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 韓慶祥
【摘要】理清中國道路的核心要義及其政治意義、學理價值和實踐意義，就必須深入學理層次進行研究。首先，對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作出一個全新的判斷，即對道路的探尋是貫穿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一條根本主線。其次，運用「定性—定位—定標—定法—定力」的分析框架，揭示中國道路的核心要義及其生成機制。最後，從學理上提出一個全新的論斷，即中國道路具有本源意義，並對這一本源意義進行全方位的揭示：近代以降，中國的根本問題是針對「中國向何處去」而選擇一條正確的道路問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發展的邏輯，其核心是圍繞中國道路這一主線展開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發展的邏輯、新中國歷史發展的邏輯，其底色和本質是追尋正確的中國道路；改革開放歷史發展的邏輯，從根本上就是探究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之正確道路的邏輯；中國道路具有世界歷史意義，它具有歷史性貢獻、引導性貢獻、發展性貢獻、文明性貢獻和理論性貢獻。
【關鍵詞】中國道路；學術話語；馬克思主義發展史；本源意義
學術界、理論界對中國道路問題較為關注，時常把中國道路看作是一個根本性問題。然而，由於人們多把中國道路僅看作是一個政治問題而非學術問題，還沒有從學理上加以深入理解和闡釋，致使中國道路成為人們熟知並非真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一類問題。在把中國道路首先看作是政治問題的前提下，如何把中國道路也看作是一個學術問題，進而把中國道路由政治話語轉化為學術話語？如何從學理上理解和把握中國道路及其意義？迄今為止，學術界還未真正解決好這些問題，因而還沒有從學理上對中國道路作出一個精準、精煉、徹底、合乎邏輯且令人信服的闡釋，更沒有認識到中國道路所具有的本源意義。本文認為，把中國道路看作一個學術問題，進而從學理上加以深入探討，不僅有助於從外延上拓寬中國道路問題研究的學術空間，而且有助於從根本上深刻認識到中國道路所具有的本源意義。
一、對「道路」的探尋是貫穿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一條根本主線
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發展史？答案種種，然而還沒有哪一本著述把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從根本上明確看作是對道路問題探尋的歷史。
空想社會主義之所以是空想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它對未來理想目標的設想沒有建立在現實的基礎之上；二是它關於未來理想目標的實現較為注重人的理性、改良、道德教育、宣傳輿論、天才人物的作用，沒有真正找到切實可行的科學道路。於是，實現社會主義理想目標的道路問題就成為需要後人繼續深入探尋的一個根本性問題。
馬克思恩格斯把社會主義由空想變為科學，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對空想社會主義的變革主要體現在道路問題上。一是馬克思恩格斯把對未來理想社會之理想目標的設想建立在現實的基礎上，這一現實就是對社會基本矛盾的理解，就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規律和人類歷史發展一般規律的把握；二是馬克思恩格斯找到了一條實現社會主義理想目標的根本路徑，這就是《共產黨宣言》所確立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通過無產階級革命，消滅私有制，消滅剝削，進而解放無產階級，解放全人類，促進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發展。在馬克思恩格斯那裡，科學社會主義就是關於無產階級解放條件的學說，其核心就是致力於探尋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道路。
馬克思晚年集中思考和研究的是東方社會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其實質就是關於東方社會的發展道路問題。1867年，《資本論》第1卷出版後，俄國學者正在思考俄國廢除奴隸制後向何處去的道路問題。他們對《資本論》中所提出的由封建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變的歷史必然性、對俄國農村公社的命運尤其是俄國社會的發展道路等問題展開了激烈爭論。1881年初，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查蘇利奇致信馬克思，希望馬克思能說明對俄國農村公社的發展道路和發展命運的看法。馬克思針對他們提出的問題，也著重對東方社會發展道路問題進行思考，並作了回應。「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地塊個體耕作轉化為集體耕作，並且俄國農民已經在沒有進行分配的草地上實行著集體耕作。俄國土地的天然地勢適合於大規模地使用機器。農民習慣於勞動組合關係，這有助於他們從小地塊勞動向合作勞動過渡；最後，長久以來靠農民維持生存的俄國社會，也有義務給予農民必要的墊款，來實現這一過渡。另一方面，和控制著世界市場的西方生產同時存在，就使俄國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把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用到公社中來。」
列寧把科學社會主義由理論付諸實踐，「十月革命」就是科學社會主義在俄國的具體實踐。列寧在晚年從實踐到理論所探尋的根本主題，就是小農經濟佔優勢的俄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道路問題。列寧指出：當時俄國小農經濟佔優勢。要使小農經濟向社會主義過度，必須利用國家資本主義。他指出：「一切民族都將走向社會主義，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卻不會完全一樣，在民主的這種或那種形式上，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這種或那種形態上，在社會生活各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上，每個民族都會有自己的特點。」這裡所謂的走法，實質上就是道路問題。
自1921年中國共產黨登上歷史舞臺以後，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就具體體現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及其發展歷程上，亦即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歷史發展。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歷史發展進程首先表現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這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實現的。這一次結合的核心問題，就是關於中國革命的道路問題。當時毛澤東和王明的爭論實質上就是關於中國革命走什麼樣的道路這一根本問題。2014年4月1日，習近平在比利時布魯日歐洲學院演講時，回顧了當時中國是如何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1911年，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舊的制度推翻了，中國向何處去？中國人苦苦尋找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君主立憲制、復闢帝制、議會制、多黨制、總統制都想過了、試過了，結果都行不通。最後，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
1956年初，在中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將要確立這一歷史時刻，毛澤東把在新中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問題提到了重要議事日程，這一問題成為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所面對的最為緊迫的根本問題，這實際上也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問題。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曾經說過，我認為最重要的教訓是獨立自主，調查研究，摸清本國國情，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我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
這意味著：毛澤東特別強調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這一結合的核心問題，就是應該獨立思考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問題，這表明我們黨在精神上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和主動性。在這一問題上，我們黨既反省、反思了一定歷史時期對「蘇聯模式」的照搬，又強調了要破除迷信，反對本本主義、教條主義。這次結合，毛澤東明確將其稱之為第二次結合。毛澤東強調：汲取蘇共二十大的經驗教訓，「最重要的是要獨立思考，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對此，毛澤東深有體會地說：「民主革命時期，我們走過一段彎路，吃了大虧之後才成功地實現了這種結合，取得了革命的勝利。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第二次結合的主要理論成果，根據顧海良教授的研究，一是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理論；二是統籌兼顧、注重綜合平衡理論；三是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農輕重協調發展理論。在筆者看來，這其中最為核心的，是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理論。因為對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及其性質的理解，是關係社會主義如何搞法的一個重大問題。這個問題實質上就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問題。
1978年我國開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步伐以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就體現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新時期中國改革開放的具體實際相結合，這次結合的實質和核心就是對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道路問題的探究。根據歷次黨代會的主題，完全可以明確地把這條道路確定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黨的十八大的召開，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一個新的裡程碑。新就新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是實現「強起來」的新時代，是我國由大國向強國實現偉大飛躍的新的歷史方位。在這一新時代或新的歷史方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就具體體現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我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與大國成為強國即實現「強起來」的歷史實踐相結合。這次結合具有裡程碑意義，其結合之實質和核心就是要進一步深入探究實現「強起來」的具體道路問題。黨的十九大報告第四部分及其之後的內容主要就是對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具體道路的闡述。
由上可以看出，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從根本上就是對道路問題探尋的歷史。
二、運用「五定」總體框架揭示中國道路的核心要義及其生成機制
既然對道路的探尋是貫穿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一條根本主線，那麼，從學理上來講中國道路的生成機制是什麼？究竟什麼是中國道路的核心要義？或者說如何從學理上揭示中國道路的核心要義及其生成機制？中國道路，就廣義而言，主要包括中國革命的道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道路與和平發展道路；就狹義而言，主要是指當代中國致力於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裡，本文按照一個完整的邏輯框架，從五個維度力圖對中國道路尤其是狹義上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核心要義及其生成機製作出學理上的揭示。
（一）定性：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
揭示中國道路，首先要對中國道路進行定性，這主要回答「誰來領航」「往哪領航」的問題。這一維度講的是中國道路的本質邏輯。性質決定著方向，方向決定著道路。方向問題是中國道路的首要問題。
中國道路在性質上既不是走資本主義的邪路，也不是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最大的優勢。此外，是中國共產黨探尋並開創了中國道路。顯然，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道路最本質的特徵，它體現著中國道路的根本性質。
中國共產黨登上中國歷史舞臺，就開始探尋中國革命的道路問題；1956年，中國共產黨開始主動探究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問題；1978年我國開啟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共產黨真正開始探尋並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由於找到了正確的道路，就使得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歷史的邏輯確實如此：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改革開放。中國共產黨正是在探尋中國道路並創造歷史成就的過程中呈現出領導力的，也是在運用總體方略實現戰略目標的歷史進程中實現其領導力的。因此，只有讀懂中國共產黨，才能理解中國道路；只有理解中國道路，才有助於理解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道路中，之所以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是因為中國共產黨不僅是中國道路的真正探尋者、開創者與領航者，而且其指導思想具有引領力、奮鬥目標具有感召力、組織資源具有動員力、實現藍圖具有恆定力、自我革命具有淨化力。在中國道路的核心要義中，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具有總體性地位與核心性作用。
（二）定位：立足歷史方位
揭示中國道路，在搞清楚「誰來領航」「往哪領航」之後，邏輯上就必須進一步為中國道路進行定位，即搞清楚「我在哪裡」（「我在何處」）。這一維度，講的是中國道路的歷史邏輯，實際上是關於中國道路的歷史坐標問題。這裡所講的歷史坐標實質上就是中國道路所處的歷史方位。確定歷史方位至關重要，因為只有首先搞清楚「我在哪裡」（「我在何處」），才能進一步搞清楚「走向何方」。這在實質上講的是中國道路的總依據、立足點問題。
歷史方位既然是歷史坐標，它就確定著中國道路所處的歷史階段。在不同歷史階段，中國道路會有不同走法，同一條根本相同的道路也會有具體不同的走法。中國道路是中國共產黨在不同歷史階段且解決不同的社會主要矛盾和根本問題的進程中開創出來的。在1978年改革開放初期，即在我國「欠發展」的歷史方位，我們黨主要是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由此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或首要根本任務，就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決的方法是發展科學技術，利用市場機制。黨的十八大以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國發展進入了「發展起來以後」新的歷史方位。此時，我們黨與時俱進地把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作為社會主要矛盾，由此把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支柱，作為新時代新的歷史使命和奮鬥目標，把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實施「兩大布局」（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作為總體方略。顯然，中國道路既具有相對穩定性，也具有開放性和未完成性，具有與時俱進的品格，它不是封閉保守僵化的，而是開放創新發展的，是向世界開放的。
立足歷史方位的中國道路具有三大實踐功能。第一，保持清醒頭腦，不冒進、不保守。明確歷史方位，就知道「我在何處」。「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我們只能根據自己所處的歷史方位來確定奮鬥目標。這樣，就既不會冒進，也不會保守。第二，堅持與時俱進，不停滯、不封閉。隨著歷史進步和實踐發展，我們要與時俱進地確定奮鬥目標，並全力以赴地實現這一奮鬥目標，中國道路也隨之得以拓展。比如，隨著民族歷史日趨成為世界歷史，中國道路的世界維度會日益展現。只有這樣，才會不停滯、不封閉。第三，明確工作重點，不迷失、不折騰。明確工作重點，就可以緊緊圍繞工作重點做好工作，並以抓重點帶好面上的工作。這樣，既不迷失方向，也可避免瞎折騰。中國共產黨人十分重視歷史方位問題，並以此來與時俱進地拓展中國道路，推進中國發展。
（三）定標：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三大根本支柱
揭示中國道路，在搞清楚「我在何處」之後，邏輯上就需要對中國道路進行「定標」，回答「走向何方」的問題。確定「我在何處」，就是為了明確「走向何方」。這一維度講的是中國道路的目標邏輯。道路自然包含道路所指向和達到的戰略目標。戰略目標是中國道路的題中應有之義。沒有戰略目標的道路不能稱其為道路。
確定戰略目標，既要以實事求是地把握社會主要矛盾和所解決的根本問題為基礎和前提，也要以對「歷史方位」的定位為基礎和前提，確定戰略目標，與確定歷史方位直接相關，這叫作「定位」決定「定標」。在什麼樣的歷史方位，就確定什麼樣的戰略目標。也就是說，我們黨所確定並實現的戰略目標是歷史的、與時俱進的。在「欠發展」的歷史方位，鄧小平首先判定我國的社會主義依然處在「初級階段」，因而其首要根本任務和奮鬥目標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習近平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確定為進入了新時代，我國發展進入了新的歷史方位，即我國「發展起來以後」的歷史方位。由此，他把「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戰略目標。這樣的邏輯次序可歸結為：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從根本上影響著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以，在中國道路中，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三大根本支柱。
中國道路中的戰略目標，主要表達的是中國道路的目標追求和價值取向。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都是社會主義的目標追求和價值取向。這種戰略目標超越了以資本為主導的邏輯，走出了一條把物的發展和人的發展統一起來的以人民為中心的全面現代化道路，這是中國道路的核心。因為現代化首先是解決「物」的問題，然後在邏輯上進一步解決「人」的問題；這種戰略目標凝聚著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共同目標追求，突顯了社會主義和現代化的本質屬性，從而使社會主義和現代化互相促進、相輔相成；它注重共同富裕和每個人的全面發展，更具有感召力和凝聚力；它所呈現出的現代化是全面發展的現代化，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方方面面。它具有三大實踐功能，一是明確前進方向，激發人們的主動性、能動性；二是明確奮鬥目標，振奮人心、鼓舞鬥志；三是畫出最大同心圓，具有凝心聚力作用。
（四）定法：把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並實施「兩大布局」作為總體方略
揭示中國道路，接下來的邏輯，就是對中國道路進行「定法」，回答「如何走法」的問題。這一維度，講的是中國道路的實踐邏輯。所謂定法，就是確定實現戰略目標的根本路徑和方法，亦稱總體方略。這是中國道路的一個核心內容。
戰略目標確定之後，接著在邏輯上就要確定實現戰略目標的總體方略。為實現戰略目標，就必須進一步確定好實現戰略目標的總體方略。為實現上述所講的戰略目標，習近平提出了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這實際上講的就是實現戰略目標的總體方略。在這一總體方略中，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是「總框架」，新發展理念是「路線圖」，「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牛鼻子」。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意味著中國道路在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領域都有具體的體現。新發展理念在中國道路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從「路線圖」的高度來講如何使大國成為強國進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它體現了中國特色和社會主義本質的有機統一，體現了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的有機統一，體現了國內發展和國際發展的有機統一，體現了中國視野和世界眼光的有機統一，是對我國發展起來以後的發展新格局作出的頂層設計和戰略謀劃。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意味著要緊緊扭住「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這個「牛鼻子」，來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來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
（五）定力：整合推動力量，使黨的領導力量、市場配置力量和人民主體力量形成合力
揭示中國道路，在邏輯上，還要進一步揭示中國道路所蘊含的推動力量，即蘊含的「定力」，回答「動力何來」的問題。這一維度，講的是中國道路的制度邏輯。所謂定力，就是揭示實現戰略目標的推動力量。路是要走的，道路是走出來的，走就需要力量來推動。沒有力量推動，戰略目標及總體方略都實現不了。推動力量是中國道路中不可或缺的一項重要內容。這種推動力量可概括為：積極整合黨的領導力量、市場配置力量和人民主體力量並形成合力。其中，黨的領導力量是根本，市場配置力量是手段，人民主體力量是目的。
把推動力量作為中國道路的核心要義之一有其重要依據。第一，具有歷史依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開創是從社會結構轉型開始的。現代化的本質是「社會結構轉型」，即由傳統的社會結構轉向現代的社會結構。當代中國通過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進程，本質上就是中國「社會結構轉型」的進程。1978改革開放以後，我國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1992年，我國正式明確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出現，逐漸改變了我國傳統的社會結構，使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發生轉型。這種轉型，首先體現在市場配置的力量在生長。隨著市場配置力量的生長，最直接的影響，就是人民的主體力量也不斷增長。因為市場配置力量的生長，會不斷增強人民的利益、能力、自立意識，以及主體、獨立、自主、平等、民主意識，進而會使人民的各種訴求不斷覺醒和增強。當前，人民的能力、自立、自主、民主意識的增強，就是人民主體力量增強的具體體現。隨著市場配置力量、人民主體力量的不斷增強，會內在要求政府轉變傳統職能，由管制型政府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且仍具有主導作用的公共服務型、治理型政府轉變。這樣，整個中國的社會結構就會發生如下變化：即逐漸形成以黨的領導力量、市場配置力量和人民主體力量為核心要素而構成的新型社會結構。這種結構，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的本質力量結構。第二，具有理論依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首先是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就是堅持勞動人民立場，它把人民群眾當作社會歷史發展的主體，當作社會歷史發展的動力，當作推動社會歷史發展的力量源泉，當作社會歷史發展的目的。由此，中國道路必須注重人民主體力量。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所以稱其為社會主義的本質或根據。離開這一點，就不是社會主義，也談不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為「中國特色」，從根本性來看，在經濟上主要體現為市場經濟。因為在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中，在馬克思恩格斯對社會主義的理解中，是找不到市場經濟的。由於中國特殊的國情，由於中國要集中力量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也由於只有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才能真正實現社會主義，所以，我們就利用了市場經濟和市場機制，這就使中國的社會主義具有了「中國特色」。所以，注重市場配置力量，就成為中國道路之「中國特色」的一個核心要義。不僅如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為「中國特色」，從根本性上說，在政治上主要體現為黨的領導。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以及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和根本要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歷史和實踐表明，在1978年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在正確決策的前提下，黨和政府集中一切資源和力量解難題、辦大事、加速度，大力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中國特色」最鮮明的本質特徵。實際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現在經濟、政治和社會領域，就分別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和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主體力量。換一種表述，就是注重市場配置力量、黨的領導力量和人民主體力量。第三，具有實踐依據。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所以，在中國道路所蘊含的核心力量結構中，黨的領導力量是首要的。人民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最大底氣，人民是中國共產黨最根本的依靠力量，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黨的奮鬥目標，為中國人民謀幸福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要把人民放在我們黨心目中最高的位置。由此，只有讀懂人民，才能真正讀懂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道路所蘊含的核心力量結構中，人民主體力量是必不可少的。在黨的基本路線中，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必須堅持改革開放，而改革之一的經濟體制改革之大方向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其目的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由此，市場配置力量在經濟領域至關重要，應成為中國道路所蘊含的核心力量結構中的一個重要要素。因此，黨的領導力量、市場配置力量和人民主體力量構成中國道路中的三種根本力量。中國道路不僅注重黨的領導力量、市場配置力量和人民主體力量，而且注重整合這三種力量並形成合力。只有整合併形成合力，才能真正實現戰略目標，也才能真正顯示出中國道路的獨特優勢和重大作用。
要正確處理政黨、市場和人民的關係，就需要從制度上給出合理的設計。從制度設計上，這種關係，就是中國共產黨要有效合理利用和駕馭資本，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制度上的合理設計，能夠避免階級分化和社會衝突，能夠更好地促進公平正義和維護社會和諧。可見，從制度角度看，中國道路的核心，就是要構建一套既能讓中國共產黨駕馭市場經濟、又能保證政治權力為人民謀幸福的制度體系，它構成中國道路的制度支撐。由此，從根本上說，中國道路的制度邏輯，就是構建政黨、市場、人民三大核心要素之間的制度體系。
綜上所述，從學理上可以把中國道路的核心要義及其形成機制概括為：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立足歷史方位，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三大根本支柱，自覺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實施「兩大布局」，整合黨的領導力量、市場配置力量和人民主體力量並形成合力。這些核心要義具有嚴密的內在邏輯，構成一個有機整體。
三、中國道路的本源意義
在詳盡考察、分析馬克思主義發展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發展的邏輯、中國共產黨歷史發展的邏輯、新中國歷史發展的邏輯、我國改革開放歷史發展的邏輯、世界歷史發展的邏輯，以及近代以來中國所面臨的「向何處去」這一根本問題之後，就會發現：中國道路具有本源意義，它是解釋上述發展邏輯和根本問題的一種「框架」、一把「鑰匙」。回溯中國共產黨成立近100年來的歷史，首先要從總體上解答好三個影響中國發展命運的根本性問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為什麼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麼好？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要解答好這三個根本性問題，理論必須徹底，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要抓住問題的根本；問題的根本，就是必須從中國道路中尋找問題的本源，尋找問題的真實答案。這裡所講的本源意義，是指中國道路是理解近代以來中國的總體性問題的根本、根底、根據和基礎。
（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發展的邏輯，核心是圍繞中國道路這一主線展開的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發展的邏輯，本質上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邏輯。它涉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具體實際兩個根本方面。如上文所述，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史，從根本上就是對道路問題探尋的歷史。
近代以來中國的具體實際，也就是中國的根本問題，歸根到底，就是對中國道路的探尋。近代以降，中國就處在迷茫彷徨當中，其主要原因就是沒有找到一條救國之路。當時，各種各樣、五花八門的「主義」在中國都嘗試過，也都在解決一個根本問題：中國向何處去？因為舊的制度被推翻以後，「中國向何處去」的道路問題便成為具有根本性的問題。當時許多仁人志士都在苦苦尋找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但各種各樣的方案都行不通。就是說，當時沒有一個「主義」和「方案」能解決中國的道路問題。
馬克思主義傳播到中國來，就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程，且一下子就在中國落地、紮根、開花、結果了。為什麼？其中最根本的就是馬克思主義在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找到了能解決中國問題的正確的中國道路。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即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的第一次結合，是在新民主主義時期進行的。這次結合的實質，是關於中國革命的道路問題。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人最關注的，是採取什麼樣的革命道路才能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當時在黨內就中國革命的道路問題展開了激烈爭論，爭論的焦點是採取城市武裝暴動的道路，還是採取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歷史、實踐與中國共產黨人最終選擇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於是便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飛躍，其成果就是毛澤東思想。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即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的第二次結合，是在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的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時期。這次結合，毛澤東明確將其概括為第二次結合，而且認為結合的核心，就是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問題。這一時期，有一個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之選擇問題。到底是選擇「蘇聯模式」，還是走「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當時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向蘇聯學習」在當時的中國是社會共識，「蘇聯模式」對當時中國的影響比較大。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召開，是蘇聯歷史乃至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會上主要批判了對史達林的個人崇拜。中國方面認為，蘇共二十大在破除史達林的個人崇拜並揭露其錯誤的嚴重性方面具有積極意義，同時又認為赫魯雪夫全盤否定史達林的做法是不對的。因此，中共中央一方面採取維護史達林的立場；另一方面開始以蘇為鑑，反對本本主義和教條主義，並自覺主動地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建設社會主義的獨立的正確道路。
根據最為權威的表述，應當說毛澤東所講的「第二次」結合，與1978年改革開放新時期我們黨的政治文獻所講的「第二次」結合，既有區別，也有內在的邏輯聯繫。毛澤東所說的「第二次」結合，其實就是要探索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這條道路就是具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道路。這與改革開放新時期我們所講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具有異曲同工之處，都是對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問題的探索。然而，毛澤東所講的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只是一種初步的思考和探索，還沒有形成一種完整的實踐形態和理論形態，它是向我們黨的政治文獻所講的真正意義上的「第二次」結合的過渡，因而還是一種「知性感悟」，還沒有真正從總體上、根本上達到「理性自覺」。不過，前者為後者提供了啟示，這就是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必須具有中國特點。因此，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真正意義上的第二次結合的歷史節點是1978年我國開啟的改革開放。這種意義上的結合，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改革開放具體實際相結合，其成果就是在我國「欠發展」歷史方位為實現「富起來」而形成的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這裡的第二次結合及其形成的黨的創新理論成果，其實質就是開創並發展、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它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飛躍。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即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的新的偉大飛躍，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逐步進行的。這次結合的實質和核心，是關於實現「強起來」的道路問題。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在這一新時代或新的歷史方位，馬克思主義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正在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的偉大飛躍。從總體上講，強調這是一次新的飛躍，就在於黨的十九大報告所講的，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史上、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在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在中國共產黨創新理論發展史上，具有重大意義。這裡講的在發展史上的重大意義，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是具有裡程碑意義且要載入史冊的，而載入史冊的，往往都是具有標識性、代表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在本質上就蘊含著要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的偉大飛躍，這種飛躍是具有標識性和代表性的。具體來講，強調這是一次新的飛躍，理由在於：
第一，歷史方位及其解決的社會主要矛盾不同。社會主要矛盾，是對社會發展整體狀況進行總體概括的一個重要概念。在我國「欠發展」的歷史方位，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主要是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而在我國「發展起來以後」的歷史方位，則主要是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前者意在解決我國「欠發展」的問題，即落後的社會生產問題，致力於把蛋糕做大，後者意在解決我國「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即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致力於推進全面協調充分發展，使人民過上美好生活，實現強起來。「發展起來以後」「美好生活需要」「不平衡不充分發展」，顯然分別是比「不發展」「物質文化需要」「落後的社會生產」高一個層級的概念，或者二者屬於不同層級的概念。第二次飛躍主要解決我國「欠發展」歷史方位的社會主要矛盾，新的偉大飛躍則致力於解決我國「發展起來以後」歷史方位的社會主要矛盾。第二，歷史使命（歷史任務、奮鬥目標）不同。第一次飛躍主要肩負著實現「站起來」的歷史使命，第二次飛躍主要肩負著實現「富起來」的歷史使命，而新的偉大飛躍則主要肩負著實現「強起來」的歷史使命，因為我們迎來了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換言之，「強起來」就是對「富起來」的偉大飛躍。第三，道路的歷史內涵不同。第一次飛躍的核心是探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使中華民族（中國人民）站起來的革命道路問題，第二次飛躍的核心是探尋我國「欠發展」歷史方位實現中華民族（中國人民）富起來的道路問題，而新的偉大飛躍的核心是探尋「我國發展起來以後」的歷史方位實現中華民族（中國人民）強起來的道路問題。第四，主線不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新時期（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有聯繫，都堅持一個主題，即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有不同。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主要是圍繞如何實現「富起來」這一主線，來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則主要是圍繞如何實現「強起來」「民族復興」這一主線來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第五，現代化階段不同。1956年前後我國所講的現代化，還處於現代化的謀劃階段，而且主要是對經濟建設或產業布局方面的謀劃；1978年之初我國所建設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主要處於現代化起飛階段；以2012年黨的十八大召開為歷史節點，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入新時代，進入新的歷史方位，這就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時代，可稱之為現代化強國階段。之所以講要實現新的偉大飛躍，是由於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階段不同。第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人們心中的地位不同。1978年改革開放初期，人們較多地是從初級階段、基本國情、生產力發展水平、社會主要矛盾等方面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行辯護，論證其歷史必然性和價值合理性，相對注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中國特色」；而在新時代，人們則基於「極不平凡」「解決難題」「辦成大事」「歷史性成就」「歷史性變革」「迎來了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偉大旗幟高高舉起」「拓展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提供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不斷走近世界舞臺中央並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等，更加堅定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自信，相對注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中國貢獻」「世界意義」與「主體性」。第七，中國在世界中的地位不同。在「欠發展」的歷史方位，中國處在世界舞臺邊緣，如果再不發展，就有被開除球籍的危險，所以1978年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強調追趕現代化；在新時代或新的歷史方位，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不斷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由此，我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積極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積極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世界舞臺上的影響力不斷提升，逐漸改變了在國際話語權中「西強我弱」的不利局面。
通過上述考察分析，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發展的邏輯進程中，由於找到了不同歷史時期的正確道路並促使中國走向成功，這就為回答「馬克思主義為什麼行」提供了真實的答案。
（二）中國共產黨歷史發展的邏輯、新中國歷史發展的邏輯，其本質、底色和中軸就是對正確的中國道路的追尋
對道路的探尋，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一條根本主線，也是近代以來貫穿於中國共產黨歷史發展邏輯、新中國歷史發展邏輯的一條根本主線。只有讀懂中國道路，才能為理解和把握近代以來中國共產黨歷史發展邏輯和新中國歷史發展邏輯提供一把鑰匙。
只有讀懂中國道路，才能真正理解中國共產黨歷史發展的邏輯。自從中國共產黨成立那天起，中國共產黨人就開啟了探尋中國發展道路的歷史。中國共產黨發展的歷史，從根本上就是對中國道路探尋而發展的歷史。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歷史大致可以劃分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新中國成立後的社會主義改造和1956年後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時期、改革開放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等四個歷史時期。貫穿這四個歷史時期的一條主線，就是對中國道路的探索。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探索的根本主題是關於中國革命的道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最終找到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其結果是中華民族站起來了。新中國的成立尤其是1956年之後，中國共產黨人探索的核心主題，就是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問題。1978年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共產黨人探尋的根本主題，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道路問題，我們終於找到了這條道路，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黨的十八大召開，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新時代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人繼續探尋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之新的歷史形式，依然是至關重要的。正如習近平所強調的：「道路問題是關係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第一位的問題，道路就是黨的生命。」「我們黨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探索並形成了符合中國實際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種獨立自主的探索精神，這種堅持走自己路的堅定決心，是我們黨不斷從挫折中覺醒、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的真諦。魯迅先生有句名言：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辯證統一，是根植於中國大地、反映中國人民意願、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的科學社會主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只要我們堅持獨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毫不動搖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我們就一定能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就一定能在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只有讀懂中國道路，才能真正把握新中國歷史發展的邏輯。這一邏輯，就是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標誌著中華民族站起來了，從此要繼續迎來實現富起來的偉大飛躍，這將會帶來歷史性變革，並尋求實現富起來的根本道路。由此，1978年我國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實現富起來的根本道路。從新時期到黨的十八大召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標誌著中華民族富起來了，從此又要繼續迎來從富起來到實現強起來的偉大飛躍，這也會帶來歷史性變革，並尋求實現強起來的根本道路。這一變革，就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所講的推進全面深化改革，也是黨的十九大報告所講的歷史性變革。這種歷史性變革主要體現在：在總體上，把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看作是關乎我國發展全局的一場深刻變革；在經濟領域，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施高質量發展，使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在政治領域，既加強黨對一切的領導，又推進全面從嚴治黨，還致力於建設法治國家，從而使中國共產黨成為最高政治力量；在文化領域，積極加強意識形態建設，注重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全黨、教育人民；在社會領域，既積極促進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又推進社會治理創新；在科技創新領域，通過幾十年的不懈努力，在許多關鍵領域獲得技術領先地位，進而成為世界上強大的科技創新中心；在軍事領域，積極推動中國軍隊最大規模的改革，強調全面從嚴治軍，即政治建軍、改革強軍、科技興軍、依法治軍；在外交政策和國際戰略領域，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建設「一帶一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這些變革中，會不斷豐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新的歷史內涵。換言之，這些歷史性變革背後的內在邏輯，就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
正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我們找到了實現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正確道路，並促使國家走向成功，這就為回答「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提供了真實的答案。
（三）改革開放歷史發展的邏輯，從根本上就是探究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之正確道路的邏輯
只有讀懂中國道路，才能真正理解中國改革開放歷史發展的邏輯。改革開放歷史發展的邏輯，從根本上就是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邏輯，這實際上也是改革開放歷史發展的本真底色。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主要致力於探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中國道路，這條道路終於找到了，那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我們所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首先講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所以，堅定「四個自信」，把堅定道路自信置於首位。習近平指出：「改革開放之初，我們黨發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號召。」其實，鄧小平的歷史性貢獻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偉大的貢獻，就是他領導全黨全國人民成功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1982年9月，在黨的十二大開幕式上，鄧小平明確指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正如習近平指出的：「中國發展的實踐證明，當年鄧小平指導我們黨作出改革開放的決策是英明的、正確的，鄧小平不愧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不愧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創者。」實際上，道路問題是鄧小平理論所解答的最根本的問題。如果作認真深入的思考就會發現，鄧小平理論體系中的基本理論觀點都是圍繞選擇、堅持、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而展開的。江澤民把「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看作探索實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核心內容，他指出：「中國的社會主義既不是蘇聯模式，也不是東歐模式，而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走這條道路，是中國人民經過一百多年的奮鬥與探索作出的歷史性選擇。」新世紀以來，國內外形勢發生了新的變化。如何緊緊抓住和利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戰勝一系列嚴峻挑戰，奮力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推進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是對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集體之智慧和勇氣的極大考驗。在這種情境下，胡錦濤鮮明地指出：「毫不動搖走黨和人民在長期實踐中開闢出來的正確道路，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為任何幹擾所惑。」為解決「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實現發展」而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其實質、核心是探索中國科學發展的道路，這是新時期探索實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又一突破。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國發展進入新的歷史方位。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緊緊圍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來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並基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精進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繼續書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篇章，由此也把道路問題看作第一位的問題。習近平之所以把道路問題看作第一位問題，正如他所強調的：「無論搞革命、搞建設、搞改革，道路問題都是最根本的問題。」
正是這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創造了中國奇蹟。可以把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巨大成就稱為中國奇蹟，也應該成為我國學術研究的一個重大課題。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從學理上揭示中國奇蹟發生的本源？或者「中國奇蹟到底是如何發生的」？某些西方學者用「西方模式」解釋中國奇蹟，認為中國是因為實行了「國家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等而創造了中國奇蹟的。中國學者理應從學理上掌握解釋中國奇蹟的話語權。可從許多角度來解釋中國奇蹟發生的原因，筆者認為首要或根本的，是要從中國道路中去尋找中國奇蹟發生的本源，或聚焦於中國道路這一本源，來解釋中國奇蹟到底是如何發生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在探索和實踐中找到了、堅持了、拓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我們黨能夠創造出人類歷史上前無古人的發展成就，走出了正確道路是根本原因。習近平在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古今中外的歷史都告訴我們，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能夠亦步亦趨走別人的道路實現自己的發展振興，也沒有一種一成不變的道路可以引導所有民族實現發展振興；一切成功發展振興的民族，都是找到了適合自己實際的道路的民族。」習近平在世界經濟論壇2017年年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中又強調：「經過38年改革開放，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道路決定命運。中國的發展，關鍵在於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走出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這實際上就是說，要從中國道路中尋求創造中國奇蹟的本源或真實答案。
1.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就能創造中國奇蹟
中國共產黨能用指導思想引領各種社會意識，以統一人們思想，使之達至共識。一個社會往往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社會意識。對這些社會意識不加以整合和引導，社會就是一盤散沙，既缺乏正確的方向，也易出現分化的局面。中國共產黨自從登上中國歷史舞臺那天起，就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不斷推進理論創新，與時俱進地提出了一系列先進的指導思想，並用不斷發展著的、先進的指導思想整合和引領各種社會意識，統一人們的思想，從而既使人們在思想上達成共識，也明確了前進方向。達至共識並具有明確方向，就會形成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能使人們全力以赴朝著一個正確的方向前進，這必然促使中國走向成功。歷史和實踐表明：一個國家和社會的發展要取得巨大成就，必須有先進的思想作指導。
中國共產黨能用奮鬥目標凝聚黨員幹部，使其凝聚在黨中央的周圍，並構成一個有機整體。在一個社會中，每個人都具有自己的目標追求。一個政黨內的每一位黨員也具有自己的目標追求。中國共產黨不斷運用其確立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運用中國共產黨人的價值觀，運用其確立的奮鬥目標，來凝聚並感召每一位黨員幹部，從而使每一位黨員幹部成為黨組織中的一個有機體。這一有機體可以構成一個具有戰鬥力的整體，從而能激發黨員幹部的創新活力，使其具有無堅不摧的力量。這正是中國共產黨攻堅克難的雄厚資本，是中國共產黨戰勝一切困難的重要法寶。
中國共產黨在正確決策的前提下，能組織動員國家一切資源力量解難題、辦大事、加速度。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具有領導力、組織力、動員力的政黨，是中國的最高政治領導力量，可以運用自己的威望，運用各級黨組織、運用舉國體制來解難題、辦大事、加速度。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領導力、組織力、動員力，所具有的解難題、辦大事的能力，是世界上其他一切政黨所無法比擬的。正是這種領導力、組織力和動員力以及解難題辦大事的能力，使中國共產黨幹成了一個個讓世界矚目且具有奇蹟性的大事，解決了一個個難題，也加快了中國發展的速度。
中國共產黨能一脈相承、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努力把一張藍圖繪到底。善於戰略謀劃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一條基本經驗。戰略謀劃，一般包括三個核心環節，即「戰略目標——總體方略——戰略安排」。這種戰略謀划具有自主性，已達到高度自覺。它凝聚著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共同追求，具有感召力和凝聚力，不僅使我們黨解決了一個個難題，辦成了一個個大事，而且使中國共產黨十分注重行動，能一個目標接著一個目標來實現，即能使一張藍圖繪到底，這對創造中國奇蹟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國共產黨能用嚴明的紀律規範全體黨員行為，以提升黨員的格局和境界。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有核心、有理論、有價值觀、有組織、有制度的政黨，也是一個有章可循、有紀可依的政黨。這種政黨不僅把每一個黨員幹部的行為納入黨章黨紀的框架內，使其行為有規範有約束有秩序，而且能勇於自我革命，把較低的格局、境界提升為較高的格局、境界，從而使其具有先進性。這種先進性不僅有助於消除黨內的不良傾向和作風，使中國共產黨人自身硬，從而能把堅硬的「鐵」打好，而且也有助於樹立中國共產黨的威望和權威，使人們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圍，跟著中國共產黨走，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努力實現其戰略目標，從而取得巨大成就。
2.立足歷史方位且與時俱進就能創造中國奇蹟
確立歷史方位並與時俱進，找準歷史坐標，有助於對我國的發展階段、本質特徵、實踐要求作出科學研判，進而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採取正確的行動。一切失敗，都與缺乏科學研判和決策失誤有關，一切成功的重要前提，都源於科學研判和正確決策。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立足歷史方位並與時俱進地根據實踐發展新要求，從總體上能作出科學研判和正確決策，進而採取正確的行動。這可以使我們避免瞎折騰、走極端，從而取得重大成就。
明確歷史方位並與時俱進，有助于堅持實事求是、把握歷史坐標、抓住主要矛盾。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首先要認識世界，對客觀世界、客觀事物與基本國情作出科學研判，進而在此基礎上作出科學決策。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必須堅持實事求是，從客觀實際出發，確立正確認識客觀世界、客觀事物與基本國情的出發點。實事求是能使我們立足基本國情，反映時代、實踐、現實發展態勢，確定歷史發展方位；能使我們把握社會主要矛盾和事物特殊矛盾；能使我們把握事物存在和發展的特點；能使我們把握我國發展的獨特優勢和短板；能使我們把握歷史發展規律，與時俱進地緊跟時代步伐。因而，堅持實事求是，有助於解決「態勢」「方位」「矛盾」「特點」「優勢」和「與時俱進」的問題，這是取得成功的一個關鍵。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了成功，在于堅持實事求是；1978年以來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既在於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實事求是，確定中國社會主義依然處在初級階段，也在於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實事求是，確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國發展進入新的歷史方位。從客觀實際出發認識客觀世界、客觀事物與基本國情的本來面目，核心是要揭示客觀世界、客觀事物中的內在矛盾，尤其是社會主要矛盾。因為矛盾決定著世界和事物的本質、性質和狀況。中國共產黨把揭示社會主要矛盾作為判斷中國國情的基本依據之一，作為把握經濟社會發展整體狀況的主要依據之一，作為制定路線方針政策的主要依據之一，作為治國理政的基本遵循。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們黨明確了我國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於是，當時我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發展都聚焦於解決這一社會主要矛盾，從而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們黨明確了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意味著新時代我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個領域都要聚焦於解決好這一社會主要矛盾。聚焦於解決好社會主要矛盾，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在治國理政實踐中，在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能抓住治國理政的根本，也能抓住事物的本質，也意味著其治國理政已經達到高度的理性自覺。揭示社會主要矛盾，其首要目的，是為了找到治國理政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問題是事物矛盾的表現形式，矛盾即問題。揭示客觀世界和客觀事物內部的主要矛盾，發現社會主要矛盾，就能發現並致力於解決客觀世界、客觀事物以及工作中存在的根本問題，發現客觀世界、客觀事物以及工作中的根本問題，也就找到了全部工作的重點。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一個鮮明特徵，就是注重堅持實事求是，把握主要矛盾，解決根本問題，明確工作重點，這既找到了治國理政的基本遵循，又注重把解決主要矛盾和根本問題引向一個正確、合理的方向，還能抓重點帶一般，從而積極推進中國快速發展。找到治國理政的基本遵循，理出中國發展的邏輯、綱目、頭緒和抓手，是創造中國奇蹟的一個重要原因。
3.明確戰略目標有助於創造中國奇蹟
戰略目標明確了人們前進的方向，能激發人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一個具有戰略目標且堅定不移地實現戰略目標的政黨、國家和民族，才會有決心進而自覺主動地去戰勝各種艱難險阻，從而奪取一個又一個勝利，取得一個又一個成就。1978年以來，我們黨與時俱進地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進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為戰略目標，並把各種資源和力量匯聚於實現這一戰略目標，從而使廣大黨員幹部（關鍵少數）和人民群眾（絕大多數）明確了奮鬥方向，也激發了廣大黨員幹部和人民群眾實現戰略目標的主動性。主動性區別於被動性，它是一種精神狀態，也是一種精神動力，更是一種積極進取精神，正這種精神狀態、精神動力和積極進取精神，使我國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戰略目標明確了人們追求的最大公約數，進而能凝心聚力，使人們達成共識。一個政黨、國家和民族要健康順利發展並取得驕人成就，就必須團結一心、凝心聚力，這就需要在戰略目標上凝聚最大共識。改革開放以來，最能凝聚人心和共識的，就是確定好人們共同追求的戰略目標，並以正確的路徑和方式來實現戰略目標。因為這能使人們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讓一切創造財富源泉湧流、讓一切創新能力迸發。改革開放之初，我們黨把大力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作為首要根本任務，贏得了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廣泛認同，激發了千百萬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從而推動了中國社會大踏步發展，也取得了驕人成就；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提出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進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總任務和總目標，這不僅激發起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奮鬥精神，而且具有凝心聚力作用，使人們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這將會進一步推進中國發展並取得重大成就。
4.採取有效的總體方略會使中國創造奇蹟
實施正確的總體方略，能使人們抓住實現戰略目標的「總框架——路線圖——牛鼻子」。只具有戰略目標，而沒有採取切實有效的路徑和方法，實現戰略目標就是一句空話。一個政黨創造的執政奇蹟與施政方略緊密相關，一個國家的發展奇蹟與戰略運籌密切相連。毛澤東指出：領導幹部要有「戰略頭腦」，否則「一著不慎，滿盤皆輸」。習近平指出：「戰略問題是一個政黨、一個國家的根本性問題。戰略上判斷得準確，戰略上謀劃得科學，戰略上贏得主動，黨和人民事業就大有希望。」中國共產黨善於作戰略謀劃和戰略安排，而戰略謀劃得好，常常會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正由於中國共產黨善於作戰略謀劃和戰略安排，而且在戰略上判斷得準確、謀劃得科學、贏得了主動，從而為實現戰略目標提供了根本遵循，也抓住了實現戰略目標的關鍵因素。這是創造中國奇蹟的一個重要原因。
實施正確的總體方略，能使我們發揮發展優勢、補齊發展短板、打牢發展支點。發揮發展優勢、補齊發展短板、打牢發展支點，是一個國家、一個地區推進發展的「鐵律」。發揮發展優勢，能實現重點突破，並帶動其他方面的發展，進而實現快速發展；補齊發展短板，能實現全面發展和協調發展，進而提升發展質量、效益和水平，使發展具有可持續；打牢發展支點，能使永續發展具有堅實的基礎。改革開放之初，我們黨相對注重發揮發展優勢，注重重點突破，強調使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發展起來、先富起來；黨的十八大以後，我國發展起來了，且努力使大國成為強國。此時，黨中央治國理政的一個鮮明特點，就是注重補齊發展短板、打牢發展支點。如在經濟領域積極推進精準脫貧，在政治領域主動解決黨內政治生活中的「寬鬆軟」，在文化領域注重解決「低俗」「媚俗」「庸俗」，在社會領域注重保障民生和推進社會治理，在生態領域注重汙染防治，等等，這些都旨在補齊發展短板，提升發展質量和水平。新發展理念，在實質上就是使大國成為強國的五大根本支點，使中國的發展建立在更為堅實和牢固的基礎之上，經得起「風吹浪打」「壓力測試」「高手過招」。歷史和實踐證明，重點突破、快速發展、全面發展、協調發展、持續發展、高質發展，是中國取得奇蹟的一個重要原因。
5.整合推動力量必將創造中國奇蹟
整合推動力量，能使力量形成合力。推動當代中國發展的力量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三種力量最為根本，一是黨的領導力量，二是市場配置力量，三是人民主體力量。這三種力量相互制約、相互協調並形成合力，必然形成一種既強大又平衡的能量，從而使中國創造出驚人的奇蹟。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歷史發展的長過程看，黨的領導力量既能使經濟社會發展具有動力，也能使經濟社會發展達到和諧。人民群眾的勤勞致富、創造財富、默默奉獻、任勞任怨，是創造中國奇蹟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市場配置力量，不僅能把民營企業、私營企業、個體工商戶的積極性調動起來，解放和發展經濟生產力，而且能使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在市場經濟的大海裡得到淬鍊，從而具有奮鬥精神、吃苦精神、開拓精神、創新精神，提升其創新能力。這也是使我國經濟獲得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
正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找到了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正確道路，並創造了中國奇蹟，所以完全可以從這條道路中尋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麼好」的真實答案。
（四）中國道路具有世界歷史意義
1956年，毛澤東就指出：進入21世紀，中國的面目要大變，中國應當對人類有較大的貢獻。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也曾有類似的發問。幾十年後，承繼馬克思主義對道路問題的一以貫之的持續探索，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終於找到了一條能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道路。這條道路為世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因而具有世界歷史意義。
第一，中國道路使科學社會主義在當代中國煥發勃勃生機。這是中國道路對科學社會主義、世界社會主義的歷史性貢獻。以《共產黨宣言》發表為標誌，科學社會主義已誕生170多年。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社會主義在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之後一度處於低潮，「社會主義失敗論」「中國崩潰論」「歷史終結論」等也曾狂躁一時。然而，中國共產黨人頂住各種風暴和壓力，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並與時俱進地拓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斷創造中國奇蹟，從而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廣，使科學社會主義在當代中國煥發出生機活力。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第一次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思想時，指出這是總結歷史得出的結論。從那時起，中國共產黨人就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經過幾代中國共產黨人一以貫之地接力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在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更加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狀態和一往無前的奮鬥姿態為實現強起來而持續奮鬥，朝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偉大夢想闊步前行，進而使社會主義包括科學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走向高潮。
第二，中國道路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路徑。這是中國道路對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引導性貢獻。實現現代化是世界各國共同的願望。發展中國家如何走向現代化？這是一個實踐課題，也是一個世界課題。「拉美現象」表明：許多發展中國家建設現代化陷入了對西方模式的路徑依賴，用西方的「鞋」套本國的「腳」，最終以陷入困境而告終。當時一些拉美國家紛紛走西方的路，不但沒有解決好自身的發展問題，反而導致兩極分化、環境汙染，使本國發展陷入低谷。1978年以來，中國共產黨根據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國情，自主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並堅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既解決了中國「欠發展」的問題，又改變了長期以來西方現代化模式佔主導地位並壟斷話語權的格局，打破了「全球化=西方化、西方化=現代化、現代化=市場化」的思維定式和「美麗神話」；不僅使中國人民富起來了，而且將迎來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由此，中國道路給發展中國家的最大啟示就是：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模式，各個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不是唯一的；發展中國家要走向現代化，不能再走西方的路，而應根據本國的歷史、文化、傳統、國情，自主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並堅定不移地堅持走自己的路，注重本國發展道路的內生性、獨立性、自主性和主體性。只有這樣，本國才能獲得其生存發展的主動權、主導權。
第三，中國道路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新的選擇。這是中國道路對那些希望解決好本國發展問題的國家和民族的發展性貢獻。發展中國家都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要做到這兩點，可以從中國道路中獲得啟示。中國道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注重基於歷史方位並與時俱進地確定戰略目標，且採取有效的總體方略並以一張藍圖繪到底的恆力來實現戰略目標，還注重市場配置力量，這顯然有助於加快發展；同時，中國道路在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前提下，積極使黨政主導力量、市場配置力量、人民主體力量形成合力，這又保持了中國發展的獨立性。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希望加快發展，就要堅持本國執政黨的正確領導，根據歷史和時代的發展變化以及實踐發展新要求，正確確定好本國發展的戰略目標及其實現戰略目標的總體方略，以合理的方式發展市場經濟；同時，要保持自身發展的獨立性，既要根據本國的歷史、文化、傳統、國情，自主選擇本國的發展道路，把本國生存發展的主動權、主導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又要堅持本國執政黨的正確領導，堅持以本國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緊緊依靠本國人民，一切為了本國人民，堅持本國人民至上。
第四，中國道路為人類對美好社會制度的探索貢獻了中國智慧。這是中國道路對人類發展的創新性貢獻。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整個世界面臨三大根本性難題：全球經濟增長動能不足；全球發展失衡；全球治理滯後，這就是所謂的「發展赤字、和平赤字、治理赤字」。中國道路蘊含著「動力、平衡和治理」三種根本機制，可為解決這三大難題貢獻中國智慧。中國道路注重解決發展動力問題，蘊藏著強大的發展動力，匯聚著強大的發展能量，具有不斷生成的動力機制。比如，堅持中國共產黨的堅強正確領導，注重整合黨政主導力量、市場配置力量、人民主體力量並形成合力，注重根據歷史方位與時俱進地確定戰略目標，並採取有效的總體方略予以實施，這必然匯聚成強大的發展動力。中國道路也注重解決發展的平衡問題，蘊含著保持平衡、和諧的因素，具有不斷生成的平衡機制。比如，強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種領導既注重激發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也注重保持經濟社會發展的平衡；在所確定的戰略目標和總體方略中，也包含著對平衡、和諧、穩定問題的關注；還強調以人民為中心，而以人民為中心，就包含著一切為了人民，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作為奮鬥目標，其中的美好生活，自然包含對共享發展、和諧社會的追求，對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關注，對互利普惠的嚮往。中國道路還蘊含著治理機制，因為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就蘊含著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社會的治理；立足歷史方位，意味著要堅持與時俱進，而與時俱進則意味著不斷地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之一，就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總體方略中，包含著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在這一布局中，包含全面依法治國，其中就蘊含著治理；注重人民主體力量，更意味著要依靠人民積極參與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這三種根本機制，能為解決全球經濟增長動能不足、全球發展失衡、全球治理滯後提供中國智慧。與此同時，近年來一些西方國家出現了諸多困境。資本主導是導致西方困境的總根源。資本主義性質和基因決定了西方國家在各個領域必然遵循資本主導的邏輯。自資本主義在西歐興起以來，一部世界近代史就是一部資本主導邏輯驅動下的資本主義全球擴張史。歷史地看，資本創造了近代工業文明，推進了世界發展。然而就其實質來講，資本的本性是通過運動實現價值增殖，而資本的運動是無休止的，哪裡能夠實現價值增殖，它就會出現在哪裡。資本主導的邏輯以在全世界範圍內追逐和攫取剩餘價值為目的，而當西方從其主導的世界體系中過度攫取並揮霍超額利潤，使得全球市場出現社會需要嚴重不足時，當某個階段市場空間和技術創新的紅利被攫取殆盡時，資本主義就必然出現困境。這種困境，在經濟領域體現為實體經濟不振，在政治領域體現為調節無力，在社會領域體現為貧富差距拉大，在意識形態領域體現為虛偽性暴露。西方困境說到底是以資本為主導的邏輯所導致的制度缺陷造成的，是基因缺陷，這恰恰為中國智慧的出場提供了宏大的世界性場景。中國及時啟動改革開放，參與經濟全球化，為世界作出了生存性貢獻、發展性貢獻、和平性貢獻、文化性貢獻。其核心原因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找到了一條立足中國國情、解決中國問題、促進中國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條道路是中國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的中國智慧：注重利用資本但不被資本所俘獲，注重運用資本但不讓資本佔主導，而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是一條注重自主創新並具有內生動力的道路，是一條注重凝聚共識並調動各方積極性的道路，是一條既注重中國特色又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的道路。
第五，中國道路正在為世界貢獻一種正在形成的中華新文明。這是中國道路對世界的文明性貢獻。在「地域歷史」時代所形成的文明本質上都是「地域文明」或「民族文明」，並不具有真正意義上的世界文明或人類文明。儘管某些國家號稱西方文明是普世文明，但若具有歷史判斷力、實踐辨別力和理論思維力，就容易發現：西方文明本質上就是「地域文明」。因為把地域文明說成是普世文明，不僅混淆了一般和個別的辯證關係，未認識到「任何一般都是個別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質）。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個別事物。任何個別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它犯了前提性的錯誤，而且歷史和實踐也證明，用西方的「鞋」套自己的「腳」，往往都以失敗而告終。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統治階級「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就是說，這在觀念上的表達就是：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們描繪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當資本運作邏輯導致世界市場和世界交往不斷擴大的時候，就逐漸會使「地域歷史」走向「世界歷史」。世界歷史的出現，邏輯上也必然使「地域性文明」走向「世界文明」或「人類文明」。當今世界，一些國家仍然固守於本國、本地區的「地域性文明」而排斥其他文明，製造「文明衝突論」。當今中國自覺主動地反映世界歷史發展趨勢，在傳承中華傳統文明相對注重和諧、和合、和而不同、世界大同的基礎上，與時俱進地體現時代精神和人類意識，克服自身文明中的不足，與其他文明互學互鑑，逐漸創造出以「和平發展、合作共贏、共創共建、各美其美、美美與共、世界大同」為核心理念的正在形成的中華新文明。從上述所揭示的中國道路的核心要義來看，中國道路既注重經濟社會發展的創新動力，又注重經濟社會發展的和諧或平衡，也注重為實現未來理想的戰略目標註入現實的奮鬥精神，還注重國家治理；不僅如此，中國道路強調各國發展道路的內生性、獨立性、自主性、主體性和多樣性，這蘊含著「世界多樣」「國家平等」「文明互鑑」「包容發展」「互利普惠」的人類文明基因和天下情懷。這種基因和情懷蘊含著中華新文明的元素，經過不斷培育和生長，可以形成中華新文明。
第六，中國道路終結了「西方中心論」「歷史終結論」，打破了西方對於現代化道路解釋權的壟斷，把世界現代化道路從單選題變成多選題。這是中國道路對世界的理論性貢獻。在我國改革開放初期，「西方中心論」「歷史終結論」甚囂塵上、盛極一時，它認為西方是整個世界的中心，西方道路是世界上最好的，西方標準就是世界標準，西方的今天就是世界的明天，西方的歷史已經達到人類歷史的制高點，非西方國家沒有自己的歷史，它們只有走西方道路才有出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後，西方國家逐漸暴露出一系列自身難以克服的矛盾、難題。與此同時，非西方國家尤其是東方國家逐漸發展起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展速度驚人，逐步縮小了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而且對世界歷史發展的影響越來越大，正在出現「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表明：現代化的方向無法繞開，但道路可以選擇；中國道路是在中國的歷史性實踐中邏輯地生成的，是具有完全自主智慧財產權的「中國智造」；中國道路作為一種全新的現代化路徑，打破了西方對於現代化道路解釋權的壟斷，把世界現代化道路從單選題變成了多選題；中國道路終結了「西方中心論」「歷史終結論」的神話，是對非西方國家走上獨立自立現代化道路的有益探索，這是中國對世界的理論性貢獻。
[ 責編：劉夢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