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說起道家人物，都有老莊的說法，老是老子，莊是莊周。這「老莊」連字，同時又指道教三玄經中兩部經典：《道德經》和《莊子》。其中《道德經》為大經，《莊子》被視為小經。一般而言，這沒有什麼問題。
而這老莊連字，又表另一含義，即老子在歷史上存在於莊子之前，不僅人如此，《道德經》及《莊子》這兩部經典在歷史上的成書順序，也向來被視為如此。
但及至近代，有了不同聲音。一些學者認為：《莊子》一書實在是成於老子《道德經》以前；莊子本人，也實存於老子以前；而道家的開山鼻祖，不應是老子，實在應是莊子本人；老莊，實為莊老矣。
要說莊子應是道教的祖師爺，當是一點不過。三清觀裡，怎麼也該有莊子一個位置。因為什麼？因為莊子把理想化的道家人物給描述清楚了，後人就可以有樣學樣，照著去「修」了。舉個例子，道教中人都想成為真人，可這什麼是真人，真人是怎樣的樣子，那就得去問莊子了。不讀他的書，連真人是什麼都不知道，還修個什麼？所以說，莊子對道教的意義實在大。
可莊子在道教中，卻又沒得到那麼高的排位，只從唐朝的皇帝那裡得了個南華真人的封號。這就有點奇怪了。究其原因，也怪不得別人，可能還是因為莊子太「另類」、形象太鮮明、個性太突出，上仙怎麼樣也得有點朦朧感，他要作為上仙，怎麼看著都不那麼像。而且如果你真給他個那麼大的名分，以他的個性度之，他肯定很看不上，沒準還要數落別人一頓。排位這種東西，對莊子而言實在是個累贅。
可若說莊子是道家的開山祖師，各項排名都當在老子之前，這就涉及到歷史事實、及對道家文化的理解問題了，不那麼好講了。
老莊還是莊老？——近代大師們對此問題的爭論
使老子與其他聖賢的時代先後順序在近代成為顯學，當始自梁啓超對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的批評。任公主張老子書出於孔子之後，顧頡剛、馮友蘭從其說。馮並認為，老子雖可生於孔子之前，但老子書卻不能是老子所寫；老子書的成書，不僅在孔子以後，還當在莊子之後，並舉出了幾個聽上去甚為得體的證據。
這便否定了胡適的《中國古代哲學史》中的順序，適之先生為此頗為掛懷，對馮所用考據法更多年不能釋懷。到二三十年過去，適之先生方「恍然大悟」了一把，發現原來自己被馮友蘭給忽悠了。他自言：
原來老子年代的問題對馮（馮友蘭）而言，並不是考據法的問題，而是馮對孔子的宗教信仰問題，出於此心，馮是不能接受孔子以外的人做哲學史的開山老祖的。
而按其言，適之先生能有此「重大」發現，是因偶讀了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裡下面的話：
「在中國哲學史中，孔子實佔開山之地位。後世尊為唯一師表，雖不對而亦非無由也。以此之故，哲學史自孔子講起。」
胡適又自語：
「懂得了『雖不對而亦非無由也』的心理，我才恍然大悟：我在二十五年前寫幾萬字長文討論《近人考據老子年代的方法》真是白費心思，白費精力了。」
胡適自以為是懂得了馮友蘭「雖不對而亦非無由也」的真實心理，自己便有了被馮忽悠了的心理，從而「恍然大悟」——原來他是耍了花槍！殊不知在旁人看來，馮友蘭的這句話，其實並沒有什麼心理在裡面，其所謂的「不對」，當指雖然孔子確實佔開山之地位，後世也不當稱其為「唯一」的師表。馮友蘭的「不對」字眼，是對「唯一」二字予以否定，並沒有自認孔子為哲學史鼻祖的觀點是出於私人感情，從而更沒暴露了自己的「心理」。而所謂的「以此之故」的此，指的當是孔子實佔開山地位之「實」，以「實」為故，哲學史自然要從孔子講起了。唉，兩句話之間隔了一句話，讀起來一定是會誤導人的。
若此分析屬實，胡適之便是在跟馮友蘭鬱悶了幾十年後，在「恍然大悟」了一把之下又把自己更深地繞進去了。馮友蘭若泉下有知，知道胡適為自己如此繞來繞去，一定會竊笑不已。
胡適的古代哲學史受到這幾位近代重量級人物的挑戰，是否就意味他把老子放第一位就真的有違史實了？大不盡然。應當說，先秦的歷史，尤其是哲學史，胡適是真正的行家，原因有二。
一，胡適具備真正大師的素質。胡適常言要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這對他並非一句口號，他作學問求證總是很小心，小心證不了的東西不會往外拿。也正憑此點，胡適當年才在北大立住腳根。這可由當年北大學生見到這個才20多歲的年輕教授不服氣，要把他轟出北大時傅斯年所說的話所印證：「這個人書讀的不多，但走的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二，胡適的博士論文，做的就是先秦哲學史。那是經過了嚴格學術檢驗的成果，觀點並非一人所左右，可信度自然就高，史學觀點可以服人。但一個人的學問再可信，所言也不一定就是史實，正如聽起來最客觀的東西不一定就是事實，而最不能思議的事也不一定就不曾存在。後人永遠無法說一個人的歷史觀能反映事實，因正確的方法不一定能導出事實。但有一點卻可以確定：不正確的方法一定導不出事實。
錢穆——另一位執意要把老子排到莊子後面的大師
近代大學者中，把「老莊」還是「莊老」的文章做得最大、最徹底的，大概當屬錢穆。錢老於此著作較多，不能一一學習，唯所能明白的，大概只有其學問所關注的這樣兩點：1，老子的真實身份；2，道德經與莊子成書的先後順序。而於此兩點，最引後人學者留意的，又並非是其結論，而是錢老治學的方法。因世上諸多學問，結論決定於方法，方法決定於立意，結論往往不是最重要的，這對於國學尤其如此。
錢老對老子真實身份的研究，主要涉及到《史記》、《莊子》、《論語》等經典裡跟「老」字有關（不論是名字裡帶老、還是年紀大）的人，以及傳說中跟「老子」這名字沾邊的所有人。都走一遍，看誰像老子。而所最多用的方法，就是對人物名字的分析。當兩個人物，只要名字裡有發音相似、含義相似的字、就會被認定是同一個人。又如果一個人物的名字含義特別，就會被認定那不是人名了，而那個人物也不存在，只取其名字所含之意。錢老便以這些為據，斷定人物間的關係，並斷言那裡有沒有老子。現舉幾例：
莊子書中有個叫老萊子的人，他指示弟子召見了孔子。錢老發現論語裡孔子的學生曾向一個正在除草的人問過孔子在哪，於是錢老說了，「萊」字有除草的意思，《論語》裡又正好有個除草的老人，所以，老萊子就是那個除草的人了。
再如，《史記》裡說老子姓李名耳字聃。錢老的分析便是：李耳不是一個人名，老聃也不是人名，為什麼呢？因為字典裡有個跟「李」字發音相似的「離」字，而這個「離」字呢有長(chang)的意思，所以李耳不是姓李名耳，而是說耳朵長，講的其實是一個長著長耳朵的人，所以歷史上沒有李耳這個人。而老「聃」，也不是人名，因為在《說文》「聃」裡被解作耳曼，而曼這個字又在《詩·魯頌》裡被說成長，所以二者一聯繫，老聃就是老「長耳朵」的了。因此，按錢老的意思，老聃啦，李耳了，都是古人給老子起的外號，言外之意，先秦時代的老子那麼有名，可是所有人稱呼他所用的名字，其實全都是外號，左一個老長耳朵，又一個老長耳朵地叫，可就是不提他的名字。
再如，當年函谷關攔截老子的人是個關令尹（官名）。錢老就此指出，其實不是那麼回事，到底是怎麼回事呢？是曾有個人叫關尹，《莊子·天下篇》裡說他見過老聃（老長耳朵），因此呢，司馬遷作史記在寫函谷關那一段就是錯了，他是見了關尹這個名字就誤以為他是守關的，於是就寫出了函谷關守關人攔老子那一段，還把「關尹」這名字中間加了個「令」字，使名字正式變成了官名。所以關令尹就是關尹，二者是同一人，確定無疑。
錢老對《道德經》與《莊子》成書順序的研究，有一主要論證角度，便是對學問架構的分析。他認為，從論語到老子書的學問，是一個從質樸到深玄的單一學術進程，而莊子書兼二者而有之，正好在這進程的中間階段。質樸是深玄的根基，有質樸的學問，才會有深玄的學問，因此論語一定在老子書前，作為兼而有之的莊子書，就一定是成書於銜接這兩部書的中間階段，也即，一定是在老子書之前了。
對於莊子的道學是否成熟，那是智者見智了，莊子書的立意既然不在研究道德上，自然不會花大篇幅講道體，世人何以知道他的道學思想全豹？天下所有的學問，在莊子那裡都是工具與假託，是為他的文章服務、達到目的即可，他並不是自縛於把所用之具闡述清楚的人，自然就無需為那些東西負責。莊子的道學不僅不是不成熟，反而是相當地成熟透徹。他的書，可以說是手把手地教人把道用之法結合於生活朝夕之中，他的一句道有情而無形一語中的，怎能說是不成熟呢？
錢老講莊子兼孔老之學又獨成一家，頗感對莊子的學問還是說少了些，莊子不僅兼孔老之學，其實他的學問裡，兼通佛學真諦。雖然春秋戰國時候的佛學並未傳入中國，可《莊子》書玄義暗合佛家經典《大般若經》，實令後人嘆為觀止。至於今人所爭論的《道德經》和《莊子》哪一本成書更早，莊子和老子誰才是道家的開山祖師，似乎已經不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