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 | 巴黎解禁當天的瑪德蘭娜教堂
巴黎解禁了。法國總統把自己推特上的留言從「請留在家中」，改為「請保持謹慎」。在無數人奔上街頭歡呼自由的今天，法國又有70人被病毒奪走了生命。每天不斷更新的死亡數字，已經顯示為26380。新冠病毒席捲了全世界幾乎所有的國家，超過400萬人被感染。病毒正在改變世界。
巴黎封城55天之後，我再一次往協和廣場走去。一路上的車輛和行人，幾乎與封城前一樣多。一半的行人戴著口罩，大多數是白色的。也有一些人戴著黑的、藍的、紅的，甚至繡花的口罩。無論怎樣艱難的情況下，人們總希望有選擇美的自由。也有幾位老人戴著政府發放的巨型口罩，幾乎把整個頭臉都包住了。據說洗過之後，就能縮成普通大小。他們太心急，直接戴在了臉上。公交車上的乘客也多起來，每個人都戴著口罩，所有人的表情都很嚴肅。地鐵站有人背著一個古怪的容器，給人分發洗手液。地鐵上的乘客，每個人都很認真地戴著口罩，可是人與人之間不可能完全隔開。人們無聲地擠在一起，內心充滿著恐懼。
眼鏡店、花店、理髮店、時裝店，相繼開放。不過沿街營業的店鋪依然是少數。有些店門口寫著：未戴口罩，請勿入內。有些藥店的櫥窗上貼著告示：本店設有新冠專櫃。不過大多數店鋪裡都空空蕩蕩，很少有顧客。只有麵包房門口依然有人在排隊，人人自覺拉開一米的距離。或許是麵包的香甜讓人愉悅，每個人的眼睛裡都不自覺地露出了笑意。一些大門緊閉的店門口，或坐或躺著曾經神秘消失，又悄然回來的無家可歸者。沒有人戴口罩，他們仍然是那樣疲倦、沉默和悲傷。
行人們神色緊張，看到有人走來，都會盡力避讓。透過車窗看過去，許多司機也戴上了口罩。對於解禁後是否出門，成了法國人異常糾結的問題。有人說，我害怕每一個擦肩而過的人，看到人我就想調頭跑走。有人說，只有戴兩層口罩我才敢出門。有人說，解禁我也要留在家中，我不在乎工作。也有人準備控告政府：強迫公民戴口罩是侵犯人權。更多的人像歡呼新年一樣歡呼著這個日子。在我的樓上和隔壁，通宵聽到歌唱與碰杯的聲音。
路邊花圃裡的花兒都謝了，春天的確已經過去。街道兩旁樹木的葉子綠得更蒼翠，透出濃濃的生命力，讓人心裡多了一些振奮。梧桐樹又開始了一年一度的飄絮，路上來來往往的行人沒有一個抱怨。大家都願意相信，隨著夏天的到來，病毒就會消失。曾經的鼠疫、霍亂、西班牙大流感，不都是這樣嗎?人類何曾戰勝過它們?只是它們來了又走了。它們總會走的。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它們走之前，努力地活著。病毒還在外面遊蕩著，巴黎解禁了，卻沒有人敢說自己是劫後餘生的倖存者。
歐洲各國之間的邊界依然關閉著。誰也不敢開放，誰也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每個國家都在擔心著自己的安全，同時提防著鄰居。英國、俄羅斯、巴西、美國，情況仍然在嚴重惡化。所有的航空公司都在繼續推遲航線的開通。每個國家，每個人，都還被孤零零地隔絕在外。在全球令人心悸的警報聲中，法國的有限開禁，什麼問題也說明不了。這個世界上，沒有人能獨善其身。在這共同的恐懼之下，所有的國家都在思考著改變。
《人類簡史》的作者赫拉利說：「人民和政府今後幾周內做出的決定，或許會在今後很多年內改變世界……風暴必將結束，人類必將繼續存在。我們絕大多數人都還活著——但是，我們將生活在一個不同的世界中。」
世界將會怎樣?撕裂、孤立、對抗、冷戰?還是和解、交融與合作?沒有人知道。我站在協和廣場的方尖碑下，沒有行人，也沒有遊客，只有我一個人。兩百多年前，路易十六在這裡被推上斷頭臺。隨後幾年中，7萬多人在這裡被處死。法國大革命的恐怖改變了法國，也改變了世界。我們不知道，病毒是不是又一場大革命。而這場革命，會給世界帶來深重災難呢，還是會帶來偉大的繁榮?
巴黎封城一個多月後，我和翻譯家鄭鹿年老師商量，在這個時代的轉折點上，我們應該聽聽法國人在想什麼。鄭老師向幾十位法國朋友發出了詢問信。昨天晚上，巴黎解禁的前夜，我們把最後一封回信整理結束。每一封回信都讓我們感動。他們對這個世界充滿著最深的愛，他們的焦慮中滿懷著真誠。
這是寫給我們這個時代的信，也是寫給未來的信。白樂桑 (Joël Bellassen)首任法國教育部漢語總督學
「人所有的不幸都來自於一件事，就是不會待在房間裡休息。」當新冠病毒來襲，人們在恐慌中「禁足」，才體會到帕斯卡爾這句名言的深奧哲理。
我們即將「解禁」，小心翼翼地像走出庇護所一樣走出家門，去回歸社會，重新擁抱生活。此刻，我感覺我們中的一些人變得比從前豐富了、強大了。從某種意義來說，「禁足」提供了一個哲學思考的機會，它使我們有機會擺脫日常生活的喧囂和急迫，從而與自我保持一定的距離，思索一些關於存在的根本問題。蒙田或許會從中尋得熱愛生活的新的方式，古希臘的伊壁鳩魯會更堅定地享受自由和品味人生。至於加繆，他會剖析治國者所扮演的角色和他們的各種反應，幫助我們參透這場災禍的深層含義。
在「解禁」之際，我最深刻的體會是：我們每個人每年應該自行「禁足」若干天，以回歸萬物的理性本原。
奧利弗·富爾 （Olivier Faure)巴黎大學教授、國際談判問題專家
在疫情突如其來，形勢充滿不確定性的情況下，馬克龍政府匆促應對，這場考試如果打分的話，只能勉強及格，不過說實話，即使換一個團隊，答卷也未必更好。
唉，可愛的法國人，我的同胞們！要限制他們的自由是多麼困難，給他們的權利一份不讓，多多益善。要他們盡義務、負責任那就對不起了。中國傳統裡固有的「顧大局、識大體」的觀念對他們是陌生的。當然，我說的「他們」也包括我自己。
有一種說法：疫情過後，社會會「大變」，人也會「大變」。我不相信會有什麼「新社會」和「新人」，變化肯定會有，但不會是根本性的。謝天謝地！
迪米特裡·弗洛羅斯 （Dimitri Floros)原法國核能公司法馬通(Framatome)高管、中國大亞灣核電站建設法方負責人
一場大的危機需要反思，但是反思需要時間和空間。所以我目前的想法只是「靈光一閃」。
掌控危機需要威望崇高的「強人」，法國已經沒有戴高樂了。當今的民選政府其實並不代表大多數選民。以市級選舉為例，當選的市長一般得票率只有60—70%，算上沒有投票的，那就只有30%。這樣的政府有多少號召力呢？在這種情況下，馬克龍/菲利普政府的表現也算可以了，反正換了別人也不會比他們強。法國對「違規」滿不在乎，政府也強硬不起來。
反觀我的祖國希臘，平時人們把規矩當兒戲，開車逆行，偷稅漏稅，什麼都敢幹。可是疫情一來，性命攸關，政府變得極其強硬，不僅發布嚴厲的「禁足令」，而且招募新警察，購置新警車，日夜巡邏，街頭巷尾都不放過。結果怎麼樣？一千萬居民，死亡人數只有180人。
前途如何？記得一位美國作家講過：人類只有通過戰爭和大災難才會進步。這次災難夠大嗎？我不知道。但是我判斷，要不了兩三年，資本的衝動還是會佔上風，政壇仍然是權力的角逐場，法國人還是個人自由第一，希臘人依然蔑視法規。那麼，我們還將等待下一場災難？
雅克·彭貢潘 (Jacques Boncompain)版權史專家、歷史學家、法蘭西學院獎得主
「禁足令」打亂了我鐘錶般準確的生活規律：去教堂參加各種宗教活動，和文友們聚會交流寫作經驗。每年春末夏初，我都會獨自去法國中部的一個修道院「隱居自省」(retraite)，然後去地中海濱的梅茲小鎮避暑。疫情把我關在家裡。
不料，幾十年來被社交活動擠壓的家庭生活獲得了充分的空間。據說「禁足」期間夫妻吵架、家庭暴力大幅度增加，我的家裡卻發生了相反的情況。我從一個終日奔波、不見蹤影的「隱形男」變成了須臾不離的「宅男」。我甚至展現了許多從未發現的「特長」：修理洗衣機、電視機。我和妻子居然靜靜地一起坐在電視前，共同欣賞一些有趣的節目，並交流看法，這可是一種「全新的氣象」。可以說，「禁足」使我們重新相愛了。
「禁足」期間，我有時間讀了一些多年來擱置案頭的好書：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賭徒》、拉伯雷的《巨人傳》等。當然，我還是熱切地盼望「解禁」，和子女重新歡聚，和教友重回教堂做彌撒。聖經教導我們：愛自己的同類。我們將遵守人與人之間的「社交距離」，但是萬萬不能把別人看作是「潛在的病毒」。
「拜新冠病毒之賜，」我的妻子打趣道，「我度過了兩個月的幸福生活，找回了我『正常的』丈夫。真可惜，我們結婚52年來沒有『禁足令』！」
這大概可以算是當代的「惡之花」吧。
丹尼爾·阿貝爾 （Daniel Haber)「太平洋諮詢事務所」總經理、大學教授
危機如鏡。這場前所未有的新冠疫情將法國人自相矛盾的「德性」暴露無遺。經過「啟蒙」運動的法蘭西人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同時也養成了他們從不知足，不停抱怨的習性，導致政府無所適從。一方面反對「限制自由」，一方面指責「太過放縱」。人人要求政府採取「果斷措施」，然而在「禁足」令面前，許多人並不嚴格執行，想方設法鑽空子。他們高唱「一律平等」，卻又強調地區「特殊性」。
法國人擁護民主，但又夢想有強有力的「全能領袖」，一旦出現，他們就會以民主的名義將他推翻，這大概就是民主的悖論吧。
克羅德·賽裡埃 （Claude Cellier)聯合國顧問、大學教授
新冠病毒突如其來，一下子把越來越「原子化」、個人利益至上的民眾推向了休戚與共的群體。越來越不關心政治，越來越同「國家」疏遠的法國人突然感到依賴政府的必要。
確實，在歲月靜好的時候，國家真的「沒有用」，無非就是一個救濟、紓困的機構，一個領取補貼、獎金的窗口，人們動輒批評執政者「武斷」、「不公」、「無能」、「吝嗇」。他們生活在「地中海俱樂部」一樣的公民社會裡，遠離人世間的苦難，再怎麼著「保姆」也不會把他們拋棄。
突然間，新冠病毒襲來。社會的作用削弱，國家的作用凸顯，政府的權威加強。我們頓然醒悟：社會不僅僅是「獨立、自由」的個體組成的，而且是命運相關、有共同利益的人們的集合體。人的生命成為首要問題，二戰以來一直是重中之重的經濟退居二線，神聖不可侵犯的個人自由也需要做出讓步。
然而，這一以生命超越自由，集體重於個體為特徵的「國家的回歸」能夠持久嗎？這僅僅是一時的讓步還是群體的覺醒？它將會帶來何種後果？國際協作的發展還是民粹情緒的宣洩？凝聚力的加強還是分裂主義的猖獗？大治還是大亂？改革還是革命？法國向何處去？民主制度向何處去？世界向何處去？小小的新冠病毒正在拷問人類。
歐偉立(Christian Avenard）坎佩爾地區工商會前總經理
我曾是一個徹底的樂觀主義者，相信二十一世紀將是東西方和解，世界趨同的時代。1990年我在布列塔尼的坎佩爾創辦了「歐亞管理學院」，就是這一理想的體現。我和鄭鹿年先生曾在一起，為此做出了努力和貢獻。
可是，近年來國際局勢的發展，特別是在這次新冠病毒疫情橫掃全球，無數志士仁人不懈努力構建的國際合作格局遭到毀滅性的衝擊。我深為憂慮，同時感到茫然。
居伊·聖日耳曼 (Guy Saint Germain)跨國航運企業家
2020年3月15日，在新冠疫情已經十分嚴重的時刻，法國政府依然決定進行市政府第一輪選舉，這是一個極其草率、極其不負責任的措施，助長了疫情的擴散。這個事實說明：民主政治正在演變成政客政治，民選政府變成選民的尾巴。
從總統到總理，面對這場嚴峻的「戰爭」，經常出爾反爾。以口罩為例，一會兒說「不必要」，一會兒又說「強烈建議」。說來說去，兩個月過去了，人們的口罩還沒有著落。難道民主真的是低效的同義詞嗎？病毒會逼著人們來回答這些問題。
亨利·布呂納蒂耶（Henri Brunetière）歷史檔案學家
十九世紀末，醫學的突破性進步使人類大大增強了生存的信心。可是二十一世紀初的新冠病毒一下子摧毀了我們的信心，把人類打回恐懼自然的中世紀，人們紛紛禁足閉戶。
與此同時，另一場瘟疫，已經悄然席捲全球，它就是以社交媒體為標誌的「信息瘟疫」（Infodemic）。
2004年「臉書」的問世，標誌著世界進入了網絡2.0版，即社交媒體時代，無距離、無時差的即時溝通時代。其對於人類的貢獻，足可比擬歷史上的印刷術、無線電和電視技術。可是它是一把雙刃劍，當它迅速蔓延到全世界、全人類，帶來的危害也是空前的。它的傳播能力，比新冠強千百倍，其危害也更烈。所不同的是，信息瘟疫是「軟刀子殺人」，中毒者往往自得其樂。
手指一動，信息就飛向千家萬戶，天涯海角，無遠弗屆。人們既是消費者，又是生產者，在每時每刻的狂歡中，處於亢奮狀態，不知不覺失去了思考和分辨能力。
社交媒體憑藉著「回音箱效應」和「蝴蝶效應」，導致Fake news充塞網絡，各種「陰謀論」不脛而走。在真正危機來臨的時候，它蠱惑人心，傳播恐慌，撕裂族群，導致衝突。託克維爾所預言的「平等狂」正在網絡上肆虐。各種怒氣、怨恨無限制地發洩。「禁足」期間，某些社會名流在巴黎的豪宅或鄉間別墅裡高談闊論，傳到網上，引起大量吐槽，使得「黃馬甲」運動凸顯的法國社會「上層」和「下層」的對立衝突更為加劇。在地緣政治範疇，社交媒體被用作大國博弈的戰略工具，互相「甩鍋」，新「冷戰」的陰影正向我們逼近。一部小小手機，把各色各樣的魔鬼召喚出來，搞得「周天寒徹」，它很可能成為新的世界大戰的導火索。
誠然，對抗「偽新聞」的有力武器是信息透明。新近推出的「歐盟對抗偽新聞網」（EUvsDisinfo），用戶只要把一條新聞輸入，網站就會顯示其真偽。但是對於主要依賴社交媒體獲得、交流信息的青年人，一切努力都是蒼白的。
（由於篇幅所限，本文選擇了部分信件進行摘錄引用。以上信件內容，均由鄭鹿年先生翻譯。）
作者簡介：申賦漁，著有「個人史三部曲」《匠人》、《半夏河》、《一個一個人》；「中國人的歷史系列」《諸神的蹤跡》、《君子的春秋》、《戰國的星空》；非虛構文學《不哭》、《逝者如渡渡》、《光陰：中國人的節氣》、《阿爾薩斯的一年》；戲劇劇本《願力》、《南有喬木》、《舞馬》等，內容涉及歷史、宗教、社會、環保等領域。2018年，《匠人》法文版《Le village en cendres》由著名出版社Albin Michel在全法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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