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良法隆寺多日本飛鳥、奈良時期遺蹟，為研究我國六朝隋唐考古者極應見學之處。二十年前，承高田良信執事長盛情招待，三次參觀該寺，惟以時間倉促，走馬看花，歸來追憶，已感迷離；現據舊日記錄整理出下列雜記諸項，不過志鴻爪、備遺忘而已。
一 金堂上層梁架與叉手
1984年1月16日，參觀東院夢殿法要訖，繞西院伽藍一周。近年法隆寺研究者一般多主張持統天皇施入天蓋之年——公元693年，應是金堂竣工之時；金堂告竣即續建五重塔、中門和迴廊，堂、塔、門、廊皆奈良前期建築物。此後，屢經重修，慶長四、五年（1599、1600）和元祿九年（1696）更一再大修繕【1】，此歷代修建之跡，日本學人研討已詳。不過若金堂上層四椽栿以上舉架高聳之梁架，似非原式。
金堂上層中間三架的脊槫、平梁間和平梁、四椽栿間所立的細長的蜀柱以及歇山兩際處的梁架，無論1949年火災前所見的虹梁式的平梁及其上的瓶式蜀柱，還是修復後，即今天所見的平梁以上的細長蜀柱和窄而陡的叉手，都與迴廊虹梁及其上的寬而斜的大型叉手不同，也和建於1053年京都平等院鳳凰堂中堂歇山兩際所見的粗短叉手不同。
如以我國現存古建築例之，若上述金堂梁架上部的結構，皆非宋以前形制。或云：今天所見金堂歇山兩際處的梁架組織，系仿自玉蟲廚子。按廚子是小木作，小木作制度與大木作不同，即以玉蟲廚子言，其高而瘦的簷柱與金堂低而壯的梭柱式簷柱大相逕庭，亦可以推知。
因此，我們懷疑金堂屋頂坡度向高聳改變，有可能出自慶長或元祿時之大修繕。
叉手使用於梁架，亦使用於兩朵柱頭鋪作之間，但兩者的變化情況有別【2】，前者由寬而斜向窄而陡發展，後者則由斜直向彎曲演變。金堂和中門平座上的叉手，過去村田治郎曾指出與大同雲岡石窟所見的斜直叉手不同【3】。
但此種彎曲叉手在我國古建築中，也還可再分幾個變化階段：
圖一 南北朝晚期迄晚唐·遼補間鋪作叉手的演變
南北朝後期已出現明顯的曲線和兩腳下端略寬的形式；隋、初唐盛行翹腳，有的還向橫長發展；開元、天寶流行高身舒腳形式（圖一）。金堂、中門平座上使用的叉手，與上述最後一種即盛唐式樣接近。
這種情況，似乎可做出以下兩種推測：
（一）金堂、中門平座上的叉手系興建後不久所增置；
（二）如果不是後來增置的，結合金堂、中門上下兩簷下的鋪作中並未使用叉手的情況，估計這兩座建築物興建的時間，已經接近叉手將要退出鋪作的舞臺——我國古建築鋪作中廢除叉手結構，大約在天寶以後不久，敦煌莫高窟中竣工於大曆十一年（776）的第148窟壁畫裡的叉手已完全裝飾化，即是一個最好的證據。
再後，即出現了如大中十年（856）五臺佛光寺東大殿四椽明栿上所置的駝峰。駝峰之施於外簷鋪作，現知以開泰九年（1020）所建的義縣奉國寺大殿為最早。
二 玉蟲廚子屋頂和扉繪菩薩
1月27日，幸逢玉蟲廚子解體檢查的機會，得以詳細考察這一寶物。廚子上部為歇山頂小殿，殿頂前後兩坡布瓦的情況頗為特殊，即在垂脊、戧脊相接處中斷，位於上部即垂脊間的瓦頂較下部即戧脊間的瓦頂高一階梯。
這種屋頂作法，曾見於傳公元622年織造的天壽國繡帳中的鐘樓和七世紀的百濟畫磚中的建築物。見於我國遺物中，以東漢墓所出陶屋、陶樓和畫像磚上的建築物為最早，有名的雅安高頤闕上的四注頂也是分段的作法；此後，又見於六世紀初的北魏石刻和有太和元年（477）銘的銅佛背面線雕的屋形龕上【4】。
圖二 敦煌莫高窟第269窟北周壁畫中屋頂布瓦情況a，窟頂；b，南壁；c，窟頂
但就目前所知，這種屋頂的建築物，以見於敦煌莫高窟六世紀中期即北周中期壁畫中的數量為最多，現以第296窟為例，該窟窟頂和腰壁所繪的本生因緣故事畫中繪出這種屋頂的建築物至少在三十座以上（圖二），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屋頂的建築物在莫高窟北周以後的壁畫中已不見蹤跡。
其實這種屋頂的建築物，即是在一般常見的硬山造建築的四周，再接建一匝一面坡屋頂的建築物，它是P231擴展一般建築物面積的最簡便的作法，所以它雖在較高等級的殿堂建築中消失得很早，但卻為民間所沿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這類屋頂的民間草房，我們還在河南許昌一帶看見過【5】。
廚子上部的小殿，前、左、右三面設門，各開左右扉。左右兩面門扉外面各繪與鄰扉相向而立的持蓮供養菩薩一身。菩薩的姿態、服飾可與敦煌莫高窟畫塑中的菩薩相比較處甚多，舉例如下表：
圖三 敦煌莫高窟第423窟壁畫中的菩薩
莫高窟現存早期洞窟中的菩薩腹部向前弓出的姿態，較玉蟲廚子菩薩更為顯著，如第272、275等窟，至隋中期漸趨緩和，如第295窟，與廚子菩薩前弓的情況相似。全袒上身也見於莫高窟早期洞窟；北周晚期已有少數菩薩出現向左斜披的內衣，如第428窟；隋前期情況類似，如第303窟；中期還出現類似圍腰的衣著，如第295窟；但上身全袒的數量迄隋中期還佔多數；到隋晚期全袒上身的菩薩形象才漸淘汰。
兩肩上各著一珠狀飾物，莫高窟始見於有大統四、五年（538、539）發願文的第285窟北壁和南壁【6】，其後一直流行到初唐，如第217窟。
廚子菩薩服飾最具特徵的是帔帶的纏繞形式——自左、右肩垂下的帔帶，橫繞腹下，然後交叉於左或右側，這種繞式的帔帶，系由北魏「X」式帔帶演變而來，在莫高窟最早見於北周晚期壁畫，如第297窟；盛行於隋早、中期，如第303、305窟和第417、423窟（圖三）；但自隋早期起，瓔珞開始繁縟，有的下垂至膝部，如第301窟和第311、429窟；中期有的還將瓔珞置於帔帶之上，如第311、427窟，這樣就使瓔珞的形象更為突出，過去作為菩薩主要服飾的帔帶，逐漸退居於次要地位。
隋代菩薩服飾這種多種多樣的情況，一直延續到初唐，如第390、57窟。根據上面的初步比較，我們認為廚子菩薩的姿態和服飾，與莫高窟隋早、中期的菩薩最為接近。就小殿頂部分段布瓦的結構和殿扉所繪菩薩的姿態、服飾這兩項，我們初步考察的結果，認為大體可與我國六世紀後期的遺物相比較。
當然，這只能作推測廚子這兩項的時代上限的參考，至於進一步研討它們的絶對年代，則需要考慮日本當時的具體情況，才能做出較確切的論斷。
三 金堂壁畫和五重塔塑像
1月30日，參觀1949年火災後的金堂壁畫原物和蒙特殊優待進入五重塔內部詳細考察四面的塑像群。法隆寺將災後金堂下層殘跡，全部移建到西院伽藍東側現倉庫院（大寶藏殿院）內北倉之北特建的收藏庫（古材倉）內。這種原物不變的保存災後的重要古代遺蹟的措施，是很完善的作法。
在庫內，由高田執事長引導，參觀了有名的四淨土壁畫。壁畫的時代，日本學術界一般認為繪製於公元697年至711年間【7】，即我國唐武則天神功元年迄睿宗景雲元年。如與我國現存遺物比較，法隆寺滿月面容的佛像和方寬顏面的菩薩，以及他們共同具有的寬肩雄健的姿體等，都和洛陽龍門石窟潛溪寺（齋祓堂）造像相近；在莫高窟的壁畫中，與法隆寺金堂壁畫接近的是第322、220、329、332等窟中的形象。
潛溪寺的雕鑿，推測在貞觀（公元627年至649年）晚期；莫高窟第220窟有貞觀十六年（642）造窟題記，第332窟據原存窟內的碑記《李君莫高窟佛龕碑》，知完工於聖曆元年（698）。此外，原存西安寶慶寺的一批造像【8】，亦多有與法隆寺壁畫相似處，這批造像的年代，有的有長安三年（703）、四年（704）銘。
總之，與法隆寺金堂壁畫可以比較的形象，其年代約在七世紀中期迄八世紀初。看來，比上述推定的金堂壁畫年代為略早。我國同類造像應是法隆寺金堂壁畫摹擬的原型，其時間略為早些是合理的。五重塔內塑像群，除後世補制者外，日本學者一般推定原作的年代在公元734年即唐開元二十二年前後【9】。
試以塔內南面彌勒和北面、東面菩薩（包括東面的文殊）塑像與我國遺物比較：南面彌勒與龍門石窟東山擂鼓臺中洞後壁本尊有類似處，北、東兩面菩薩也和擂鼓臺中洞後壁菩薩相似。擂鼓臺造像大約雕鑿於武則天時期（684年至704年）。
與莫高窟比較，和五重塔南面彌勒接近的是第45窟坐像，與北面、東面菩薩最接近的是第328窟菩薩，其次是第384窟。第45窟和第328窟的時間約在八世紀初，第384窟的時間較晚，大約可遲到八世紀的六十或七十年代。
看來，與五重塔彌勒、菩薩塑像相似或接近的形象，在我國出現當在七、八世紀之際，略早於五重塔同類塑像，這種情況和上述金堂壁畫相同。在五重塔塑像中，值得注意的是東面維摩塑像，維摩作憑几端坐姿態，右手所執麈尾作豎立狀（麈尾原物已佚，從右拳所遺留的麈尾柄孔可推知原執麈尾的樣式），與我國維摩圖像多斜倚帳中，手中麈尾或高舉如雲岡第6窟、龍門賓陽洞和莫高窟第420隋窟，或斜垂如莫高窟第220初唐窟、第103盛唐窟全然不同，但與自北朝以來的老君造像頗為相似。維摩造型摹自老君，不知始於何時何地。
四 法隆寺平面布局
三次參觀法隆寺，除了注意金堂和五重塔外，也留心了金堂、五重塔在法隆寺正中佛院的分布位置和現存法隆寺的整體布局。
法隆寺自東迄西分三大部分，即東院、西院和東、西兩院間的大小院落。東院即以前述舉行法要的夢殿為主殿的院落。西院是法隆寺的主體所在。從西院內部安排看，似乎還可追溯七、八世紀之際法隆寺重建後大體的設計規模及其遺蹟。
圖四 大和法隆寺伽藍古平面圖〔法隆寺所藏·明治二十五年（1892）伊東忠太博士摸寫〕（採自《伊東忠太建築文獻·日本建築の研究》上，圖一三）
法隆寺西院係指該寺南大門和東、西大門範圍內的部分。東、西大門內闢一條橫街，街南從南大門內向北直抵橫街設長巷，並以此長巷為界分左右兩部。兩部都列置若干所別院及其遺蹟【10】（插圖四）。橫街之北的中間部位是寺的主要院落——正中佛院。佛院左右兩側有名為東室、西室的後建的僧坊和聖靈院、三經院。西室西側、東室東側都還遺有諸別院的位置【11】。東室東側諸別院位置之東，隔南北小巷即上述東、西兩院間的偏西諸院及其迤北地帶【12】，疑是為出家僧俗所置的車馬、倉廚、供食、浴廁之所的所謂「供僧院」【13】的位置。
類似以上法隆寺西院布局（除下述堂、塔並列這一項外）的佛寺，當時並不罕見，值得注意的有如下兩種例證：一種如較法隆寺略晚的奈良大安寺（745）和東大寺（752）的遺蹟【14】；另一種是唐道宣於幹封二年（667）所擬中天竺舍衛國祇洹寺的建置及其附圖的情況【15】。
前一種實際上反映了這樣的佛寺布局，是當時日本皇室所重視的模式；而大安寺的設計，日本古代文獻明確記載是摹寫源於祇洹寺的唐長安西明寺的布局【16】。後一種更可說明這種布局與道宣祇洹寺記錄有一定的關聯，進而顯示了該記錄在七八世紀的東方佛寺設計中起著某些規範意義。
因此，我們似可估計現在尚存較多早期建置及其遺蹟的法隆寺西院，對了解隋唐大中型佛寺的布局，特別對建有眾多別院、僧坊以及供給僧俗的設置等所處方位的合理考慮【17】，是具有啟示作用的。
位於法隆寺西院橫街中間北側，是周繞迴廊只於南面設一中門的寺的正中佛院。中門與迴廊北面的講堂相對，其間院庭內偏東建金堂，偏西建五重塔，這樣堂、塔並列於佛院中間的設計，應是前塔後堂（殿）向移塔於佛院外之間的過渡安排。
這樣安排，過去曾考慮過可能與河北正定開元寺寺門、佛殿間，東建鐘樓、西立方塔的布局有關【18】，後來又考慮和西藏江孜白居寺的東殿西塔相同的設置有某種聯繫【19】。
其實這兩處孤例，經過仔細分析，確有與法隆寺不能對比的因素。前者雖屬沿用唐代舊基，但東側鐘樓何以必與佛殿有關？既無實際證物，又無文獻記載。後者是十五世紀藏傳佛教的建築物，不僅佛教派系有別，彼此相距的年代也太久遠。
看來這兩種考慮過於著眼形式的相似，而忽略了內涵和時間的差異了。日本佛教遺蹟多淵源於中土，但在流傳過程中，為了擴大宗教影響，必然要與當地情況相結合，於是產生自己的特點，從而逐漸形成日本自己的佛教遺蹟。這一點我們在考察法隆寺時應予特別關注。西院伽藍東堂西塔的設計即是一佳例【20】。
此外，若前文所述金堂內四淨土壁畫的布置（東壁釋迦淨土、西壁阿彌陀淨土、北壁西側彌勒淨土、北壁東側藥師淨土）和五重塔底層四麵塑像的安排（東面維摩文殊、西面金棺、分舍利、南面彌勒淨土、北面涅盤）無論實物圖像，抑或文獻記載，似乎都在我國找不出先例。因此，我們認為與其推測其來源於外地【21】，不如作創自當地之設想。
聖德太子制定冠位（603）、頒布十七條（604）和以後藤原京（694）、平城京（710）的營造等重要建制，都具有日本自己的特點，並非當時外地原樣之移植。參考有關法令、制度方面的情況，我們認為對研討法隆寺各方面的問題，也會有重要的借鑑意義。
*此文初稿的英文本發表於紀念張光直的論文集第三卷（Journal of East Asian Anchaeology，Vol.3，P.333～347，2001）。經作者重新修訂，並補寫第四節「法隆寺平面布局」，添加伊東忠太1892年模寫的法隆寺藏該寺古平面圖一張，重行發表。
【1】 參看相賀徹夫編《名寶日本の美術》第2卷《法隆寺》首章《法隆寺の歷史と美術》和附錄《法隆寺史と西院、東院伽藍の變遷》年表。小學館，1982。
【2】 兩朵柱頭鋪作間作為補間鋪作的叉手，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營造學社諸先生即名之為人字栱。此構件，1973年承福山敏男先生見告，日本匠師呼作「杈首」。按杈首見《倭名類聚抄》卷十：「杈首，楊氏漢語抄雲杈首。」因知其名亦傳自我國。杈首《營造法式》卷五作「叉手」，附侏儒柱（蜀柱）下，謂為斜柱之異名，僅施之於平梁上蜀柱兩側。蓋盛唐以後，補間用叉手之制已被淘汰，故其名北宋時似已失傳，《法式》僅有平梁上叉手之著錄矣。
【3】 參看村田治郎《支那建築史よリ見たる法隆寺建築樣式の年代》，刊《寶雲》第36冊，1946。
【4】 參看上原和《增補玉蟲廚子の研究》所收《玉蟲廚子における錣葺形式の樣式史の意味について》，1968。楊鴻勳《建築考古學論文集》所收《中國古典建築凹曲殿面發生與發展問題初探》，1987。
【5】 參看拙作《從許昌到白沙》，刊《文物參考數據》1956年4期。
【6】 菩薩肩上各著一珠狀飾物，雲岡第二期窟中已偶有之，龍門、鞏縣等地魏窟中也多有此飾物，但在莫高窟出現較晚。
【7】 參看高崎富士彥《金堂壁畫について》，刊《金堂壁畫·法隆寺》，便利堂，1978。
【8】西安寶慶寺造像原為唐光宅寺遺物。西安現僅存七件，其他現藏日本二十一件（國立東京博物館東洋館陳列其中的九件）、美國四件，共三十二件。
【9】參看西川新次《法隆寺五重塔の塑像》，二玄堂，1966。
【10】左部現尚設有西園院、地藏院；右部有彌勒院、寶光院、實相院、普門院。伊東忠太《日本建築の研究（上）》（龍吟社，1936）所收《法隆寺建築論》中附刊的1892年伊東據法隆寺藏傳繪於日本天正十三年（1585）頃的寺圖的摹本上，右部今彌勒院位置為碩學與勸學院，實相院位置為花園院，碩學與勸學、實相兩院之間尚有阿彌陀院，普門院之右尚有觀音院。（參看插圖四）。
【11】西室西側尚有寶珠院、中院。伊東附圖在此兩院之北還有遍照院、圓滿院；之西還有西方院、藥師院和照院。東室東側今細殿、食堂之北和綱封藏之南，伊東附圖有彌勒院和寶藏等院；之東即今倉庫院自南倉向北迄古材倉諸多藏倉的方位，伊東附圖則有自贍養迄多門等一系列別院。（參看插圖四）P238.
【12】即今西院東大門外街北律學院和法隆寺塔頭之一的宗原寺及其以北的位置。
【13】唐釋道宣《中天竺舍衛國祇洹寺圖經》記祇洹寺「大院有二：西方大院僧佛所居」，東院在「大院東大路之左，名供僧院……」。兩院的布置可參看道宣《關中創立戒壇圖經》附圖，該附圖疑摹自道宣原圖，從刪簡南大門內左右的諸多別院和圖中殿堂形制等項，皆可推測為唐以後人所補繪者。
【14】從現存遺蹟和文獻記載觀察，兩寺與法隆寺最大的差異處，是移建塔於正中佛院外的南方，且建東西雙塔。
【15】參看（13）所引道宣兩圖經。
【16】如《扶桑略記》天平元年己巳（729）記：「（聖武）天皇欲改造大官大寺，為遵先帝遺詔也。遍降綸命，搜求良工。爰有稱沙門道慈者奏天皇曰：道慈問道求法自唐國來，但有一宿念，欲造大寺，偷圖取西明寺結構之體。天皇聞而大悅，以為我願滿也，勅道慈改造大寺。緣起云：中天竺舍衛國祇薗精舍以兜率天內院為規模焉。大唐西明寺以祇薗精舍為規模焉。本朝大安寺以唐西明寺為規模焉。寺大和國添上郡平城左京六條三坊矣。其寶塔、花龕、佛殿、僧坊、經藏、鐘樓、食堂、浴室，內外宇構，不遑具記。二七年間營造既成，天皇歡悅，開大法會，加施三百町之水田，得度五百人之沙彌，即以道慈補權律師，兼賜食封百五十戶，褒賞有員，不能具記」。
【17】如貞觀二十二年（648）建長安大慈恩寺「凡十餘院，總一千八百九十七間，勅度三百僧」（《長安志》卷八）。顯慶元年（656）建西明寺「凡有十院，屋四千餘間」（《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十）。大曆元年（766）建章敬寺「總四千一百三十餘間，四十八院」（《長安志》卷十）。
【18】參看梁思成《正定調查紀略》，刊《中國營造學社彙刊》四卷二期，1935。
【19】參看拙作《西藏江孜白居寺調查記》，刊《藏傳佛教寺院考古》，1996。
【20】佛寺布局中佛院內由前塔後殿的設計，向移塔於院外的過渡期的安排方式，除法隆寺東堂西塔外，日本尚有橿原市南川原寺遺蹟（662～671）所表現的東塔西堂的形制，這顯然又是另一種創自當地的實例。
【21】朝鮮半島近年調查、發掘三國和新羅時代的古寺遺址甚多，亦未見此種東堂西塔的佛院布局。
《燕京學報》新15期，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