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曾國藩也被「炒」得不亦樂乎。只是我總覺得，這位曾公似乎並不像某些人說得那樣可親，倒是十足的可憐。他的生命樂章太不瀏亮，在那顯赫的身影后面，除了一具畏縮的軀殼之外，看不到多少生命的活力、靈魂的光彩。——人們不禁要問:活得那麼苦、那麼累，值得嗎?
「人生贏家」還是「封建祭品」？
關於苦，佛禪講得最多，有所謂「人生八苦」的說法:生、老、病、死，生與俱來，可說是盡人皆有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而求不得、厭憎聚、愛別離、五蘊盛，則是由欲而生，就因人而異了。古人說，人之有苦，為其有欲，如其無欲，苦從何來?曾國藩的苦，主要是來自過多、過強、過盛、過高的欲望，結果就心為形役，苦不堪言，最後不免活活地累死。
說到欲望，曾國藩原也無異於常人。經書上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他出生在農村，少年時代也是生性活潑、情感豐富的。十多歲出外就讀，浪漫不羈，倜儻風流。相傳他曾狎妓，妓名春燕，於春末三月三十日病歿，他遂集句書聯以悼之:「未免有情，憶酒綠燈紅，此日竟隨春去了;似曾相識，悵梁空泥落，幾時重見燕歸來?」一時傳為佳構。至於桎梏性靈，壓抑情感，則是系統地接受了儒家思想，特別是程朱理學之後。其間自有一段改造、清洗的過程。
他原名子城，字伯涵，二十一歲肄業於湘鄉書院，改號滌生，六年後中進士，更名國藩。「滌生」，取滌除舊汙，以期進德修業之意;「國藩」，為國屏藩，顯然是以「國之幹城」相期許。合在一起，完整地勾畫出儒家「修、齊、治、平」的成才之路，也恰切地表明了他立德、立功、立言這「三不朽」的終極追求。目標既定，剩下來的就是如何踐履的問題了。他在這條漫漫人生之路上，做出了明確的戰略選擇:一方面要超越平凡，通過登龍入仕，建立赫赫事功，達到出人頭地;一方面要超越「此在」，通過內省功夫，躋身聖賢之域，「不忝於父母之所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達到名垂萬世。
湘鄉市漣濱書院，曾國藩曾於此就學
這種人生鵠的，無疑是至高、至上的。許多人拼搏終生，青燈皓髮，碧血黃沙，直至賠上了那把老骨頭，也終歸不能望其項背。某些碩儒名流，德足為百世師，言可為天下法，卻缺乏煌煌之業、赫赫之功;而一些建不世功、封萬裡侯的勳臣宿將，其道德文章又未足以副之，最後都只能在徒喚奈何中咽下那死不甘心的一口氣。求之於歷代名臣，曾國藩可說是一個少見的例外。他居京十載，中進士，授翰林，拔擢內閣學士，遍兼禮部、兵部、刑部、工部、吏部侍郎，外放之後，辦湘軍，創洋務，兼署數省總督，權傾朝野，位列三公，成為清朝立國以來漢族大臣中功勳最大、權勢最重、地位最高之人，應該說是超越了平凡;作為封建時代最後一位理學家，在思想、學術上造詣精深，當世及後人稱之為「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甚至被目為「今古完人」，也算得上是超越了「此在」吧?可是，人們是否曉得，為了實現這「兩個超越」，他竟耗費了多少心血，歷經何等艱辛啊?只要翻開那部《曾文正公全集》瀏覽一遍，你就不難得出結論，他是一個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悲劇人物，是一個終生置身煉獄、心靈備受熬煎、歷經無邊苦痛的可憐蟲。
「功名兩個字，用破一生心。」他自從背負上從儒家那裡承襲下來的立功揚名的沉重包袱後，便墜入了一張密密實實、巨細無遺的羅網，任憑你有孫悟空那樣的沖天本領，也難以掙破網眼，逃逸出去;何況，他自己還要主動地參與結網，刻意去做那「綴網勞蛛」呢!隨著讀書漸多，理路漸明，那一套「三不朽」的終極追求，便定海神針般把他牢牢鎖在無形的煉獄裡。
歌德老人說，性格決定命運。那麼，性格又是由什麼決定的呢?這恐怕不是一個「遺傳基因」所能了得，主要的還應從環境和教養方面查找原因。雄厚而沉重的歷史文化積澱，已經為他做好了精巧的設計，給出了一切人生的答案，不可能再做別樣的選擇。他在讀解歷史、認知時代的過程中，一天天地被塑造、被結構了，最終成為歷史和時代的製成品。他本人也就像歷史和時代那樣複雜，那樣詭譎，那樣充滿了悖論。這樣一來，他也就作為父、祖輩道德觀念的「人質」，作為封建祭壇上的犧牲，徹底地告別了自由，失去了自身固有的活力，再也無法擺脫其悲劇性的人生命運。
明哲保身做「今古完人」
這種無形的煉獄，是由他自己一手鑄成的。其中的奧蘊無窮，但一經勘破，卻也十分簡單:要實現「兩個超越」，就必須跨越一系列的障礙，面對種種難以克服的矛盾，這也就是他進退維谷，跋前躓後，終生抑塞難舒，身後還要飽遭世人訾議的根本原因。
封建王朝一切建立奇功偉業者，都免不了要遭遇忠而見疑、功成身殞的危機，曾國藩自然也不例外，而且，由於他的漢員大臣身份，在種族界隔至為分明的清朝主子面前，這種危機更像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時時懸在頭上。這是一種無法擺脫的兩難選擇:如果你能夠甘於寂寞，終老林泉，倒可以避開一切風險，像莊子說的，山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這一點是他所不取的——聖人早就教誨「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而要立功名世，就會遭讒受忌，就要日夕思考如何保身、保位這個嚴峻的問題。明乎此，就不難理解曾國藩何以懷有那麼強烈的危機感，幾乎是惶惶不可終日。
曾國藩一生的主要功業在鎮壓太平軍方面。但他率兵伊始，初出茅廬第一回，就在「靖港之役」中遭致滅頂的慘敗，眼看著積年的心血、升騰的指望毀於一旦，一時痛不欲生，他兩番縱身投江，都被左右救起。回到省城之後，又備受官紳、同僚奚落與攻擊。憤懣之下，他聲稱要自殺以謝湘人，並寫下了遺囑，還讓人購置了棺材。心中慘苦萬狀，卻又「啞子吃黃連」，只好「打掉門牙肚裡吞」。正如他所自述的:「餘庚戌、辛亥間，為京師權貴所唾罵，癸丑、甲寅為長沙所唾罵，乙卯、丙辰為江西所唾罵，以及濱州之敗、靖港之敗、湖口之敗，蓋打脫牙之時多矣，無一次不和血吞之。」
靖港古鎮
那麼，獲取勝利之後又怎樣呢?撲滅太平天國，兵克金陵，是曾氏夢寐以求的勝業，也是他一生成就的輝煌頂點，一時間，聲望、權位如日中天，達於極盛。按說，這時候應該一釋愁懷，快然於心了。可是，他反而「鬱郁不自得，愁腸九回」，城破之日，竟然終夜無眠。原來，他在花團錦簇的後面看到了重重的陷阱、不測的深淵。同是一種苦痛，卻有不同層次:過去為求勝而不得，自是困心橫慮，但那種焦苦之情常常消融於不斷追求之中，裡面總還透露著希望的曙光;而現在的苦痛，是在歷經千難萬險終於實現了勝利目標之後，卻發現等待著自己的竟是一場災禍，而並非預期的福祉，這實在是最可悲，也最令人傷心絕望的。
到現在，情況已經非常清楚了，儘管他竭忠盡智，立下了汗馬功勞，但因其用兵過久，兵權太重，地盤太大，朝廷從長遠利益考慮，不能不視之為致命威脅。過去所以委之以重任，乃因東南半壁江山危如累卵，對付太平軍非他莫屬。而今，席捲江南、飆飛電舉的太平軍已經灰飛煙滅，代之而起的、隨時都能問鼎京師的，是以湘軍為核心的精強剽悍的漢族地主政治、軍事力量。在歷史老人的撥弄下，他和洪秀全翻了一個燒餅，湘軍和太平軍調換了一個位置，成為最高統治者的心腹大患。
湘軍火槍隊
其實，早在天京陷落之前，清廷即已從中央與地方、集權與分權的總體戰略出發，採取多種防範措施，一面調兵遣將，把守關津，防止湘軍異動;一面蓄意扶植淮軍，從內部進行瓦解，限制其勢力的膨脹。破城後，清廷立即密令親信以查閱旗營為名，探察湘軍動靜。當日鹹豐帝曾有「克復金陵者王」的遺命，可是，慶功之日，曾氏兄弟僅分別獲封一等侯、伯。尤其使他心寒膽戰的是，湘軍入城伊始，即有許多官員彈劾其紀律廢弛，虜獲無數，殘民以逞。清廷下詔，令其從速呈報歷年軍費開支帳目。打了十幾年爛仗，軍餉一毫不撥，七拼八湊，勉強維持到今日。現在，徵袍上血漬未乾，卻拉下臉子來查帳，實無異於頒下了十二道金牌。聞訊後，曾國藩憂憤填膺，痛心如搗。「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的血腥史影，立刻在眼前浮現。此時心跡，他已披露在日記中:「古之得虛名而值時艱者，往往不克保其終。思此不勝大懼。」
蘇元春（1844年——1898年）傳統清兵戎裝，清末湘軍名將，廣西提督。
對於清廷的轉眼無恩，總有一天會「卸磨殺驢」，湘軍眾將領早已料得一清二楚，彷徨、困惑中，不免萌生「擁立」之念。據說，曾氏至為倚重的中興名將胡林翼，幾年前就曾專函探視:「東南半壁無主，我公其有意乎?」曾國藩看後惶恐駭汗，悄悄地撕個粉碎。湘軍集團第二號人物左宗棠也曾撰寫一聯，故意向他請教:「神所憑依，將在德矣;鼎之輕重，似可問焉。」曾閱後，將下聯的「似」改為「未」，原封送還。曾的幕僚王闓運在一次閒談中向他表明了「取彼虜而代之」的意思，他竟嚇得不敢開腔，只是手蘸茶汁，在几案上有所點畫。曾起立更衣，王偷著看了一眼，乃是一連串的「妄」字。
其實，曾國藩對他的主子也未必就那麼死心塌地的愚忠，只是審時度勢，不敢貿然孤擲，以免斷了那條得天地正氣、做今古完人的聖路。為了保全功名，免遭疑忌，繼續取得清廷的信任，他毅然採取「斷臂全身」的策略，在翦除太平軍之後，主動奏請將自己一手創辦並賴以起家的湘軍五萬名主力裁撤過半，並勸說其弟國荃奏請朝廷因病開缺，回籍調養，以避開因工遭忌的鋒芒。他說:「處大位大權而震享大名，自古有幾人能善其末路者?總須設法將權位二字推讓少許，滅去幾成，則晚節漸可以收場耳。」這兩項舉措，正都是清廷亟欲施行卻又有些礙口的，見他主動提出，當即予以批准。還賞賜其弟六兩人參，卻無一言相慰，使曾氏兄弟傷心至極。
戰戰兢兢話「人生苦語」
曾國藩的人生追求，是「內聖外王」，既建非凡的功業，又做天地間之完人，從內外兩界實現全面超越。那麼，他的痛苦也就同樣來源於內外兩界:一方面是朝廷上下的威脅，用他自己的話說，「處茲亂世，凡高位、大名、重權三者皆在憂危之中」，因而「畏禍之心刻刻不忘」;一方面是內在的心理壓力，時時處處，一言一行，為樹立高大而完美的形象，同樣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般的惕懼。
去世前兩年，曾國藩曾自撰一副對聯:「戰戰兢兢，即生時不忘地獄;坦坦蕩蕩，雖逆境亦暢天懷。」上聯揭示內心的衷曲，還算寫實;下聯則僅僅是一種願望而已，哪裡有什麼「坦坦蕩蕩」，恰恰相反，倒是「悽悽、慘慘、戚戚」，庶幾近之。他完全明白，居官愈久，其闕失勢必暴露得愈充分，被天下世人恥笑的把柄勢必越積越多;而且，人都是有七情六慾的，種種視、聽、言、動，未必都合乎聖訓，中規中矩。在這麼多的「心中的魔鬼」面前，他還能活得真實而自在嗎?
曾國藩對自己的一切翰墨都看得很重，不要說函札之類本來就是寫給他人看的，即使每天的日記，他也絕不馬虎。他知道，日記既為內心的獨白，就有揭示靈魂、敞開自我的作用，生前歿後，必然為親友、僚屬所知聞，甚至會廣泛流布於世間，因此，下筆至為審慎，舉凡對朝廷的看法，對他人的評騭，絕少涉及，為的是不致遭惹麻煩，甚至有辱清名。相反，裡面倒是記載了個人的一些過苛過細的自責。比如，當他與人談話時，自己表示了太多的意見;或者看人下棋，從旁指點了幾招，他都要痛自悔責，在日記上罵自己「好表現，簡直不是人」。甚至在私房裡與太太開開玩笑，過後也要自訟「房闈不敬」，覺得與自己的身份不合，有失體統。
他在日記裡寫道:「近來焦慮過多，無一日遊於坦蕩之天，總由於名心太切，俗見太重二端。」「今欲去此二病，須在一『淡』字上著意。」「凡人我之際，須看得平;功名之際，須看得淡。」脈把得很準，治療也是對症的，應該承認，他的頭腦非常清醒。只是，坐而言不能起而行，無異於放了一陣空槍，最後，依舊是找不到自我。他最欣賞蘇東坡的一首詩:「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譬如飲不醉，陶然有餘歡。」可是，也就是止于欣賞而已。假如真的照著蘇東坡說的做，真的能在一個「淡」字上著意，那也就沒有後來的曾國藩了，自然，也就再無苦惱之可言了。由於他整天憂懼不已，遂導致長期失眠。一位友人深知他的病根所在，為他開了一個藥方，他打開一看，竟是十二個字:「歧黃可醫身病，黃老可醫心病。」他一笑置之。他何嘗不懂得黃老之學可療心疾，可是，在那「三不朽」的人生目標的驅策下，他又要建不世之功，又要做萬世師表，怎麼可能淡泊無為呢?
世間的苦是多種多樣的。曾國藩的苦，有別於古代詩人為了「一語驚人」，冥心孤詣、刳肚搜腸之苦。比如唐朝的李賀，他的母親就曾說:「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但這種苦吟中，常常涵蘊著無窮的樂趣;曾國藩的苦，和那些終日持齋受戒、面壁枯坐的「苦行僧」也不同。「苦行僧」的宗教虔誠發自一種真正的信仰，由於確信來生幸福的光芒照臨著前路，因而苦亦不覺其苦，反而甘之如飴。而「中堂大人」則不然，他的靈魂是破碎的，心理是矛盾的，他的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俯首甘為荒淫君主、陰險太后的忠順奴才，並非源於什麼衷心的信仰，也不是寄希望於來生，而是為了實現人生中的一種欲望。這是一種人性的扭曲，絕無絲毫樂趣可言。從一定意義來說，他的這種痛深創巨的苦難經驗，倒與舊時的貞婦守節有些相似。貞婦為了掙得一座旌表節烈的牌坊，甘心忍受人間最沉重的痛苦;而曾國藩同樣也是為著那塊意念中的「功德碑」而萬苦不辭。
曾國藩節慾、戒菸、制怒，限制飲食，起居有常，保真養氣，日食青菜若干、行數千步，夜晚不出房門，防止精神耗損，可說是最為重視養生的。但是，他卻疾病纏身，體質日見衰弱，終致心力交瘁，中風不語，勉強活了六十二歲。死，對於他來說，其實倒是一種徹底的解脫。什麼「超越」，什麼「不朽」，統統地由它去吧!當然，那種無邊的痛苦，並沒有隨著他的溘然長逝而掃地以盡，而是通過那些家訓呀，書札呀、文集呀、言行錄呀，轉到了親屬、後人身上，這是一種名副其實的痛苦的傳承。
我曾看到一本「語錄體」文字，它從曾國藩的詩文、家書、函札、日記中摘錄出有關治生、用世、立身、修業等內容的大量論述，名之曰《人生苦語》。一個「苦」字將曾公的全部行藏、心跡活靈活現地概括出來，堪稱點睛之筆。
君子還是「偽人」？
對於閱世極深的曾國藩來說，我想，他不會看不出封建官僚政治下的人生不過是一場鬧劇，而扮演角色的無非是一具具被人牽線的玩偶，原是無需那麼較真的。他自己就曾說過，大凡人中君子，率常終生黯然退藏。難道是他們有什麼特異的天性?不過是因為真正看到了大的方面，而悟解一般人所追逐的是不值得計較的。秦漢以來至於今日，達官貴人何可勝數?當其高踞權要之時，自以為才智高人萬萬，簡直是不可一世;可等到他們死去以後再看，跟那些「營營而生，草草而死」的廝役賤卒，原沒有什麼區別。那些處高位而獵取浮名者，竟不曉得自己和那些賤夫雜役一樣都要同歸於汩沒，到頭來並沒什麼差異，難道這還不值得悲哀嗎?
在曾國藩身上存在一種異常現象，即所謂「分裂性格」。比如，上面那番話說得是多麼動聽啊，可做起來卻恰恰相反，言論和行動形成巨大的反差。加之，他以不同凡俗的「超人」自命，事事求全責備，處處追求圓滿，般般都要「毫髮無遺憾」，其結果自是加倍的苦累，而且必然產生矯情與偽飾，以致不時露出破綻，被人識破其偽君子的真面目。明人有言:「名心盛者必作偽。」對此，清廷已早有察覺，曾降諭於他，直白地加以指斥，總因「過於好名所致，甚至飾辭巧辯。好名之過尚小，違旨之罪甚大」。他身旁的人，那就更是洞若觀火了。幕僚王闓運在《湘軍志》中，對他多有微辭，主要是覺得他做人太堅忍、太矯情;而與他有「道義之交」的經學家邵懿辰則毫不客氣，竟當面責之虛偽，說他「對人能作幾副面孔」;左宗棠更是專標一個「偽」字來戳穿他，逢人便說「曾國藩一切都是虛偽的」。
作為一位正統的理學家，曾國藩的「高明」之處在於，他在接受程朱理學巧偽、矯飾的同時，卻能不為其迂腐與空疏所拘縛，表現出足夠的成熟與圓融。也許正是因為這樣，我總覺得，在他身上，透過禮教的層層甲冑，散發著一種濃重的表演意識。人們往往難以分辨他究竟是在正常地生活還是逢場作戲，究竟是出自真心去做還是虛應故事;而他自己，時日既久，也就自我認同於這種人格面具的遮蔽，以至忘記了人生畢竟不是舞臺，卸妝之後還需進入真實的生活。
他嘗以輕世離俗自許，實際上根本不是那回事。因為如果真的輕世離俗，就說明已經徹悟人生，必然生發出一種對人世的大悲憫，就會表現得最仁慈、最寬容，自己也會最輕鬆、最自在。而他何嘗有一日的輕鬆自在，有一毫的寬容、悲憫呢?他那堅忍、強勉的秉性，期在必成、老而彌篤的強烈欲求，已經凍結了全部的愛心，剩下的只有無動於衷的冷酷與殘忍，而且還要掛出神聖的幌子。他辦團練時，以利國安民為號召，主張「捕人要多，殺人要快」，「不必拘守常例」。每逢團紳捉來「人犯」，總是不問情由，立即處死。一次，曾國藩路過一村，遇賣桃人與買者爭吵，賣者說沒有付款，買者說已付。經過拘訊，證明是賣者撒謊，他當即下令將其斬殺。一時街市大譁，民眾驚呼:「欽差殺人了!」因而得名「曾屠戶」。
他曾親自為湘軍撰寫了一首《愛民歌》，讓官兵們傳唱:「三軍個個仔細聽，行軍先要愛百姓。賊匪害了百姓們，全靠官兵來救人。官兵不搶賊匪搶，官兵不淫賊匪淫。若是官兵也淫搶，便同賊匪一條心。」實際執行情況又怎樣呢?曾氏幕僚趙烈文記下了攻破天京後的親眼所見:「城破之日，全軍掠奪，無一人顧大局」;「又見中軍各勇留營者皆去搜刮，甚至各棚廝役皆去，擔負相屬於道」。湘軍逢男人便殺，見婦女便擄，「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擔，又無窖可挖者，盡遭殺死，沿街死屍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砍戳以為戲」，「哀號之聲，達於四遠」，「屍骸塞路，臭不可聞」。湘軍將領彭玉麟寫過一首《攻克九江屠城》的七律，後四句雲:「九派濤紅翻戰血，一天雨黑洗徵裘。直教殄滅無遺種，屍擁長江水不流。」對照這般般記述，再回過頭來讀一遍那堂而皇之的《愛民歌》，豈不恰成尖銳的諷刺!
湘軍克復金陵
朋友看了這篇初稿，告訴我，他外祖父傳下來一幅曾國藩的照片，看一看也許有助於了解其人，相貌總是精神的一種外現，它能反映出一個人的內在性格。我趕忙跟他到家，對照片細細地端詳一番:寬敞的前額上橫著幾道很深的皺紋;臉龐是瘦長的，尖下頦，高顴骨;粗粗的掃帚眉下，長著長挑挑的三角眼，雙眸裡閃射出兩道陰冷、凌厲的毫光;濃密的鬍鬚間隱現著輕易不會嘻開的薄唇闊口。他給人的印象很深，有一種心事重重、淵深莫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