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美術報》第176期 美術新聞
【編者按】什麼是博物館？這一「靈魂」發問，使得2019年幾乎可以算作是博物館學史上頗為焦慮的一年。國際博物館協會沿用多年的博物館定義被普遍認為已經過時，新的定義又難以順利通過，突然之間，一直以來被我們觀看和反思的博物館喪失了它清晰的輪廓。但與此同時，「博物館裡過大年」「國潮文創」「夜場常態化」「博物館數位化建設」「社區博物館」「高校博物館」「博物館遊學」「品牌合作展」「回歸文物」等熱詞，幾乎全面覆蓋了包括博物館形態、建設、文創、教育、展覽等各個方面，博物館人正在國家政策方針的支持下，卓有成效地發掘著博物館橫向意義上的文化樞紐價值，表達著博物館更廣泛的社會需求，也似乎為我們指明了博物館未來發展的諸多可能。紛繁熱鬧中，以「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紀念五四新文化運動100周年」「絲路文化」「漢唐追慕」「古代書畫」為主的五大類展覽成為2019展覽井噴之年中最大的贏家，但暴露其中的諸多問題也同樣值得我們注意。為紀念五四新文化運動100周年，眾多博物館都舉辦了相關主題的展覽，更為有趣的是，在這一次紀念活動中，大學博物館不出意料地走在了前列，奉獻了一批高質量的展覽。與此同時，展覽的聚焦點不再局限於某幾位「偶像式」的人物，而是以充滿同理心的發掘、補綴與辨偽，努力找尋著眾多五四先驅中的「失蹤者」。當他們的群像穿越時光而來，我們才恍然驚覺，原來在這耀眼的精神光芒下已經沐浴百年。魯迅先生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中堅力量，為這個立體的、多面的思想與文化革命運動，提供了一層無法遮蔽也無法取代的底色。《野草》是魯迅創作於五四退潮之時的散文詩集，所呈現的是魯迅在明與暗、生與死、過去與未來交纏、對立之際，堅定地直面社會現實，於彷徨中探索前進的思想態度。而中國美術學院舉辦的「野草：五四新文化運動100周年特展」，正是以「野草」精神為展覽核心，將老一輩木刻家受此感召創作的寫實作品與當代大學生超現實的重新釋讀，以黑白木刻、創作插畫、朗讀聲場等極為當代的策展方式，重新解構成的一場超時空對話。1840年鴉片戰爭後，包括魯迅先生在內的眾多先行者，就曾為尋求救國救民的道路，先後踏上了負笈海外的求學之路。在這之後，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留學逐漸成為20世紀上半葉中國文化史中最富時代特徵的現象之一。無論是「先驅之路：留法藝術家與中國現代美術」展還是「歸成：畢業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第一代中國建築師」展，都通過大量歷史資料，在兼顧每位藝術家、建築師個體面貌的同時，更將其視為大時代背景下的一個整體，用群體性視角濃縮再現了彼時留學群體中多重交織的藝術思路。「歸成：畢業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第一代中國建築師」展覽現場 楊海峰/攝一個在藝術語境中處於「弱勢」地位的國家，面對與中國傳統截然不同的西方美術、建築體系時，該如何自處、如何回應？這就是那一批留學先驅當年所面臨的時代問題，而他們以自己的藝術人生踏出了一條「革命」「救亡」「啟蒙」的中國現代藝術道路，他們在藝術作品中留下的生命軌跡，無不折射出那個充滿藝術激情，同時又懷抱社會改革理想與人文關懷的時代背景。一代人終將老去，但總有人正年輕，今天的我們在面對同樣的「世紀糾結」時，又該如何應對、如何自處？2019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全國各地博物館紛紛舉辦以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為主題的「獻禮展」。這些展覽不僅超預期完成了它們的使命，擺脫了我們對主題性展覽臉譜化的一貫認知，而且多數時候展覽能做到以小見大，從一個切入點入手，進而與觀眾的愛國情緒和民族情感產生共振，不刻板、不說教，在展覽敘述中將澎湃的情緒以春風化雨般的姿態滲入每位觀者的心中。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回歸之路：新中國成立70周年流失文物回歸成果展」，通過新中國成立以來文物回歸的一個個典型案例，將1949年至今，通過執法合作、司法訴訟、協商捐贈、搶救徵集等方式，成功促成的300餘批次流失文物回歸的事跡，以客觀的展覽語言，清晰、完整地呈現在觀眾面前，從一個側面講述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進程。展覽更難得一見地將兩塊王處直墓武士浮雕、清宮散佚書畫《五牛圖》《祥龍石圖》等回歸文物集中展示給觀眾，看到這些「回家的文物」時，湧上心頭的竟是分別如昨的感覺。"回歸之路：新中國成立70周年流失文物回歸成果展"現場 鄒鎵豪/攝與此同時，全國各地博物館也通過回顧本地區70年來的發展歷程，以及各種館藏文物的鋪陳，來讚頌新中國成立70年來所取得的輝煌成果。故宮博物院的「萬紫千紅:中國古代花木題材文物特展」與首都博物館的「錦繡中華：古代絲織品文化展」就是其中的代表。這兩場展覽讓我們認識到：花木、絲織題材以何種形式、風格、技法出現，既與藝術史本體息息相關，亦與古人對花木、絲織的認識和理念有關，從而寄託著大家對昌盛、祥瑞、幸福的追求。「萬紫千紅:中國古代花木題材文物特展」現場 楊海峰/攝
「錦繡中華：古代絲織品文化展」現場 楊海峰/攝
獻禮展還有很多，這些展覽因共同的目的，呈現出相似和聚合的特徵，但也絕不雷同，而是呈現出各自不同的特點。此外，這類展覽都顯示出較高的質量和完成度，並帶領觀眾回顧了過往70年來，各藝術門類、各地區在祖國的變革發展中所取得的成績，增強了大家的民族自信心與自豪感。近年來隨著考古發掘、研究成果的不斷深入以及「一帶一路」倡議的推行，綜合類、地域類、對比類、專題類等不同形式的與絲路文化相關的主題展覽，開始頻繁出現在全國各博物館中。而在同一主題下，展覽怎樣組織、怎樣設計才能避免雷同？成為各家博物館不得不面對的問題。今年聚焦青海、甘肅、新疆等絲路沿線省份的文物展依舊層出不窮，展覽大多不只局限於精品文物的陳列，而是更加注重揭示絲路沿線地區在經貿往來、信仰傳播以及生產生活方式、文化藝術、科學技術等方面交流的歷史，且各個展覽在立足點、組織方式、敘述手法等方面都表現出各自的特點，呈現出「萬裡同風」「千山共色」的精彩。作為其中的代表，中國國家博物館的「絲路孔道——甘肅文物菁華展」， 近乎搬空了整個甘肅省博的通史展廳，並以時間為軸，以文化交流為線索，以考古發掘的甘肅各歷史時期的不同類型文物為基礎，對展覽進行了重組。整個展覽不僅全方位呈現了甘肅地區在中華文明起源發展進程中、在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鑑中所扮演的角色、地位與作用，也為我們呈現了常設展二次包裝後所煥發的新生。「山宗·水源·路之衝：一帶一路中的青海」特展，也是對地方省博通史陳列的延伸重現。展覽以農耕與遊牧的大視野切入，從新石器時代巔峰之作的馬家窯開始，依次介紹作為絲綢之路、唐蕃古道和茶馬古道等多條中外商貿道路重要節點的青海，力圖展現其多元的文化特徵。作為南方地區絲路研究、展覽重鎮的中國絲綢博物館，在「絲綢之路：（起始段）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項目申遺成功之後，每年都會推出有關「絲綢之路」的主題展覽。今年，「絲路歲月：大時代下的小故事」特展，以「人」為展覽的切入點，將綿延的絲路「解剖」為一個個小故事，與此同時，13位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全然不同的個人經歷，又以全新的視角為我們呈現出絲路上多元文化碰撞的景象，以及合作、開放、融合的大時代背景。無論是穿行在絲路沿途的使者、商團、牧民、船員，亦或是堅守在絲路沿途的軍士、官員、農夫、驛長、僧侶，他們都是絲綢之路真正的建設者、守護者和見證者，絲綢之路的繁榮離不開他們，離不開這條路上形形色色的人。繼「絲路文化」成為博物館特展的寵兒之後，對「漢唐盛世」的懷想與追慕，也成為2019年博物館特展又一繞不開的主題，似乎只有那鼎盛漢唐可與今日盛世做個類比。與此同時，展覽對於時代的認知，不再囿於歷史文獻與考古發掘的鋪陳，而是更多地看到了時人對生活、藝術與信仰的認知，這種深藏於文物背後的文化性格與歷史情懷，成為我們「又見」漢唐展覽中時刻不忘的故事主線。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舉辦的 「與天久長——周秦漢唐文化與藝術特展」，不僅將陝西省各地市級博物館的鎮館之寶齊聚一堂，更近乎難得一見地集結了5件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淳化大鼎、何尊、牆盤、銅浮屠、八重寶函），毫不掩飾地彰顯了一座大學博物館的能力與雄心。當然，整場展覽並不是只有這些精彩的文物可供探討，從禮制威嚴的周，到四海一統的秦，從昌明絢爛的漢，到盛世旖旎的唐，中華文明從萌芽、成長、蛻變再到繁盛的上升之路，都濃縮呈現在展覽裡。但也不可否認，展覽籌備時間的侷促與博物館服務意識的欠缺，使得展覽在組織和細節處理上仍有些遺憾。「與天久長——周秦漢唐文化與藝術特展」現場 楊海峰/攝2010年，藝術史家方聞先生曾特地拿出了1968年張大千先生贈予他的《愛痕湖》，為彼時建設中的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籌款。2019年，建成開館的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用一場大展——「漢唐奇蹟：中國藝術狀物傳統的起源與發展」，告慰了此時已經故去的方聞先生。展覽藉助大量視覺材料，呈現了中國藝術寫實狀物的探索歷程，對方聞先生曾提出的「漢唐奇蹟」做出了視覺化闡釋。但其中展品與主題間關聯的薄弱，也顯示出我們對以「藝術」作為敘述主體的展覽方式，仍稍顯「力不從心」。與之相反，遼寧省博物館的「又見大唐」展，充分顯示了一個博物館對自己館藏書畫的熟稔。展覽通過唐人的書畫，後人的題跋、摹本以及根據唐人故事、詩文而進行的再創作，一方面以朝代的推移呼應了展覽主題中的「又見」，另一方面，也將有關中國書畫藝術創作、鑑藏、流轉乃至今日研究中的疑問相伴提出，為我們勾勒出有關大唐的書畫記憶，並通過「當代視角」的介入，為我們「穿越」大唐、「重現」大唐，甚至是「創造」大唐提供了豐厚的想像空間。2019年初，上海博物館的「丹青寶筏：董其昌書畫藝術大展」，同新年伊始東京國立博物館舉辦的「顏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筆」特展，這兩場以人物為切入點，近乎縱觀整個中國古代書畫面貌與風格變遷的展覽，以其宣傳力度、借展規模、觀展人數、社會影響甚至是超出預期的輿論導向等諸多因素，皆可視為自千禧年以來世界範圍內有關中國古書畫特展浪潮中的代表。雖是珠玉在前，但國內各古書畫收藏大館也都盡力奉上了風格各異的精彩展覽。當我們在遼寧省博物館「傳移模寫——中國古代經典繪畫摹本展」的展廳中看到那接力似的摹本時，儘管我們已無法辨識出究竟哪一張更接近它最原初的模樣，但當一場展覽將跨越幾個世紀的摹本排列在一起時，我們就能真正感受到中國傳統書畫藝術水滴石穿一般的強大力量。以「摹本」為古書畫展覽的切入點，既新穎又大膽，誰能說這種巧思不正是博物館長期探索、研究的結果呢？以巫鴻的著作《重屏：中國繪畫中的媒材與再現》為藍本的「畫屏：傳統與未來」展，通過屏風實物與屏風繪畫，為觀眾呈現了屏風的多重角色以及屏風繪畫的多個主題，並展現了其在權力、教化、情感等方面的多重意義。再者，藉由古代繪畫與當代藝術的共置，揭示出了古老藝術傳統的延續性以及中國當代藝術所擁有的深厚文化淵源。但是，在《重屏》一書中，屏風只是作為如何理解與回答「什麼是傳統中國繪畫」的媒介出現的。所以「畫屏展」最值得商榷之處就在於：將屏風作為整場展覽構成與敘事中最關鍵、而且是唯一的元素，因而缺少在屏風表象之下有關傳統中國繪畫的論述。在各家大館都將精力放在書畫特展的組織籌備上，並不時挑選幾件名品書畫作為展覽亮點時，上海博物館的書法、繪畫館卻始終堅持以書畫常設展作為展覽主體，並輔以書畫特展，為觀眾系統地了解中國古代書畫提供了可能。上海博物館的「萊溪華寶——翁氏家族舊藏繪畫展」，雖然只是在上海博物館面積最小的展廳中展出了三幅翁氏捐贈畫作，但結合對翁氏家族收藏史、上個世紀中西方藝術史學者交遊的鋪陳，頗有「螺螄殼裡做道場」的架勢。再配以作品的動態投影及紀錄片等題材的數位化展示屏，顯露出上海博物館渴望在博物館數位化展陳上有所作為的態度，但電子屏的錯綜反光、聲音的混雜，也確實淹沒了書畫作品的主體地位。當然，數字展陳要如何介入到博物館中，才能夠起到「錦上添花」的作用，仍有待更多博物館人的努力與嘗試，上海博物館此番利用數位化技術，打造的山水浸入式展覽空間，也有待後續的不斷調整，畢竟未來可期。「追跡文明——新中國河南考古七十年展」現場 楊海峰/攝2020年，是20世紀的科幻故事中經常設定的時代背景，究其原因，大約是因為在20世紀的科幻作家們看來，這個年代距離當時的現實有著較為合適的距離，最適合想像力的發揮。那麼，數十年前乃至百年前的人們對於未來的想像是否準確？我們是否已經如前人所願，生活在一個更加完美和奇妙的世界裡？今天的人類又該如何去想像未來？未來是否依然值得期待？在未來即將到來之際，博物館將如何更好地服務於社會？博物館展覽又將怎樣邁向經典？讓我們盡情期待。2020年《中國美術報》徵訂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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