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陽西斜,最後一抹陽光灑在博社村連片的家祠前,屋頂的剪瓷雕顯得更加五彩斑斕。瓷雕上的故事多是「仁貴徵東」、「天公賜福」、「狄青平西「這樣的題材,村中的年輕人對這些典故和神話傳說已漸感陌生,但在家祠屋頂上,它們的生命力依然在延續。
每個家祠都有負責打理的老人,他們收拾完屋內的物品,陸續關上大門。歸於平靜的還有祠堂門前的「市場」,早上七八點和下午五六點是市場最熱鬧的時候,果蔬、海鮮、衣服、奶茶等等都可以在這裡買到,此時,商販們已經開始收攤,他們趕在夜幕降臨前回到家裡吃晚飯。
趁著天色還未完全暗下來,幾個年長的村民圍在一則修繕祖墓工程的通知前駐足細看,博社蔡氏理事會和華佐蔡氏理事會號召村民、鄉賢募捐集資,修繕祖先陵墓,包括擴建祖墓、維護綠化、修建石亭,這些資金將通過每丁20元和裔孫鄉賢捐資集得。
蔡登瀛和陳慶源被博社村民供奉為共同的始祖。相傳,南宋時期,蔡登瀛從福建遷往博社鄉置居,至今已有八百多年,宗族和祠堂已深深刻在博社村人的傳統觀念之中,根深蒂固。
如今,這個粵東南村莊與多年前已經大不一樣。
這個古老的村莊,位於陸豐市「三甲地區」的甲西鎮。從1999年開始,「三甲地區」因製販毒犯罪嚴重,曾兩次被國家禁毒委帶上「毒帽」,多年來,禁毒成為了當地政府的重要任務。在宗族勢力的影響下,博社村更是以「中國製毒第一村」被人們所熟知。
2013年12月29日凌晨,廣東警方調集3000多名警力對博社村開展「雷霆掃毒」行動,當天繳獲近3噸冰毒,抓捕180多名涉毒犯罪嫌疑人,轟動全國。
這次行動中,博社村原黨支部書記蔡東家被抓獲,揭開了這頂家族式製毒的保護傘。
2018年8月7日,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對蔡東家等人販賣、製造毒品一案作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的終審裁定,蔡東家被判處死刑並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時隔5年,博社村已不再是那個封閉的毒品「堡壘村」,2013年底那個寒夜大掃毒後,製販毒未再在村中發生。蔡東家被判死刑,也宣告著這個古老村莊瘋狂製販毒的故事落下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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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陸豐進入「三甲地區」,一些細節在提醒著你這個地區的特別之處,從離甲西鎮30公裡處的「陸豐市公安局緝毒檢查執勤點」開始,值班武警官兵對過往客車、貨車和私家車進行檢查,也是從那裡開始,禁毒標語就密集地出現在公路兩側。
離甲西鎮30公裡處的緝毒檢查執勤點。攝影:梁宙
沒有人算得清楚從陸豐市到甲西鎮再到博社村,到底有多少個印有禁毒標語的牌子。「販毒都是落水狗,人人喊打不留情」、「誰的房屋製毒,就拆誰的房屋」、誰的土地製毒,就收回誰的土地」,這樣的標語比比皆是,隨處可見。
「三甲地區」由甲子、甲西、甲東三個鎮組成,總人口超過40萬。相比之下,甲子鎮發展得較好一些,甲西鎮則相對落後。博社村離甲西鎮約5公裡,是甲西鎮最大的一個村莊,全村2586戶,總人口1.4萬人。
在三甲地區,從鎮上到村莊,三輪車穿梭流動在各個村道之間,幾乎承擔了公共運輸的全部職能。博社村地處瀛港西上遊,接址南海,村中狹窄的小巷沿著村道向兩邊延伸,延伸至深處又縱橫交錯,和大城市裡的城中村相似。
這裡的房屋和南方普通村莊差別不大,不同之處在於很多村民的房屋門前都貼上了一張由陸豐市禁毒委員會授予的「無毒家庭」的紅色牌子。
記者從博社村委會獲知,沒人製販毒和吸毒的家庭才可以獲得此稱號,村裡已有400多戶通過「無毒家庭」的核定,第二批審核正在進行,基本可以覆蓋全村。
無論是高密度的標語,還是「無毒家庭」的榮譽,都容易讓外來者將這裡和關於毒品的往事聯繫起來。因為毒品問題,這個村子已經有280人被判刑,其中21人被執行死刑。
博社村最早顯露出製販毒的跡象是在2008年前後,後來逐漸蔓延。最鼎盛的時候,村民製販毒處於一種半公開化的狀態,甚至形成了一個「堡壘村」,村中家家戶戶沒有門牌,有的涉毒村民持有槍枝,外面的人無法進入,製毒垃圾堆積成山,猖狂程度可見一斑。
時隔五年,很多博社村民在陌生人面前依然迴避談及村莊的製毒往事,更多的是回一句「現在沒人敢搞那些了」。
見到村民蔡鴻飛(化名),是在一棵大榕樹底下。炎熱的午後,蔡鴻飛留戀著這片樹蔭,榕樹是他的哥哥在50年前種的,前些年他的哥哥已去世,如今大榕樹長到需要五六個人才能合抱過來。
30多年前,一場大雨連續下了多日,引發洪水,作為黨員的蔡鴻飛帶頭去抗洪,用大錘打樁時把大錘柄打到了膝蓋上受傷,晚年需要借用拐杖才能走路。
最初聽說博社村有人製毒的時候,蔡鴻飛是不相信的,他認為村民不會如此大膽,直到看到不斷有人用三輪車拉麻黃草進村,一捆一捆地卸在路邊和居民家裡時,他才相信確實有村民在製毒。
製販毒屬於犯罪行為,蔡鴻飛心裡是清楚的。看到越來越多的家庭參與進來,他召集了家裡的孩子和孫子,告誡他們「人家在做,你們不能做,也不要看,不可以參與進去」,家人聽從了他的話,在後來村莊經歷的大掃毒中,蔡鴻飛的家人都沒有被牽涉其中。
當年博社村的毒品生意在「三甲地區」是公開的秘密,還吸引了不少計程車司機參與進其中的運輸環節,有人因此暴富,有人鋃鐺入獄,有人丟了性命。
2005年,陳藝鵬(化名)從河南老家到陸豐開計程車,經歷了「三甲地區」製販毒最嚴重的年代。「2011到2013年博社村的販毒太瘋狂了,我們計程車司機也跟著賺錢,明知道乘客帶著毒品,拉他們價格就會高几倍。」
收費往往和危險程度成正比,陳藝鵬回憶,如果乘客帶有「貨」,跑一趟最少收600元,多的一兩千元。賺錢多的是開車幫人帶路,計程車司機」一聽到需要帶路就知道是大客」,口頭議價達成後,計程車裡載一個乘客充當先鋒,載有毒品的車跟在後面,若前面的計程車遇到警方檢查,車裡的人就立刻通過電話告知或暗示後方的車掉頭。
從甲西鎮到內湖高速路口30多公裡,那時一趟收入可以高達一兩千元。為了保護自己,計程車司機往往不會給涉毒人員留下自己的手機號碼,但是可以留下計程車站臺的公用電話,電話從博社村打過來,讓司機到村裡載個客,站臺的站長就開始安排車過去。
「白天睡覺,晚上拉客,一個月除了開支還剩2萬塊。」陳藝鵬說,後來大掃毒後,陸豐一些司機因為涉毒被判刑,從幾年到十幾年的都有。從此,計程車司機們再不敢以身涉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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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博社村而言,「雷霆掃毒」是一個無法隱去的節點,這次警方行動將博社村和毒品生意之間撕裂開來。
2013年12月29日凌晨,寒氣逼人,廣東省公安廳出動了3000多全副武裝的警察「清剿」博社村。據官方通報,當晚的行動摧毀以陸豐籍大毒梟為首的18個特大製販毒犯罪團夥,抓捕嫌疑人182名,搗毀製毒工場77個和1個炸藥製造窩點,繳獲冰毒近3噸,製毒原料23噸。
當年參與行動的3000多名警力中,來自陸豐公安局的並不多,陸豐市公安局副局長陳永佳是其中之一。他告訴界面新聞記者,在行動前,陸豐警方已秘密偵查兩個多月,民警喬裝打扮進村踩點不下百次,確定了犯罪嫌疑人和製毒窩點的位置,以及周邊的地理情況,才確定博社村18個製毒團夥。
「參與行動的警力大部分是異地用警,主要是怕涉及人員廣,有人通風報信,走漏風聲。」陳永佳說。
博社村中部分逃犯已被抓獲或自首,未落網的逃犯越來越少。攝影:梁宙
蔡鴻飛對那晚的記憶尤為深刻,「從未見過這樣的場面,部隊官兵一進來就進屋抓人,把各個路口截住,那晚很多人一晚沒睡,第二天早上還看到有警察在路旁睡著了。」
在警方抓獲的犯罪嫌疑人中,蔡東家無疑是行動中最主要的目標人物之一。
廣東高院經審理查明,2011年起,蔡東家與蔡廣創、蔡昭桂等人多次密謀在博社村內製造冰毒,蔡東家、蔡廣創夥同他人製造冰毒180千克,蔡昭桂夥同他人製造冰毒150千克,並販賣獲利。2013年底,蔡東家得知同夥因製造、販賣毒品被惠州警方抓獲後,企圖幫助同夥逃避法律制裁,先後兩次花錢設法「撈人」。
2016年,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對蔡東家等人販賣、製造案作出一審判決,蔡東家因犯販賣、製造毒品罪及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被判處死刑,其不服判決,提出上訴。2018年8月7日,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對蔡東家涉黑製販毒案作出判決,蔡東家被判處死刑,依法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2018年8月11日,廣東省禁毒委發布的通報披露了蔡東家一案中錯綜複雜的宗族關係,「陸豐地區自古宗族勢力強盛,一些惡勢力在製毒犯罪中發揮了骨幹核心作用,蔡東家既是本族中的一個重量級房頭(宗族分支當家人),又兼具博社村黨支部書記、兩級人大代表身份,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長期公開、半公開參與村內製販毒犯罪活動,為製販毒充當保護傘,橫行鄉裡。」
上述通報還稱,「在其庇護下,當地製毒』開山元老』蔡良火、』陸豐派』冰毒製造權威人物蔡旋、』製毒原料壟斷巨頭』林凱永(目前均已判刑)等一批臭名昭著的團夥長期公開半公開製販毒,並做大成勢,壟斷了當地的製毒原料和毒品市場。」
直到今天,「蔡東家」在博社村中依然是村民們忌諱的一個名字,在陌生人面前,有的村民甚至稱不認識蔡東家,但當問及為何連曾經的村支書都不認識的時候,村民又改口稱不太熟、不了解。
現任博社村委書記蔡龍秋更是坦言,「你們在村裡採訪,不要談論蔡東家的事情,我們要迴避,不去談論他,畢竟我們是同村的,村民都忌諱。」
當年作為博社村支書以及族中重量級房頭,蔡東家的地位有多高,可以從村民蔡鴻飛的話裡窺探一二,他說「蔡東家在村裡的話語權很大,大部分村民都聽他的。」
陳藝鵬曾開計程車載過蔡東家,他從村裡去市區酒店喝茶。「一般單程價格是80元,他會給我100元。蔡東家不計較,說話還挺客氣,那時大家還沒聽說他製毒。」
自從蔡東家被逮捕後,他建的別墅就成為了爛尾樓,一直再未動工。別墅的主體已經完工,相比周邊的房子,這座別墅顯得更加宏偉、氣派,8根歐式風格的柱子尤為突出,村民私底下相傳「每根柱子價格高達幾十萬」,但這個數字已經難以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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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社村經歷大掃毒後第二天,陸豐是由市長帶隊任組長,組成工作組進駐博社村開展禁毒綜合整治,同時,陸豐市公安局30多名民警組成清查隊駐在村子,負責清理清查工作。
那段時間,博社村民們人心惶惶。
2014年5月,由在村裡掛職的領導推薦,鎮、市領導找到了43歲的蔡龍秋,希望他能擔任博社村支書。在此之前,蔡龍秋在村衛生站工作,從未做過村幹部,剛聽到這個消息,他的第一反應是「不願意」。
「我家庭都反對,那種時候沒人想幹,一片混亂,爛攤子。」他回憶說。
最後,政府還是決定由蔡龍秋擔任博社村支書。他上任的那一天,陸豐市委市政府、公安局和甲西鎮領導都參加了。在上任之前,蔡龍秋也有著他的擔心,「怕上任後做不好。後來家裡人的態度逐漸轉變為支持,政府也很重視,我就這樣上任了。」
大掃毒之前,博社村委會沒有固定的辦公地點,前任的村支書都是在家裡辦公。大掃毒後,村委會借用了旁邊的甲西鎮中心小學原計劃建幼兒園的舊房子,搭建起辦公地點,後來政府給學校補建了一棟教學樓,博社村委會和工作組、清查隊這才有了辦公地點。
接手「毒品村」後,擺在新建的村委會面前的首要工作,是整治秩序和改善環境。蔡龍秋等村幹部上任後,開始抓博社村的民生與民心工程。
製毒泛濫時期,由於村民將製毒垃圾都往排水渠裡倒,導致排水渠的排汙能力很差,平時一下大雨,村裡就容易發生內澇,水無法排出去。蔡龍秋上任後,召開村民代表大會,有村民代表提出排水渠阻塞的問題,蔡龍秋等人當天過去看了,情況屬實,政府撥了專門經費,村委找人修好排水渠,排除了內澇隱患。
蔡東家被捕後,他的別墅至今未再動工。攝影:梁宙
當初,製毒用的麻黃草殘渣被隨處堆放在田野裡,發出惡臭,水溝裡流淌著黑水,水汙染、土壤汙染問題嚴重。村委會也組織人員把麻黃草殘渣挖起來,再填埋處理。後來,村中環境逐漸得到改善,政府還專門撥款給博社村,建了一個後山公園以及老人活動中心。
後山公園並不大,修建有步行道,還設置了簡單的健身器材,依然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禁毒宣傳標語。傍晚時分,不少村民帶著孩子上來玩,旁邊是烈士紀念碑,提醒著人們博社村曾是紅色革命老區。
博社村的禁毒工作在大掃毒後一段時間依然很重。2016年,村委會在博社村裝了47個攝像頭,基本監控到博社村所有的路口和重要場所。同年10月,博社村戒毒康復中心成立,成員由村兩委班子、社工以及民警組成。
在戒毒康復中心,吸毒人員的檔案整齊排列在一個柜子裡。「強制戒毒或責令社區戒毒的人回來了,我們要引導他們康復,不再吸毒,這是對吸毒者最好的幫助。」蔡龍秋說,社工會定時通知戒毒人員過來尿檢,監督他們戒毒。
如今,博社村的禁毒工作已形成規範,但在早期,工作展開並不容易。
「人家在製毒,我支持禁毒,當時有些村民心理不平衡,部分村民對我的印象還是不太友好。」蔡龍秋說,剛做村支書時工作最難開展,壓力很大,不過這幾年都挺過來了。
2016年,陸豐在三甲地區54個行政村派駐了工作組,其中29個是涉毒重點地區,由汕尾、陸豐兩級禁毒成員單位人員組成工作組,汕尾一級還派出了副處級以上幹部擔任組長。非涉毒重點地區則由陸豐市直單位組成。
陳永佳被安排為博社村工作組副組長,工作組主要負責宣傳、法制教育、建立臺帳、涉毒重點人員走訪、登記造冊、清理清查等工作。
工作組剛進駐博社村的時候,村民們的排斥也讓陳永佳感受深刻。他回憶說,早期工作人員要進去村民家裡宣傳禁毒知識時,村民經常不搭理,一些家庭的小孩眼神裡流露出一種仇視,甚至還有些村民在接到工作人員發放的宣傳單時,當著工作人員的面扔掉或撕掉。
「最大的感受是村民的法律意識淡薄,對禁毒知識比較缺乏,他們認為制點毒沒什麼大不了。」陳永佳說,這幾年隨著村民們的法律意識逐漸提高,認識到製毒不能致富,只會造成家破人亡,現在在村裡宣傳,村民們的態度轉變了不少,有時還會主動叫工作人員喝茶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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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社村中駐守的清查隊依然每天執行著清查任務。
8月中旬的一個周六,下午3時許,5名清查隊隊員穿好工作服,準備開車出去清查,這一輪他們要去博社村的外圍檢查。在這裡,不分工作日還是周末,清查隊隊員每天需要進行早中晚三趟清查行動。
陽光猛烈,清查隊隊員駕駛三輛摩託車向博社村的外圍開去。「主要看看外圍的老房子是否有異常,如有煙冒出、有汙水倒出來、有製毒垃圾、有異味等」,參與清查行動的隊員陳夏榮稱,製毒和吸毒的人一般選擇在村外比較隱秘的地方。
幾個月前,陳夏榮從陸豐市博美鎮派出所調過來,來之前他也曾擔心這裡的治安環境不太好,來了才清楚自己的擔憂有點多餘。
清查隊的車隊在一個果園旁的一座兩層老房子前停了下來。房子很破舊,窗戶被簸箕、磚頭等物品封住,隊員走近時有犬吠聲傳出。老房子內各種水桶和漁網凌亂堆滿一地,清查隊員在一樓檢查完後,沿著窄小的樓梯上二樓,沒發現異常,隨即下樓前往下一個清查地點。
博社村的外圍並不小,清查隊還需要去海邊清查,看是否有製毒汙水排出,清查一圈下來往往需要一個多小時。陳夏榮說,就在上個月,一名村裡的逃犯前來自首,這是他們最近一次抓到嫌疑人,清查過程中也曾發現過有吸毒嫌疑的村民,被傳喚到戒毒康復中心進行尿檢後被確定吸毒。
像陳夏榮這樣常駐在博社村的清查隊隊員有20多人,最高峰的時候曾有30多人,他們駐守在博社村,一個月回家4天,平時並沒有太多的娛樂活動,生活枯燥乏味。工作之餘,他們會到隔壁的甲西鎮中心小學打籃球,或者玩會兒手遊。
「一開始,局裡只是讓我們帶3天行李,後來領導說待一個星期,再後來說爭取一個月解決,直到現在。」一名在「雷霆掃毒」後第三天就進村駐守的隊員笑著說,剛來的時候,博社村經常停電停水,沒有空調,夏天熱得受不了的時候就睡在地上,如今宿舍裝了空調,環境好多了。
預防教育也是禁毒的一項重要工作。在這個宗族觀念依然強盛的村莊,村委會和工作組也意識到在村中開展預防教育的重要性。曾經,蔡東家利用宗族的勢力製販毒,大掃毒後村委會也努力通過宗族力量進行預防教育。
記載的歷史中,博社村民始祖蔡登瀛生下四個兒子,分別建立大房、二房、三房、四房,除了三房已遷離博社村,其餘三房都在博社村延續至今。蔡龍秋提供的數據顯示,博社村大房人數最多,共有8000人,佔了博社村的6成,二房有近4000人,四房有2000多人。
駐守在博社村的清查隊在執行清查任務。攝影:梁宙
數百年來,博社村裡的「理事會」負責著村中傳統節日、重要紀念日的祭祀等工作,負責人被稱為「總理」,村中各房都有代表參與理事會,負責每一房的工作。
很多年輕人的宗族意識已經逐漸淡化,但宗族仍在今天的村子治理中發揮著一定作用。如村民之間產生糾紛時,理事會也會參與解決矛盾。
蔡龍秋上任後,曾召集村理事會開過很多次會,希望各房負責人回去和各個小房宣傳禁毒和預防教育知識。在博社村,經過800多年的發展,大房、二房、四房下面也分出了很多小房,每一個小房有100到300人不等。
「這種方式效果很好,村委會把上面的政策、涉毒案例給他們說,他們回去也會起到帶頭的作用。」蔡龍秋說。
另一方面,禁毒預防教育從學校抓起。陳永佳表示,現在每個月,都會請司法人員、公安、律師到博社村開展法律大講堂,每個月一次,甲西鎮中心小學開學的第一堂課也是禁毒教育課。
勸逃犯自首也是村委會和工作組的重要工作之一,但在現實中,這個工作並不好做。今年7月份,蔡龍秋曾成功動員一個逃犯自首。「通過做他家屬的思想工作,苦口婆心,說了很多次」,最後蔡龍秋親自帶著那名逃犯向警方自首。
規勸逃犯自首的工作,時間快的十幾天就可以達到目標,但更多時候,這個工作經常要持續幾個月,甚至長達多半年,「家屬怕重刑逃犯進去以後被判死刑,輕的也怕被判重了」,蔡龍秋說,在勸說過程中,通常會將政策講給逃犯及其家屬聽,說清楚自首是可以減輕刑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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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1月,陸豐「三甲地區」因製販毒犯罪嚴重,被國家禁毒委列為毒品重點整治地區,經過打擊整治,2004年摘掉了這頂不光彩的「帽子」。但僅過了7年,「三甲地區」毒情又出現反覆,2011年7月,陸豐再次被國家禁毒委列為掛牌整治重點地區,重新戴上「毒帽」。
目前,陸豐正在衝刺「摘毒帽」工作,禁毒成為了當前最大的政治任務。陸豐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黃賢嘉對界面新聞記者表示,陸豐抽調了全市1/3的警力用于禁毒整治工作,設置了路面防火牆,對8個卡口進行檢查,設置了海上防火牆,港口都進行網格化管理,對物流基地也設置了防火牆,還對麻黃草、麻黃素等原料進行控制。
博社村曾是「三甲地區」中毒最深的村子,近5年來,這個村子正在努力掙脫「毒」名。陳永佳稱,根據上級安排,陸豐「摘帽」之後3年是鞏固階段,要徹底清除製販毒的犯罪土壤。
「博社村的工作組和清查隊在』摘帽』後三年之內不會撤離,三年之後就不知道了。」他說。
蔡龍秋也曾擔心,將來某一天,工作組和清查隊或將撤離博社村,到那時,村中的毒情是否會反彈,不過他後來認為,如果基層農村幹部做好工作,這個擔心就可以打消。
他在這幾年的基層工作中發現,一個村莊的黨支部書記、村長要想知道村子裡發生的事情,基本上都可以知道。他認為,有事情應該向上級匯報,另外,「基層工作最難的,是基層幹部要團結,再難的事情只要大家團結也是可以處理好的。」
在近年禁毒高壓之下,「中國毒品第一村」大為改觀。蔡龍秋介紹,自從博社村大掃毒後,已經4年多沒再發生製販毒案例,逃犯從111個到現在只剩下22個未歸案。當下,如何徹底清除製販毒的土壤,形成長效機制,成為了村委會和工作組不得不去思考的問題。
很多人會思考,博社村當年為何墮落為「中國毒品第一村「,其中的原因是複雜的。工作人員了解到的原因,是村民一夜暴富的念頭在作祟,在村民的認知裡,很多人會毫不猶豫回答——因為窮。
博社村位於半丘陵地帶,主要以種養為業,產業種植水稻,兼營農副產和養殖業。歷史上,博社村也是窮鄉僻壤之地。今天走在博社村,你會發現這個村莊除了部分土地發展養殖業,很多農田已荒廢多年。
村民們反映,博社村近海,很多土地都是沙地,植物需要更多的水,但是從十幾年前開始,水庫的灌溉用水便到不了博社村,海水不適合灌溉,靠天更不行。該說法在村支書蔡龍秋處得到了證實,他表示,當年因為灌溉水渠中途阻塞,導致博社村的灌溉用水中斷,現在政府的疏通工程即將啟動。
貧窮與作惡雖然沒有特別直接的聯繫,但是很多作惡者的初衷卻往往因為貧窮。
夜幕下的博社村。攝影:梁宙
博社村的老人蔡旺(化名)談起自己的經歷說,1999年,他曾因幫村裡人制假鈔被判刑,他的工作是在假鈔上貼一條線,一天三四十塊工資。後來,蔡旺被警方抓獲,最終被判了13年,減刑4年,最後坐了9年牢。
「那時,生活是沒辦法過了,找工作找了10個地方,終於找到一家,本來第二天可以入職,但是第二天過去,別人又不要了,家裡小孩、老婆、父母都要吃飯。」蔡旺說。
出獄後,犯法的事情他一點兒都不敢再碰了。現在,蔡旺和妻子在市場擺了個小攤,生意好的時候,每天收入幾十元維持家用。
如今的博社村,年輕人一般外出打工,留下來的村民有些做些薄利的小生意,如在市場擺攤,或者開三輪車,也有村民養蝦、養魚、養豬等。說起過往生活,有村民感慨,「瘋狂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扶貧仍是博社村目前的重要工作之一,並對禁毒工作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據官方數據顯示,博社村全村2586戶1.4萬人中,貧困戶有261戶,貧困人口1086人。
陳永佳還擔任著駐博社村幫扶工作小組副組長,他介紹,工作組對村民進行調查,根據人員結構、年齡和收入情況進行核對,確定了具體的條件再進行扶貧。
「村裡一些人因製毒被抓或被槍斃,也有些逃犯逃了好幾年,家庭基本破裂。」蔡龍秋說,村委會為符合條件的家庭申請低保戶,讓他們的生活有最低的保障,減輕他們的心理負擔,不再走回老路。
經歷了最深的「毒」,這條古老的村子5年來刮骨療傷,村中很多人還是過著平靜的生活,當地的鄉土邏輯依然存在,很多東西也在悄然發生著改變。
每天早上和傍晚,博社的市場依舊熱鬧,「蔡氏家祠」作為村民情感的聯結,仍發揮著傳承宗族文化的作用。當然,村中的日常仍在提醒著村民們遠離毒品。每個傍晚,市場上的喇叭裡都傳來一段有關禁毒的快板書:「製販毒,不歸路,禍害社會不可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