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底重慶出版社出版由筆者主編的《布哈林文集》，其中收入布哈林三部獄中遺稿：《社會主義及其文化》《辯證法概論》和小說《時代》，都是1937年布哈林被捕後用一年時間在獄中寫出的著作，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被密封在史達林的檔案庫中，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蘇聯解體後才得見天日，出版問世。
尼古拉·伊凡諾維奇·布哈林布哈林何許人也革命年代是人才輩出的年代，在蘇俄至少有一位堪稱天才的書生，他叫尼古拉·伊凡諾維奇·布哈林。此人在中國並不陌生，讀過《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人都知道，他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是「人民公敵」。不過早就知道布哈林其人的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說，「我的入門老師是《共產黨宣言》和《共產主義ABC》。」這後一本書就是布哈林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合著的，它曾經教育了我們老一代的共產黨人。今天我們知道，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人民公敵」，純屬冤假錯案。布哈林是馬克思主義者，儘管對他的觀點可以提出這樣那樣的不同看法，但他是忠誠的共產主義者，他把自己半個世紀的生命獻給了共產主義的事業。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中國出現過布哈林熱，八十年代末蘇聯也出現過布哈林熱。人們探討布哈林的理論遺產、布哈林之死的秘密，等等。
布哈林生於1888年，是列寧那一代領導人中最年輕的一位。1906年俄國革命失敗，他就在白色恐怖中加入了共產黨，此後在莫斯科從事地下工作，多次被捕，逃出後流亡歐洲，在維也納學習經濟學，一邊聽柏姆-巴維克和維塞爾的課，一邊著文批判老師的邊際效用學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出版了他的《世界經濟和帝國主義》，得到列寧的好評，列寧後來寫的《帝國主義論》中包含有布哈林的成果。與此同時，布哈林也研究帝國主義的國家制度，撰寫了《論帝國主義的國家理論》，發揮了恩格斯的「炸毀」舊國家機器的理論。「炸毀」一說遭到列寧誤解，被認為是無政府主義，不過兩人很快就取得共識，消除了分歧。十月革命期間布哈林是領導莫斯科武裝起義的布爾什維克的核心成員。革命勝利後，布哈林一直擔任《真理報》主編，是布爾什維克中唯一沒有政府職位的領導人。1926年接替季諾維也夫擔任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書記，是共產國際的第一把手。1928年蘇聯出現糧食收購危機，在如何對待農民問題上同史達林發生嚴重分歧，布哈林反對把強徵糧食的「非常措施」常態化，反對違背列寧合作化主張的全盤集體化，反對不顧國民經濟平衡片面發展重工業，反對史達林所謂的社會主義取得的成就越大，「階級鬥爭越尖銳」的理論。結果布哈林和李可夫（人民委員會主席）、託姆斯基（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被打成「右傾反黨集團」，丟掉了政治局委員、《真理報》主編和共產國際的職務。三十年代布哈林擔任最高國民委員會科學技術管理局局長，1932年該委員會撤消後，科技局劃歸重工業人民委員部，布是部務委員。1934-1937年任《消息報》主編。1935年參加蘇聯憲法起草委員會，據布哈林本人說，憲法從頭到尾都是他起草的。
1937年2-3月中央全會期間被開除出中央委員會並被開除出黨，同時被捕入獄。1938年3月13日在「託派與右派反蘇聯盟案」中被判處死刑，15日被槍決。1988年2月4日獲平反，1988年6月21日恢復黨籍。
列寧對布哈林有極高的評價，他在「遺囑」即《給代表大會的信》中稱讚布哈林「不僅是黨的最寶貴的和最大的理論家，他也理所當然被認為是全黨喜歡的人物」。1925年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季諾維也夫等「新反對派」抓住布哈林的「發財吧」的口號不放，大做文章。史達林出來為布哈林辯護，指責「新反對派」要布哈林的血，義正詞嚴地聲稱：「你們要布哈林的血？你們要明白，我們不會把他的血給你們的。」然而十多年後，史達林自己要了布哈林的血！
史達林遺稿的發現蘇聯時期的檔案資料幾經浩劫：出於不同的動因，史達林鎮壓高潮期間，曾銷毀大批手稿文件；後來，1941年在希特勒進攻莫斯科期間，內務部也銷毀了大量文件；史達林逝世時在混亂中曾大量銷毀檔案資料，1991年「8·19」事件期間還銷毀了一批檔案文件。幸好還是保留了不少文件，原因之一是這些文件上蓋有 「永遠保存」的圖章，被收藏在內務部和史達林檔案庫。布哈林的三本遺著即屬此類。
1937年2月27日布哈林被捕，在盧比揚卡監獄中度過十二個月，寫了三部書和一紮詩稿。手稿立即被當作「絕密」文件送交克裡姆林宮的主人史達林，藏之於史達林的絕密檔案庫，也許史達林是其唯一的讀者。
遺稿得見天日，是布哈林的親屬和美國的布哈林問題專家史蒂芬·科恩多方努力的結果。科恩是布哈林政治傳記《布哈林與布爾什維克革命》的作者，從1975年起同布哈林一家保持良好的關係。在續寫布哈林傳的時候，他發現布哈林有可能在獄中寫下什麼東西，但直到同戈巴契夫的一名助手私下談話時才得知確實存在四份手稿的事實。於是他開始以布哈林的親屬——妻子拉林娜和兒子尤裡的名義搜尋手稿。戈巴契夫對他的請求表示同情，但無能為力，因為他捲入了黨內爭取對「黨的檔案」的控制權的鬥爭。不久蘇聯解體，戈巴契夫失去總統職務，也失去對克裡姆林宮總統檔案的控制權，蘇共政治局和史達林的檔案收歸葉爾欽的總統檔案庫。1992年拉林娜已年近八十，她以自己是布哈林所有文字材料的合法繼承人，因此有權查閱一切與其案件有關的檔案的名義，授權科恩查閱所有與布哈林有關的檔案。原內務部檔案庫迅速給予肯定的回應，但科恩仍然無法進入藏有布哈林以及其他重要人物檔案的總統檔案庫。1992年，科恩找到葉爾欽的一個親密助手，他被拉林娜想要知道自己丈夫悲慘命運的要求所打動。經他的聯繫，數周后四份手稿的複印件送達布哈林親人手裡。但仍有一些重要文件迷失或被銷毀，其中就有布哈林論述文化的第一卷手稿，這是在被捕前夕完成，在搜查住宅時被沒收的。布哈林在給妻子的信中，特別囑咐把它找出來，說「如果丟失了，那太可惜了」。
被捕布哈林在1928-1929年反對史達林的鬥爭中以失敗告終，被戴上右傾分子的帽子，丟掉了政治局委員、《真理報》主編的職務。這以後他可以說是夾著尾巴做人，確實沒有再做反對史達林的事。不過他的人氣還在。1934年他出席第一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在會上做了「詩歌、詩學和蘇聯詩歌創作的任務」的報告，贏得全場經久不息的熱烈掌聲，這位在二十年代保護作家的領導人在作家大會上的出現，顯然被作家看做「王者歸來」了。史達林也祝賀他做了「很好的報告」。這一年他在聯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發言，也得到熱烈的歡迎和掌聲。
掌聲對布哈林來說並非吉兆，史達林對這一切自然看得很清楚，不過表面上他對布哈林仍然頻頻示好。
1935年春，布哈林出席軍事學院畢業晚會。史達林舉的第一杯酒不是為軍人，而是為布哈林乾杯：「同志們，讓我們為尼古拉·伊凡諾維奇·布哈林乾杯，我們大家都知道他，熱愛他，誰要是老記住過去的事，那就請他滾蛋！」
1936年十月革命節莫斯科紅場舉行遊行慶祝，布哈林站在紅場的普通觀禮臺上，史達林命令衛兵請布哈林登上列寧墓的主席臺上去。
1937年布哈林以絕食抗議對他的誣衊，在他停止絕食出席中央全會時暈倒，史達林對布哈林說，「你成了什麼樣了，瘦得皮包骨，為絕食向全會道歉吧。」布哈林回答說：「有什麼用呢？反正你們會把我開除出黨的。」史達林回答說：「誰也沒有想把你開除黨籍。」
然而史達林是個記仇的人，是睚眥必報的主，不會忘記任何一個反對過他的人。三十年代他把國民經濟，特別是農業搞得亂七八糟，鬧出了全國性的兩年大饑荒，為轉移群眾的不滿和視線，他利用了基洛夫暗殺事件接二連三地在國內實施大清洗，把過去反對過他而早已俯首聽命的對手、把潛在的對手一個個送上斷頭臺。他一手導演的莫斯科第三個公審案是所謂「託派和右派反蘇聯盟案」，這個案件的主角就是布哈林。
在和好的假象下，史達林從1936年起就直接把矛頭對準了布哈林，不僅頻頻讓布哈林同犯人對質，檢察官維辛斯基還公開宣布對布哈林進行審查，但因查無實據作罷。1937年召開聯共中央二月全會， 2月27日布哈林被從會場直接關進監獄。
獄中著書在監獄裡布哈林有三樣工作要做，一項是同其他犯人對質，第二項是寫供詞，第三項是著書，這最後一項是布哈林最重要的工作。
布哈林在二十年代初就想寫一本論述文化問題的專著《無產階級革命中的文化問題》，其中的一章《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曾發表在1922年《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雜誌（《布哈林文選》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上冊，37-62頁）。1937年被捕前，他利用出國商談收購德國社會民主黨檔案的機會，收集資料，準備寫法西斯主義和文化。布哈林的妻子拉林娜回憶說，布哈林被捕後，她根據布哈林所開的書目，往盧比揚卡監獄送去1936年在柏林購買的德文書籍，供布哈林在獄中寫作《法西斯主義下文化的蛻化》一書。
入獄前，布哈林完成了《資本主義文化的危機和社會主義》一書的前一部分，即關於資本主義文化的危機部分，但手稿被抄走後迄今沒有找到，只留下獄中所寫的第二部分《社會主義及其文化》。
本書在廣闊的人類歷史和俄國歷史的背景下，展開對社會主義文化的論述，涉及社會主義文化的產生、使命、作用、範疇等各方面的問題。在共產黨的領導人中還沒有人對社會主義文化問題作過如此詳盡的專題論述。布哈林對社會主義文化的論述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個是同法西斯主義及其文化作對比，作者把法西斯主義看作資本主義發展的最新表現。書中對法西斯主義的揭露在蘇聯當時的文獻中是罕見的。另一個特點是結合蘇聯的現實，把蘇聯的現實當作社會主義文化的表現和典型，但是作者的許多議論實際上跳出了蘇聯的現實，反映的不是當時的現實，而是作者的構想。
此書的寫作具有論戰性質，作者往往在回答某種指責中闡述自己的觀點。例如針對有人指責蘇聯只搞物質文化（文明）而沒有精神文化，作者一方面闡述了社會主義文化的物質基礎，也闡述了社會主義的精神文化，強調文化中物質與精神的統一。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並不把對物質需求的發展同對精神需求的發展對立起來。對社會主義文化多樣性的論述是為了回答社會主義消滅了生活和文化的多樣性的指責，作者還強調了社會主義文化在風格上的多樣性。有一種觀點認為社會主義消滅了矛盾，因而缺乏了前進發展的動力。布哈林在反駁時指出社會主義仍然存在矛盾，這同當時蘇聯流行的觀點明顯不同。此外，布哈林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社會主義人道主義、關於個人和社會的關係、歐洲和亞洲問題，即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關係的論述，都有自己獨到的觀點。
布哈林預見到世界大戰爆發的不可避免，但對未來的結局抱樂觀的態度，認為世界衝突不能不導致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必然勝利，起作用的不是死的武器，而是活的人。蘇聯將在未來的戰爭中起決定性的作用，中國將不再沉睡。
讀者不難發現，布哈林所描繪的社會主義文化有許多東西在當時的蘇聯實際上並不存在，被關在監獄裡談自由，這難道不是最大的諷刺嗎？不過讀者完全可以把書中所述看作布哈林所構想的社會主義文化、理想的人類文化，是社會主義所應當追求的目標。
1937年6月布哈林在起訴書上簽了字，籤字後布哈林獲得紙張和書籍，開始寫作《辯證法概論》。完成於1937年11月7-8日。
全書由一系列短篇組成，包括前言、導論和四十章正文。這些短篇既獨立成章，又互相聯繫，所以他給此書起名為Философские арабески，арабески意為連綿不斷的阿拉伯圖案，書名的意思就是互相連貫的哲學短篇集。中譯本採用了書的副題「辯證法概論」作為書名。
布哈林為此書寫了一篇很短的序言，全文如下：
本書由一系列短篇集成， 討論從辯證唯物主義觀點看來極端重要的哲學問題。儘管採取了這種敘述形式，有些地方具有政論性質（主要是在本書的開頭部分），作者仍力求保持一定的比例，把「短篇」連成一體。在涉及的所有問題上只談實質性的東西。重點放在問題的辯證法方面。出發點是列寧在一些出色的手稿和片段中所發揮的某些新觀點。顯然他記住了列寧在「遺囑」中對他不懂辯證法的批評，他在獄中所寫的哲學著作特別注意這方面的問題，他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最重要的是不要把哲學著作弄丟了，這是我花了很多時間寫成的，我往那裡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同我過去的著作相比，這是非常成熟的作品，並且與那些著作不同，自始至終貫穿著辯證法。」
可以看出，此書的內容是論述辯證唯物主義的最重要的哲學問題。其重點放在問題的辯證法方面。布哈林關注的是列寧的《哲學筆記》。布哈林的側重面是認識論。他把馬克思主義關於實踐和人對世界的實踐關係的思想作為其觀點的核心，突出認識論和社會學的聯繫，著重闡述認識主體和認識客體的社會本性及其能動性質，強調實踐是真理的標準，把理論解釋為實踐的理論。哲學家奧古爾佐夫教授認為，布哈林的思想是同二十世紀最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和盧卡奇的思想朝同一方向並行發展的，布哈林在手稿中提出的獨特的哲學思想和新觀點直至今天仍保持其價值，布哈林的手稿是創立與史達林主義不同的另一種馬克思主義哲學形象的最後一次嘗試，此後俄國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發展就中斷了。
布哈林在手稿中提出並論證了一些後來為國際理論界所熱切關注的哲學問題，如抽象和具體問題，理論和實踐的循環，即理論到實踐和實踐到理論的不斷轉化的問題，自由和必然的形式多樣性問題，有機體的完整性問題，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的聯繫和相互作用問題，哲學和自然科學的關係問題，如何理解目的論的問題，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問題，人類的認知方式問題等等。布哈林在手稿中既批判了各種唯心主義理論，也批判了機械唯物主義。
有評論者指出：「這是名符其實的獄中哲學筆記，由一個即使身陷馬克思主義者們創立的囚室之中，卻依然忠於馬克思主義思想的聰明人兼哲學家寫成……布哈林的手稿是最後一次嘗試，試圖樹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另一種形象，不同於史達林式的形象。自此以後，馬克思主義思想在俄國就不再發展了。」
布哈林博聞強記，上述兩書有許多引文是在囚室裡憑記憶援引的，這也形成布哈林獄中手稿的一大特色。
完成《辯證法概論》後，1937年11月12日布哈林開始寫作自傳體小說《時代》。1938年1月15日布哈林在給妻子的信中說，轉交的手稿中有小說的頭七章。
書中的主角柯裡亞·彼得羅夫就是柯裡亞·布哈林，其他人物也都有相應的原型。但由於不是寫自傳，而是採用小說的形式，所以作者可以自由地描寫主人公的感受，描寫他同親屬和朋友的關係，而不受真人真事的限制。
小說描繪了作者的童年，莫斯科的景象，俄羅斯帝國的外省及邊遠地區的風物人情，不同階層的生活，特別是貧窮的下層居民、貧困潦倒的普通知識分子的生活。其中第十二章是一幅二十世紀初俄國社會、政治和藝術生活的全景圖。第十八章記敘了沙皇尼古拉·羅曼諾夫同德皇威廉·霍亨索倫會見的歷史場面。俄有評論家把此書同高爾基的《大學》相提並論。小說沒有寫完，寫到莫斯科中學一年級，接下去應當是莫斯科中等學校中的社會民主黨人聯盟的工作，然後是布爾什維克的地下工作，很可惜沒有能夠寫下去。
布哈林的小說顯示出他的政治家、哲學家和社會學家的色彩，同時也顯示了布哈林具有一個作家出色的對生活細節的記憶能力，包括色彩、聲音、氣息、語言，對現象和事件、玩笑和比賽等等細節的記憶，顯示了作者敏銳的眼光——看人，看人的行為、看人和社會的不公正。
1927年《格拉納特百科詞典》出版蘇聯革命活動家傳記的時候，布哈林寫了自傳，用了一半篇幅以生動的筆觸描繪了自己的童年，這是此《百科詞典》中其他人的傳記中絕無僅有的。自傳中的情節在小說有更為生動的描繪。
布哈林有很高的文化修養，從小愛好藝術，他的繪畫達到很高的水平，當年是以青年畫家的身份去會見列寧的。十月革命後常常以畫油畫作為業餘消遣。他的文字水平得到同時代人的高度評價，他既能寫高深的理論著作，也能以通俗的文筆寫作大眾讀物。他是二十年代較為開放的文藝政策的制定者。創作小說是他的一個嘗試，也是一個成功的嘗試。
布哈林是在牢房中寫作的，一個革命家竟然被關在「自己的」牢房內寫作，頗為可悲。對蘇聯社會存在的這種不僅布哈林一人遭遇的悲劇，布哈林顯然並不可能在獄中同史達林展開爭論。不過在小說中我們看到他對沙皇鎮壓的猛烈抨擊。
《時代》裡有伊萬·安東內奇（實際上是布哈林的父親）同斯拉維揚斯卡婭（納塔利婭·德米特裡耶夫娜）的一段對話，談到了沙皇當局對知識分子的鎮壓，她發出這樣的感慨：「一個民族的頭腦不停地被人砍掉，這個民族還能生存下去嗎？」
不妨讀一讀下面的對話：
我自己也搞不明白，究竟應當走哪一條路。只知道最一般的否定的道理：該反對這個野蠻的專制制度……我常常覺得，社會上甚至對羅曼諾夫君主制度的反文化性質都估計不足……這是老實話……所有優秀的頭腦，民族的精華不是統統被絞殺了嗎？只要稍稍顯出一點才華，露出一點天賦，就被拿去砍了頭……這些事情大家都是知道的，要是仔細計算一下呢？普希金是流放、禁止、猝死。萊蒙託夫是流放，被謝林（德國哲學家，古典唯心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認為是最聰明的人才之一的恰達也夫（1794-1856，俄國宗教哲學家）幾乎按沙皇的旨意被關進瘋人院。波列扎耶夫（1804-1838，俄國詩人，1826年因為寫了諷刺詩而被充軍）在兵營裡受盡了折磨。您還記得那篇《被囚禁的易洛魁人之歌》嗎？記得。「我要死了。我交出這具沒有人保護的身體，證明劊子手的可恥！……」1919年6月初「五四」運動蓬勃發展之時，北京大學等校七百餘人被捕，陳獨秀寫《研究室與監獄》一文鼓舞學生。文中寫道：
世界文明的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價值的文明。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確實有不少革命家出入過這種「世界文明的發源地」，在監獄裡給我們留下不朽的名篇，德國有盧森堡的《論俄國革命》，義大利有葛蘭西的《獄中札記》，捷克有伏契克的《絞刑架下的報告》，我們中國有方志敏的《可愛的中國》等等，他們都是在敵人的監獄裡，利用一段「休閒」時間創作自己的著作。有的走出監獄後繼續戰鬥，有的犧牲在監獄裡。
只有布哈林是在「自己的」監獄裡寫作的，並且再也沒有能夠走出監獄，獲得自由，沒有能夠像他在沙皇的監獄裡那樣，利用監獄進行學習或者寫作，沒有能夠像陳獨秀所說的那樣「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布哈林一生曾多次進出這兩個「世界文明的發源地」，參與了「真文明」的創建。可惜的是史達林的監獄是只進不出的，他沒有可能從監獄出來再進研究室，而是把監獄和研究室合二為一了。這一次他出了監獄直接進入了刑場。
一代天才就這樣被毀滅了！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