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年前的3月11日，日本東海岸發生9.0級地震，引發海嘯與核洩漏。1.8萬人在這場災難中遇難，包括75個孩子在老師的照顧下仍不幸身亡，但其中74個竟然就讀於同一所小學——大川小學。英國記者理察·勞埃德·帕裡花費6年時間調查，寫成《巨浪下的小學》一書，試圖揭示這所小學為何沒能倖免於難，而災難又何以至此。
在「3·11」地震九周年之際，我們專訪了作者帕裡。回望既往歷史，又站在如今抗擊新冠的關口，我們如何理解災難、如何從中修復自身？而付出慘痛代價後，我們還能從災難中認知到什麼？
改變日本的災難，和災難中的變與不變
1986年，為了尋求新奇和冒險，17歲的高中生理察·勞埃德·帕裡第一次來到日本。當時他不會說日語，在日本也幾乎不認識一個人，而日本正處在「泡沫」經濟的巔峰，東京短暫地成為歷史上最富有的城市。
「東京如此巨大，同時又難以理解，與我的孤獨產生某種共鳴。在金錢的作用下，老街區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鋼筋玻璃構建的新世界。我所居住的這座城市光鮮亮麗，令人眼花繚亂，同時又脆弱得如一張薄紙。我興奮得難以自抑，感覺這座城市真的在顫動，而且隨時可能倒塌。」理察·帕裡回憶道。
1995年，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發生兩天後，牛津大學畢業生理察·帕裡以英國《獨立報》記者身份定居東京。那一年的日本大事不斷，阪神大地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五十周年紀念、大和證券和住友公司爆出醜聞等，年輕記者帕裡對此感到非常興奮。
自那以後，帕裡一直在新聞業工作，並從《獨立報》轉到《泰晤士報》。現在，他是《泰晤士報》亞洲主編兼東京分社社長，長期關注亞洲變化，曾報導過蘇哈託在印度尼西亞的垮臺、東帝汶獨立公投後的暴力事件、2001年美國入侵阿富汗、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等，著有《瘋狂之時》、《吞噬黑暗的人》等。
理察·勞埃德·帕裡（Richard Lloyd Parry）。來源：新經典文化提供
不過，回顧20多年的新聞生涯，帕裡印象最深刻的事件是2011年3月11日的東日本大地震。
這場地震是已知的在日本發生的最大一次地震。它的猛烈衝擊使地軸偏移6.5英寸，也讓日本向美洲大陸方向移動了13英尺。而在隨之而來的海嘯中，有1.8萬人失去生命。海嘯最高時達到120英尺，導致近50萬人流離失所。福島第一核電站的三個核反應堆熔化，放射性物質洩漏，汙染了整片區域，這是自車諾比核事故以來最嚴重的核洩漏事故。地震和海嘯造成的損失高達2100億美元，是迄今為止造成損失最嚴重的自然災害。
這也是日本自二戰以來遭遇的最嚴重危機。它終結了一任首相的政治生涯，而在2011年之後的6年裡，日本走馬燈般換了不下6名首相。海嘯造成的破壞擾亂了世界上一些巨頭企業的生產。核災難則導致供電中斷數周，影響了數百萬人的生活。也因為如此，日本剩餘的全部50個核反應堆都被關閉。同時，數十萬人走上街頭進行反核遊行。福島核洩漏事件還讓德國、義大利和瑞士等國政府紛紛放棄興建核電站。核電站附近的土地在未來幾十年裡將持續受到汙染。
毫無疑問，這是一場大災難，改變了日本。
回顧日本歷史，許多人認為，巨大的外部打擊會促使日本的發展方向產生決定性轉向。比如19世紀時，面臨成為殖民地的威脅，日本在1868年的明治維新運動中幾乎一夕之間放棄封建制度，走向富強。在「二戰」戰敗之後，日本馬上選擇通過經濟手段而不是軍事手段實現其成為「偉大國家」的目標，經濟騰飛。
最近這些年，中國的迅速崛起和日本1990年爆發的經濟危機被看作是兩大足以推進日本激進變革的事件。但是，《金融時報》前東京分社社長及亞洲版主編戴維·皮林在《日本：生存的藝術》一書中稱，無論是中國的崛起還是日本的衰落，都沒有引發如1868年和1945年那樣氣勢磅礴的決定性轉向。
因此，麻省理工學院歷史學教授約翰·W.道爾對戴維·皮林說：「那麼大海嘯呢？它能否撬開一個『口子』，迫使日本嘗試一些新的東西呢？日本能否再次成功轉型？」
和約翰·W.道爾類似，帕裡也想知道：這場新災難是否會演變成一種力量，把日本從政治和經濟的困境中解救出來？
但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帕裡都沒找到講述和探究這場災難的合適方式，直到他遇到了大川小學的故事。
位於日本東北部石卷市的大川小學一共有108個學生，海嘯發生時有78個孩子在學校，其中74個孩子以及11個老師中的10個都不幸遇難。一些家長認為，學校、教育委員會和市政府要對這場災難負責，他們存在某種程度上的「玩忽職守」。
地震發生在下午2：46，學校的鐘最終停留在了下午3：37，也就是大水淹沒教學樓導致電路中斷的時間。家長們想知道，從地震發生到海嘯來襲的這段時間內究竟發生了什麼？在它最後存在的51分鐘裡，大川小學究竟發生了什麼？
受災後的大川小學
這也是大川小學悲劇的關鍵問題所在。家長和帕裡對這個問題的探尋過程，正好也體現了東日本大地震給日本帶來的變與不變。
帕裡用平靜的小說式筆觸，講述了一個個逝者和生者的故事，使讀者能夠「想像真實」，感受災難所帶來的切膚之痛，在情感上產生共鳴。同時，他也收起自己的同情心，從一個安全距離探討悲劇帶來的傷痛，並以旁觀者角度展開冷靜、穿透表象的觀察。
有意思的是，他和同為非虛構作家的何偉（Peter Hessler）一樣，熱衷通過語言剖析所在國的文化和心理。這也是帕裡反思日本最深刻的地方，認為日本不變的文化影響了他們面對災難的態度。
比如他在書中曾對忍耐、堅忍做過闡釋。在他看來，日本人崇尚忍耐或堅忍，表現為不同形式的耐力、耐心和毅力。報導這場災難的外國記者都喜歡用「斯多葛主義」來形容倖存者，但是日式的堅忍並不是一種哲學概念。傳統釋義無法體現這一概念所包含的被動和自我克制，堅忍在某種程度上似乎與集體缺乏自尊沒有什麼區別。在那場災難過後的最初幾天裡，堅忍就是將混亂不堪的難民團結在一起的力量，但也正是這種力量閹割了政治，讓日本人覺得個人權力無用，對國家的困境也不用承擔個人責任。
這種「堅忍」文化和日本人對議會政治的冷漠、厭惡和順從相結合，造成了另一種災難。一方面，海嘯摧毀家園後，倖存者迅速行動和組織起來，掌握自己的命運。另一方面，他們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對官方援助不抱希望，但這種低期望值長期下來會損害民主制度。
「日本的政治本身就像一場自然災害，而日本人就是無助的受害者，它就是超出普通人影響力的普遍不幸，人只能無助地接受和容忍。」帕裡寫道。
日本宮城縣東松島市的避難所
加油是和「堅忍」相關的一個詞。當時，日本到處都可以聽到「加油」的口號，往往來自那些未受海嘯影響的絕大多數日本人，號召大家團結一致。但是，帕裡對此感到不解。他覺得，加油是一個鼓勵人們克服困難和挑戰的勸勉之詞，作為一種表達同情的方式顯得有些奇怪，更不用說用來表達哀悼之情。
「讓剛剛失去家園和親人的人像馬拉松運動員那樣堅持到底，真的是一種安慰嗎？在我看來，加油這個詞背後的意思是說，他們所經歷的一切，從長遠來看是有好處的，而這削弱了對那些蒙受苦難的人所表達的同情。」帕裡說。
面對這種文化，他甚至在書裡直言不諱地批評道：「我受夠了日本人接受現實的態度，厭倦了他們沒完沒了的堅忍。日本已經擁有足夠多的平靜和自我約束。他們現在需要紫桃、只野和鈴木這樣的人：憤怒、嚴厲、堅決，能夠無畏地挺身而出，勇敢鬥爭，哪怕是與死亡進行一場註定失敗的較量。」
紫桃、只野和鈴木等大川小學罹難學生的家長正是日本未來發生變化的希望所在。
2014年3月10日，包含他們在內的23個家庭向仙臺地方法院起訴石卷市和宮城縣，指控政府玩忽職守，要求向每個死去孩子的家庭賠償1億日元。
其中一位家長，40多歲的隆洋對帕裡的說法或許可以體現他們的心境：「現在已經死了這麼多人，如果他們不好好把握這次機會，就沒法指望他們改變想法或行為。這也是我們要追尋悲劇為何發生的真正原因。如果他們關心這場災難，卻拒絕深入思考，同樣的悲劇還會發生。」
2016年10月26日，仙臺地方法院做出判決，大川小學的家長打贏官司，獲得總額14.3億日元的賠償。除去訴訟費，原告能因每個失去的孩子拿到6000萬日元的賠償。
判決書長達87頁。它詳細調查了老師採取的行動，認為那天下午2：46的地震結束後，他們採取的即時行動沒有任何問題。法官堅持認為讓孩子待在學校「沒有不當之處」。對於他們在操場上等了40分鐘，甚至在第一次廣播警報後仍原地等待的情況，法官表示，「不能說老師能預見有被海嘯襲擊的風險」。
但是，到了下午3：30，市政辦公室的麵包車疾馳而過，瘋狂警告說海水正衝毀海邊的松林。這時候距離海嘯到來只有7分鐘。法官認為，老師本應預見巨大的海嘯將向大川小學襲來，最終選擇大橋旁的交通島作為疏散地是「不恰當」的。老師本應將孩子疏散到學校後面的山上，通向那裡的道路暢通無阻。
不過，帕裡也指出了這份判決的不足。
「它沒有對時任校長的柏葉在海嘯前後的行為發表任何意見，沒有讓老師為應急手冊的漏洞承擔責任。對於教育委員會的逃避，以及委員會對孩子採訪記錄的處理，還有遠藤純二的不實之詞等，法院都選擇保持沉默。」
幾天後，被告宣布將對高等法院的判決提起上訴，原告則以上訴作為回應，理由是判決的損害賠償金不足。
又過了一年多，2018年4月26日，仙臺市高級法院做出新的判決，判市教育委員會和學校存在過失，並要求宮城縣與石卷市比一審判決多賠償1000萬日元。
表面上看，這些家長獲得了法律上的勝利，但如果就他們想要的真相和正義而言，這場判決或許並未獲勝。而且，他們受到災難後的心理上的創傷可能永遠也無法癒合，伴隨終生。
其中一位家長只野英昭對帕裡說：「就我女兒的死而言，我想我們贏了，但我的兒子哲也和我，我們被打敗了。從事情發生的那一刻起，他們就在用謊言和逃避打擊我們。這份判決讓他們逍遙法外——他們歪曲事實，隱藏證據。絕不該容忍這樣的事情，我不希望生活在一個允許這樣的事情存在的世界。」
災難報導，核心是人物命運和事件真相
至於災後人們的心理創傷，相比其他非虛構著作，《巨浪下的小學》花了不少筆墨講述鬼魂相關的故事。這些故事初看顯得靈異和奇怪，但背後其實反映出日本東北部地區的文化特質與災後人們精神世界所遭遇的創傷。
海嘯過去一年後的一項調查顯示，每10個倖存者中就有4個有失眠問題，每5個倖存者中就有1個被抑鬱情緒所折磨。酗酒人數激增，患有高血壓等與壓力相關疾病的人數也突增。由於難以搜集準確數據，很難衡量這場危機的嚴重程度——以陸前高田市為例，大多數本應參與調查工作的社工都已經被淹死。
帕裡覺得，為海嘯受害者提供治療、食物和避難所後，預防焦慮、抑鬱和自殺等無形的次生災害成為當務之急。
他以鬼魂為媒介，探討了生與死的邊界和意涵，暗合書的英文標題——Ghosts of the Tsunami: Death and Life in Japan’s Disaster Zone。其中，他著重講述了「僧侶咖啡館」和「怪談會」的故事，某種意義上，這些都是一種災後重建。
「僧侶咖啡館」是高僧兼驅鬼師金田諦應住持為海嘯倖存者發起的一場流動的活動，為他們提供茶點、陪伴和隱秘的諮詢服務。
「怪談會」曾是一種流行的夏季娛樂方式，鬼故事給人以愉快的寒意，作用相當於前工業時代的空調，屬於日本東北地區豐富文化的一部分。出版人土方正志組織「怪談會」在現代社區中心和公共會堂舉行，並發起怪談寫作比賽。這些故事最後會刊登在土方的雜誌上。
「確實有一些人正在經歷創傷，如果你的精神健康受到影響，就需要治療。還有一些人會依賴宗教的力量，那是他們的選擇。我們所做的，則是創造一個人們可以接受現實的地方，這個現實就是他們親眼見證的超自然現象。我們通過文學的力量，提供一種替代方法幫助他人。」土方說。
有意思的是，學者堀田江理將鬼魂隱喻化，認為大川小學的家長需要面對「強大的、以國家為中心的意識形態的鬼魂」。「在19世紀日本追趕現代化進程的過程中，這一意識形態發揮了有益的作用。它將人民看作國家的公僕，那些批評官方的人或被看作製造麻煩的人，或被看作應該受到排擠的自私的鬧事者。儘管在二戰中推行這一意識形態的官僚給日本帶來災難，但這一鬼魂卻仍然在飽受破壞的日本存活下來。」她在《衛報》的書評中寫道。
不過，和帕裡一樣，堀田江理也從不變中看到變的希望。她在文章中提及：「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剛剛起步的日本公民社會正在考慮採用何種憲法，經歷了60年代內戰在東北地區造成的貧窮、滯後和血腥戰敗的東北思想家展開了一場草根辯論。他們當時辯論的許多話題與當今社會仍然息息相關。在所有由東北地區激發的民主運動中，《五日市憲法》仍然值得注意。這是一份1881年由東北人千葉卓三郎起草的憲法提案，一半內容都與人民的權利相關。如今，東北地區以及整個日本都應該在千葉這樣的改革者身上尋找變革的靈感。」
儘管帕裡關注鬼魂，但究其根本，《巨浪下的小學》和所有關於災難的優秀非虛構作品一樣，關注的核心還是個人的命運和事件的真相。
當然，中國也不例外。比如在唐山大地震發生10年後，時任《解放軍報》的記者錢鋼於1986年在《解放軍文藝》發表作品《唐山大地震》。一個月後，同名圖書出版。兩者共同引爆市場。其中，圖書獲得「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1986年全國十大暢銷書獎」和「1987年全國圖書金鑰匙獎」等獎項。雜誌連同書，當時銷量達七八十萬冊。
現為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中國傳媒研究計劃主任的錢鋼曾對我解釋過《唐山大地震》的暢銷原因：「那個時候，其實整個社會對於任何事情的真相相當的饑渴。1976年以後，從前被遮蔽和掩蓋的很多事情，人們需要知道。
所以，作家理由說『這是一個冰凍新聞的解凍效應』。它是新聞，但它是十年以前的新聞。因為它被封凍，凍在冰箱裡面了。現在拿出來解凍，一解凍後就引起了解凍效應。根本的原因就在於，從前宣傳的核心不是災民，不是老百姓，不是災難中人的命運，而是救災，是外面的給予。外面的給予可以上升，可以拔高。對於受災受難的人本身，其實報導幾乎是沒有的，所以能夠做就引起了非常大的轟動。」
《巨浪下的小學》英文版出版時間是在2017年，帕裡當時認為，海嘯過後的幾年時間裡，日本發生了各種各樣的變化，但結果是讓民眾因此失去而不是獲得力量和信心。其中部分原因是整個東亞地區都變得越來越不安穩——朝鮮的咄咄逼人，還有中國的自信滿滿。但關鍵還是在於日本領導層與其所應該代表的民眾之間地隔閡越來越大。
這幾年，面對複雜緊張的東亞和太平洋國際關係與自身困境，日本也在不斷變化。
2019年，明仁天皇改變傳統，提前退位，日本的年號也從「平成」改成「令和」。這是日本1300年來第一次不化用自中國典籍，取自一本8世紀的日本詩歌集《萬葉集》的年號。
2020年，儘管新冠疫情波及日本，但日本官方宣稱會如期舉辦東京奧運會，並對其寄予厚望。這也是時隔56年夏季奧運會重回東京。一些人認為，奧運會能夠給日本帶來新生機遇，讓日本人發自內心地感受到日本還是具有活力的。
2020年3月9日，臨近「3·11」日本大地震九周年之際，理察·勞埃德·帕裡回復了《智族GQ》的郵件採訪，談了那場災難給日本帶來的變與不變等話題。
「日本在表面上變化很大，但令人驚訝的是，在本質上變化很小。」
大川小學。來源：《巨浪下的小學》臉書主頁
以下為《智族GQ》與理察·勞埃德·帕裡的訪談節錄。
「持續性的傷害存在人們的頭腦中」
Q=《智族GQ》
R= 理察·勞埃德·帕裡
Q：在《巨浪下的小學》中，你說：「構成災難的事件是如此多樣，其影響力也如此巨大，我從未覺得自己是在進行公正的報導……在後來的幾年裡，我遇到了很多倖存者，聽說了很多有關海嘯的故事。但只有大川讓我回去了一遍又一遍。正是在那裡，在那所學校中，我學會了如何去想像。」關於3·11事件，為什麼最後你決定選擇大川作為寫作對象？
R：在為《泰晤士報》做報導的時候，我很早就意識到海嘯是一個巨大事件，需要用一本書來討論。但是，我艱難地找尋一種講述它的方式。秘訣是找到比較小的關於個體的人類故事，用它來講述更廣闊的故事，包括自然的力量、更大的社區和當局的回應。大川小學的故事符合這些要求。
Q：你說：「在那場災難過後的最初幾天裡，堅忍就是將混亂不堪的難民團結在一起的那股力量，但也正是這種力量閹割了政治，讓日本人覺得個人權力無用，對國家的困境也不用承擔個人責任。」能不能再講講日本這種堅忍文化所存在的問題？為什麼會形成這種文化？有什麼解決辦法嗎？
R：我不能比我在書中解釋得更好了！至於解決辦法，我沒有。這並不是一個真正需要解決的問題，更多是日本社會中一個優劣並存的方面。
Q：除了文化，很多人認為日本官僚組織也應為3·11的災難負責。想問問你如何看待日本官僚組織在應對災難時的表現？
R：一如既往，不能一概而論。海嘯過後，許多日本官員做了英勇和自我犧牲的工作。這些毫無疑問減輕了許多苦難，挽救了生命。但是，這不是全部。我在《巨浪下的小學》裡寫到的石卷市教育委員會就沒有對大川小學的父母盡到責任。
Q：《巨浪下的小學》講了很多鬼魂故事。為什麼你會寫那麼多鬼魂？好像是你覺得寫鬼魂其實是在寫日本文化和災後人們的PTSD？
R：我個人不相信超自然的客觀現實，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體驗對那些經歷過的人來說非常真實。你可以用不同方式理解這些鬼故事。對一些人來說，它們是人類死後生存的證據。對我來說，它們是另外一種東西——不僅是個人或受災社區，而是整個地區遭受心理創傷的症狀。
Q：你不信鬼魂，但是你在書中談到了生死觀。你說：「『地震』是所有人都要面對的事情，即平庸地死亡的必然性。我們不知道它何時到來，但我們知道它終將到來。我們以周密巧妙的預防措施來避難，但最終不過是白費力氣。即使不去想它，它也牽動著我們的思緒，不久之後，它似乎就定義了我們的存在。」所以我比較好奇，日本的經歷改變了你對死亡的看法了嗎？能不能講講你如何看待生與死？
R：這個問題很難簡單回答。也許我能說的是，不管多麼可怕，正是死亡使生命成為可能。
Q：鬼魂其實也是日本災後重建的一部分，比如你書裡提到了僧侶咖啡館和怪談會，所以你能不能講講你對日本災後重建的看法？
R：如果你現在去受災地區，你不會知道那裡曾經發生過災難。物質損失已經恢復，人們的物質需求已經或多或少得到滿足，但是，持續性的傷害存在人們的頭腦中。
Q：你在書的開篇說3·11有兩場災難，第一場是海嘯，第二場是福島的核災難。我比較好奇，為什麼你沒寫福島的核災難？怎麼看日本核能的使用和災難後日本興起的反核運動？
R：福島的災難是由海嘯引發的，但它是獨立的，並且有很多關於它的報導。我覺得海嘯的受難者人數多得多，但他們卻被忽視了。
關於核能的使用，贊成和反對的理由都有，問題很複雜。但是，像日本這樣容易發生地震的國家，我覺得不應該有核反應堆。
Q：關於災難，我想起了很多好的非虛構，比如約翰·赫西的《廣島》、蘇珊·索薩德的《長崎：核劫餘生》、阿列克謝耶維奇的《車諾比的祭禱》等。我比較好奇，在你看來，什麼才是一個好的災難非虛構作品？我們在報導災難時，應該注意些什麼？
R：約翰·赫西的書對我影響很大，儘管廣島當然不是一場自然災難，而是一場蓄意的戰爭行為。關於寫作災難或者其他任何事情，最重要的是作者處理語言的方式。
Q：過幾天就是3·11九周年的紀念日，如果讓你回看這九年，你現在有什麼比較大的感受或者想說的東西嗎？
R：沒什麼特別的。在那一天，我一定會記得2011年3月11日所發生的事件，並想起我在日本東北地區認識的人。但是，周年紀念日只是數字，對地面上的人沒有什麼影響。
Q：這本書英文版的出版時間是2017年，現在3年過去了，如果讓你回看，有什麼是你當年沒寫進書裡，但現在仍然會不時想起來的事情？
R：我很早就做出決定，主要寫他人的經歷，而不是自己的故事。我沒有詳細描述，但記憶猶新的經歷是，在海嘯發生後的幾天裡，我來到被毀的城鎮和村莊，沉陷在泥濘中。
Q：你1986年來過日本，然後在1995年定居東京。這麼多年來，你對日本的情感和認知發生了哪些比較大的變化？你認為日本社會發生了哪些比較大的變化？
R：這也是一個可以構成整本書的問題。簡而言之，我已經意識到對日本(或任何其他國家)的概括沒有多大意義，而真正的理解在於，如果人們不是要對一個國家大吹大擂，那就要審視他們國民的個人經歷。
日本在表面上變化很大，但令人驚訝的是，在本質上變化很小。
Q：2019年，日本改了年號，明仁天皇宣布退位。最近你也做了一個演講《明仁天皇與日本的悲傷》，所以想聽聽你會如何評價明仁天皇？
R：我向你推薦我的演講稿，它很快將在《倫敦書評》網站上發表。
「日本在戰後75年的成功中最大的失敗之一是它仍然無法與世界上與它有著最密切物理、語言和文化相近性的國家和解。悲劇在於，現在為時已晚。因為每個應為戰爭承擔個人責任的人都死了，或者很快將會死去。沒有一個戰後政府有信心或勇氣實現這一時刻，明仁天皇自定義的憲法保護者角色也使其不可能獨自超越憲法限制。
最成熟的機會是在戰後的最初幾年失去的。當時，美國佔領軍拒絕了所有關於廢除皇室的提議，其中甚至包括讓裕仁天皇為了他兒子下臺。所以，人們很容易將明仁天皇去年的退位視為對其已故父親的一種隱性譴責。」
Q：2020年東京將舉辦奧運會，很多人對此寄予厚望，認為將改變日本。你怎麼看待2020年東京奧運會對日本的影響？你估計它會在多大程度上改變日本？
R：如果可以繼續，東京奧運會將改變一些直接參與者的生活，並為大公司賺錢。但是，它對整個國家人們生活的持久影響將是微不足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