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很久沒有敬我了你》是一部又大眾又小眾、又商業又文藝、又接地氣又邊緣的電影。對並不熟悉臺灣原住民音樂的內地觀眾來說，意味著換一種方式「看見臺灣」。
作者：賈選凝，香港媒體人，文化評論作者。
過去我很喜歡討論一套電影的優劣。後來逐漸摒棄這種過於簡化的兩分討論，是因為許多電影所創造的意義本身就很矛盾：譬如一套大師級佳作，卻可能已從姿態上拒絕了大多數觀眾。而一套「爛片」，有可能只因其中某句對白的誠摯，就點亮了一位觀影者封閉已久的心。寫影評的人對電影更加謙卑的一個表徵是意識到在電影所包含的全部意義之中，「優與劣」只佔其中一部分——還不見得是最重要那部分。
而《很久沒有敬我了你》就屬於這類不適合用兩分法評價的電影，審視它是一部好片還是爛片反而意義不大。它更像一條好的線索，得以讓有心人透過它，去凝視臺灣。
內地觀眾對這個奇怪的片名和它的導演吳米森大概都非常陌生，豆瓣上有個群組把吳米森的電影歸為「拐彎抹角的獨立片兒」。事實上吳米森在臺灣電影中確實挺邊緣，他的上一部劇情片《松鼠自殺事件》已經是差不多十年前的事，裡面充滿典型的文藝片特質：超現實、隱喻、身份與記憶虛實交錯，甚至帶點村上春樹的畫面感。之後這些年，他一直在拍紀錄片。一個好的紀錄片導演是否也能同時做個好的劇情片導演？這種可以寫書的複雜問題暫且不表，不過吳米森是個挺好的紀錄片導演，他總能敏銳地「看到」臺灣主流電影市場所看不到的議題，而他的視點焦距，每一次又都會精準地拉回臺灣。
電影《很久沒有敬我了你》劇照
他的《西藏臺北》是第一部臺灣導演用臺灣觀點去探討西藏命運、再藉以和臺灣自身的命運進行對照的紀錄片——雖然荒誕的是，因為各種原因，該片的拍攝由頭至尾壓根就沒踏上過西藏的土地，而只能從臺北那條西藏路開始，然後在歷史、預言甚至是夢裡一路尋索，兜兜轉轉，到頭來說的是西藏的事，表的卻全是臺灣的情——吳米森的功力，體現在他把臺灣與西藏之間那層曖昧的互文關係詮釋得十分清晰。而讓他拿到去年金鐘獎非戲劇類節目導演獎的紀錄片《關於二十，以及__。》（公視《青春的進擊》三部曲之三），則觀照眼下臺灣的世代隔閡，藉片中受訪者之口，道出整個臺灣社會對未來難以擺脫的憂慮：「十年之後，你們希望的臺灣，是什麼樣的臺灣？是鬼島還是美麗島？」
所以簡單概括來說，吳米森是個在臺灣不太主流但其實非常臺灣的導演。
這種矛盾性也體現在《很久沒有敬我了你》當中，這是一部又大眾又小眾、又商業又文藝、又接地氣又邊緣的電影。有些電影所創造的意義，不是本體的而是發散的——更接近於某種媒介或線索，使你能夠依循它去「看見」另一個世界。而《很久》這條線索，對並不熟悉臺灣原住民音樂的內地觀眾來說，意味著換一種方式「看見臺灣」。
拗口的片名，源自臺灣原住民講國語時的獨特語法，背後的邏輯是認同與尊重：即使同樣用國語對話，原住民仍保有他們自己的思維習慣。相比吳米森過去那些劇情片，《很久》其實有個更易被大眾所認受的起點：它改編自2010年轟動臺灣「國家音樂廳」的同名原住民音樂劇（《很久沒有敬我了你》）——這段前史也是近十年來臺灣原住民音樂發展的一次成果展現。從時間概念上來說，臺灣原住民音樂被聚光燈照亮、開始進入主流市場的時間點，正是當年《雲南映像》在內地打響「原生態」之名的那個timing。
伴隨著唱片的熱銷和金曲獎的一次次加持，以卑南族南王部落、陳建年、紀曉君為代表的眾多原住民歌者，為整個華人地區所矚目。他們音樂中的感染力，源自山川、海洋、土地與祖靈，是最原生不加雕琢的臺灣音色。而音樂劇版《很久》把原住民音樂的影響力又推上了一個臺階：他們的聲音不再止於部落乃至唱片，更第一次走入臺灣最高層級表演殿堂「國家音樂廳」。
至此，音樂劇皆大歡喜圓滿收場，而吳米森的電影卻剛剛開始。弔詭之處恰恰也在這裡，當胡德夫、紀曉君、南王姐妹花這些認受度極高的原住民音樂人成為戲裡卡司時，電影的焦點就不可能只是原住民、天籟之音和音樂所創造的感動，那些都太「真實」。電影必須用虛構的手段去重新找到與「真實」的連結，吳米森所選擇的那個連結點，再度落回「臺灣」。
電影《很久沒有敬我了你》劇照，胡德夫等音樂人走進音樂廳
音樂劇版的故事，源自留在指揮家簡文彬幼年記憶裡的原住民保姆無心哼唱出的動人歌聲，那旋律讓他魂牽夢繫，走入部落一路尋索。到了電影裡，這場尋索，並未局限在原住民議題上，而是指向記憶與母親，最終更指向對母文化的認同和對身份（臺灣）的重新認可/接受。
記憶、尋找、隱喻，都是吳米森偏愛的元素，《松鼠自殺事件》裡的記憶拼圖，到《很久》裡變成了將殘缺樂譜還原出島嶼的形狀：用一部電影的時間，去找回自己血液裡的歷史；知道了過去從哪裡來，才會知道未來該往哪裡去。於是，當燈光亮起、片尾字幕打出「獻給母親獻給臺灣」時，我幾乎瞬間就原諒了女主角的那些表演硬傷。善意和誠懇有時比技術上毫無瑕疵更動人，屬於臺灣的故事有很多種講述方式，而《很久》選擇了其中還原碎片、彌合傷害、達成和解的那一種。
曾讀過一篇吳米森關於《西藏臺北》的訪問，他說「創作要抵抗冷漠、謊言以及被石化的真實」。《很久》其實也是有抵抗意識的電影，首先是人與體制的關係——戴立忍在片中說「我最討厭國家以國家的名義做任何事」，而相比音樂劇的主題是把原住民的聲音帶進「國家音樂廳」，電影又深化出一層反省：總有一天，要再把這聲音帶離「國家」。至於串聯起「美麗灣」、「我是人我反核」等社會運動的心意，對臺灣之外的觀眾來說，則是引領他們探索下去的提示。有心人向下追尋，自然會了解更多音樂之外的故事：像原住民歌手巴奈在美麗灣開發案和反核議題上身體力行的堅持……不過大概這次，人們很難再把吳米森歸為「拐彎抹角」那類獨立片導演了，《很久》相比他的過往作品，把一切要說的話，說得過於直白了當。
音樂的巨大力量不是本文的重點，但《很久》確實讓我聯想起了人權繪本《幸福小提琴》的作者幸佳慧對自己的承諾「我要讓樂譜展開，我要讓樂音飄揚」——那是另個屬於臺灣的痛楚故事。被囚於綠島長達十五年的白色恐怖受難者陳孟和曾經對樂理一竅不通，但他從書中自學了音樂史和樂器知識，更花上一年時間為素未謀面的外甥女親手做了一把小提琴，琴弦就用纜線、鐵絲網和收音機的細銅線層層纏匝出來。這獨一無二的綠島小提琴，凝聚著他抗衡監禁歲月的希望……
或許正因為臺灣的歷史中已經有那麼多無從償還的虧欠和淚水，如今的我，才更容易為每一部嘗試撫平憤懣、療愈記憶的「國片」所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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