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首腦會晤，兩國關係在洞朗對峙後明顯緩和。部分西方媒體在關注會晤的同時，仍不忘「挑撥」中印關係。而張文木教授早已指出，「印度之於中國，其間獨特的地理環境決定了兩國的政治意義超過它的軍事意義」。「從政治上看，中印之間卻存在合則兩利，鬥則兩傷的結果。雙方合作會形成雙方東西相互間戰略呼應之勢，衝突則會造成雙方力量的相互內耗和牽制。」
本文節選自《北半球三大洲地緣政治特點及其對中國的影響》，原載於《太平洋學報》。】
莫迪抵達武漢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印度之於中國，其間獨特的地理環境決定了兩國的政治意義超過它的軍事意義。
從軍事上看，印度擔心的是通往印度的兩個陸道的安全，西面通道的制高點是它西北面的阿克賽欽，東面通道的制高點就是中國藏南地區的察禺至墨脫一線，除此，幾乎沒有可供大部隊順利北上或南下的道路。1962年印度侵犯我們，就是想控制這些關鍵地帶。
印度地形的特點是北面易進難出，南面印度北上困難而就地固守容易。在人類還沒有征服大海的中世紀，從北面南入印度的外部勢力進去如不能當統治者就只有做奴隸，二者必居其一。明乎此，當年希特勒和羅斯福都想用印度誘使史達林與之為盟[29]，為史達林所拒絕的原因。這個經驗對於我們今天的印度洋研究是有借鑑意義的。有些同志只看到南進容易的優勢，卻忽視了不易收回的劣勢。軍事進攻猶如拉皮筋，不怕拉長，最怕的是收不回來。退不回來的進攻一定是最失敗的進攻。
除史達林之外，在對印政策上，還有三個很有學問的人走到印度邊上都止住了腳步。第一個是亞歷山大，他是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的學生，他從希臘一路打到印度河邊，他停了下來，沉思三天後決定打道回府。他知道進印度不難，但進去後若出不來那整個希臘就丟了。
第二個人就是成吉思汗，他曾在英國人、美國人和蘇聯人望而生畏的帕米爾高原上所向披靡，書載，1222年，被蒙軍打敗的花子剌模殘部在札蘭丁的帶領下「向申河（今巴基斯坦境內的印度河）岸邊逃去，企圖渡過申河，逃往印度。」[30]但當成吉思汗大軍追至印度河邊時卻停下了[31]。據《蒙兀兒史記》卷三《成吉思汗本紀下》：「秋九月（1223年）丙午朔，車駕回渡阿梅河（阿姆河）。路途訪道於丘處機，駐畢薛米思堅城東。冬十一月丙子朔，下詔班師。」[32]那天晚上成吉思汗跟丘處機談了一晚上。
丘處機跟他講了什麼？書上說給他講養生[33]，其實是借講生命成長的原理講戰略哲學。治病如治國，用藥如用兵，戰略和養生同出一理；從某種意義上說，戰略是關於國家養生的學問。曹操說「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說的既是養生又是戰略。與曹操得隴不復望蜀的想法一樣，成吉思汗得了帕米爾就不再南望印度了。那幾晚的深談促使成吉思汗打道回府，回到新疆，接著就劍指中原。
第三個人是毛澤東。毛澤東在對印自衛反擊戰中靜如處子，動如脫兔，張弛有度，收放自如。很多人不理解為什麼打過去又退回了呢？看看立體地圖就明白，我方的資源補給在當時很難保證，打下去會因資源不繼而守不住。基辛格看到這一點，他說：「中印邊界衝突中，軍事後勤條件對印度有利，因為喜馬拉雅山離中國的力量中心過於遙遠。」[34]
當時毛澤東考慮更多的不是佔據，而是守住，不是如何進攻，而是進攻後是否能撤回。毛澤東利用同期發生的古巴飛彈危機巧妙地避免了美蘇的插手：1962年10月22日，甘迺迪決定封鎖古巴，古巴飛彈危機隨即爆發，當天，中方的自衛反擊從守勢轉入攻勢；11月20日，甘迺迪宣布結束封鎖，古巴飛彈危機結束，中國政府於11月21日零時發表聲明，宣布於11月22日零時起，中國邊防部隊在中印邊界全線停火。為什麼要選擇古巴飛彈危機？不像克裡米亞之於俄羅斯，藏南前線的地形不利于堅守，不能讓第三國尤其是美國和蘇聯介入並由此擴大和延長中印衝突的規模和時間。
軍事行動，首先考慮的不是怎樣開始而是怎麼結束，不應僅是打贏而是戰果如何消化。1905年（明治38年）三月，「奉天會戰」結束，日軍大勝，「滿洲軍」總參謀長兒玉源太郎回國匯報戰果，長岡外史參謀次長去新橋車站接他。兒玉見了長岡劈頭就問和談之事有沒有眉目，當聽到長岡說還沒有眉目時就是一頓痛罵：「戰爭一旦開始，最大的課題就是怎樣結束。連這個你都不懂，你是幹什麼的？」[35] 日本總長這句話對於我們今天的戰略學者仍是至理名言。1895年和1905年兩次戰爭中，日本都贏在利益達到最大化時迅速結束戰爭。
曹操也是明白這個道理的。曹操佔了漢中，發現守不住，資源經運秦嶺特別費力。他又把趕走了的張魯請回來，還拜封他為「鎮南將軍」。劉備看曹操佔漢中時斷定說：「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36]劉備還是從資源和佔領關係上看問題，曹操資源過不來，撤回秦嶺之上，劉備順利地拿下漢中。
這段史實在《三國演義》中有描寫，可能給毛澤東留下深刻印象。當年在長徵路上，李德和王明等就說毛澤東不懂軍事，只看過《三國演義》。但是，像毛澤東這樣把《三國演義》看活的人並不多。我們看中印之間的地形，喜馬拉雅山相當於曹操眼中的秦嶺，漢中相當於藏南。從北面南進容易，研究一下毛澤東1962年西南一役，它與曹操「得隴不復望蜀」、 諸葛亮「七擒孟獲」的智慧，曲異而工同。其目的不僅僅是打贏，而是長期穩定大西南。因易攻不易守的地形所限，如果我們的戰線過於深入並被尼赫魯拖住，那形勢就會逆轉。但毛澤東指揮的出神入化，沒等印方緩過神來，戰事已於我們完勝而結束。當時毛澤東在全國布局上是在東部採取攻勢，在西南採取守勢，長守中有短攻（類似的還有珍寶島對蘇自衛反擊戰、西沙對南越自衛反擊戰等），短攻是為了長守的勝利。
今天看來，毛澤東的軍事藝術大張大合，但張合有度，畢諸葛「七擒」之功於一役，令後人扼腕讚嘆。到現在中印邊境相對穩定。如果當時我軍向前再推進幾十公裡並死守那裡，那面臨的後果就不是難以為繼而很可能就是全軍覆沒——當年紅四路軍在新疆面臨的就是這樣的遭遇，除非我們將全國的資源都集中用於西南方向。這對剛經歷三年自然災害，同時又處在美國包圍和經濟制裁中的中國而言，是不可思議的。
1962年對印自衛反擊戰的勝利體現了毛澤東同志的軍事哲學，其戰爭的規模和結果都根據目的受到嚴格的限制，若是將這場衝突打成一場無限的戰爭，我們就不好辦了。那樣，我們的進攻優勢就會轉為不惜代價死守的劣勢。在這場戰爭中，毛澤東著力不多，其結果卻是有聲有色，以至成了印度人的心病。2000年，筆者到印度去留學，關於北方安全，印度學者說得最多的就三個詞，「克什米爾、巴基斯坦、中國」。印度學者一天到晚念叨，說明心有餘悸。
印度對我們的影響主要是政治影響，軍事上的影響倒在其次。軍事上中印雙方長短相抵，印方有防禦的地理優勢，卻沒有向中方進攻地理條件；而我方具有進攻的地理優勢，卻不具進攻後堅守前線的地理條件。但從政治上看，中印之間卻存在合則兩利，鬥則兩傷的結果。雙方合作會形成雙方東西相互間戰略呼應之勢，衝突則會造成雙方力量的相互內耗和牽制。前者有利於各自的外交目標的實現，分擔抵禦西方霸權主義的壓力，後者則會造成中印之間的力量損耗，使西方從中漁利。1959年中印邊境矛盾初現，1959年5月13日，毛澤東讓人轉告尼赫魯：
總的說來，印度是中國的友好國家，一千多年來是如此，今後一千年一萬年，我們相信也將是如此。 [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