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四月的劇情片《何以為家》上映後，引發了我們對底層貧民家庭生孩子的選擇和養孩子的能力之間的矛盾的熱烈爭論，同時引起我們關注的是，出演小男孩贊恩一角的贊恩·阿爾·拉菲亞其實並不是職業演員，而是一名現實中真實的敘利亞小難民，被導演挖掘之時，他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
但是這位並不職業的「小演員」，將角色闡釋得很出色，影片上映後還獲第71屆坎城電影節主競賽單位-金棕櫚獎提名。對於本來就生活在那種充滿著不公、壓抑、悲痛的生活環境下的贊恩來說，他的每一個舉動其實都不是在「演」，而是重複著平時真實發生的生活。
請有著真實經歷的非職業演員出演，往往對於影片的精彩呈現有著意想不到的效果，這樣的認識其實由來已久。早在1998年，巴西電影《中央車站》上映，影片中扮演主演約書亞之一的小男孩文尼西斯·狄·奧利，也同樣只是在裡約熱內盧機場擦鞋的一名很普通的小男孩，此前從未接受過任何演技方面的訓練，但他的真摯和沉穩讓他從一千五百名人選中脫穎而出，被導演一眼相中。
在和巴西國寶級女演員費爾蘭妲·蒙特內格羅扮演的朵拉之間的對手戲裡，他將小男孩特有的敏銳和脆弱展現地淋漓盡致，用孩童特有的固執與柔軟，開啟了朵拉那顆日漸麻木的心靈的覺醒之路，兩人在防備和敵視中，慢慢走近彼此，尋找到了自己內心的歸宿。
影片上映後，先後斬獲當年的柏林影展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銀熊獎、金球獎最佳外語片以及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及女主提名。截止目前，這部電影在豆瓣收穫了8萬人給出的8.7分高評，被認定為好於94%的劇情片，更被奉為巴西電影復興的開拓之作，被世界各地的影評人譽為「全世界最好看的電影」之一。
影片開始於裡約熱內盧人流如織的中央車站。退休女教師朵拉在這裡有一個小攤位，幫那些不識字的乘客們寫信。
由於父親酗酒，朵拉在家庭中感受到的愛和溫暖幾乎沒有，母親死後，她果斷離開了家，只為了逃離那個醉鬼父親。在幫人們寫信的同時，她所代為訴諸筆端的思念、溫情或咒怨幾乎已經令她麻木，再加上從小就未感受到過溫暖的經歷，讓她認定了那些請她寫信的人所展現的情緒都虛偽至極，只不過是為了讓自己心裡好受一點而已。
因此，乘客們請求她寄出的信，她其實並沒有寄出，而是在帶回家後取樂，然後撕掉。那些承載著思念與期盼的信件，並沒有如人們以為的那樣會被寄出，他們所表露的情感，也並不會被對方收到。這樣市儈又冷漠的朵拉，無疑是一個壞女人的形象。然而故事，卻又是隨著她往下發展的。
這天，朵拉的對面來了一對母子。年輕的母親安娜請朵拉代寫了一封咒罵埋怨的信件寄給遠方的丈夫，第二天又來請求她不要寄出那封信，而在新的信件中告訴丈夫自己和兒子會等著他回來。男孩約書亞在看到朵拉並沒有將信封入信封時，質疑朵拉不會將信寄給父親，卻被母親斥責沒有禮貌，朵拉也惱怒地趕他們離開。
在回家的路上，安娜在一場車禍中喪生，約書亞在這個城市成了無依無靠的孤兒。他來找朵拉，要求朵拉把母親的信還給自己，朵拉卻騙他說已經把信寄出去了。孩童的敏銳力讓約書亞知道朵拉在撒謊，可是他卻無能為力。無處可去的他每天睡在車站，時刻盯著朵拉，希望能夠找到寫給父親的信。
混亂的車站中時刻都發生著搶劫和暴力，人們對此已經麻木，匆匆的腳步行走在水泥鑄就的鋼鐵牢籠中，獨自成行，互不相關，也成了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巴西的一個極致縮影。
導演沃爾特·塞勒斯拍攝這部電影的初衷，其實正是為了展現那個時候的巴西所欠缺的一些「東西」。沃爾特·塞勒斯進入電影行業的時候，正是電影工業開始沒落的80年代。那個時代的巴西，經濟和工業都開始陷入衰落期，為了生活，人們散落天南海北，他們住不起市中心的房子，只好每日行跡匆匆，通過中央車站這個交通樞紐周轉，乘很久的車才能到達工作的地方。
日復一日，來自生活的壓力讓他們不堪重負，甚至讓他們喪失了基本的對於愛與溫暖的追求，就像朵拉每天搭火車回家的路上那樣，她站在車廂裡，眼神冷漠，對生活沒有格外的期盼，對自己的人生也沒有更好的寄念。
就像電影宣傳海報上的那句「男孩要尋找他的父親，女人要尋找她的夢想/歸宿，而這個國家，要尋找它的根」那樣，影片試圖展現的是，我們所經歷的時代並不總是美好，所遇到的人也許很糟糕，但是在那個充滿冷漠的年代裡，總有人心底存著那一簇對溫暖和愛的追求的火苗，在冷漠與麻木中慢慢衝破社會的大環境制壓，彼此走近，彼此溫暖，彼此拯救。
約書亞對找到父親的執念在不知不覺中感染了朵拉，一向自私冷漠的朵拉甚至後悔自己將約書亞「賣」給了販賣人體器官的人販子，在掙扎良久終於從人販子手中搶走了約書亞之後，她也毫無退路地陪著約書亞踏上了尋找父親的旅途。
約書亞對這個又老又醜的壞女人滿是怨恨，朵拉對這個敵視自己的小鬼同樣沒什麼好感，可終究還是人類對溫暖和愛的近乎本能的靠近，讓兩個人在磕磕絆絆的路上慢慢走進了彼此的內心。
在尋找約書亞的父親的路上，約書亞用自己對朵拉的依賴和信任，讓朵拉學會了在他人給予的溫暖中去體會給予的幸福感與滿足感。也正是因為影片後半段的故事都發生在乾燥悶熱的沙漠公路上，很多觀眾把它稱為最讓人治癒的「公路電影」。
著名影評人元曲對這部電影做出了高度評價：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集中了物質之大成，可是它缺少的東西卻如此致命，人類被教唆成頭腦簡單的崇拜者，懂得奢侈的美麗，可他們學會了嘲笑和僵硬。被城市諷刺得最厲害的，是愛和信任，同情和寬容。但是《中央車站》教會了我們去尊重那些缺失的部分。
影片雖然片名是「中央車站」，但導演主要的情感轉化與敘事線都放在了後面的公路段上，從一個簡要的大環境切入，引出了一個失去母親的男孩和獨身老女人的矛盾和和解，進而凸顯了人性的矛盾與可貴，可謂以小見大，也一以貫之地踐行了導演在時代發展中不斷尋找起源和發現自我的主題傾向，這一對人性的挖掘探索，也讓《中央車站》成了巴西電影的復興之作。
朵拉是在時代和親情中的失落者，約書亞是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失落者，他們原本毫無相遇的可能，卻終究因為內心還未對愛與信任完全絕望而走到了一起。印象最深的是約書亞和朵拉之間的一段對話，或許正是導演試圖表達的關於獲得幸福和救贖自我的主題闡述。
在路上，約書亞告訴朵拉，自己不喜歡坐公車，寧可搭計程車。朵拉卻告訴他，「你錯了，要搭就搭公車，公車有路線，有目的地。計程車沒有，開一開會迷路。」因為對生活沒有什麼追求，所以過得渾渾噩噩，可是一旦對現狀有了不滿，就會開始思考如何去改變現狀。因此很簡單，如果你覺得不幸福，那就勇敢行動，去尋找能夠讓自己踏實滿足的方法。而很多時候，我們獲得幸福的契機很簡單，甚至是一個人，或者是一件事，都能夠讓我們跳出既有的混沌圈。
不得不承認，有時電影真的是人類的老師。它只能呈現出光影聲畫，遠不如現實帶給我們的掣肘之多，卻能夠憑藉細緻的鏡頭語言和細膩的故事，用淚水和歡笑來教我們學會尊重一些東西，比如說愛，比如說溫暖，以及對自己的救贖。很幸運，在某個下午遇到了《中央車站》，也很幸運，它在二十多年後，依然帶給我著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