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全景視圖）
1931年9月14日胡適的日記中，曾記下他與陳垣的一段對話。陳垣問胡適：「漢學正統此時在西京呢，還在巴黎？」胡適答不上來，兩人「相對嘆氣，盼望十年之後也許可以在北京了！今日必須承認我不『大』，方可有救。」此處之西京便是京都。然而近幾十年日本漢學研究衰落，經費萎縮，日本學生對中國喪失興趣，像上世紀初敦煌藏經洞的發現在京都引起轟動之事，早已是空谷足音。
1929年陳寅恪送別史學系畢業生時，曾作詩云：「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魯仲兩無成，要待諸君洗斯恥。」但現代文科學術投入大、實效微，向來不濟饑寒，光靠學者們的孜孜矻矻，註定孤掌難鳴。日本東洋史在上世紀之所以獨步全球，背後離不開普羅大眾的關注，企業家的慷慨資助，以及佛教界的支持，這些都是學術金字塔不可或缺的基盤。
高田時雄教授的新著《近代中國的學術與藏書》，多少能帶我們重溫百年前的西京舊夢。高田教授本人就是戰後日本敦煌研究的領軍人物之一，但最近十幾年始終不能忘懷戰前日本國內，尤其是以京都為中心的敦煌學學術共同體。這本書對敦煌文物流傳的綿密考證尤為精彩，多為前人學者所未觸及，可謂書籍史層面的知識考古學。
一
追尋日本敦煌學的起點，首先得回到1909年9月初秋某一天的北京。當時在敦煌藏經洞獲取大量文書的伯希和回程時路過北京，消息傳開，東京文求堂書店老闆田中慶太郎，中國學者羅振玉、董康、曹元忠等人結伴登門拜訪。雖然大部分戰利品已被裝箱運回巴黎，三十多歲的法國人畢竟難韙眾意，還是展示了隨身攜帶的幾十件。在田中和羅振玉看來，件件「皆驚心駭目之貴重品，為唐寫本、唐寫經、唐刻及五代經刻文、唐拓本等。」
當年11月，田中慶太郎在北京的日文雜誌《燕塵》上發表《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同月，內藤湖南也根據羅振玉提供的消息，於《朝日新聞》上連載《敦煌發掘的古文書》，「敦煌」兩字正式進入日本學界的視野。通過這兩篇文章，日本的有識之士了解到，歐美列強的探險隊正一批批地開赴中國西北邊疆，必須採取對策，否則不久後東洋文物將盡為西人所有。
明治時代的日本知識人帶有從幕末志士那繼承的豪快氣，行動果敢。不過略令人訝異的是，最先展開行動的不是日本政府，不是東洋史學者，而是京都的淨土真宗僧人。京都西本願寺第二十一代宗主大谷光瑞素來熱衷於中亞探險，他從1902年就開始動用本寺資金，派遣探險隊前往中亞調查佛教遺址，自己偶爾也親自參與。聽到敦煌的消息後，大谷光瑞立即指示橘瑞超率領大谷探險隊向中國西北進發。橘瑞超等人不負所托，在敦煌獲取大量珍貴寫本，成為日本輸入敦煌文書之始。
與專業的英、法、德、俄諸國探險隊迥異的是，大谷探險隊狂熱有餘而技術不足。近幾年通過白須淨真、金子民雄等學者的研究，日本僧人發掘手法之拙劣已廣為人知。從各個方面看，真宗僧人活躍在敦煌學第一線都是反常的。究其原因，從鎌倉時代以來，支配日本人精神世界的一直是佛教而非儒教，中國西北地區的其他考古發現，如居延漢簡、黑水城文書等，都不能像出土大量佛教經卷的敦煌藏經洞那樣撼動彼心。大谷光瑞、橘瑞超等人本質上是為了「護教」，其次才是學術研究。
大谷探險隊基本上孤軍作戰，既沒有日本政府的支持，也缺乏實業界、學術界的協助。因為探險活動耗資巨大，西本願寺的財政狀況很快出現漏洞，1914年大谷光瑞遭褫職，之後再無力組織探險，還不得不賣掉很多已有敦煌文物抵債。至此之後真宗僧人退出歷史舞臺，專業的東洋史研究者登場，並徹底改變了日本敦煌學的面貌。
二
1910年秋，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教員狩野直喜、小川琢治、內藤湖南、富岡謙藏、濱田耕作五人奉命赴清，調查敦煌文書。由於事出倉促，校方提供的經費嚴重不足，他們一度得投宿在北京守備隊兵營裡。當年《燕塵》雜誌第十一號還報導這麼一件軼事：小川琢治路過洛陽時，因為聽不懂中文，誤將上前討飯的乞丐當做古董商人，驚嘆「不愧是古都洛陽呀，連停車場裡都有賣古董的」，很是被隨行記者揶揄了一番。它透露當時日本學者的中文聽說能力堪憂，但他們的長處是能以現代學術方法進行科學化研究，並把敦煌研究推進到第二階段。
稱大谷探險隊的活動為「掠奪」尚不算冤枉，羽田亨、內藤湖南等學者收集敦煌文書的過程則基本是合乎法律的正常市場化行為，買賣雙方各取所需，無可厚非。有時甚至是中國賣家主動找到日本買家出售，不買都過意不去。這一階段敦煌文物外流的根本原因在中國內部之潰爛，不待外力：已經被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反覆挑選過的敦煌文書，先是遭到王樹枏、梁素文、廷棟等當地官員覬覦，運到北京後又被京官瓜分，其中李盛鐸所獲最多。很多文物是先在中國人之間倒手，最後才被賣往日本。
高田教授將目光對準了一個幾乎被歷史洪流湮沒的關鍵人物：文物商人白堅。白堅字堅甫，四川西充人，早稻田大學畢業後在北洋政府任官，最初是書畫收藏家：「當初搜集時，或許是為了自己鑑賞觀摩。但不久也漸漸對轉賣獲利傾注了巨大的熱情，而轉賣對象大部分在日本。」白堅平時居住在上海和北京，但幾乎每年都來日本。
社會大變動之際，像白堅這樣橫跨新舊兩界的人，在任何一方得勢時都能有所倚靠，因之永遠屹立不倒，得到很多套利機會。這類人物總體無可深責，他們自己也藏書，做一些學術研究，與學人往還，如王國維自沉後上海刊行的《觀堂遺墨》即由白堅題字。最根本的區別在於，陳寅恪、王國維等人是中國文化之承載與背負者，故時常感受到其衰微所帶來的苦痛；白堅則是中國文化之依附與享樂者，悠遊其中，而渾不受其累。但在現實中，後者往往比前者富貴榮顯，身泰名遂。
正是通過白堅的介紹，滿清大臣李盛鐸舊藏的432件敦煌文書被第十子李滂裝讓給羽田亨。李滂的身世曲折，母親是日本人，她1905年在中國公使館工作時認識出洋訪問的李盛鐸，不久在比利時產下李滂。
早在1910年，羽田亨就通過內藤湖南的介紹拜訪過隱居天津的李盛鐸。1919年羽田受命赴英、美、法等國遊歷，遍觀海外敦煌文書，他與伯希和私交極篤，在法國國家圖書館調查時，法國人甚至允許日本人將文物帶回住處研究。1928年羽田再次來天津抄寫李盛鐸的敦煌文書時，已是聞名遐邇的敦煌學家了。在李盛鐸逝世兩年後，1936年通過大阪製藥公司第五代社長武田長兵衛的資助，李家舊藏四百多件敦煌文書終於轉入羽田亨之手。
三
習慣了企業的終極目標就是獲取利潤話語的中國讀者，可能會難以理解武田藥品工業為何要無償資助羽田亨。但日本始終有企業講究義利並重，它們願意將原本可投入擴大再生產的利潤撥出，專門資助學者的基礎研究，而不求任何回報。創業於1781年的武田藥品便是典型，其下屬杏雨書屋專藏醫學書為中心的和漢古籍，書屋不久前低調主辦「福井崇蘭館的秘籍」展，一次性展出館藏七種宋刻本和十幾種元刻本，卻不作任何宣傳以增加企業知名度。
上世紀日本國立大學教授的收入也極為豐厚，允許羽田亨在收入李氏舊藏後，繼續從各方自費購買敦煌文書。購買途徑有朋友轉讓，也有從古書店佐佐木竹苞樓、古董商長安莊處購得。1939年，羽田從前京大醫學部教授清野謙次那裡購入40卷敦煌寫經。根據收據單高田發現，羽田亨給的價格超過了清野謙自己的報價，「在正常的交易中非常罕見」，推測這是「羽田對前一年因故辭職京都大學而幽居的友人清野所變現出的關懷之意。」
但清野謙次究竟為何「辭職京都大學」？高田教授書中語焉未詳，筆者查閱史料後得知，清野雖學醫但從小熱衷收藏古籍和寫本，升教授後更加好古成癖。他在各古寺查閱古文書時被多次曝出偷竊行為，都因為社會地位高不了了之。直到1938年6月京都神護寺再次報警，警方在路上截獲清野，發現他的口袋中藏了十幾卷經卷，於是人贓俱獲。「清野事件」引發社會負面反響，當時的京大校長濱田耕作甚至引咎辭職，而接任者正是羽田亨。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全日本收藏敦煌文書最多的地方不是博物館，而是京都大學教授羽田亨的研究室，總數達到七百多件。1938年羽田被任命為京大校長，行政事務纏身，仍然一有機會便潛心研究這批文書。隨著空襲日趨頻繁，1945年7月，羽田不得不將它們裝箱，運到大阪武田製藥廠的鋼筋混凝土建築內保存，半月後又疏散到兵庫縣的偏僻村莊。直到1955年逝世為止，他再也沒能繼續做敦煌研究。
所幸這批文書安然度過戰火，現存武田科學振興財團下屬大阪杏雨書屋，並以《敦煌秘笈》為名影印出版。幾年前，由於羽田亨的後人移居東京，他在京都北區的老宅被夷為平地，除了贈予京大文學部附屬羽田紀念館的藏書外，剩下的四散而出。羽田家三代從事內亞研究，身後尚且寥落如此，其他學者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