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約撰稿 南香紅 / 文
700中國人的死，在日本是長久隱瞞，在中國是徹底遺忘
9月，日本東京的平靜中有一點哀傷。由於今年是「關東大地震」90周年，這裡到處是紀念亡者的活動，其中，以橫綱町公園的東京都祭奠堂裡的氣氛更濃烈一些。
浙江省溫州市甌海區澤雅鎮桂川村的周江法夾雜在日本人中間，拎著一編織口袋的冥幣，金元寶，銀錠子，黃紙，不知道怎麼辦。他找不到任何紀念物，也沒有紀念碑，偌大的東京，沒有可以尋找他爺爺蹤跡的地方，也沒有可以寄託哀傷的場所。
「啊，中國人。」一個叫中村的祭奠堂工作人員看了看周江法手裡的袋子，心領神會，於是找出鐵桶，帶著周江法來到祭奠堂右側的一口大鐘下。
「幽冥鍾」三個漢字鐫刻在鐘上。這口鐘來自中國，介紹牌上說，當年日本地震兇報傳來，中國佛教徒在杭州西湖的招賢寺和上海麥根路的王佛寺做法會，為日本祈禱。上海富商王一亭出面籌集資金鑄了一口大銅鐘。1931年，鐘樓落成，銅鐘從中國運來，在這裡第一次敲響。
「你可以燒錢，可以敲鐘。」中村解開了綁縛著鍾錘的繩子。
紙錢的青煙中，周江法跪了下來。
雄渾的鐘聲響起，在關東大地震紀念館的寂靜裡迴響。
1923年9月1日中午11時58分，7.9級地震襲擊了東京都、神奈川縣等地，這就是人類災難史上著名的「關東大地震」。
然而，就在大地震顫時， 「朝鮮人縱火」的流言飛起。震後第二天，除了縱火，往井裡投毒、強姦和製造暴亂等流言遍布東京和橫濱。一場由軍隊、警察和民眾自警團共同參與推動的、針對朝鮮人和中國人的大屠殺自此開始。周江法的爺爺四兄弟就死於這場大屠殺——700中國人和7000朝鮮人遇難。
相隔90年，被屠殺中國人的後代第一次來到祖輩亡命的國度。
建於1930年的東京都祭奠堂安葬著5.8萬名地震遇難日本人遺骨，這裡也是周江法的爺爺的拋骨處。據日本研究者考證，在大島町被集體殺害的170名中國人的遺骨，就是在這裡焚燒的。
遇難華工後人周江法
周江法的爺爺四兄弟，只有36歲的老大周瑞楷留下了一個3歲的男孩，延續了一縷香火。同村的另外14名死難者，也只有兩人留下了後代。
如今，這個偶然留下的周家後代，敲響這口幽冥鍾，希望鐘聲能引領祖輩的魂靈回家。
「一下子就沒了四條生命」
關東大地震最慘烈的記憶，是東京和橫濱的漫天大火。地震發生於家家飲飯的午時，爐火點燃密集的城市木屋並迅速蔓延開來。大地震造成的10萬死亡者，其中近90%都死於火災。「朝鮮人縱火」流言的恐怖性和煽動性就此凸顯。
1923年9月2日，日本內閣匆忙頒布戒嚴令，出動軍隊維持治安，也是從這天起，大屠殺開始。
東京龜戶區的大島町是虐殺最殘暴的地方。周江法的爺爺們就住在這裡。對於當時的東京來講，這裡是臨近東京灣的郊區。從海上來的貨物在此卸船，再沿入海的河川運輸到陸上各地。作為底層勞動者的朝鮮人和中國人聚集在這裡，或者裝卸貨物，或者做縴夫逆流牽舟而上。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經濟得到刺激，需要勞動力。地震前，以中國溫州、處州(今麗水)人為主的勞工已達7000多。「一天三個大洋。」周江法說，他爺爺寫信回來讓家裡的五弟也快去日本。正是因大屠殺的發生，周家第五個兒子的東渡才沒有成行。
屠殺過後40多天，龜戶大島町唯一倖存華工黃子蓮回到上海，向國人哭訴自己死裡逃生的經歷：
9月3日上午，日本軍警、青年團及浪人「每個人手中都拿著鐵棒和鐵錘，來到大島町八丁目中國人住的旅館裡，說，『帶上錢，馬上回國，現在跟我們來。』我們信以為真，就跟他們去了。走到一處空地上，他們突然說，『地震了，臥倒！』當我們全部伏在地上，他們卻幾乎將我們174人全部擊殺，打殺。我因昏死過去，他們認為死了，把我扔了。夜裡我被痛醒，從死人堆裡爬出來，在蓮地旁過了一夜，沒吃沒喝，奄奄一息」。黃子蓮的頭部受了兩處重傷，一隻耳朵被砍掉了，兩年後，他便因傷重去世。
周江法四個住在一起的爺爺則全部被殺。
「我爺爺（他們）只是老老實實的打工者，沒想到一下子就沒了四條生命。」 周江法說，爺爺周瑞楷死時，父親周錫昌只有3歲。「奶奶得到丈夫死訊後，一連哭了幾個月，接著就病了，不到一年，就死了，當時她只有25歲。我父親4歲就成了孤兒，跟著太奶奶長大。」
9月3日白天的慘案在日本外務省記錄上被稱作「大島町事件」。唯一的倖存者黃子蓮成了這次慘案的見證人。當時在龜戶區一帶居住著約1280名中國人，他們的死活沒人知道。只有在偶然保留下來的1923年12月16日日本眾議院議事速記錄第五號中，有這樣的內容：9月2號或9月3號，大島町的中國人全部失蹤。除自警團外，軍隊也參與此事，沒收了一筆巨款，是中國人回國的旅費。
日本學者仁木富美子的實地調查，在70多年後逼近了事件真相：地震後有10萬人在此聚集避難，中國人被從旅館裡拉出擊殺，房間被難民佔據。
在一份證詞裡，一位目擊者看見大島町六丁目，「用煤灰填平的四五百坪的空地，東側是深水坑，在空地上幾乎排滿了裸體屍首。頭從北並排躺著，聽說有250具。我來回仔細看，那些屍首的喉嚨都被切斷，氣管、食道和兩條頸動脈都露在外面，顯得慘白，脖子後面被切開，露出慘白的肉，像石榴那樣向外翻著……很多屍首都睜著眼睛，遲鈍的臉上絲毫看不見痛苦的痕跡……有人說『這些傢伙不是朝鮮人，是中國人』。最可憐的是一個看上去還很年輕的女子，她的肚子被切開，一個已經六七個月的嬰兒流到腸子裡，當我發現在那個女子的陰部刺著一支竹槍時，嚇得趕緊躲開。」
屠殺之後緊接著的，就是毀屍滅跡。目擊者八島京一說，他遇到了4名巡查，拉著裝有汽油和乾柴的大板車，說是「昨夜通宵殺人，竟殺死320人。因為要有外國人來龜戶管區視察，所以今天必須趕緊把他們燒掉」。
在一份龜戶警察署長古森向上級警視廳官房主事的報告裡，屠殺的主角是：軍、警、自警團，然後「用30桶石油焚燒屍體，焚燒後的骨灰有5寸多厚，分幾輛馬車運走」。「總之，此次行動都是在警方的指揮下進行的，警察署長乘坐挎鬥摩託車，親臨現場監督指揮。屠殺的原因都是聽了警官的宣傳所致。當時，見到支那（中國）人和朝鮮人就該殺。」
久保野茂次是東京地震後戒嚴部隊6中隊的一名士兵，他所在部隊擔當大島區的戒嚴任務。1975年，他公開了當年的日記，透露所在部隊執行了屠殺。「在結束『戒嚴』的時刻，長官訓話『殺人的事情不許說出去，要嚴守秘密！』」
掩蓋令實際上是自上而下頒布的。9月18日，日本當局向各地警察署、報社發布「鑑於大地震發生，引起日本和支那國家外交上的問題，為此當局要求進一步嚴格取締新聞報導，禁止刊登所有死屍的照片，對原稿實施內審」的通牒，採取高壓手段控制言論。
然而，一個「高尚的」中國人被殺，使屠殺事件成了一團紙裡包不住的火。
王希天是一名留學日本的青年，1914年以吉林省官費留學身份來到日本，1916年在東京美以美會接受洗禮，成為一名基督徒。
王希天看到在日勞工不懂日語常被剋扣欺負，便以自己的名義向東京地方法院註冊登記「中華民國僑日勞工同胞共濟會」並擔任會長，以各種方式救濟勞工。
地震時，王希天住在神以田基督教青年會宿舍二樓，倖免於難。地震後交通斷絕，秩序混亂，很難得到消息，是逃出大島町的黃子蓮帶來了勞工被殺的消息。9月9日早晨8時，王希天決定騎自行車前往查看，此時「外國人外出危險的警告」已經發出，大規模殺人雖已得到遏制，但血腥事件還在發生。
「其時頭戴棕色草帽，身穿短袖襯衫，藍條白色短褲，紫色皮靴，腰系W黑字之白皮褲帶，手帶銀表，騎大冢1338號之腳踏車，為慰問華工震災情形到大島町共濟會事務所去。」
王希天此去，再也沒有回來。
「龜戶大島町是一個極其混亂的地方，」日本學者田原洋說。陸軍實施戒嚴令，軍警在街頭暴走，看到不對的人就用刺刀刺。除了殺害中國勞工的「大島町事件」、殺害朝鮮人的「龜戶事件」外，這裡還發生了殺害日本無政府社會改革思想家大杉榮和妻子、侄子的「甘粕事件」，「王希天在這種情況下去大島，無異於飛蛾撲火。」
王希天失蹤後第二天，共濟會總幹事王兆澄便四處找他，有人搖著頭驚恐地說：「你們的頭目早已死了，死得可憐呀！」
1923年10月，因受到日本軍警「嚴密關注」王兆澄不得不用假名混上難民船，與滿船驚魂未定的傷殘勞工一起回國。王兆澄收集到了一份420人的死亡名單，後來民國外交總長顧維鈞交給駐北京日本公使芳澤謙吉的書信中死亡名單增至639人。
王希天並不在這個名單上，他的死成為一個謎，直到1975年。
一個士兵的日記
90年的歲月，已經將當年的血腥抹得乾乾淨淨。9月10日，東京天氣晴好陽光暴烈，王希天60多歲的孫女王旗來到大島區中川河逆井橋下，一邊流著淚大聲呼喊爺爺，一邊將鮮花和供品拋入河中。
這裡就是王希天被殺並拋屍的地方。
1990年代，王希天被害詳情被帶到中國，「我的父親不敢打開看，我爺爺到底是怎麼死的，死得有多慘，70年過去了，我們始終不知道。」王旗說。
「我聽其人（高橋春三氏）詳盡地說過以中隊長為首，誘騙王希天說，你的同胞在騷亂，你去訓誡訓誡吧，說著把他帶了出去，來到逆井橋旁的鐵橋處，等候在那裡的垣內中尉走了出來，向六中隊的長官們問道：『你們哪兒去，休息一下吧』，說時遲那時快，從王希天背後齊肩一刀斬去，然後將面部、手腳都斬碎，燒了衣服，掠走了身上的10元7角錢和自來水筆。這樣，斬殺王君的事在長官們中間，成了秘密。」
這些字一個一個蹦到王旗眼中，每一個字都帶著尖銳的刺，讓她感到窒息。
這是東京地震戒嚴部隊6中隊士兵久保野寫於1923年10月18日的日記。
秘密被嚴守了半個多世紀，許多見證者、當事者都將秘密帶到了墳墓裡。只有少數人在生命最後幾年才打破緘默，撕開了沉默的一角。久保野拿出日記時，並不希望公開他的名字，經人再三勸說，終於站在了前臺，媒體一下聚焦於這個說出真相的老兵。在與《朝日新聞》、《讀賣新聞》等媒體的爭搶中，《每日新聞》搶先在當天的晚報上刊登報導《一個士兵的日記為查明王希天事件真相提供了線索》。
1923年10月的那個晚上，擔當完「支那朝鮮人收容所」執勤任務的久保野剪下了一份登載著王希天失蹤內容的報紙，貼在日記上。並在旁邊寫道：「他是一個開朗的人，他知道中國同胞正在為送往習志野（收容所）去而驚慌著，他用中文寫了告示，貼在中隊的接收處，中國人沒有不知道王希天的。」
現在想來，當年的久保野看到這條消息，心中一定有很多波瀾，但因為要奉行「嚴守秘密」的命令，只能用這種方式表達。簡短的記敘，讓冤死於他鄉的王希天留在了歷史中。
王希天事件真相查明還有一個關鍵人物：遠藤三郞。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日本陸軍中將。關東大地震時，他被緊急調往戒嚴部隊，擔任司令部參謀。遠藤三郞戰後從日軍的「優秀分子」，變成著名的「反戰將軍」，擔任 「日中友好老軍人協會」會長。這個角色，讓他成為了建交之前的中國和日本之間的「潤滑劑」，自1955年起就開始訪華，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接見。
遠藤三郞站在周恩來身邊，另一邊是剛剛「解放」出來的廖承志，廖出生在日本，由日本乳母帶大，70年代平反之後進行的一項重要工作是中日邦交會談。這張新聞照片透露出遠藤三郞在中國的重要政治角色。
據說，周恩來多次向遠藤詢問他青年時期留學日本的朋友王希天，希望幫助查明死因。面對周恩來的追問，遠藤一直保持著沉默。直到周恩來去世之後，1980年代，當記者、自由撰稿人田原洋有一天拜訪時，88歲的遠藤突然說出一句驚人的話：「關東大地震的混亂中，部下曾經殺了中國的一個大人物，這件事後來被隱瞞了下來，殺人犯現在還活著。」
殺人者垣內中尉就此暴露。
田原洋立即去拜訪住在和歌山的垣內八洲夫。當時83歲的垣內聽到有人叫門，迎出來，手裡拿著一塊尿布，他有點不好意思地說老伴得了腦軟化症，自己每日起居照顧。問及當年事，他有些顧慮，田原洋搬出長官遠藤三郞，他的戒備之心便冰釋，承認是自己從背後給了王希天一刀。
垣內並沒有因為殺人受到追責。當問及是誰指使，處刑的理由是什麼時，垣內的說法又開始含糊起來：「不知道，那天佐佐木中隊要殺一個人，我走去看看而已……不，是為這事去的……我想佐佐木兵吉中隊長是接受了上級的命令吧……」
當中方追查甚緊，日方將佐佐木大尉推出時，幫他做偽證備忘錄的，正是遠藤三郞。
田原洋將發現寫成《關東大地震與王希天事件》一書，於1982年出版。進入80年代，以揭開王希天被殺秘密為契機，關東大地震中國華工大屠殺有了爆發式的發現。日本湘南國際女子短期大學教授今井清一得到了美佔領期議會圖書館和國務院製作的《日本外務省文書縮微片》，秘密就此揭開。
戰爭結束時，日本將重要的文書全部銷毀。一份《大島町事件及支那人殺傷事件》檔案倖存下來，當時外務省亞細亞局第一課(中國課)外交官守島五郞將這些秘密文件收集放入一檔，在標籤上標註了一個「私」字。正因為這個字，檔案逃脫被銷毀之列。
這些公文，都標有絕密字樣，有的還加蓋各大臣的多個花押。文件不像是連續的、完整的檔案合集，而是選擇性收檔的，在這些文件中，殺戮與陰謀鮮活地展現出來。
日本外務省1923年9月21日的綜合報告稱：「王希天作為在京(東京)華人中頗負盛名的煽動家，曾極力主張排日，因此，他早成為被監視的人物，可以想像，他大概已被弄死在什麼地方了。」
1923年10月，中國派出以曾任國務院總理王正廷為團長的調查團赴日，作為應對，日本政府召開內閣總理山本、內務後藤新平、外務伊集院彥吉、司法平昭騏一郞、陸軍田中義一五大臣會議，決定對大島町事件屠殺華工和王希天事件進行隱瞞。
「由於各方面的關係，必須掩蓋全部事實真相。」隨後警保局長召開警備會議，確定了實施方式。
這次會議氣氛極為沉重。警視總監湯淺說，「這是本官從未經歷過的重大問題，對於掩蓋或揭露此事件與否，都應以國家利益為重，對此，本人確信無疑。」
《讀賣新聞》記者小村俊太郞的調查報導在鉛版製作完成後被強制刮除，第二天讀者看到的是一份開著「天窗」留有刮痕的報紙，但還是能從依稀的痕跡裡讀出王希天等字樣，這成為《讀賣新聞》史上最著名的「開天窗」醜聞，剛解除的戒嚴期間新聞封鎖再次啟動。
大地震本是中日關係緩和的機會，但轉瞬即逝
「這在日本近代國民的歷史上留下了一篇恥辱的記載。不僅如此，直到日本投降後，日本政府也不允許人們查明這些事件的真相。日本國民沒有對此進行過反省，這與日軍在15年的戰爭期間，在亞洲各地實施的殘暴行為逐漸升級並非無關。」日本湘南國際女子短期大學教授今井清一說出了大屠殺與日本侵華戰爭之間的深切關聯。
「我們需要思考一下發生屠殺中國人事件的原因是什麼。」
在大屠殺之前，發生了兩件對中日關係影響巨大的事件，其一是1918年反對中日政府秘密籤訂《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爆發的留日學生歸國運動，另一件事就是發生於次年的「五四」運動。
十月革命後的遠東，俄國勢力衰退讓日本有了乘虛「佔領滿洲北部及直至貝加爾湖沿岸的俄國遠東領土」的野心。對於中日秘約，大正六年的日本外交文書中分析道：「根據日中同盟，帝國將取得絕大利益，即在軍事上協同作戰為理由，可在中國領土內之必要方面，自由出動帝國軍隊，而且在軍事上，當然以相互支援之名譽，參與編練中國之軍隊……」
此次秘密協定一經透露，中國國內譁然。上海37個商會團體聯合至書政府，認為較四年前的21條，更為嚴酷，商民誓不從。在日本留學的3000名中國學生反應最為激烈。「倭奴之野心，亡國之慘禍，諸君，其速歸國，速救祖國！」留學生奮起反對秘約，先是罷課，示威，繼而發展到大規模的歸國，一時間「神田街上，留學生人頭擁擠，互問歸程」。
王希天與周恩來等人都是留日學生救國團中的一員。作為歸國先發隊負責人之一，王希天回到北京即刻成立北京分部，遍訪報館、工商各界，並在北大集會決定向政府請願。這是一年之後爆發的「五四運動」的預演，王希天的言行使他成為日本眼中的「排日巨魁」。
中日兩國的磨擦到關東大地震前夕達到了高潮。借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一夜之間侵奪了德國在中國山東全部特權和利益，進而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了21條條約。至北洋段祺瑞政府，日本更是利用「菊花分根栽培的方式」，用借款和投資在中國建立經濟支根，以佔取中國的更多特權和利益。
1922年底，旅順大連租期即滿，中國欲收回卻遭日本拒絕。當年3月24日，由商界聯合會、全國學生聯合會、上海總商會等21個團體組成的「上海對日外交市民大會」通電全國，稱「收不回旅大，全國對日經濟絕交」。此倡議一出即席捲全國，「天津一埠損失約1200萬元，上海約4000萬元，通計各埠損失，已達1億元」 。
到6月1日，日本武陵丸號貨船在長沙與中方衝突，日軍艦士兵持槍上岸，開槍打死兩人，重傷9名中國公民，中日衝突達到高潮。
「當時中國人要求廢除『二十一條』、收復旅順、大連的運動日益高漲，抵制日貨的情緒日趨激烈，為此招致了日本當局的反抗和激怒，」今井清一說，「《東京朝日新聞》發表文章稱，中國在自身處於動蕩的旋渦中的今天，掀起排日運動，是一種自掘墳墓的不明之舉。」
流入日本的中國勞工數量增多，日本工人覺得自己的工資水平下降，工作被奪走，怨恨在民間積累。今井清一認為，日本當局乘大地震混亂有意挑撥民眾情緒，使本來就存在的對中國人的歧視與宿怨瞬間爆發。
不過，大地震曾給原本緊張的中日關係一個緩和的機會，而這個機會轉瞬即逝。
日本大地震的消息傳來，中國政界頭面人物紛紛出面。段祺瑞成立 「救災同志會」，倪嗣衝、曹汝霖、張勳、鮑貴卿等籌捐10萬日元，次日直接匯給日本首相山本權兵衛。各省大員吳佩孚、曹錕也出面捐款。
京劇大師梅蘭芳發起並成立了「全國藝界國際捐賑大會」，餘叔巖、楊小樓等明星都參加了義演，為日本賑災籌集了5萬元大洋。上海書畫保存會通過拍賣，為日本賑災籌集款項，拍賣的畫作包括唐寅、劉墉、吳昌碩等名家精品。中國紅十字會赴日，成為到達日本災區的第一支國際醫療救援隊伍。
就算倡導「經濟絕交」的上海總商會在大災面前，也提出「恤鄰與自衛，並行不悖」，緊急「購辦麵粉一萬包，米三千包」，並墊付611萬元，9月3日便駛往日本，成為與美國軍艦同時到達的第一批國際求援物資。
9月5日，《民國日報》社論更是發出了和平的呼籲：「此次日本巨災，固然是日本的大不幸，然能因此恢復日中親善，保持東亞永久和平，在中國固有益，在日本也不能謂無利。」
大屠殺在這個當口發生，中國人的鮮血，像潑向沸騰的油鍋的冰水，激起的民怨一發不可收拾。
日本也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對大屠殺帶來的「外交麻煩」心裡也沒底，日本內閣條約局於當年11月開始進行相關研究。在考察國際法和11件實例後，得出結論：日本難辭其責。
但日本很容易就混了過去。中國調查團王正廷一行尚未抵日，日本就制定了方針：「好好招待，給予儘可能的方便，讓他們感受到我官憲沒有阻止他們調查。」
日本學者幾十年後從舊檔案裡發現，1924年日本內閣已經做出了向中國受害者賠償的決定。這是一份外務大臣松井慶四郎發給駐中國公使芳澤的電報，電報中說，日本內閣已經裁決，因為不能答應中國提出的檢舉及處罰負責人要求，決定用支付賠償費20萬日元的辦法來平息憤怒。這份極密電文後附有560名死亡、失蹤、受傷者名單，其中王希天生命損失賠償1萬、財產損失賠償8千，其他人賠償300日元。
可能連日本人都沒有想到：在中國，此後不久就沒有人出面為幾百條生命討公道了。中國國內混亂的局勢下，如此慘烈的一場大屠殺被草草翻了過去，提前遺忘了。
輕易地邁過在國際法上很難交待過去的重大責任，日本更加輕蔑對手了。學者今井清一提示，負責處理中國人被屠殺的五大臣，「全都是大人物，他們在以後的中日關係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陸軍大臣田中，不久當上了首相，由於他導演了炸死張作霖事件等一系列出兵政策，使得中日關係惡化起來。法相平沼，戒嚴司令部參謀長阿部，在第一屆近衛內閣之後，都相繼當上了首相，推進了戰爭制定工作。」
大屠殺之後，再也沒有什麼力量可以阻止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與暴行了。
遲到的賠償
東京郊區荒川河邊的草灘上，被虐殺朝鮮人的後代聚在一起，每一位到會者手持一朵花，將它插到花壇上。
這裡曾經是朝鮮人被集中虐殺的地方， 1989年開始，在日本的朝鮮人開始尋找被殺者的遺骨，但遺骨都被日本警方轉移而不知去向，於是他們便在河邊種植鳳仙花。
鳳仙花開，他們的追思集會也於2010年開始進行。他們把這叫鳳仙花會。每位到會者會收到一包鳳仙花的種子。種子裝在透明的小塑膠袋裡，圓滾滾的顆顆飽滿。朝鮮人認為鳳仙花是一種生命力極強，在任何地方都能發芽開花的植物。他們希望這種帶著記憶的種子在更多的土地上開花。
越過荒川河的草灘是高速路的大橋，橋邊密集的居民區樓房空隙間，有一座小小的紀念碑，有人在敲鼓，鼓聲低沉，不斷有人獻花跪拜。這是朝鮮人為紀念大屠殺死難者所建立的紀念碑。
當朝鮮人此前向日本政府請求建立紀念碑時，被告知這裡是一級河川，屬國有土地，不能私用。朝鮮人便動用社會關係，集資買下了一個酒屋的土地，建立這座紀念碑。這樣的紀念碑在東京關東大地震紀念館裡也有一塊。
鳳仙花集會上，很多朝鮮人穿著民族服裝，表演著民族舞蹈，自由展現著他們的民族性。但集會主持方一再向大家提要求，拜託大家一定不要照相，就算是手機拍照也不行。因為朝鮮人居住地經常會受到日本右翼分子的騷擾，特別是學校。現場有很多小孩子，主持方擔心照片流出會對他們不好。
朝鮮人在日有60萬，是一個不算小的群體，他們是「日韓合併」之後日本的「二流」國民。朝鮮人當年被屠殺，是按日本國內法處理的——不留下證言和證據，如今過了訴訟期也沒有了訴訟主體。
2011年，橫濱市立中學的「歷史副讀本」將原先的「在關東大地震中，出現過自警團殺害朝鮮人的事件」改訂為「軍隊、警察、自警團等對朝鮮人進行了迫害和屠殺」，遭到右傾勢力的強烈反擊。次年，在橫濱市議會上出現了「造成歷史問題的誤解」的糾責，橫濱市教育委員會決定，將當時的指導課長作為「導致了歷史問題的誤解」的責任者而予以誡告處分，並對當時的指導主事予以文書訓誡處罰。
「但是中國人不同。日本政府有義務在其領域內保證外國人的身體財產安全，所以日本國家有賠償責任。」林伯耀說。
他是第二代在日華僑，也是今年到中國尋找受害者遺屬並帶他們到日本祭祖的發起人和贊助者之一，和他一起張羅這件事的更多是日本人：日本一橋大學名譽教授、花岡和平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長田中宏、日本大阪經濟法科大學教授內海愛子、日本強擄中國人思考會事務局長口川見一仁、東史郞支援會事務局長山內小夜子等一系列民間組織和人士。
大屠殺90周年紀念會上，來了200多名普通日本人，他們大多是看到紀念會的廣告而來，這些謙恭、多禮、安靜的日本人抵達會場，先交上2000日元的贊助費，這是日本民間活動的一條不成文的規則。這些錢就是民間組織的活動經費。
佛教和基督教的法師、神父為亡者唱禱。白色的鮮花由每一個到場的人供奉在祭臺上，花堆成了一座小山。鮮有的、遲到的撫慰給殘酷的殺戮裝飾上一層哀傷氣氛。
在日本是長久的隱瞞，在中國是徹底遺忘，真正關心這件事的只有少數學者和研究者。而這少之又少的人，算起來日本人還比中國人多。會後，日本一橋大學名譽教授、花岡和平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長田中宏向記者反問：「如今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如此之多，為什麼沒有一個人到會？」
林伯耀說，現在的日本和90年前很像，經濟衰退、政治右傾、大地震帶來的核災難難以應對，作為生活在日本的華僑他很為目前的局勢擔心，現在重提90年前的大屠殺，並不是故意想挖出對日本人的仇恨，而是需要重新、全面地總結20世紀中國和日本之間的歷史。弄清楚歷史真相，並從歷史中吸取教訓。
林伯耀希望能在日本建立一塊中國罹難者紀念碑，並將事實真相寫入日本教科書以教育後人。他提出了要求日本政府向受害者謝罪的同時進行賠償的主張，並將此作為自己今後的奮鬥目標。
這實際上是一個遲到的賠償。林伯耀說，當時的名單不完整，至今的調查結果是700多人在屠殺中死亡。
700個名字，每一個後面都是一個殘破的家庭。82歲的日本陶藝家關谷興仁用陶質銘牌將這個名單固化。銘牌是黏土經過高溫燒制的，在「悼」字之下，是死亡者的名字。每一塊銘牌都是關谷興仁用手工捏成，每一塊都不相同，他們按照姓氏排列成行，就像一個個活生生的生命列隊於人們面前。
周江法在上面找到了自己爺爺的名字，爺爺四兄弟排列在一起，他們在異鄉日本一起出工，一起收工，也一起死去，現在他們又站在一起，像是控訴，更像是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