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編、導讀｜楊司奇
《從文自傳》是沈從文在1931年夏秋之間為自己最初20年的人生歷程所立之傳，主要涵蓋了沈從文在湘西老家直至赴北京之前的生活經歷，甫一面世便獲得文壇矚目。1935年，林語堂主編的《人間世》開闢了一則專欄「一九三四年我所愛讀的書籍」，邀請作家們選出1934年他們最愛讀的三本書。結果，老舍和周作人同時選擇了《從文自傳》。
當時，沈從文正在青島大學教書，年齡剛及三十，「學習情緒格外旺盛」，每天都會到附近的山上或海邊，去看遠近雲影波光的變化，接受一種對生命「具有重要啟發性的教育」。應上海良友書店邵洵美所邀，他寫下了這部自傳。同時出版的是一套叢書系列，包括《巴金自傳》《廬隱自傳》《欽文自傳》《資平自傳》等多位作家的傳記，沈從文的自傳最受歡迎。
這本《從文自傳》是「離奇有趣」的，也是「沉重辛酸」的。它記錄了沈從文少年逃學、打架、罵野語乃至賭博的頑童生涯，也記錄了沈從文離開家庭進入大社會之後的見聞和生活遭遇，隱現了他所經歷的種種殘酷往事，對於湘西以外的讀者而言，近乎一部傳奇的《聊齋志異》抑或《天方夜譚》。
半個世紀後再次出版時，沈從文認為，這本自傳無非是一個「才質平凡的鄉下青年」在社會劇烈大動蕩下如何在一個小小天地中度過了20年噩夢般恐怖黑暗的生活。因為五四運動餘波的影響，他的生命才有了轉機，爭取到掌握自己命運的主動權，開始進入一個「更廣大複雜的社會大學」。
從傳記的角度來說，《從文自傳》並不完全真實，據學者考證，沈從文在其中投注了相當多的虛構與想像，但是它卻真實代表了沈從文童年與青年時期的生活經驗、心靈變化以及他所做出的自我選擇。這部自傳如此關鍵，以至於沈從文後來的人生觀和文學創作，都直通其中的思想與精神核心。
值得一提的是，《從文自傳》每次再版，沈從文都會重新大幅修改一次，至今主要版本已經有了1934年良友書店版、1946年開明書店版，以及1980年代由《新文學史料》連載後再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單行本等多部版本。其中尤以40年代開明版和80年代人文社版改動最大，如今《從文自傳》的出版主要採用的便是這兩個版本。由此，對於《從文自傳》不同版本的研究與解讀也成為一條通往沈從文精神世界的秘密通道。
今天是沈從文逝世32周年紀念日，我們特別選取了研究沈從文多年的學者、《從邊城走向世界》的作者凌宇關於《從文自傳》的一篇解讀文章，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沈從文如何從一個陳舊的人生公式裡跳脫出來，並進入一段更廣闊的生命之中。
《沈從文經典名作》，沈從文 著，趙園 主編，理想國丨上海三聯書店2020年1月版。
走出地獄之門
撰文丨凌宇
一九八〇年，沈從文在為《新文學史料》重發《從文自傳》所寫的附記裡，曾談到該書一九三一年初版後讀者的反應：部分讀者只覺得「別具一格，離奇有趣」，只有少數相知親友，才體會到「近於出入地獄的沉重和辛酸」。一九三四年，《人間世》雜誌以「一九三四年我愛讀的書籍」為題，徵詢作家的意見。翌年一月，該雜誌刊登了一組作家的答覆。其中，老舍與周作人同時標舉《從文自傳》。當時發生在這兩位作家身上的閱讀效應，究竟屬於沈從文在附記裡提到的兩種情形中的哪一種，抑或二者兼而有之，現在已經無從索考。雖然從該書問世至今，已經過去了六十多年，但上述兩種閱讀效應，仍有可能分別在今天的讀者身上發生。
《從文自傳》是作者為自己最初二十年的人生歷程（從他出到他離開湘西為止）立傳。它確實是「離奇有趣」的。這自然與沈從文青少年時代的人生經歷極富傳奇色彩直接相關。逃學、打架、罵野語乃至賭博——野得無法收拾的頑童生涯；十四歲即廁身行伍，浪跡湘川黔邊境；在「清鄉剿匪」中成百上千次地看殺人；所屬軍隊在鄂西境內一夜間全數覆滅及自己的死裡逃生；在芷江發生的初戀及由此派生的「女難」；在常德的「打流」，在川東龍潭與一個有著殺人放火嚇人記錄的山大王的過從……如此等等。這一切，對於湘西以外的讀者而言，實在是聞所未聞，近乎一部《天方夜譚》。
然而，作為一部優秀的文學傳記，絕不僅僅是傳主人生經歷的實錄，無論其經歷如何離奇有趣。《從文自傳》的魅力，也遠不只是沈從文人生經曆本身所具有的傳奇性。作為一般的傳記，除了材料的真實性之外，必不可少的是作者對傳主其人的理解與把握；而作為自傳，則是作者對自我的認知。這種創作主體對傳記材料的擁抱，較之傳記材料本身，對於一部傳記的成敗，似乎更具決定性的意義。它不僅影響到傳記材料的選擇取捨與組織方式，甚而更直接地規定著傳記的主題意向。
拂去《從文自傳》表層的傳奇色彩，即撇開作者敘述了些什麼，轉向作者如何敘述，那麼，隱伏於《從文自傳》之中的敘述脈絡便清晰地顯現出來：從作者對自我存在本質認知的角度看，這是一個自然之子逐漸朝理性與知識的皈依；從作者對自我精神狀態的把握角度看，是自我由於理性精神的蒙昧，身不由己聽憑命運的播弄，朝渴望獲得「自己處理自己命運的主動權」的轉移；從作者對自我生存處境的反應方式看，則是從對社會的現存秩序與觀念的被動接受、承認，走向懷疑與不信任。
在《從文自傳》中，這絕不是一個直線的邏輯演繹過程。材料與敘述呈現的過程的複雜性與曲折性，顯示出傳主人生選擇的艱難性，而背後隱伏著沈從文對自我選擇的哲學沉思與體驗——涉及必然與偶然、理性與情感、命運與意志、生與死、價值與非價值等具有普遍意義的人生命題。
《沈從文的前半生》《沈從文的後半生》，張新穎 著，理想國丨上海三聯書店2018年2月版。
從上私塾起始，延至行伍中與姓文的秘書官相遇，《從文自傳》活脫出一個野精靈的形象。傳主對大自然萬物百匯的光與色以及社會人事這本大書的神往傾心，與家庭、學校對其行為的規範之間，交織著充滿喜劇色彩的衝突與對抗，近乎本能的對生命自然的渴求與家庭、學校各種成規對生命壓抑之間的矛盾，構成敘述的內在張力。雖然，一些已知的沈從文傳記材料與作者的這種自我認知存在明顯的剝離。
據沈從文小學時一位老師田個石回憶，因為逃學，沈從文曾被田個石當眾罰跪在一棵楠木樹下，沈從文不服。田個石便對他說：「要記住，自輕必然自賤。自尊才能自貴。」這話對沈從文影響極大，自此用功讀書，上課時格外安靜。又如，自傳稱許自己如何精於水道，真實情況卻是沈從文並不擅長遊泳，常常只是泡在淺水裡玩，這種自我認知與外部行為真實的游離，起因於作者對自我內在精神真實的把握與需求。
在同年創作的小說《虎雛》裡，作者通過作品中人物之口自白：「我的性格算是最無用的一種典型，可是同你們大都市裡長大的讀書人比較起來，你們已經覺得我太粗糙了。」——作者的自我認知，有著一個更大的參照系。在《一個老戰兵》裡，鮮明地表現出作為一個自然之子的價值選擇。在對比性描述了自己所屬新式技術兵訓練班與那位老戰兵任教官的舊式訓練班的種種情形後，作者評述說：
我們永遠是枯燥的，把人弄呆板起來，對生命是不流動的。他們卻自始至終使人活潑而有趣味，學習本身同遊戲就無法分開。
這個後來在行伍中依然沉醉於各處亂跑、燉狗肉、與其他士兵一道吹著竹哨列隊從大街上揚長而過，或寒冬臘月與人賭賽下河洗澡，見人便自稱「老子」，卻不知「氫氣」「淮南子」「參議院」為何物的角色，直到在懷化，才因那位姓文秘書官的一部《辭源》，接受知識理性的啟蒙。然而，隨著這位姓文秘書官在湘鄂邊境猝然遇難，加之軍隊中無書可讀，又旋即中斷了這一進程。但他對讀書人身份的自期與對大兵身份的遺憾，已見出知識理性在其精神領地留下的印痕；芷江熊公館的藏書對他的誘感，給親戚抄詩受到的嘉獎，似乎又接續了從懷化開始的進程。但這一進程又因一場「女難」猝然中止。
又是兩年的延宕，他身上的野性幾乎是故態復萌。直到他在保靖軍部會議室與大量古代文化典籍、器物與藝術品對面，才「面對於人類智慧光輝的領會，發生了極寬泛而深切的興味」。繼之而來的那位聶姓姨父用「因明」「進化論」等新舊因果鏈向他疏解迷亂眼目的人生現象，以及那位長沙來的工人所帶新書刊對他實施的「五四」精神的洗禮，才最終使得他「對新書投了降」，向知識與理性皈依，並跨出了對他一生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一步。
《沈從文詩集》，沈從文 著，張新穎 編選，理想國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7月版。沈從文以小說和散文成名，但他極為關注新詩的狀況和發展，從20世紀20年代便開始寫新詩及評論，一生所作詩歌散見於第一本書《鴨子》及報刊、手稿中，生前未結集出版。沈從文與新詩的關係，是創作者、批評家，也是助推編輯，40年代後期主編《益世報·文學周刊》時，對新詩的推動格外用力，開一代新風。
與這一過程同步的，則是傳主身不由己地聽憑命運的播弄到渴求自己的命運，以及從對社會現存秩序與觀念被動接受，走向懷疑與不信任。這自然與作者對自我生存處境的認知直接相關。一九八一年的「附記」披露出作者是將軍隊作為「人間地獄」來把握的。雖然，從其敘述表層產生的閱讀效果看，這一目的沒有獲得充分實現。這一方面，正如作者所說，「後半部不免受到些有形無形限制束縛」。因為在沈從文寫自傳時，他當年廁身其中的軍隊依然是一個現實存在，且許多親友仍在其中謀生存。人事的忌諱不但使他有意讓事件的離奇性衝淡地獄氣氛的渲染，而且隱去了一些具有典型意義的事件。
例如，他在川東龍潭時，曾面臨一位名叫向世春的參謀長將其視為孌童欲施強暴的危險，而他身邊的一些年青士兵已身受其害。這是他秘密寫信給陳渠珍求援重返保靖的最直接的原因；另一方面，又與作為被敘述對象的「我」在當時對其生存處境的認識與反應方式——因其理性精神的沉睡而對其生活本質不知相關。敘事的法則拒絕以作傳時「我」的認知來替代。儘管如此，《從文自傳》仍展示出生命捲入死亡惡性大循環的地獄般圖案：「清鄉」士兵遭當地人冷槍襲擊，大量鄉民旋即被抓來砍頭示眾；殺人不眨眼的山大王轉眼間在世界上消失，而下令殺他的司令官三年後即被其部屬用機關槍擊斃；沈從文所屬部隊在懷化殺了幾千人，一年後即在湘鄂邊境全軍覆滅……殺人者殺人，殺人者又被人殺，生命源源不斷地投入這一循環，身不由已而又視作命數使然。
常常還可見一幅動人的圖畫：前面幾個兵士，中間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子，挑了兩個人頭，這人頭便是這小孩子的父親或叔伯。
可是，置身其中的生靈卻失去了對死亡的恐懼，也沒有對這種死亡的理性懷疑。作為其中的一員，沈從文也安之若素，全然聽憑生與死對他作出選擇，甚而覺得這一切都是「照習慣辦事，看起來十分近情合理的」。這種對社會現存秩序與觀念的被動承認與接受，直到他的理性精神開始甦醒並認同「五四」新思潮時才徹底轟毀。
然而，傳主的這一人生轉變過程，在《從文自傳》裡，並非一個純然的必然過程，而是交織著必然與偶然——它顯示出作者對人生命運的認知與把握方式。作者意識到早年「自我」所處的時代特徵及民族的整體精神走向，賦予自我人生選擇以某種必然性，但同時，這種必然性鏈條隨時都可能因人生的偶然性而斷裂。其中，最典型的莫過於那場「女難」。這場「女難」不僅結束了他的初戀，也同時結束了他在芷江穩定而有「出息」的生活。
假如命運給我一些折磨，允許我那麼把歲月送走，我想像這時節我應當在那地方做了一個小紳士，我的太太一定是個有財產商人的女兒，我一定做了兩任縣知事，還定做了四個以上孩子的父親，而且必然還學會了吸鴉片煙。照情形看來，我的生活是應當在那麼一個公式裡發展的。
年輕時的沈從文
這一事關傳主後來人生發展方向的選擇中，同時交織著理性與情感的衝突。因情感發炎而冒出的傻氣戰勝了周圍親友基於現實理性對他的規勸，終於作成了他與家庭的一場災難。但對後來的人生發展而言，這場災難卻陰差陽錯地使他因禍得福。原來已獲得預約的人生公式的被破壞，也許恰恰是另一個更大的人生公式的需要。
然而，這在當時，卻沒有任何必然性為之擔保。即便後來在保靖，沈從文的理性精神開始覺醒，對新思潮的認同皈依獲得了不可逆轉的勢能，但他跨出對其一生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一步，仍然需要偶然性來推動。自己在一場病中差點死去與好友陸弢猝然在河裡淹斃，恰恰是這兩個偶然性事件，才促使他對生與死、價值與非價值、權力與知識、命運與意志人生諸問題的嚴峻思考，並作出了最後的抉擇。這對傳主而言，不啻是一場戰爭！
在經歷了不易想像的生活磨難與嚴重的精神折磨之後，他終於跨出了地獄之門。當我們從深處把握住傳主的這一精神歷程，並意識到這最終的選擇無法完全預料，甚至靠某些陰差陽錯的人生因素來調節時，不禁使人替傳主感到了一種後怕。才真正體會到作者敘述時那種「近於出入地獄的沉重與辛酸」。
這是三十年代的沈從文為自己前二十年立傳。對別人理解不易，對自我的認知更難。從嚴格的意義上說，判定《從文自傳》這種自我認知所達到的真實性程度，幾乎是不可能的。但從另一個意義上說，《從文自傳》卻真實地披露了沈從文三十年代的自我選擇。由於這一選擇是沈從文思想、創作步入成熟期的產物自傳中的自我認知，已經鮮明地體現出成熟期沈從文思想精神的特徵。他後來的人生觀及其在文學創作中的投射，都與這一思想精神特徵相銜接。因此，它對理解沈從文創作的主題走向、人生意蘊以及敘述模式，都具有重要的啟示性意義。
*本文經理想國授權摘自《沈從文經典名作》上冊，較原文有所調整。
導語及摘編丨楊司奇
編輯丨張婷
校對丨翟永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