期的社會瓦解，以及更遠的精神問題和後遺症。
「我們哀悼他，也哀悼著自己。」——當時的紐約公共衛生部門的實際負責人帕克這樣說。流行病的應對必須隔離，但是沒有人是孤島，對抗流行病的前提是社會不能瓦解。社會不能是達爾文主義的。如果社會將「人人為己」作為箴言，它就不再是一個文明社會了。信任是社會化的基礎，疫情衝擊社會走向瓦解的最大助力就是塔西佗陷阱。
人群當中傳遞的信息本就不是真相的如實反映,不執著於真相，應該在乎的是什麼呢？是觀念。是觀念激發人的靈感和共識，而不是真相。所謂「媒介即信息」（Marshall McLuhan）。當謠言成為主要的媒介，塔西陀陷阱就很難避免了。
卡普蘭在《荒野帝國》中說，美國和墨西哥邊界兩側最大的不同是公用事業基礎設施的維護程度。相信自己有未來的人才願意花費現在的金錢維護未來有用的公用事業基礎設施。維護公用事業設施是為了長久的支付能力，人民會為了公用事業基礎設施而投票。
可是當死亡迫近，看不到未來的時候，人民會如何投票呢？
沒有汽車行駛的現代化城市，是死掉的城市，大流感期間經濟冷凍了，汽車停止行駛，人類最偉大的發明——城市，停止了運轉，城市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通過基礎設施給人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城市停止運轉是社會瓦解的一種表象。
是恐懼，而不是疾病，也不是隔離，讓城市停止運轉，社會瓦解。
5.實證主義改變了西方哲學史，保守主義和經驗主義對社會學的教訓
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醫療實踐導致了「治療虛無主義」，醫生們既對傳統的醫療手段不抱希望，又不知道該如何取代這些醫療手段，他們有時候甚至求助於更虛無的東西。理性的代價是信仰的破滅，但只是暫時的破滅——理性之光最終還是照進了醫學實踐的現實，又或者，醫學實踐驅逐了虛無主義，甚至更加廣泛地影響了思想史：事實上，經驗主義哲學就肇始於醫學實踐和思辨，是休謨遵循洛克的路線，學習林德醫生證明酸橙對敗血症功效的對照實驗，發起了一場「經驗論」運動，最終成就了經驗主義哲學，深刻的影響了西方哲學和政治學，而洛克的路線，正是就源於他作為醫生經驗的總結。
醫學和科學技術發展曾經導致權威崩塌，是科學帶來了民粹主義嗎？
循證醫學和理性主義在科學上的勝利顛覆了傳統醫學在西方的地位，差不多就是哈耶克認為理性主義入侵社會學研究的時刻（哈耶克認為是黑格爾和孔德共同開創了這個傳統）。
大流感的教訓是，在自然的恐怖力量面前，人的語言是蒼白的。
六、生命就是對抗腐朽
人類自稱為「現代的」，在19世紀和20世紀的工業化實踐當中投下自豪的影子，不再願意屈服或者是調整自身以適應自然界，而是嘗試控制自然。大流感就是這種控制和對抗遭遇的當頭一棒。然而人類不會放棄。
我們也許可以說，生命是對抗腐朽，而現代性是對抗自然。
柏格森認為，宇宙的原動力是無限創造的生命力，即生命衝動。即使不上升到形而上的高度，醫學最重要的結論也是這個，生命就是對抗無處不在的腐朽，生命是自然的，腐朽也同樣是自然的。生命是自組織的耗散結構，對抗熱力學第二定律的不可逆。
我們還可以說，真正的自由是不恐懼。生命中的自由，就是對死亡的不恐懼。
附錄：延伸閱讀：
Horace Judson, <Eighth Day of Creation: The Makers of the Revolution of Biology>
Kennedy, <Over Here>
Jensen, <Price of Vigilance>
Vaughn, <Holding Fast the Inner Lines>
Bourne, <War and Intellectuals>
卡內蒂（Elias Canetti），《群眾與權力》(<Crowds and Power>)
「有人說世界將焚身於烈焰」，弗羅斯特（Robert Frost）在1920年的詩作中寫道，「而冰之力量/亦能成此大劫。」——弗洛斯特（Robert Frost），《火與冰》(Fire and Ice)
讀罷《大流感》掩卷而思，願人類不再遭此大劫，卻也明白必然還會遭此大劫。總有些英雄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也算是人類能從歷史的教訓當中學到的多一點點的東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