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一體化是人類全面超越主權國家體系的重大實踐，已成戰後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重要領域。在歐洲一體化過程中，先後形成了聯邦主義、功能主義、政府間主義、制度主義等相互對立又互為補充的理論流派。回顧歷史，歐洲一體化進程始終一波三折。歐洲一體化理論就是在這種波折起伏中發展起來的。對其流變的反思，可以為我們認識理論與實踐的關係提供很好的案例。習近平主席指出，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中國始終支持歐洲一體化進程。一體化的歐洲不僅有利於維護世界和平，而且是超越主權國家體系構建「歐洲命運共同體」的嘗試。因此，反思其理論流變過程，也可以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學術借鑑，同時，對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三大體系」亦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基於「歐洲夢」的早期理論
實踐的起點不是理論，而是夢想。歐洲一體化就是一個在夢想引導下推進的政治過程。統一歐洲以實現國家間永久和平與共同繁榮是很多歐洲先賢的夢想，包括聯邦主義和功能主義在內的早期歐洲一體化理論正是這種「歐洲夢」的學術產物。
歐洲聯邦主義理論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紀聖·皮埃爾的《給歐洲以永恆的和平方案》和康德的《論持久和平：一個哲學家的方案》。1923年，卡萊基在《泛歐》中提出系統的聯邦主義理論，得到當時法國外交部長白瑞安的支持，形成知識界的「泛歐運動」。1941年，反法西斯鬥士斯皮內利在獄中寫下《文託泰內宣言》，強調歐洲避免災難的唯一辦法就是建立像美國那樣的聯邦制。聯邦主義理論帶有烏託邦色彩，但對戰後歐洲一體化發揮了重要影響。「歐洲之父」讓·莫內深信，解決歐洲問題「唯一的辦法就是成立歐洲聯邦」，他設計的歐洲煤鋼聯營建有高級機構、共同議會和共同體法院，具有主權國家的架構。但成員國堅持在這些機構之上建立部長理事會制度，為共同體引入政府間機制。此後70年，歐洲一體化不斷擴大與深化，但這種兼具聯邦與邦聯、超國家與政府間色彩的模式卻始終沒有改變。
與聯邦主義在歐洲層級建構主權國家形態共同體的思路不同，功能主義主張在國家間建立相互依存的「網狀結構」來解決各國經濟、社會問題，通過受益者產生由國家到共同體的「忠誠轉移」來實現一體化。歐洲功能主義理論的創始人戴維·米特蘭尼1888年生於羅馬尼亞，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習期間受到自由主義影響，從價值觀上厭棄「全權國家」，認為國際社會分裂為「相互競爭的政治單位」是引發國際衝突的主要根源。他從當時流行的功能主義視角提出「超越國家體系」的理論，但並不主張建立歐洲共同體，而是要構建「世界共同體」以實現全人類的永久和平。
聯邦主義和功能主義都將主權國家體系視為妨礙歐洲和平與繁榮的元問題。它們的區別是，前者想以共同體「替代」主權國家體系，而後者則想以共同體「超越」主權國家體系。20世紀60年代，歐洲防務共同體和政治共同體計劃擱淺，這兩種理論受到政府間主義的挑戰。80年代，歐洲一體化取得較大進展，又有論者引入美國「合作聯邦主義」理論對歐洲聯邦主義進行修正，認為不能只強調「分權」而忽視「權力共享」，試圖通過重新界定「聯邦」概念來超越歐洲一體化過程中聯邦與邦聯之間的矛盾，可被視為歐洲一體化早期理論的某種回歸。
新功能主義與政府間主義的論爭
新功能主義和政府間主義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兩種相互對立的歐洲一體化理論，前者強調一體化的「超國家」性質，而後者強調一體化的「政府間」屬性。在解釋歐洲一體化實踐方面，新功能主義對一體化的日常「生長」比較具有解釋力，而政府間主義對一體化的「突破」性進展比較具有解釋力。這樣，歐洲一體化理論就形成兩種傾向，對後續研究影響很大。
新功能主義接受功能主義的「忠誠轉移」理論，但強調政治推動才是歐洲一體化的主要動因。20世紀60年代，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會長厄恩斯特·哈斯在米特蘭尼功能主義思想基礎上提出新功能主義歐洲一體化理論，在其代表作《歐洲的聯合：1950—1957年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力量》中，將一體化定義為「說服來自不同國家的政治行為體將其忠誠、期望和政治活動轉向一個新的中心的過程」。他提出「外溢」概念，認為一體化是從一個部門外溢到其他部門的「功能擴張」和「任務擴張」過程，但主要動因卻不是經濟與社會方面的功能性需求，而是各種政治力量出於各自利益的共同推動。不難看出，新功能主義在強調政治推動作用方面受到聯邦主義的某些影響。
新功能主義內部有很多流派，共同點是都認為「超國家性」來自國家主權的「共享」而非轉移，但一體化過程中產生的「忠誠轉移」將為其發展提供持續的動力。20世紀70年代，新功能主義成為歐洲一體化理論的主流。菲力浦·施密特提出「擴溢」等概念，指出當成員國對一體化取得的成果不滿意時，可能嘗試擴大或深化其他合作來推進一體化。約瑟夫·奈提出國家間一體化的潛能理論，在《跨國關係與世界政治》中闡述了一體化進程中成員國主觀認知的作用，強調利益分配的公平性越高、外部情勢與本國的相關性越強、本國須付出的成本越低，一體化就越有推進的潛能。
新功能主義的挑戰者是政府間主義。這種理論將國家利益視為推進一體化的元動力，批評新功能主義過於強調超國家機構的作用，認為「外溢」理論混淆了低政治和高政治領域的界限，否認發生「忠誠轉移」的可能性。傳統政府間主義的代表人物是斯坦利·霍夫曼，他強調高政治領域需要政府間討價還價才能合作，與低政治領域中的國際合作完全不同。自由政府間主義的代表人物是安德魯·莫勞夫奇克，其代表作《歐洲的抉擇：從墨西拿到馬斯垂克》通過對歐共體歷史上最重要的五次談判，即羅馬條約談判、關稅同盟和共同農業政策談判、1978—1979年歐洲貨幣體系談判、1985—1986年《單一歐洲法令》談判和1991年《馬斯垂克條約》談判的分析，提出一體化先要在成員國和共同體兩個層面上形成「國家偏好」，再經過政府間博弈和國際制度選擇才可能推進。
在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素有「聯邦」與「邦聯」之爭，新功能主義和政府間主義的論戰就是這種衝突的反映，而論戰的結果則是從理論上超越了這種衝突。新功能主義片面強調超國家因素增長對一體化的量變式推動，忽視了政府間談判對一體化質變式發展的決定作用。但是，政府間主義沒有考慮超國家因素對政府間談判的影響，也存在明顯片面性。這場爭論之後，多數研究者都承認歐洲共同體是兼具「聯邦」和「邦聯」屬性的新型政體，一體化是一個既有量變積累也有質變突破的過程，「聯邦」與「邦聯」之爭基本得到理論解決。
制度主義主導一體化新理論
20世紀80年代，由於冷戰趨於緩和，歐洲一體化取得較大進展。1991年，在冷戰結束的同時，歐洲共同體轉型為歐洲聯盟。歐洲一體化理論的核心問題轉化為如何在既有制度框架內持續推進一體化。此間，適值新制度主義方法論對國外社會科學研究的影響持續升溫，歐洲一體化理論相繼形成理性選擇制度主義、歷史制度主義和社會建構制度主義等新理論，對歐盟階段的一體化理論研究產生了主導性的影響。
新制度主義諸流派對歐盟階段一體化的發展進行了多角度的理論闡釋。其中，理性選擇制度主義主要關注一體化過程中立法、行政、司法方面的「正式制度」，歷史制度主義和社會建構制度主義對制度的理解則更寬泛，既包括正式制度，也包括非正式的規範與傳統。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假設行為者偏好是給定的，重點對專家委員會、歐洲法院和歐洲議會等歐盟機構進行研究，並分析決策過程中制度作為自變量或因變量與行為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名家包括弗裡茨·沙普夫等。歷史制度主義強調製度一經建立就會改變行為者的目標和偏好，形成政治慣性即「路徑依賴」。保羅·皮爾遜在其論文《報酬遞增、路徑依賴與政治學研究》中，系統闡釋了制度「報酬遞增」對行為者偏好的建構作用。比較而言，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偏重對制度的規範研究，歷史制度主義則偏重對制度的歷史考察。前者重點研究歐盟擴大等問題，後者重點研究中東歐國家轉型等問題。
社會建構制度主義強調文化對形成制度偏好的影響，從本體論層面拓寬了歐洲一體化理論研究的視野。此前，主導歐洲一體化理論的新功能主義、自由政府間主義和理性選擇制度主義，都以個人利益的計算理性泛化而成社會理性為本體論前提。社會建構制度主義則更重視文化在利益和偏好建構過程中的作用，強調成員國和歐盟的制度與行為體之間的互動關係，深入研究一體化過程中建構「歐洲認同」與「社會歐洲」等問題，成為對「理性主義」本體論主導的歐洲一體化理論的重要補充。
新制度主義對歐洲一體化理論的主導作用體現在「制度分析」成為所有研究者都予以重視的理論視角。在歐盟階段，歐洲一體化取得很大進展，但也先後遭遇歐債危機、難民危機和英國脫歐等挑戰，不斷給一體化理論提出新課題。在解釋歐洲一體化進展方面，出現包括多層治理、政策網絡、歐洲社會模式、歐盟憲政等比較政治學和規範分析路徑的一體化理論。但是，在解釋歐洲一體化遭遇的退化與分化壓力方面，目前尚未出現影響力較大的理論成果。其實，早在1970年，新功能主義理論家林德博格和沙因戈德就提出過「倒溢」概念，從理論上探討過歐洲一體化在權威和層次上出現倒退，甚至回到一體化開始前狀態的可能性。但是，由於此後歐洲一體化不斷發展，這種可能性並未得到更多討論。2012年10月，《民主》雜誌發表8篇文章討論「歐洲去一體化」問題，從經驗研究層面多視角分析了這個令歐盟尷尬的話題。中國學者李明明認為，歐洲去一體化可能有四種理論邏輯：功能性倒溢、成員國通過政府間談判收回主權、歐盟制度退化和失敗、歐盟政體解體，即分別從新功能主義、自由政府間主義和新制度主義視角進行理論闡釋。因為，歐洲一體化理論庫中可用的也只有這些工具。目前，歐盟的實踐困境正在呼喚新的理論探討，關於「差異性一體化」的研究已經成為歐洲一體化理論研究的重要課題。
歐洲一體化理論流變的啟示
習近平主席要求全黨始終「堅持理論指導和實踐探索辯證統一，實現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良性互動，在這種統一和互動中發展21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對歐洲一體化理論流變的分析表明，任何理論與實踐都是同步發展、不斷互動的。從理論與實踐關係看，歐洲一體化理論流變對我們構建新時代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三大體系」應有啟發。
第一，理論與實踐都是夢想與時代的產物。歐洲一體化的理論與實踐都源於超越主權國家體系，確保國家間永久和平、共同繁榮的「歐洲夢」。歐洲最初的構想是建立與主權國家同構的更高層級共同體，然後國家向其移交權力完成一體化。但歐洲一體化進程開始後，這一構想被發現行不通，於是催生了新功能主義與政府間主義圍繞國家與超國家關係的論戰。歐盟成立後，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在新框架下推進一體化，於是新制度主義三流派和多層治理理論成為熱潮。由此可見，理論的價值取決於其與夢想和時代的契合度，學者可能超越潮流，卻不能超越時代。
第二，理論是由學術與實踐共同塑造的。理論產生於學術共同體內部，而理論衝突卻只能由實踐來超越。歐洲一體化理論是戰後西方社會科學理論的組成部分，從功能主義、新功能主義到新制度主義，都是學者運用當時國際流行的理論工具構建的歐洲一體化理論流派，而理論工具的國際化保證了一體化理論研究的國際學術熱度。但是，如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所說，「理論的對立本身的解決，只有通過實踐方式，只有藉助於人的實踐力量，才是可能的」，歐洲一體化理論各流派之間的紛爭最後都是由實踐來判定是非的。
第三，多視角理論研究共同啟發實踐。理論是對實踐的抽象化和邏輯化，有助於提高思維的嚴密性和全面性，主要工作包括提出概念、明確假設、選擇方法、歸納事實、做出判斷和預測未來等。理論研究對於實踐的啟發集中在形成決策思路上，無論是開創性理論還是擴展性理論都可能對此產生影響。有國外學者將歐洲一體化理論比喻為「馬賽克」鑲嵌圖，每種理論都是這幅巨作上的一塊石頭，只要這幅作品尚未完工，新的理論與方法就將不斷增加新的石頭從而改變畫面，每種理論都以有限的方式為整幅圖景作出貢獻。廣而言之，這應該是理論研究助推實踐的一般模式。
在實踐的引領下，未來歐洲一體化理論將引入更多理論視角，提出更多理論問題，展開更多理論探討。對中國學術界而言，歐洲一體化理論對新時代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具有重要啟發價值。在認識多極化世界方面，歐洲一體化推進的國家間區域—跨區域合作、中歐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中歐在多邊主義框架中的合作等課題，都需要中國學者深入研究。圍繞這些課題發出「中國聲音」，應該成為構建新時代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三大體系」的重要內涵。
（本文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重點項目「中歐構建新型國際關係的理論與實踐」（2019XYZD14）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