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琉球冊封海路上的寫作現場，冊封使團的總體特徵
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朱元璋遣行人楊載齎詔往諭，以其即位詔告琉球，琉球中山國王察度領詔，自此開啟了華夏與琉球的官方交通往來。永樂二年（1404），中山王世子武寧派遣使者來朝告父喪，明成祖命禮部遣官諭祭，遂命武寧嗣立為新王，由此便成為明朝對琉球冊封的開始。「琉球國凡王嗣位，先清朝命，欽命正副使奉敕往封，賜以駝鈕鍍金銀印，乃稱王。未封以前稱世子，權國事」，成為慣例。從永樂初至光緒五年（1879）琉球滅國，明清兩朝派出的冊封使團前後25次，其中明代17次，清代8次，任命正、副冊封使至今得其姓名者45人。
冊封使一般都遴選「學問優長，儀度修偉」的文官充任，清代更每以狀元為之，以彰顯冊封之旅的重要歷史和文化意義。與冊封使相隨的，還有龐大的出使陣容，除了醫生、天文生、雜役、船夫、官兵等外，尚有若干冊封使邀約的文人從客，總數一般達500之眾。歷屆冊封使和文人從客形成了一個個特殊的文學群體，他們在四百多年間往還於中土與琉球的漫長海路上，這種行為本身在地理空間上已創建出了一個文化空間。活動於這一空間的文人將冊封之路轉變為寫作現場，他們用文筆記錄下了海途經歷，越洋見聞，留下了珍貴的文學文獻。如果我們將歷史維度與文化維度結合起來考察，可以還原這一特殊的寫作現場。
出使琉球，例常是往必夏至，復必冬至，單程路途所需時間因明清航海技術發展狀況不同而不等。據記載「封舟出海皆由梅花所開洋」，亦有「因巨舶不行沙壅水淺，隨從五虎門出口」的情況。如果從福州長樂梅花所開洋到那霸入港，一般長或逾月，短則不到二十日，「一開帆則晝夜乘風破浪，利不得泊。」漫長而單一的海洋航行使封舟成為主要的活動環境。封舟形制在明清兩代大體相近，艙面皆為「戰棚」或「戰臺」，而官艙的中心位置為大堂，左右供人居住。明代蕭崇業《使琉球錄》曾描述道：「艙口低凹，上覆平板為戰棚……即官艙亦僅高四、五尺，……面雖啟牖，若穴隙然。」自清康熙朝汪楫使團始，封舟以現有戰艦充之，「自艙底至面，凡六層，艙面為站臺……艙高八尺，中一間寬六尺許，兩使臣會食地也。左右分居，居復分兩層，名曰麻力。……麻力舊有小窗踰尺，隙光入則艙藉以明。出海復錮之以避浪。於是出入皆捫壁行，儼如穴處也。」
「穴居」，是冊封使團海上起居環境的總體特徵。這種難免寂寞的環境更需要一定的文化活動娛情遣懷，或者說更需要風雅相佐。一般來說封舟有二，一舟載使臣諸人，一舟載兵役，另有護舟以及琉球使臣的船隻隨行。兩位冊封使共居一舟之內，他們與隨侍僕傭「曹詩劉飲，秋奕嵇琴；陶泓毛穎，陳玄楮生；儼然數客，述古刪今。」（蕭崇業《航海賦》）時間的漫長與空間的密閉為冊封路上的文學生產提供了一個特殊環境，活動空間的狹小並不意味著寫作現場的封閉，恰恰相反，隨著航行的推進換景，文學場景不斷開放轉換，發生著奇妙的變幻。海景的瑰麗與大自然的驚險刺激著文人，一種從未有過的文學體驗必將觸發他們的創作激情，迎風破浪的使舟實際上是一個充滿期待的風雅勝地。
蕭崇業使團更是在使錄中直接記載為「輒見三龍並起於海」。正副兩使彼此唱和，有詩《三龍吟》，對此神異景象描寫得氣勢恢宏，神話色彩極其濃鬱。對此後世使臣並不視為虛妄，對於海魚的記載頻仍，一以貫之與神異相聯繫。除此之外，風浪、飛鳥，以及日出月落、電閃雷鳴，都成為詩人們獵奇和神話的對象。可以說，是特定的自然環境和陌生的封舟生活一起構成了跌蕩生動的寫作現場，承載著文人的敏感心靈，掘發著幽古的神靈崇拜，鼓動著無限的奇妙想像。
行船駛向中琉交界，平嘉山、釣魚島、黃尾嶼、赤尾嶼、黑溝、姑米山等次第出現，成為一個個混茫遠接、激動心魂的現場，在冊封之途上天水映耀，熠熠生輝。其中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天形地貌更是突出的標識，給予明清朝臣和文人們置身遠濤的特殊的海洋體驗。它們與其它生動新奇的場景一起連接成冊封海路的文學之途，詩人以敏感的心靈攝取融鑄，寫就成史詩般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