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韓國憲法法院宣布，為迎接「韓文節」，其徽章上的漢字「憲」將換為用韓文「憲法」二字。消息一出，網絡上自不免有論者以為不智。其實，如果將視野從朝鮮半島一隅放大到整個域外「漢字文化圈」的話，真正的問題反而會是：為什麼日本沒有廢除漢字？
漢字進入日本古代東亞，曾經存在過一個「書同文」的漢字文化圈，包括朝鮮、韓國、越南與日本（及琉球）。其中，朝鮮半島與越南都與中國接壤，在歷史上兩地的北部也都曾是中原王朝的郡縣，唯有日本孤懸大海之中，游離於以中原王朝為中心的朝貢體制之外，卻同樣引入了漢字。
漢字是何時進入日本的？按照古代日本史籍，全部用漢字寫成的《日本書記》的說法，「上古之世，未有文字，貴賤老少，口口相傳」，到了應神天皇（270-310年在位）時代，朝鮮半島上的百濟國派阿直岐到日本，為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師，教讀經典；次年又有儒學博士王仁帶來《論語》十卷和 《千字文》一卷，是為日本接觸漢字之始。
《日本書記》今天看來，《日本書記》所說的這個年代，既早也晚。說它早了，是因為《千字文》是南朝梁（502-549年）人周興嗣編寫的兒童識字課本，成書於6世紀上半葉。故而應神天皇統治時期絕不可能傳入日本。說它晚了，是因為1784年在福岡縣誌賀島挖出了一枚刻有篆文「漢委奴國王」的金印。根據中國史籍記載，這應該就是東漢光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國」向東漢遣使朝貢時，光武帝賜予的印綬。也就是說，至遲在公元1世紀中葉日本人就已經接觸到了漢字。
漢委奴國王金印起初，日本掌握漢語文的人還很少，僅限於掌管大和朝廷記錄事務的史部人員。這些人多數是通曉漢字漢文的 「渡來人」（4至7世紀從朝鮮半島和中國來到日本列島的移民）及其子孫。二十四史之一的《宋書》在《倭國傳》裡收錄了478年倭國雄略大王致宋順帝的一則表文，開篇就是「封國偏遠，作藩於外，自昔祖禰，躬擐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寧處」，行文流暢，文辭得體，顯系「渡來人」的傑作。
到了7世紀時，為了直接吸取中國的先進文化，日本先後向中國派遣了「遣隋使」和「遣唐使」。加之百濟、高句麗滅亡後，又有大量「渡來人」移居日本列島，進一步促進了日本人漢字能力的提高。聖德太子在推古天皇12年（604年）所制定的日本法制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十七條憲法》就全以漢字寫成，第一句就是「以和為貴、無忤為宗」。
至於稍後的平安時代（794-1191 年），日本人對漢文掌握的已經非常諳熟，漢詩文的興盛導致了日本和歌的萎靡，於是平安時代在日本文學史上被稱作是「國風黑暗時代」。這一時期甚至出現了菅原道真（845-903年））這樣的漢學大家。這位日本的「學問之神」編撰有《類聚國史》、《菅家遺訓》，一生寫過五百多首漢詩，在同時期的大陸唐朝也不遑多讓。要是不加說明的話，誰人能夠想到，這首《中途送春》竟是出自日本人之手：「春送客行客送春，傷懷四十二年人。思家淚落書齋舊，在路愁生野草新。花為隨時餘色盡，鳥如知意晚啼頻。風光今日東歸去，一兩心情且附陳」。
菅原道真從假名到候文話說回來，漢文對於大多數日本人而言，仍舊是門難學的外文。普羅大眾自不待言，即使日本的儒學者，也很難避免將日本獨特的習慣和用法帶入漢詩文的寫作，這種情況後來被稱作「和習」（wasyū），或者更難聽的「和臭」（wasyū）。由於「國之語音，異乎中國」，漢字畢竟不能直接記錄和表達日本人自己的語言，使人感到有諸多不便。為此，先是出現了一種簡便的翻譯閱讀方法，「漢文訓讀」法，也就是按照日語語序來閱讀漢文的文獻。接著，日語發音借用相應的漢字來表示的方法也出現了，比如「星」一詞，寫成 「保思」兩個漢字，「草」寫成「久佐」兩個漢字。這些漢字自然喪失了原來的意義，只是被作為一種符號表示日語語音。在當時的文獻中，《萬葉集》最成熟最具有代表性，因此這些表示日語讀音的漢字也就被稱為「萬葉假名」，所謂「假名」是相對「真名」即漢字而言。以「萬葉假名」為母體，空海和尚仿照漢文的草字體創製了草書字母——「平假名」。吉備真備也利用漢字的偏旁結合日本語的發音， 創造了楷書字母——後來被用於拼寫外來語的「片假名」。兩者的產生，標誌著日本本土文字的出現。
《萬葉集》在盛行漢文學的平安時代，使用漢字是有教養、有學問的表現，也是男子的專利。女性則使用平假名書寫和歌、書信等，因而平假名早期又稱為「女手」。譬如大名鼎鼎的《源氏物語》的作者紫式部從小就對漢籍表現出興趣，但當她閱讀「真字書」的漢籍時，周圍的女人就議論說女子不能讀漢籍，讀漢籍的女子不會幸福。
不過，與其他時代一樣，平安時期的日本貴族男女之間也經常通過書信往來，既然女性不通漢字，為了交流方便男人寫給女人的信也會使用平假名。同期，使用平假名書寫的和歌也大量流行，擴大了平假名的使用範圍，從而慢慢形成了日本獨特的文章書寫方式——漢字假名混寫體，漢字在日本的一統天下因此也宣告瓦解。
沒有學過日文的中國人自然是看不懂假名的，明代的陶宗儀就說，「全又以彼中字體（指日文假名）寫中國詩文」，「筆勢從橫，龍蛇飛動」，好看是好看，但致命的問題就是看不懂（「不可讀」）。不僅如此，就連日本的漢文，也距離正統的文言文愈來愈遠了。十一世紀的鎌倉時代之後，日本進入連續的「武家統治」時期，可想而知，舞刀弄槍的武士對正規漢文的掌握程度遠不如菅原道真這樣的公卿大夫，變體漢文逐漸大行其道，尤以「候文體」為最。
所謂「候文體」，以句末一般以「候」字結句得名。鎌倉時代，「候文」用於書信文章，被確立為文語體。而室町時代，它逐漸成為與口語體對立的文語體。江戶時代則是其發展的鼎盛時期，「候文」幾乎成為公文書的唯一文體。
這種「候文體」，即便都以漢字寫出，對於中國人而言仍舊不啻天書一樣難懂。在明治維新前夕活躍的「新選組」總長山南敬助就用「候文體」寫過一封「新選組辭退之儀」，題目還可以猜出意思為何，內容卻令人如墜五裡霧中：「副長有間敷儀與覺候得共，新選組最近之成和承服仕兼間敷覺侯條，右辭退之儀申上候而，江戶歸住奉條殘候事」；需要用漢字再翻譯一遍這篇漢字的文章，才能知道意思是「敝人任職以來，與副長（指土方歲三）之間產生許多不快，兼之對於新選組最近的做法感到不滿，因此決定就此請辭，回到江戶，了此殘生」。從文意需要翻譯這個角度而言，東亞的「同文」盛景，實際已經早於漢字本身而宣告破滅了。
堺雅人飾演的山南敬助這個已然名存實亡「漢字文化圈」，在十九世紀後到來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變得更加風雨飄搖。美國的佩裡提督「黑船來襲」叩開日本鎖國之門後，仍舊以為「中日同文」，為《日美和親條約》（1854年）準備了條約的漢文本，這卻成為漢文（文言文）在東亞通行的絕唱。經過幾乎一個世紀的衝擊後，「漢字文化圈」終於宣告解體：二戰之後建立的朝鮮與韓國兩方，雖然在意識形態上針鋒相對，卻殊途同歸地宣布廢止漢字，用朝鮮（韓）文取而代之；至於越南，更是連「國語字」的文字本身都採用了羅馬字，在形式上與漢字再無關係了（但受過音韻學訓練的人仍舊可以根據漢越音將國語字還原成對應漢字）。
越南盾上方國語字還原漢字「共和社會主義越南」而在日本，廢止漢字的呼聲甚至在明治維新之前就出現了。江戶時期的「蘭（指荷蘭）學者」西川如見就提出，「唐土文字雖文字繁多，然其通達功效較西方文字並無優勝。」1866年，「日本郵政之父」前島密第一次明確提出「應當仿照西洋諸國，採用表音文字，勿用漢字，並最終在日常及公私文章中廢除漢字。」到了明治維新之後，日本的精英們意識到西洋列強的先進，社會上下颳起了西化之風，政界、經濟界和文化界精英們痴迷沉醉於從衣食住到文學藝術等西洋的一切，不少人主張全盤西化，甚至到了主張懇請西洋男人與日本女人結合，從生育角度對日本人進行「人種改良」這樣瞠目結舌的程度。
前島密在這種環境上，被視為「支那」衰敗原因的漢字幾成眾矢之的，就連提出看似溫和的「漢字限制論（主張把日常使用漢字的數量控制在一定的範圍內）」的福澤諭吉，限制漢字的數量也只是其策略，他的最終目標仍舊是要全面地廢除漢字。到了1945年，隨著日本的戰敗，日本漢字迎來了最大的一次危機。主持戰後對日改造的美國人建議日本廢除漢字，使日語羅馬字化。其背後的動機是：「禁止漢字在公文中使用，易於控制日本人的思想，更嚴格地監督日本政府官員之間的書信往來。而且可以使日本人不被戰前的宣傳物所薰染，培養思想純淨的新一代。」《讀賣新聞》隨聲附和，聲稱「廢除漢字，將有助於掃除我們腦中的封建意識，從而很快地追隨美國式的高效率」，令人目瞪口呆。
《終戰詔書》可以斷言，如果按此辦理，日本就將如同朝鮮、越南一樣離漢字文化圈遠去。幸而當時的日本政府罕見地忤逆了佔領軍的意志——這很難說不是出於將漢字視為維護「國體」的最後的文化防線一部分的考慮。1946年，日本當局公布1850字的《當用漢字音訓表》，一舉將法律條款、公用文書和媒體用語納入了國家規定的「漢字假名混合文體」的軌道。隨著漢字輸入計算機這一技術難題的解決，認為漢字很難適用於印刷、通信的觀點不攻自破。1981年，漢字的地位終於蓋棺論定：「我國（指日本）長期使用的漢字假名混合文體，是對我國的社會文化最有效、最適合的表記文字，今後也有必要不斷充實。漢字的造詞能力強，語義明晰，但用量過大會導致表達與理解上的誤解，把握這些特點，才能把我國的文字標記變得更加豐富與優美。」就這樣，日本成為昔日域外「漢字文化圈」中唯一保留漢字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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