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甘灑熱血赴國難
鄭心凱 本報記者 宋國強 攝
鄭浩 本報記者 張譙星 攝
林秋梅 本報記者 陳元才 攝
張運福 本報記者 李英挺 攝
陳祖習 通訊員 王劍 攝
李光邦 本報記者 張茂 攝
1939年2月10日凌晨，侵瓊日軍在瓊山的天尾港登陸。短短半個月的時間裡，日軍的鐵蹄就踏遍了全島13個主要城鎮及各戰略要地，隨後展開慘無人道的「蠶食」和「掃蕩」，殺害無辜群眾達10萬餘人，焚毀屋宇5萬多間，使美麗的瓊島生靈塗炭，遭受空前浩劫。
在此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難時刻，海南人民團結一心，奮勇殺敵——裝備落後的瓊崖縱隊浴血奮戰，共參加對日偽軍作戰近2200次，斃傷日偽軍6000餘人；人民群眾揭竿而起，「革命堡壘戶」在瓊島處處星火燎原……
時光流逝，歷史不曾被遺忘。今年2月27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於確定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的決定，確定每年9月3日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編者按
抗戰老兵鄭心凱：
我生於革命「堡壘戶」
記者 彭青林
「在抗戰中，我成了一個『四無』的人：無村、無房、無家、無親人。」回憶起艱辛崢嶸的戰爭歲月，即將88歲的鄭心凱老人不勝唏噓，他家鄉的小村莊、自家的房子、美滿的家庭都被日本侵略者燒毀，多位親人被殺害。「那時我還不滿15歲，是南陽鄉（今文昌市文城鎮南新村、南聯村一帶）兒童團長。」
鄭心凱記得很清楚，1939年底，日本侵略者佔領文昌，同時也佔領了南陽。但在地下黨組織的遊擊戰不斷襲擾下，小股日本軍隊無法有效控制，於1940年夏撤走了。黨組織在南陽可以半公開地活動，組織抗日鬥爭。在抗戰的浪潮裡，年紀幼小的鄭心凱加入了革命工作。
從土地革命時期開始，黨組織就在南陽地區開展工作，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當地黨的群眾基礎非常好。「我家還住過馮白駒呢。」鄭心凱說，他就出生於這樣一個革命「堡壘戶」，父親早年參加瓊崖工農紅軍，1928年在戰鬥中犧牲，當時鄭心凱才1歲多。在革命氛圍的薰陶下，他成為兒童團團員。
1941年7月，瓊崖抗日獨立總隊在美德戰鬥中繳獲了一挺重機關槍，部隊領導經過再三考慮，選中了機靈的兒童團長鄭心凱保管這挺機關槍。1942年，當時僅14歲的鄭心凱正式參加革命工作，並在不久後入黨。
1944年，他的第一任妻子、養母相繼被「掃蕩」的日軍殺害，他的家鄉陵仔園村被日軍焚燒摧毀。「我當時也成了『四無』的人，幸好革命大家庭接納了我，培養了我。」鄭心凱說。
老戰士鄭浩的一次特殊營救：
我曾冒死救過臺胞
記者 張譙星 實習生 周欣
走進海口鄭浩家中，牆上的照片十分醒目：在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表彰大會上，鄭老面對鏡頭微笑著，精神抖擻……
雖然很多事已記不清了，但一次特殊的營救行動，鄭老至今印象深刻。在擔任文昌寶芳鄉黨總支部書記時，年輕的鄭浩曾親自部署，與戰友們成功解救了一名被迫為日軍服役的臺灣同胞。
「那時，日本人強迫群眾去破山開荒，有一名士兵負責監督。我們發現，他竟然是臺灣人，叫梁井。」鄭老開始細細講述這段不尋常的經歷……
「我安排了一名女地下黨員，潛入敵營，主動去跟梁井搭話，慢慢地梁井表達出了反戰情緒。」鄭老說。梁井決定反抗，加入到中國共產黨的隊伍。接頭時，梁井帶來一支機關槍和一支短槍，身上還揣著許多子彈，這讓大家喜出望外。但如何將梁井安全送出去，大家並沒有十足的把握。
當時，日軍白天四處巡視，只有夜間較安全。鄭浩與同事們決定連夜將梁井轉移出去。但日軍已得知消息，出動了大批官兵。炮彈在頭上飛，村子已被包圍……鄭浩一行人只能上山躲避。
這一躲，就從天亮躲到了天黑。由於沒有吃的，梁井飢餓難忍。兩名同志決定到村裡找食物。
「萬萬沒想到，他們在中途遇上了日本兵，不得不開火交戰。」鄭老難過地說，「在交戰中，一名同志將敵方的班長擊斃，但另一名同志卻不幸犧牲了……」
「最終，同志們完成了營救任務。聽說，梁井後來被送往瓊崖縱隊，成為我們的戰士。」
女戰士林秋梅感慨萬千：
勝利真的來之不易
記者 範南虹 實習生 林川 通訊員 陳永忠
今年93歲的林秋梅老人，居住在儋州市和慶鎮上，一家四代同堂，享受著安詳的晚年生活。
8月28日下午，記者在和慶鎮民政助理的陪同下，走進林秋梅老人家中。看到記者來採訪，老人對著鏡子整理好頭髮、衣服後，微笑著走出來，這是一個精幹利落又慈祥的老太太。
「勝利來之不易，是好多人犧牲才換來的，我就親眼看著不少戰友犧牲。」回憶起抗日戰爭的歲月，恬靜的老人立即激動起來。
在臨高，發生了多次日軍屠村慘劇，村莊被焚燒。林秋梅所在的和合村就慘遭日軍屠村。
村子被毀，父母親人俱亡，林秋梅悲痛不已。隨後，林秋梅夫家所在的村莊，也遭到日軍屠殺，所幸村民事先得到消息，先逃到山上躲避起來，但整個村子卻被燒光。「同村有一個叫符向雲的人，在瓊崖縱隊當營長，他回村開展地下工作，宣傳共產黨的抗日政策和主張，我和丈夫一商量，決定共同參軍抗日。」
丈夫陳澤興成為一名戰士，林秋梅則在部隊當了護士。
「部隊裝備差，每次戰鬥，我們傷亡都很大。」林秋梅的丈夫陳澤興在戰鬥中染病，無藥治療，最後不幸去世。後來，林秋梅在一次搶救傷員時，彈片打進右眼，治療恢復半年後，右眼還是瞎了。傷好後，林秋梅回到部隊，重新走上戰場，直到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
抗日勝利後，林秋梅從部隊回到了和慶鎮，重新成家，有了現在的家庭。
老兵張運福以救國為榮：
我曾是名浴血奮戰的軍人
記者 陳蔚林
海南省農墾博物館「軍墾情」展區裡，有這樣一件日本軍裝，而它的捐獻者卻是一名中國軍人——祖籍海南文昌的張運福。現年87歲的他，在抗日戰爭時期曾先後在瓊僑抗日回鄉服務團、瓊崖抗日遊擊隊獨立總隊任職，後又因表現突出成為警衛員，負責馮白駒、劉秋菊等人的保衛工作。
1943年，日軍對海南進行「蠶食」、「掃蕩」。那時，16歲的張運福已是文昌縣抗日遊擊隊基幹中隊的一名傳令兵，負責在軍事通訊設備匱乏的海南戰場傳達工作和戰鬥命令。
1943年秋天，張運福所在的第九中隊被日軍圍困，雙方處於僵持狀態。第三天，張運福接到任務下山偵察。只見他扮作一副鄉間孩童模樣——手拿幾隻螃蟹，邊走邊尋找小蟲餵鳥，但是在短袖上衣下面，卻別著兩隻手榴彈，準備隨時與敵人拼命。「走著，突然有敵人在我背後大喊，還有『偽軍』叫我站住，我一跑，槍聲就響了起來。」為了逃避子彈，張運福以「之」字形路線逃跑，並利用牆角作為掩護，最終藏身於野菠蘿叢中，逃過此劫。
「戰爭年代真是太苦了，戰士們缺衣少食，缺醫少藥。」張運福記得，當時每位戰士僅能分得兩件短袖上衣和兩件短褲。「可是，日本軍隊供給充足，軍衣又厚又結實。」於是，張運福等人每每打死或俘虜一名日本兵，都不會忘記把軍衣脫下帶走。他捐給省農墾博物館的那件軍大衣，就是從日軍的倉庫中繳獲的。
可是，此後這件軍大衣雖一直被張運福帶在身邊，卻幾十年來從未穿過。「日本兵的衣服，再冷我也不屑於穿它。可它證明我曾經是一名浴血奮戰的軍人。」
陳祖習的地下抗日很驚險：
交通站必須保持靜悄悄
記者 範南虹 通訊員 王劍
「日本兵駐紮在七坊，實行『三光』政策，燒殺搶掠，壞透了。」8月30日上午，白沙黎族自治縣七坊鎮照明村委會高大村陳祖習家，90歲的老人提起日本佔領海南的歷史，憤怒不已。
陳祖習3歲時父母雙亡，跟隨哥哥姐姐生活，日子艱苦難捱。「白沙是革命根據地，在日本尚未佔領海南之前，就有地下黨組織活動，陳老很早就參加了地下工作。」陪同採訪的白沙縣民政局優撫股股長王勇告訴記者，早在1938年，年僅14歲的陳祖習就開始為部隊送信送情報、協助徵集軍糧等工作。記者查閱史料也了解到，1940年春，共產黨在七坊高石村建立地下黨組織，可以說陳祖習是黨組織在白沙縣發展的早期黨員之一。
1941年初，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三支隊張開泰部調到七坊、光雅等鄉活動，建立了「白沙縣人民抗日救國指揮部」，由李法貢任指揮，與陳祖習同村的符桂藩任副指揮，隨後在七坊高石村建立了交通站，陳祖習成為交通站的聯絡員。
符桂潘後來叛變，交通站被迫解散，地下工作更加隱秘了。
「當時，開展地下工作要突破重重封鎖，非常困難非常危險。」陳祖習告訴記者，為了將情報及時安全地傳遞出去，交通站有許多嚴格的規定：不準抽菸、不準喝酒，為的就是不能有任何聲響驚動敵人。
1947年，陳祖習參加了瓊崖縱隊，直至1952年復員回鄉。回鄉後，陳祖習當了幾十年村幹部，帶領村民一起建設新農村。
李光邦回憶戰爭歲月：
數次與死神擦肩而過
記者 陳蔚林
身姿挺拔，聲如洪鐘，耄耋之年的李光邦看不出一絲疲態。這位在抗日戰爭時期積極動員、組織、領導各階層群眾進行抗日鬥爭的老黨員，先後任原文昌縣委民運部幹事、民眾抗日救國聯合會主任等職，為海南奪取抗戰勝利作出了難以磨滅的貢獻。
1939年，日軍的鐵騎踐踏海南，一腔熱血在僅有16歲的李光邦胸膛燃燒，他去抗戰了。
「我為我的家人驕傲。」李光邦告訴記者，由於全家參與抗戰，李家還獲得了「革命堡壘戶」的光榮稱號。
血氣方剛的年紀不怕死。回憶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李光邦幾次與死神擦肩而過的場景歷歷在目。
1943年秋天，日軍對海南進行「蠶食」、「掃蕩」。行軍至文昌縣龍樹村的李光邦在得知日軍即將進村肆虐後，與村民們一同撤離至海邊的紅樹林避難。不料，人群中混入一名化妝成村民的「偽軍」，並被李光邦察覺。
「我們往紅樹林撤退，他叫停我，並掏出手槍！」那情那景，李光邦記憶猶新。子彈從耳邊呼嘯而過，他沒有猶豫，立即掏出簡陋的「曲槍」進行反擊。李光邦得意地說：「也許是捨不得拿命與我拼，敵人很快就跑了。」
對於李光邦而言，驚心動魄的經歷還有很多。可每當孫兒要聽戰爭故事時，他卻更願意回憶一些有趣的細節：「你可知道，為什麼爺爺在抗日戰爭乃至解放戰爭時期十年都沒有穿過鞋？」
原來，當時為了不被敵人尋見蹤跡，暴露目標，李光邦乾脆光腳抗戰，一走就是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