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戈裡博因頓（Gregory Boyington）是美國海軍陸戰隊頭號王牌飛行員，其在二戰期間的總戰績為28架敵機，本號曾專文介紹過他的生平簡歷。博因頓於1988年1月8日去世，幸運的是在他去世之前不久美國權威的軍事歷史刊物《航空史》對其進行了一次專訪，下面是此次訪談中他在中國戰場時期的相關內容，從中我們可以對當年美國志願援華航空隊（即國人稱呼的「飛虎隊」）的作戰和生活管中窺豹一番。
《航空史》：您在哪裡長大的？
博因頓：我出生於愛達荷州，但在上初中的時候舉家搬遷到華盛頓州的奧卡諾根（Okanogan），因為我父母在那兒買下了一個蘋果園。我和我的兄弟比爾（Bill）從小有一個很好的成長環境。
《航空史》：您是在什麼時候決定成為一個飛行員的？
博因頓：我一直都熱愛飛行。我閱讀了所有我能找到的關於講述一戰王牌飛行員故事的書，做飛機模型和滑翔機，關注和飛行有關的一切。就讀於華盛頓大學期間，我獲得了航空工程學士學位，還積極參加橄欖球和摔跤運動。學校裡我認識了鮑勃蓋勒（Bob Galer），他後來在1942年指揮了第一支進駐瓜達爾卡納爾島的戰鬥機分遣隊。他被擊落過好幾次，但每次都能成功的穿越日本人的防線回到我們這邊。當然，他總是保持著清醒的頭腦。我也參加過邁阿密航空賽，不為別的，只為積累飛行時間。
鮑勃蓋勒，即羅伯特愛德華「鮑勃」蓋勒（Robert Edward 「Bob」 Galer，1913.10.24-2005.6.27），1942年8月指揮陸戰隊第224戰鬥機中隊進駐瓜島，成為「仙人掌航空隊」一部，瓜島戰役期間以擊落11架敵機的戰果獲得榮譽勳章。二戰結束後曾參加韓戰，1957年以準將軍銜退役。
《航空史》：您是如何加入美國志願援華航空隊的？
博因頓：我在1934年參軍，1935年學會了飛行，然後成為基礎飛行學校的一名教官。在那裡我認識了很多好朋友，其中就包括喬福斯（Joe Foss）。後來我晉升得很慢，經濟上也比較拮据，所以在1941年9月的時候我放棄了當時的職務，加入了美國志願援華航空隊。1941年時志願援華航空隊的月薪是675美元，每取得一個確認的戰果另有500美元的獎金，要知道這樣的月薪換算為現在的標準相當於5000美元。那個時候我和我的前妻帶著三個孩子生活在一起，欠了一屁股債，生活過得一塌糊塗，我很需要那份工作。此外我們的行動得到政府的鼎力支持，其實志願援華航空隊就是在政府推動下建立的，我是在看到尼米茲將軍號召海軍和陸戰隊的飛行員以及地勤人員加入到這項行動的一份文件時知道這一點的。唯一需要注意的事項就是身份得保密。我們搭乘一艘荷蘭客船從舊金山起航前往中國，船上載有55名牧師，有男有女。我表面上的身份也是牧師，護照上就是這麼寫的，當然對我個人而言我還有個很具體的表面上的「工作」——到爪哇為荷蘭航空公司開飛機。西班牙內戰時德國飛行員也採用類似的伎倆前去參戰，大家都不是傻瓜。面對同船的真正牧師時確實有點尷尬，但考慮到我不是船上唯一需要演戲的人，還有迪克羅西（Dick Rossi）和我同行，我就好受得多了。至少和他在一起的時候我可以暢所欲言不用有所顧慮。
喬福斯，即約瑟夫雅各布「喬」福斯（Joseph Jacob "Joe" Foss，1915.4.17-2003.1.1），瓜島戰役期間因指揮陸戰隊第121戰鬥機中隊（同為「仙人掌航空隊」一部）的出色表現獲得榮譽勳章，最終戰果26架，戰後加入美國空軍國民警衛隊，以準將軍銜退役。
迪克羅西，即約翰·理察·「迪克」·羅西（John Richard "Dick" Rossi，1915.4.19-2008.4.17），美國志願援華航空隊王牌飛行員，取得了6.25次經確認的空戰勝利（其中的0.25個戰果為與另外三人共同擊落一架敵機而得），志願援華航空隊解散後作為中國航空公司飛行員無數次飛越險惡的駝峰航線，向中國大後方運輸抗戰急需的供應物資，並和少數前飛虎隊隊員一起創辦了飛虎航線，後成為飛虎協會主席。
《航空史》：當您第一次見到克萊爾陳納德（Claire Chennault）時，您認為他是什麼樣的人？
博因頓：我見過他很多次，第一次是在緬甸首都仰光北面一個叫東籲（Toungoo）的地方。陳納德的外表給人印象非常深刻，雖然後來他的某些言行讓我們和他有所疏遠，但我們還是尊敬他的。他對於我們的很多行為非常不滿，比如：試射點45（11.43毫米）機槍時打斷了兵營外的電話線，趕著水牛賽跑穿過街道，某個酒店對我們招呼不周就打爛他們的吊燈。一些地勤人員不過是走私幾支槍賺點外快，被部隊查到搞得像販賣迫擊炮一樣嚴重。隊裡的無線電技師花錢買了一個老婆，錢交給她的父親，這件事我們一直都瞞著陳納德。某次行動之前的打靶訓練我們對著一堵牆射擊，這引發了麻煩——跳彈差點擊中了來自阿利森（Allison）的一位議員大人，當然他在之後的報告裡肯定會對我們大放厥詞。我們最後的特技表演是在一次為蔣介石的護航任務中，當蔣介石、陳納德和隨行高官們還在地面上的時候我們超低空從他們上方翻滾掠過，嚇得所有人都臥倒趴在了地上。我們同英國皇家空軍的人相處時關係有點緊張，我想他們也有同樣的感覺。我就搞不清楚這些傢伙為什麼總是這麼傲氣，要知道當時他們幾乎快要輸掉這場戰爭了。我們收到過很多次被送上軍事法庭的威脅，從技術層面上講我們可是老百姓，所以面對這樣的情況我們總是左耳朵進右耳朵出，出去喝一杯才是要緊事啊。我認為陳納德要求我們進行越來越多的對地攻擊任務時，他已經真正不受歡迎了。飛行員們的大量時間和精力都因此被綁在飛機上，也無法取得有價值的戰果，其中一個飛行員傑克·紐柯克（Jack Newkirk）就在對地攻擊任務中喪命。各個中隊異常頻繁地出擊，就為了空襲那些不確定的敵軍部隊和莫須有的倉庫，這簡直是扯淡。我們和日本人玩命的時候，陳納德只顧著他的報告寫得好看。多數飛行員都拒絕執行對地攻擊任務，一個子兒的好處都沒有，我們消滅的那些東西都是木頭嗎？陳納德又以送上軍事法庭來威脅我們，這樣大家和他之間的矛盾徹底激化了。我們是受僱於一個外國政府的專業技術人員，不會接受陳納德的私人瞎指揮。最後陳納德妥協了，他為這些行動額外支付一定的金額，我們也表示接受。
克萊爾·李·陳納德（Claire Lee Chennault，1893.9.6-1958.7.27），在中國抗戰期間創建美國志願援華航空隊，有「飛虎將軍」之稱。1942年任第14航空隊司令，1947年與中央通訊社女記者陳香梅結婚，1958年被艾森豪總統晉升為中將，同年因癌症病逝。陳納德與蔣介石夫婦關係甚密，1945年被蔣授予青天白日勳章。
傑克·紐柯克，美國志願援華航空隊王牌飛行員，戰果7架，1942年3月在泰國北部的一次任務中死於意外墜機事故，時任志願航空隊第2中隊隊長。
《航空史》：當您抵達美國援華志願航空隊時，這支部隊是怎樣的編制狀況？
博因頓：有三個中隊。第1中隊外號叫「亞當和夏娃」，也是我所在的中隊；第2中隊外號叫「熊貓」，由傑克·紐柯克率領；第3中隊外號「地獄天使」，由亨利奧爾森（Henry Olson）擔任指揮官。我呆的那個中隊是最後組建參戰的，所以參加的戰鬥最少。每個中隊都配有20名飛行員和相應的地勤人員，包括機械師、通信設備專家和武器技師。其他的就是參謀人員，還有一個所謂的亞洲人員管理部，具體職能是什麼我不太清楚。這些人總是愛把事情搞砸，平時看不見人影，一到吃飯時間就出現了。我們這邊的人裡面，我個人認為最討厭的傢伙是志願航空隊的副官哈維格林勞（Harvey Greenlaw）。這個小丑一點都不友好，他和他那個相貌難看的跟班弗蘭基克羅夫特（Frankie Croft）一前一後，把事先準備好的軍事法庭傳票交到我手上，就因為我們拉著當地的人力車搞了一次比賽。他看見我和另一個同伴拉著人力車賽跑，車夫則坐在後面座位上，更要命的是我們還付錢給車夫，所以他認為我們把志願航空隊的臉都丟盡了。格林勞後來還和我們一起轉到了位於中國昆明的基地，真是禍害千年在。
亨利奧爾森，曾擔任志願援華航空隊第3中隊隊長，這是1944年6月13日他在歐洲戰場駕駛P-47雷電戰鬥機的照片，當天他擊落了一架德國戰機。
哈維格林勞（左）和陳納德（右）一起抽菸。格林勞是陳納德在美國志願援華航空隊中的重要幕僚，同時他們也是博因頓在中國和緬甸期間除日本人外最憎惡的兩個人。
志願航空隊第1「亞當和夏娃」中隊幾位飛行員的合影，博因頓一副大哥派頭站在正中，右手還握著把左輪手槍，他左手邊戴船帽者為迪克羅西。
《航空史》：那您是如何處理和格林勞之間的這些糾葛？
博因頓：我只是簡單的告訴他如果再找我的麻煩，我會毫不客氣地「招待」他。我記得我應該提到了某些可能發生的「意外」——駐地四周有日本人投下的啞彈，誰也不知道這些炸彈什麼時候會爆炸，他大概也不想引爆它們。聽完這些話，他收回了傳票。
《航空史》：你們所呆的地方環境怎麼樣？
博因頓：絕對是你能想像得到的最糟糕的糞坑！公共衛生設施完全沒有，人們就在大街旁邊隨處大小便，各種各樣的傳染病肆虐流行，即使是最愛冒險的人在這種環境中都會收斂。這兒有一種雜交的野狗，專門吃各種屍體，包括死人肉。它們是當地長得最好的動物，但我想它們對活物應該沒有什麼威脅。
飛虎隊隊員在雲南的一處火車站旁和兜售特產的小販討價還價。艾倫·拉爾森(Allen Larsen)從小熱愛攝影，他參加志願航空隊後從美國帶來當時還很奢侈的彩色膠片拍攝了一些場景，為我們留下了非常珍貴的影像資料。本圖及以下幾張照片皆出自拉爾森之手。
因來自美國的地勤人員數量有限，不足的人手都由中國方面派人補缺，這是志願航空隊一名飛行員和他的中國地勤組的合影。
志願航空隊第3中隊王牌飛行員羅伯特史密斯（Robert Smith）在昆明和他的座機在一起。史密斯一共擊落了5架日機，他旁邊長翅膀的「飛虎」圖案來自於迪斯尼的設計。
艾倫·拉爾森鏡頭下的一家人正在吃午餐。從博因頓的回憶中可以感受到他在志願航空隊這段時光過得並不如意，因此對周圍的很多事物包括當地人並沒有多少好感。
《航空史》：談談您的座駕P-40吧。
博因頓：之前我是駕駛P-36戰鬥機的老手，但在操作P-40時還是遇到了一些麻煩，那是在1941年11月的時候。所有人都得通過這一關，凡事要有個過程。這些P-40戰鷹戰鬥機原本是我們美國用「租借法案」給英國人的，英國皇家空軍再轉借到中國戰場。我們為P-40畫上了鯊魚嘴，其靈感來自於一本雜誌上的照片，上面一架英國皇家空軍在北非戰場的P-40就有同樣的塗裝，我們覺得很好，可以嚇唬日本人。我第一次飛P-40很不適應，之前我習慣在弗羅裡達州的平原上以三個機輪同時著地平穩的著落，但駕駛這種機型第一次著落時飛機發生了彈跳。我猛地將節流閥向前推，並向另一個方向轉動，結果導致飛機發動機的歧管破裂。著落後我因為操作不當損壞了P-40的阿利森發動機而遭受到上級嚴厲的責斥。12月我開始作為「亞當和夏娃」中隊的一員參與戰鬥行動，我清楚地記得期間我們聽到發生在珍珠港的襲擊事件，大家的反應是不久以後我們可能會重新返回美國軍隊服役了。
《航空史》：飛行中的情況又是怎樣的呢？
博因頓：我們將各種東西隨處亂扔，整架飛機就是一個垃圾庫，上面堆放著各種我們都叫不出名字的零部件，破發動機也僅僅只能夠把我們載離地面，每次起降或單獨飛行都足以讓我們的腎上腺激素分泌紊亂。我們手裡的地圖是我見過的最次的貨色，毫無價值，製圖那傢伙要不是根本就沒到過這些地方，要不就是在喝得比我還醉的時候創造出了這些破玩意兒。有些坐標點誤差達到160千米以上，上面標註的磁偏角也完全不準確。我清楚記得有一張地圖標註的主道不遠是一條大河，當我們飛越上空時根本就沒有河，主道旁邊是大片的圩田。想想看吧有多搞笑。多變的天氣也給我們製造了很大的麻煩，當時不像現在，沒有任何的氣象預報，甚至趕不上後來我們參加太平洋戰爭時的狀況。在昆明的時候，名義上我們有一條2100米長的跑道，但這條跑道似乎從沒有完全竣工，五年來那兒的人就一直在修，直到美國正式參戰都還在修。接下來我要揭穿一個最大的謊言——人們印象中的日本飛行員都是愚笨和無用的蠢蛋，但我的親身體驗告訴我他們是空戰中的高手，尤其是日本海航飛行員。和他們交戰可不是鬧著玩的，只要你稍不留神就會丟掉小命，沒有任何挽回的餘地。不像現在，那個時候沒有雷達或者現代化的空戰預警系統。儘管我們有大量的警戒瞭望哨和一套完備的電話傳輸體系，但考慮到中間夾雜著各國語言和數以百計的各地方言，整套通訊系統的效率必然大打折扣。無論有多少困難，當上級命令讓我們南下前往仰光時，我和整個中隊在1942年2月2日成功抵達了那裡。
志願航空隊第3中隊全體飛行員合影，他們將中隊的標識「地獄天使」圖案畫在一塊板子上擺在前方，背後則是該中隊一架大張著鯊魚嘴的P-40，這張照片拍攝於1941年。
1942年在雲南的一處機場，中國地勤人員正忙著為一架P-40排除故障，取下的油箱已放在地面上。抗戰期間中國境內絕大多數機場為土質跑道，當然和高質量的水泥、混凝土跑道無法相比，道面因各種原因導致狀況不佳的情況很普遍，這也是博因頓頗有微詞的一點。
《航空史》：請描述一下駕駛P-40和日本人的戰鬥。它和日軍裝備的三菱A6M零式戰鬥機相比如何？
博因頓：零式戰鬥機以極佳的機動性著稱，這歸咎於它極其輕便，轉彎半徑很小。我們的飛機沒有零式那麼靈巧，但我們在俯衝時速度更快，這是我們保命的法寶。不過我們也和其它日本飛機交手，比如中島九七式戰鬥機。我們摸索出一套攻擊和脫離的戰術：從高空俯衝下來依靠速度優勢發動攻擊，然後利用高速俯衝的慣性拉起，即將動能轉化為重力勢能，達到合適高度後再俯衝發起下一輪進攻。另一個戰術是我們將戰機分成三隊，其中兩隊發動進攻時第三隊則隱蔽在高空掩護，如果有日本飛機想從後方偷襲前兩隊，第三隊就會從高空俯衝而下痛扁偷襲者。我們還有火力方面的優勢：早期的P-40有2挺點50（12.7毫米）機槍和4挺點30（7.62毫米）機槍，後期全部換成點50（12.7毫米）機槍，日本的九七式戰鬥機只有2挺可憐的7.7毫米機槍。此外我們的駕駛員座艙部分有裝甲板保護，飛機裝備自封式油箱，而日本飛機上都沒有以上東西，這些缺陷讓他們在戰爭期間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中島九七式戰鬥機是上世紀30年代末期開發的一種單發單座輕型戰鬥機，也是日本陸軍裝備的第一種下單翼結構戰鬥機。該機總產量3368架，曾廣泛使用於中緬印戰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逐漸被更先進的型號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