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蘭茲 · 卡夫卡,可以說是最早感受到時代的複雜和痛苦，並揭示了人類異化處境和現實的，他就像是一個時代的先知，洞察著21世紀人類正在塑造的文明。
生命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它會停止
圖 | 蕾娜塔 · 富契科娃
弗蘭茲 · 卡夫卡（1883-1924）
美國女作家歐茨說，「卡夫卡是20世紀最佳作家之一」。
英國大詩人奧登說：「就作家與其所處的時代關係而論，當代能與但丁、莎士比亞和歌德相提並論的第一人，是卡夫卡。
卡夫卡的著作和他的名字一樣，在世界範圍內都廣為人知，但是在閱讀卡夫卡著作時，我們往往都忍不住揣測他的內心世界，對他有各種各樣的解讀。
卡夫卡與這個世界有著分歧，而這個世界對卡夫卡也存在著誤解。
在《尋找卡夫卡》一書中，以卡夫卡成長經歷為主線，貫穿了他的家庭環境、時代背景、成長曆程，在大量精美圖片的陪同下，走進卡夫卡的世界，更好地理解他，找到他。
01 一生未能與父親和解，與自己和解
1915年，一隻名叫格裡高爾的著名甲蟲出現在萊比錫的《白葉月刊》上，弗蘭茨 · 卡夫卡的著名小說《變形記》問世。
許多人通過《變形記》認識卡夫卡，而在《變形記》中也有卡夫卡自己的影子。與被父親嫌棄的甲蟲一樣，卡夫卡從小就隱匿於父權陰影之下。
1883年，卡夫卡出生於奧匈帝國統治下的波希米亞（今捷克）的布拉格，他的父母都是猶太人，母親出生於商人家庭，父親出身貧寒，白手起家，逐漸成為一名出色的生意人。
卡夫卡的父親是一個十分強勢偏執的大家長，兒時，他曾因半夜找水喝，不斷哭鬧，而被父親從床上拎起來，關在門外，晾在陽臺上。
在他著名的信件《致父親》中，卡夫卡曾這樣描述這件事：
自那以後，我當然聽話了，但這件事給我造成了心靈的傷害。以我的性格，我根本無法把要水喝這件事同極其可怕的被趕出去這件事聯繫在一起。許多年後，我一想到這個場面就備受煎熬，那個身材魁梧的人，我的父親，審判我的最後法庭，會幾乎毫無理由地走過來，把我從床上抱到門廊，而我在他眼裡就這樣無足輕重……
在卡夫卡眼中，父親是支配家庭及其成員命運的統治者，但他也意識到，父親並不想傷害家人，造成他們父子之間悲劇關係的主要原因是他們的世界距離太遠，而且無法互相理解。
他的父親是個實用主義者，一位小資本家，勤勞聰明也功利世俗。而卡夫卡更像一位理想主義者，敏感高尚且不切實際。
父親希望卡夫卡繼承家業，他曾違背卡夫卡意願，讓他在自己的工廠裡擔任合伙人，而卡夫卡憎恨工廠的工作，他真正喜歡的是寫作，他曾說：
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帶著紙筆和一盞燈待在一個寬敞的、閉門獨戶的地窖最裡面的一間裡。飯由人送來，放在離我這間最遠的、地窖的第一道門後。穿著睡衣，穿過地窖所有的房間去取飯將是我唯一的散步。然後我又回到我的桌旁，深思著細嚼慢咽，緊接著馬上又開始寫作。那樣我將寫出什麼樣的作品啊！我將會從怎樣的深處把它挖掘出來啊！
卡夫卡終其一生沒有與父親達成和解，也未能與自己達成和解。
與《變形記》裡的格裡高爾一樣，在寫作之外，卡夫卡是一名普通的辦公室職員。他在一家保險局工作了十幾年，一路升到了主任秘書職位，工作兢兢業業，認真程度超出了自己的職責範圍。
但在創作《變形記》的前一年，卡夫卡在給好友普福爾的信中這樣寫：
只有在我不去報到，可以安心地單獨幹自己的工作，辦公室的存在才是無罪的。屬於辦公室的六個小時如何折磨著我，你大概無法想像。我很內疚，辦公室有權要我付出代價。然而，這對我來說，就意味著要過一種可怕的雙重生活，大概只有瘋癲才是唯一的出路。
卡夫卡始終生活在這種巨大的反差與撕裂當中，這點在他的作品中也得到了體現，《變形記》展現的就是在那個物質主義盛行的時代，人被社會撕裂、擠壓變形的故事。
02 你所不知道的卡夫卡的另一面
卡夫卡並不僅是一個不喜歡辦公室工作，一心撲在寫作上的書呆子，事實上，他是一個興趣廣泛的人。他喜歡去電影院，饒有興趣地讀科技界的各類新聞；他喜歡旅行，在水面上認識新的國家；他是遊泳健將，在布拉格時，就很喜歡划船。
100年前，健康的生活方式也和現在一樣備受推崇，卡夫卡也是一位養生愛好者，他幾乎不抽菸、不喝酒，甚至連咖啡也不碰，極度自律。
雖然卡夫卡是一個靦腆、不太自信的人，但相貌英俊、又愛好廣泛的卡夫卡感情經歷也很豐富。
菲利斯 · 鮑勃是柏林一位猶太商人的女兒，菲利斯自立又能幹，他們在朋友聚會上一見鍾情。卡夫卡曾先後兩次與她訂婚，又兩次取消了婚約。他常常跟菲利斯寫信，表達自己對婚姻的憂慮，他害怕婚姻會分散他對寫作的注意力，而寫作是他一生的使命。後來，卡夫卡以生病為由取消了第二次婚約。
卡夫卡生命中的第二個女人名叫尤麗葉 · 沃裡澤克，他在小鎮養病時認識她，尤麗葉是一個討人喜歡的善解人意的姑娘，卡夫卡也一度要與她步入婚姻的殿堂。然而這段感情因為父親的反對而終止，因為尤麗葉的父親只是一名猶太鞋匠。
與前兩位相比，卡夫卡與新聞記者米蓮娜 · 耶申斯卡的愛情更具戲劇性。1919年，米蓮娜與丈夫住在維也納時，主動向還不太出名的卡夫卡提出，要將他的小說翻譯成捷克語。就這樣，他們建立起工作關係，之後發展成為戀愛關係。
事實上，他們只見過兩次面，倆人的戀愛主要發生在數不勝數的書信往來之中，如今，卡夫卡寫給米蓮娜的信成了他最有名的作品之一，卡夫卡去世後，米蓮娜與丈夫離了婚，回到布拉格，積極參與文化與政治活動。1944年，48歲的米蓮娜死在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
最後一個點燃弗蘭茨 · 卡夫卡火苗的女人有一個好聽的名字——多拉 · 迪亞曼特，1923年，卡夫卡在波羅的海附件療養時認識了她。與多拉的戀情讓弗蘭茨懂得了什麼才是真正完整的戀愛關係，為了她，卡夫卡離開布拉格，搬到柏林與她同住，即使生活清貧，也非常幸福。
他們還計劃搬到巴勒斯坦，夢想在那開一家餐館。遺憾的是，這個夢想未能實現，多拉陪著卡夫卡做完了所有的身體檢查。
1924年，在多拉的懷裡，卡夫卡與世長辭。
03 卡夫卡屬於每個時代
卡夫卡去世之前，曾多次囑咐他的密友馬克斯 · 布羅德在他死後把他所有未出版作品的手稿銷毀，但他朋友完全違背了他的要求，布羅德不僅出版了卡夫卡的小說，還出版了他的日記、信件和傳記，他以這種方式參與締造了卡夫卡今日在世界文壇的神話。
他生前只出版了短篇小說和短篇小說集，卡夫卡的名望主要歸功於逝世後才出版的三部小說：《審判》《失蹤的人》和《城堡》。在這幾部作品中，卡夫卡用大量篇幅準確描繪了不再理解世界的現代人身處其中的疏離感。
卡夫卡生活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動蕩不安、物質主義盛行的年代，他一生中絕大部分時間生活在布拉格，而當時的布拉格正處在激烈的民族衝突與動蕩中，猶太主義、德國民族主義、玩世不恭的思想、人道主義等各種信念相互衝突。
「人的異化」是卡夫卡小說中常見的主題，《變形記》寫的就是人在現代社會中的異化，格裡高爾辛勤工作，努力養家，成為工作的機器，長期的高強度工作摧殘了工作者的身心健康，這是第一層異化。
變成甲蟲後，格裡高爾遭到了一家人的嫌棄，人們唯利是圖，對真情不屑一顧，個體的情感開始衰亡，社會使家庭與人倫都感到陌生，這是第二層異化。
今天，城市化、科技的高速發展加劇了這種異化，卡夫卡可以說是最早感受到時代的複雜和痛苦，並揭示了人類異化處境和現實的作家，他就像是一個時代的先知，洞察著21世紀人類正在塑造的文明。
捷克前總統瓦茨拉夫·克勞斯在《尋找卡夫卡》一書的序言中寫道：
卡夫卡筆下生活在絕望世界裡的人物，其實是在越來越難以理解的世界裡生活的現代人的真實寫照，就這方面而言，一戰過後，弗蘭茨卡夫卡就已經遠遠超過了跨出了自己深愛的布拉格和中歐的邊界，成了世界級的文學巨匠，直至今日還在影響我們時代的氛圍。
雖然卡夫卡筆下的世界充斥著無形的惡魔，它們摧毀著、撕扯著手無寸鐵的凡人，他所有的作品都敘述了對人與人之間神秘的誤解和偶然產生的責任的恐懼，但現實中的卡夫卡卻保留著一些難得的善意與柔軟。
他的女朋友多拉在一次採訪中說，卡夫卡住在柏林時，在公園裡遇到了一個哭泣的小女孩，得知小女孩弄丟了玩偶後，他馬上用輕鬆的口吻說：「你的娃娃去旅行了，我知道的，她給我寫了信。」
小女孩想看看那封信，卡夫卡便向她許諾，明天會把信交給他，為此，他寫了整整三個星期的信，就是為了讓小女孩相信，她的玩偶是真正愛她的，最後卡夫卡為玩偶安排了一場國外的婚禮，解釋她為什麼會消失。
全世界的卡夫卡研究者都在尋找那個小女孩和那些信件，也許此時此刻，在柏林的某個地方，一位老太太正微笑著回想起那位為他寫信的先生。
在她的記憶中，他是一個善良的人，一個屬於自己那個時代，也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人。（源於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